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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十五疑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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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姚广孝的监护下，建文帝隐藏于穹窿山皇驾庵。明成祖朱棣的密探找到建文之后，成祖不愿意背负‘杀侄’的恶名，没有杀害建文，而是暗中将他继续幽禁了起来，直到1423年病殁于此，葬于庵后山坡上。这也只是另一种推测。
近几年有人自称建文帝后人，拿出《让氏家谱》，称建文帝通过地道逃离南京，假扮僧道，云游各地，后隐居于武昌，死后就葬在武昌洪山。这一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
明成祖朱棣为了粉饰夺取帝位的合法性，指使臣下销毁建文时期的历史档案，并明令严禁讨论此事。因此，对于《明太宗实录》的记载，难以核实其正确性。后世关于建文帝的记载许多已是传闻，所以清代学者万斯同就说：“明代野史之失实，无有如建文逊国一事。”即使到乾隆时，官方正式出版的《明史》，在写了建文帝焚死之后，又加上可能“由地道出亡”的推测，对于建文帝的下落也是模棱两可，留给后人的依然是一团迷雾。
与此同时，燕王朱棣为了摆脱篡位的嫌疑，必须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朱棣即位以后，就宣布革除建文年号，建文朝只称作“革除年间”。把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接下来为永乐元年（1403），表示他不是继承建文帝的帝位，而是直接继承太祖高皇帝的帝位。在官方实录的编纂上也如此，《明太祖实录》接下来就是《明太宗实录》，中间少了建文帝的实录，建文一朝的历史在明代官方历史记载中隐去不谈。并且在明永乐朝官方文献中，建文帝这位宽厚仁慈的帝王，被描述成一个数典忘祖、荒淫昏聩的人，不但曾亲手焚毁朱元璋及马皇后的遗像，拆毁后宫，大兴土木，还经常服食春药，药发后身边数名妇人都不足用，形像极为不堪。成祖朱棣如此歪曲事实，无非是为自己“靖难”夺位寻找合法理由而已。
朱棣之后，继位的皇帝中没有人正式承认建文的四年帝位；此后的正德、万历、崇祯年间，虽屡有大臣奏请追谥朱允炆庙号，但一直也没有实现。直到清乾隆元年（1736），才给了他一个谥号——恭闵惠皇帝，史称惠帝。——灭十族的方孝孺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为了纪念柔石，曾将他与同乡台州的宁海方孝孺相提并论，说他有点台州式的硬气，还有点迂。时至今日，方孝孺仍是人们感叹的话题。一个曾经辅佐帝王，被世人称为“杀此人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的一代才士，却惨遭灭十族。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朱棣如此震怒以至于非要灭他十族呢？
灭十族的方孝孺
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为了纪念柔石，曾将他与同乡台州的宁海方孝孺相提并论，说他有点台州式的硬气，还有点迂。时至今日，方孝孺仍是人们感叹的话题。一个曾经辅佐帝王，被世人称为“杀此人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的一代才士，却惨遭灭十族。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朱棣如此震怒以至于非要灭他十族呢？
灭十族
建文帝在位时，方孝孺已经是名闻天下的第一大儒，学识品德为四海称颂。他为文纵横豪放，能与东坡（苏轼）、龙川（陈亮）相比。据说每撰一文，海内争相传诵。
朱棣起兵时，他的谋士姚广孝曾对朱棣说：“臣有所托。”
朱棣问：“何为？”
姚广孝答道：“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朱棣颔首答应。
朱棣占领南京后，方孝孺果然不肯归附。因姚广孝事先嘱托过，朱棣没有杀他，而是将他投入狱中。
对于方孝孺的文名，朱棣也很敬重。几天后，朱棣准备即位时，便想请方孝孺为他拟登基诏书，同时也希望利用方孝孺的名气为天下士人树立一个归顺的榜样，所以朱棣屡次派人到狱中向方孝孺招降。方孝孺坚决不从，朱棣又派方孝孺的学生廖镛、廖铭二人前去劝说，反遭到方孝孺的一顿痛斥。
无奈之下，朱棣只好派人强行押解方孝孺上殿，但是方孝孺穿着一身斩衰（古代丧服按生者和死者关系，分为五等，斩衰最重），一进来就大哭不已。朱棣即命锦衣卫强行撕去方孝孺的丧服，换上朝服。
朱棣强压怒火，亲自劝解方孝孺，破例为他设座，并起身劝慰道：“先生不要难过了！朕本来是要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的。”
方孝孺立即反问道：“成王在哪里？”
朱棣说：“他自焚死了。”
方孝孺再问道：“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当皇帝？”
朱棣说：“国家要依赖年长的君主来治理。”
方孝孺进一步逼问道：“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
朱棣无法回答，只好搪塞道：“这是朕的家事，先生不必过多操劳。”遂暗示左右，强行将笔塞给方孝孺，命道：“诏天下草，非先生不可。”
方孝孺接过笔，奋笔疾书“燕贼篡位”四个字，投笔于地，放声大哭，且哭且说：“死即死，诏不可草。”
方孝孺愤然回答道：“便十族奈何！”骂叱声越来越大。
朱棣大怒，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开，从嘴角一直割到耳朵。方孝孺满脸是血，仍然痛骂不绝。
朱棣厉声道：“岂能让你如此痛快地死，当灭你十族！”
于是，朱棣一面命人继续将方孝孺关押狱中，一面搜捕其亲戚家属等人，以及他的学生，算作十族，押解至京，当着方孝孺的面，一个一个杀戮。每杀一个追问一声，是否回心转意。方孝孺强忍悲痛，始终不屈服于朱棣的淫威。当弟弟方孝友被押到时，方孝孺看着因受自己牵累而行将就戮的弟弟，不觉泪如雨下。方孝友从容吟诗一首，宽慰方孝孺：阿哥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方孝孺也作绝命词一首：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方孝孺被押到南京城聚宝门外磔死，遇难时年仅四十八岁。明代历史地理学家王士性曾评价道：“自古节义之盛无过此一时者。”清代学者齐周华也认为：“靖难受祸惨烈者，亦莫若孝孺。无论知与不知，无不义而悲之。”老南京相传明宫午朝门内丹墀上的血迹石，即为方孝孺颈血所溅而成，雨后看血迹石，血色鲜红欲滴，嗅之似犹有血腥味！
方孝孺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上吊自杀，两个女儿年未及笄，一齐投秦淮河自尽，受他牵连被杀的有八百七十三人，入狱和充军流放者达数千，当时的恐怖气氛可见一斑。
历来株连也不过是灭三族，诛九族已经很恐怖，燕王还要灭十族，其野蛮、残暴由此可见。以至于清初史家谷应泰这样叹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
读书种子
故事自然得从头说起。方孝孺（1357…1402），生于浙江台州宁海，父亲方克勤任宁海县学训导（即县学校的老师）。方孝孺自幼聪慧，读书过目不忘，善作诗作文，人奇其才，被称为“小韩子”。洪武四年（1371），方克勤出任山东济宁知府，于是方孝孺随父北上济宁。
方孝孺拜著名学者宋濂为师，宋濂为明代开国元勋，是江南第一大儒，以“仁政”为理想，主张恢复古代的礼乐，以德治国，反对嗜杀。当时宋濂门下，学子如云，如胡翰、苏伯衡等，皆为学界名流，但与方孝孺相比，则相形见绌，都自愧不如。宋濂也非常器重孝孺，曾把他比作“百鸟中之孤凤”。
洪武九年（1376），“空印案”起，方克勤虽一向清廉守法，蜚声政绩，也牵连被诛。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起，宋濂也受牵连而不能幸免。父亲、老师均惨遭变故，对方孝孺产生极大影响，使他逐渐形成一套以提倡仁政、反对暴政为核心的政治主张。
洪武十五年（1382），经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推荐，二十六岁的方孝孺来到南京，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见。明太祖见他举止端庄、学问深厚，称赞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由于他力主施行仁政，志存教化，与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政治主张相差甚远，太祖并未启用他，只是对皇太子说，“现在还不是用他的时候”，于是厚礼相待，遣返归乡。
对于方孝孺而言，身怀匡世之才而无用武之地，实在是件憾事。此后十年，他只得隐居在家，把心血都放在著书立说上，著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等。他虽然生活清苦，贫病交加，甚至连日断炊，仍然奋笔不辍。一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经人再次推荐，朱元黄子澄像璋才让他担任陕西汉中府学教授。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朱允炆即位，怀抱“明王道、致太平”志向的方孝孺，终于在年轻皇帝朱允炆那里寻找到了实现理想的机遇。
前面我们说过，建文帝崇尚儒家仁政之说，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祖父“洪武”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时，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饱读诗书的才子都受到重用。建文帝的治国措施与方孝孺的仁政主张相投合，方孝孺更是受到建文帝的青睐，先任翰林侍讲，后迁文学博士，日侍建文帝左右。据《明通鉴》记载，建文帝读书每有疑问，便立即召方孝孺为他讲解；临朝奏事时，遇到需商议的地方，也命方孝孺前来批答；宫中纂修《太祖实录》及《类要》等史书，也由方孝孺担任总裁。当时朝廷的诏书、往来的檄文大都出自他的手，建文帝对方孝孺，可谓言听计从，非常倚重，君臣关系十分契合。方孝孺对这种“知遇”之恩十分欣喜，“风软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在建文帝身上，寄托着方孝孺的政治理想——提倡仁政，反对暴政。
在方孝孺的辅佐下，建文帝大力着手改革，史称“建文新政”。他们崇尚礼教，锐意文治；废除严刑峻法，大赦疑狱。同时又采取重农桑，兴学校，赈济灾民，蠲荒田租等与民休养生息的措施，使国家呈现一派祥和的景象。时人赞叹，建文时，法网疏阔，道不拾遗，士风朴茂，尚义者多。
然而，建文帝在安定的生活中成长，接受的是儒家学说的熏陶，缺少对现实的了解，而且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读书人，因此改革中难免有理想主义色彩。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议，在诏行宽政的同时，锐意复古，甚至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他还使用一些《周礼》中的官名，依古制改革某些官职。复古这些制度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从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建文集团过重的文人气息，成为他最后失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种对实现政治理想的渴望与对知遇之恩的感戴，使方孝孺无论从情感还是理念上都把建文帝视为千古一遇的圣主，并将自己的命运与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就此一点而言，在后来的靖难之役中，他是决不可能降于成祖朱棣的。
瓜蔓抄
在靖难之变中，方孝孺与朱棣是势不两立的。建文帝讨伐燕王的诏檄大多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曾经两次试图以罢兵作为缓兵之计，都被方孝孺识破，并力劝建文帝不要被他迷惑，使得朱棣屡屡未能得逞。方孝孺还多次为建文帝出谋划策，甚至使用反间计来离间朱棣父子。朱棣夺取帝位后，方孝孺不肯起草登基诏，受新仇旧恨夹击的朱棣终于没能压住怒火，方孝孺遂惨遭灭“十族”。朱棣如此残酷的报复，也说明两人积怨之深。
况且方孝孺所代表的决非他一个人的志向，他代表的是大多数江南士人的理想。在江南士人眼里，“削藩”与“靖难”之争，决不仅仅是朱姓内部的皇位之争，而是仁政与暴政之争。“仁政”理想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群体意识，江南又是当时最大的文人渊薮，名儒辈出。在洪武政治下，他们所遭受的打击，比之其他地区的士人更为酷烈。当时的著名诗人高启、张羽、杨基诸人均被迫害致死，甚至连开国功臣刘基也最终郁郁而死，正如解缙在为太祖所上封事中所说：“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这是一个政治稳定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代，政治气氛异常凝重，文武大臣人人自危。生活在此一时代的士人，他们所拥有的只能是惴惴不安的畏祸避害心理，而不可能有扭转乾坤的守道抗势壮志。
只有当洪武时代结束而朱允炆登基后，士人们似乎才迎来了转机。从改元“建文”的新年号里，他们不难发现这位建文皇帝想要改变洪武时的恐怖主义政治的决心。这种情况下，文人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再也不用担心像洪武朝那样动辄以一言获罪，因此他们胆量也大了，对朝政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文帝忠心耿耿。这是江南地区士人支持建文的一个重要原因。自幼饱受儒学熏陶的年轻皇帝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似乎意味着一个仁治时代的到来。
然而，朱棣的起兵并取得最后胜利，无情地粉碎了这种理想，方孝孺不顾“灭十族”的惨况，毅然选择赴难，他的殉难，是对建文帝“知遇之恩”的报答，体现着“士为知己者死”的高尚气节，更是对破灭的理想的殉节。建文“秀才朝廷”中的其他士人，如齐泰、黄观、陈迪等，也与方孝孺一同赴难，誓死不屈，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方氏与一时死难之江南士大夫，都并非“慷慨于一时”，他们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自己的仁政理想，而前赴后继的。
方孝孺在南京政权的影响极大，代表了当时江南民气，如果方孝孺肯归顺朱棣，那么其他官员自然也就会臣服。然而方孝孺始终忠于前帝，那么他的门生派系也就不可信任。朱棣灭方孝孺“十族”，把方孝孺的学生都牵连进来，实际上是要彻底清除那些深受方孝孺思想影响的人。恰如学者方东岭指出，方孝孺之死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方孝孺为江南地区士大夫的一个典型。方孝孺的死不能被视为一种个人行为，它是明前期士人儒家政治理想昙花一现后破灭的标志。
与此同时，其他的建文馀党也遭到了血腥镇压。事实上，朱棣入南京后立即揭榜（悬赏捉拿）黄子澄、齐泰、方孝孺、铁铉等建文帝臣子数十人。出逃在外的齐泰、黄子澄均被捕获，全家被诛。齐泰本已脱险，他因担心引人注目，将所骑的白马染成黑马，马奔跑出汗，黑墨渐渐脱去，反倒被人起疑拿住。
兵部尚书铁铉，死守济南被俘。他曾经在济南城下用诈降之计，差点杀死朱棣。朱棣亲自审问，铁铉宁死不肯面对朱棣，背向而坐。朱棣让他回头看一眼，终不可得。朱棣盛怒下命人割去铁铉的耳朵、鼻子，铁铉仍然谩骂不止。朱棣命人将他凌迟碎剐，将其尸投入油锅，炸成焦炭。
御史大夫景清谋刺朱棣未遂，被剥皮填草，挂在城门示众。有一天晚上，朱棣梦见景清披头散发，拿着剑追杀他。第二天，朱棣又让人用铁刷子将景清尸身上的肉一块块刷掉，肉刷光后，还将骨头打碎。朱棣犹不解恨，将景清灭族籍乡，就连景清的街坊邻居都受到株连，这种打击面比“杀十族”还要宽，只要跟景清有这样那样的关系，都可能被株连。例如，青州教谕刘固曾因母亲年迈提出辞职，景清写信给刘固，让他到京城来任职。就因为这样简单的引荐关系，刘固全家被杀，连他的老母都没有放过。
御史高翔在朱棣即位后穿着丧服入见，朱棣大怒，除了诛其族外，还将高翔祖先的坟墓挖开，掺杂上一些牛马的骨头，一起焚成灰扬掉。又将高翔的田产分给附近的百姓，征收特别重的税，目的是为了让乡亲世世代代骂高御史。这种连种高翔田地的普通百姓都受到株连的做法，简直是闻所未闻，几近变态。
这些忠于建文帝的人，其妻女都被发往教坊司，充为官妓。方孝孺女儿流发教坊。铁铉妻杨氏被送往教坊司，随后即亡故了，后教坊司按圣旨吩咐，将其尸体抬出门喂狗。铁铉的两个女儿被发往教坊司为娼妓，数日不受辱，铁铉的学生高贤宁与朱棣的亲信锦衣卫纪纲有交情，托他说情。朱棣总算动了恻隐之心，放过了铁铉的两个女儿，两女后来都嫁给高贤宁为妻。
朱棣对建文帝的亲信大臣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展开的一场又一场大屠杀，被人称为“”。其残酷的程度不下于乃父朱元璋惩处胡惟庸、蓝玉党案。
成祖朱棣对建文旧臣的杀戮前后长达十馀年，在晚年时法禁犹严，直到仁宗朱高炽即位后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成祖实行这种近于疯狂的严法酷刑，一方面与其个性有关，但更为本质的原因则是内心的虚弱。他发动靖难之役，说到底是夺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在皇位继承的合法性上是要大打折扣的，这一点他自然心知肚明。因此，他希望能够用屠刀堵住人们的非议之口，并想尽办法证明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方孝孺的死无疑是轰轰烈烈的，《明史》称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然而遗憾的是，他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而是皇室内部的自相残杀，这使得他以身殉道的壮举减少了许多悲壮的色彩，因而被人称为过于“迂直”。明代人王廷相就认为他的死不能与文天祥相提并论，认为他实为“忠之过者”，因“自激之甚”而卒招杀身之祸，这种“轻重失宜”的举措，“圣人岂为之”！至清人吴敬梓作《儒林外史》时，还说方孝孺“迂而无当”。方孝孺虽大义凛然，但又显得过于“迂直”，从而带有某种历史的尴尬。
郑和七下西洋
这蔚为壮观的七下西洋却留给人们无穷的思索，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派遣？如此大规模的船队，是如何进行远航的呢？为什么规模如此庞大的航海活动、航海贸易随着郑和的故去，就戛然而止？既然已经拥有如此庞大的舰队，为什么晚明和清朝时的海军面对入侵者却不堪一击？
明永乐三年（1405）六月十五日（公历7月11日），在“天下第一港”江苏太仓刘家港码头，人头攒动。世界上第一支由两百馀艘舰船和两万七千八百多名官兵组成的庞大船队正待出发，桅杆如林、风帆如云、气势磅礴。在明成祖朱棣的旨意下，身为“钦差总兵正使”的太监郑和本着宣扬国威，“怀柔四夷”、“和顺万邦”的宗旨，将率领着这支庞大船队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远洋航行。这支船队将泛海南下到福建的长乐候风，等到冬天东北季风吹起，云帆交挂时，才正式向“西洋”进发。
，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到达了三十多个国家、地区，船队规模之大，航程之远，持续时间之久，在人类历史上都前所未有，可以说是开拓万古之旅。郑和的首次远航，比哥伦布首航美洲早八十七年，比达·伽马开辟东方新航路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从美洲航行到菲律宾早一百一十六年。美国《百科全书》“郑和”条如此写道：“15世纪初期的中国将领郑和，几乎于葡萄牙人乘船绕过非洲抵达印度一百年前，就率领海军对印度洋做过七次远征。” 的壮举，在世界航海史上都属于奇迹。六百周年后，由于这一天的特殊意义，7月11日被定为中国的“航海日”。
1433年，郑和逝世了。在一个盛夏炎热的傍晚，远洋船队静静地驶入太仓刘家港，明宣宗诏令：停止“下西洋诸番国宝船”、停止“各处修造下番海船” ……宝船从此就停泊在那个曾经热闹异常的港湾里，大明帝国辉煌一时的远航就此突然停止了！
然而，这蔚为壮观的七下西洋却留给人们无穷的思索，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派遣？如此大规模的船队，如何进行远航的呢？为什么如此庞大规模的航海活动、航海贸易随着郑和的故去，就戛然而止？既然已经拥有如此庞大的舰队，为什么晚明和清朝时的海军面对入侵者却不堪一击？
七下西洋
郑和，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人，洪武四年（1371）生于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现代学者根据《郑和家谱首序》、《赛典赤家谱》考证，郑和为元朝政治家、中亚布哈拉贵族赛典赤的六世孙，可以说先祖是异常显贵的。赛典赤在元朝声名显赫，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由阿拉伯迁徙到中亚的布哈拉，再由布哈拉迁徙到中国，昆阳马氏即为赛典赤后裔中的一支。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蓝玉等率三十万大军征讨云南。在战乱中，年仅十一岁的郑和被明军掳获阉割，在军中做“秀童”。云南平定之后，郑和随军调往北方，先后转战于蒙古和辽东等地。郑和因“丰躯伟貌，博辨机敏，有智略，习兵法”，被选送到北京燕王朱棣的府邸服役，深得燕王的喜爱。在“靖难之役”中，郑和跟随燕王朱棣南征北战，建立了不少战功。朱棣登上皇位后对郑和更加信任。永乐二年（1404），朱棣为表彰郑和的功绩，亲笔写了一个“郑”字，赐他为姓，从此更名郑和，史称“ 三宝太监”。永乐三年，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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