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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1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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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倾的错误，这是一般的，也搞了一批叛徒，这是严重的，去年我在政治局会议说过，瞿秋白临死前写了我《多余的话》，这是李秀成一样的东西，是叛徒的自白书。最近又发现他枪毙前给反动当局写了一封求饶信。他是个叛徒，对这些人应重新做评价。我也是受戚本禹同志的启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发现了李秀成的问题，年轻人启发了我们这些老头子。（笑声）刘少奇组织路线没按主席思想办事，是刘邓组织路线的错误。安子文在组织部搞了二十多年。陆定一是搞宣传的，他们在表面上搞得比我们还左，实际上是反毛泽东思想，不改是不行的。从此我们对叛徒问题就严格了。对干部问题，也许我讲的五个条件还不够，你们可以补充，叛徒要搞专案，反动学术权威要搞批判。有人说我矛头对下，我什么地方说的？
同学：总理说矛头对上。
总理：我记不清楚了。内外有别，我开始同意了，主要怕大字报上街被外国人看见。就这样他们报告送去，我押了几天，后来，外办催几次我才批，那是五、六月份，后来，很快就改了，现在我看有些还要内外有别，但不能妨碍群众运动。
商学院：商业部党组恢复活动以后，就到处追查政治责任，我们对姚依林很有意见。
总理：姚依林我倒是有点意见。你们有什么错误？就是那个通缉令不好，当面谈谈算了。
同学：我们要炮轰姚依林，到商业部去闹一闹。
总理：我同意炮轰。
同学：我们要炮轰炮打。
总理：（笑着说）：炮轰炮打是一回事嘛！到商业部去闹一闹也好，但要一分为二，业务时间不能闹，不要影响业务，一星期留两三天闹一下可以，业务时间外搞文化大革命。
粮科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是什么性质？
总理：这是学院式的问题，这些问题斗争中自己会解决。
李尚平：（商业部造反派，司长）总理在二月十七日讲话对我们的批评完全正确，给我们指出了方向，但先念同志在会上说了一些气话。你是国家副总理，应该对革命负责，不该对革命说气话，你讲了气话，我们造反派回去后，受了很大压力，希望先念同志今后不要对革命说气话。
总理：这个意见很好嘛！
先念：我已经道歉。
同学：我向总理转达一个问题。医大红旗希望总理接见他们。李先念在卫生部三月十日讲话稿是否送总理看了。
总理：看了。我那天托先念同志办一件事，卫生部的会开的方向不对头，经过调查确有其实，但我不愿意出面，就交给先念同志去办。我也知道先念同志有个财贸口子就够受了，这件事本来准备交给谢富治同志去办，因为他抓北京市工作很忙，还想找汪东兴同志去，汪东兴同志说卫生系统有部长，党委书记，我去不太好，只好找先念同志去，外边 的大字报写我是对的，先念同志是错的。我看了很难过，我要分担责任。我讲的话你没有听见，你怎么知道我是对的，先念是错的呢？还不是挑拨吗？不能这样写嘛！先念同志有记录，我看了，基本上是好的，我准备还看一遍，他是基本上传达了我们几个人所研究的，中央是知道的，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也谈过，他们方向是不对的。我一看到这些大字报就很不安，这件事在这个会上提出来了，我说一下就算了，不要外传，一传就走调了。我准备接见回答他们。
同学：在这次中央会议上，……
总理：你这个问题超过你们会议的范围。这样的问题我不能回答，我能回答的一定回答，不能讲的就不讲。
问：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可否翻印？
总理：中央已经印刷出来的可以翻印，如伯达同志的讲话，林彪同志去年五月在政治局会上的讲话，发下来没有？（群众：没有）发到基层了，正式文本可以翻印，非正式文本不要翻印。过去北京市有好几千个联络站，整天向外地打电话，有的起了一点作用，有的就起了坏作用。现在传出去主席诗词很多，就不是主席写的嘛！（问：前进报是否可以复刊？）
总理：你们提出复刊的理由送先念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讨论。现在外边印小报，哪来的纸？二分钱一张，好多是道林纸，用那么好的道林纸印群丑图，这是丑化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嘛！当然这些东西是坏的，但也不应这么搞嘛！这要追究一下责任。
同学：我们炮轰李先念的大标语是否可以上街？
总理有点生气：我不能回答，你们叫我怎么回答呢？你如果非要问我，我是不主张大字报上街的，但我们不能限制你们，现在大民主嘛！现在街上的许多大标语，不都是我同意的。他是我的副总理，中央还信任他嘛！你们的问题我不能回答，我是中央常委嘛！你们提问题经常使我为难，你们要考虑我所处的地位。我们已经半年多了，得有个起码的信任。你们总说我和中央文革口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你们要揪刘少奇出来斗，当时也不是我一个人保，我对他有什么好感？你们要考虑我的地位吗！
同学：时间不早了。
总理笑了笑说：我看还有什么帐没还，今后贴我的大字报，正面反面我都不主张，一贴又好象我有什么问题似的，能够回答的我都回答，不能回答的我不回答。财贸口要召开大会，李先念同志做检讨，我要参加，早就答应了。我不去就不应该嘛！今后一些小事，就不要找我了。
（同学们强烈要求让总理休息，在掌声中总理、李副总理离开会场。）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 3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 1967 年 4 月。 218） 周恩来陈伯达在北京市工代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 陈伯达
1967。03。22
〖三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江青、关锋、王力、戚本禹等出席了工代会，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对大会作了重要指示。〗
周总理首先说：“北京市全体革命职工代表们，敬爱的同志们：我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问候同志们好！”
“今天在这里开的会是我们首都职工的一件大喜事，对于推动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促使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有着重要意义。”
周总理着重指出：“目前，阶级斗争正在十分尖锐地进行，希望你们提高警惕，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打退反革命的逆流。绝对不允许反革命复辟，绝对不许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扑，绝对不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绝对不许在四清中下台的干部反攻倒算，绝对不许地、富、反、坏、右乱说乱动，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周总理最后向代表同志们提出希望：“当前是春耕大忙季节，农民兄弟正在起来春耕，工人战友们应该抓革命、促生产，为支援农业尽最大的努力。希望你们按中央指示，坚守工作岗位，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保证产品质量，坚决与破坏生产的不良现象作斗争！”“北京工交系统已派解放军帮助你们，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措施，保证生产秩序正常进行。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那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由他们支持你们，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的关怀！”周总理说：“希望你们好好向他们学习，突出政治，努力学好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把整风工作作好，按系统按单位实行大联合，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逐步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表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我国的首都，在毛主席的所在地的首都，你们所发起的这个代表大会，这是有重大意义的”，他指出：“我们希望工人同志们好好讨论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和最近发给你们的信。”
“希望你们不折不扣地执行。抓好革命是促好生产的动力，只有抓好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才能搞好生产。”陈伯达同志表示：“我们想，工人同志们一定会这样作的，不辜负党和毛主席的希望。”
陈伯达同志着重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尖锐的，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在取得重大胜利，节节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定失败，节节失败！我们面临的一片大好形势，当然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极少数坚持反动路线的人大搞经济主义，妄图破坏生产和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们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倒、斗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清楚知道：现在又有一种新的自上而下的新反扑！刚才总理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击退这种反革命逆流！我们相信工人同志们有着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工人的思想启发起来，一定会带来抓革命，促生产方面作出伟大的贡献！”
最后陈伯达同志向工人同志们提出希望：“希望工人同志们脚踏实地实行大联合，工人同志们同贫下中农一切革命的群众和一切革命的劳动者紧紧团结，必须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巩固劳动制度，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同志们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在生产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必定会出现历史上预料不到的而实际又可能实现的新奇迹！工人同志们：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和伟大祖国的胜利！也是全世界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同志们万岁！
（注：此根据记录稿整理） 219） 周恩来接见交通邮电等部代表座谈纪要
周恩来
1967。03。22
〖地点：中南海会议室。整理者按：周总理接见交通部、铁道部、邮电部群众组织代表，共有六十多人，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各部的党委，除停职反省以外的都参加了。〗
开始时各部汇报了情况，总理在各部谈情况时讲：
一、关于广播车，现在有很多广播车，不去搞积压物资，而去搞广播车，总理建议我们写一个倡议，以后不要用广播车了，宣传我们可以步行。（当同学问到：专门进行广播的车是否可以用来广播？）总理说：我还是建议你们取消的好，整天围着中南海跑，我想仔细听一下，也听不清楚。
二、铁道部感到吕正操、武竞天这样的人不老实。周总理：你们掌握了政权以后，也要掌握一些这些人的材料，提高自己的斗争方法。
三、黑材料问题，黑材料在一些单位两派相争，如果有这种情况就应该封存起来，不应该有一派直接去管起来，另一派去抢，这样不好。
最后总理作了重要指示如下：
总理：这次请大家来要迅速解决铁道、交通、邮电三个部的工作问题。经过路线斗争，夺权斗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应该联合起来，特别是铁道部接夺早，院校起了推动作用，都有很大成绩。不管邮电、交通都是学校革命小将先搞起来的。机关起来比较晚，这是有其它原因的。红卫兵串连都是学校掀起来的，一下子冲到全国、机关。以后是外地工人来串连。徒步串连头一个就是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我们接见了，怎么讲我们不重视呢？还登了报发了社论！孙大光把这个加在中央文革的头上是反动的。（问先念同志。孙的女儿抓起来了吗？先念同志答：已经抓起来了。）这是受老子的影响。
邮电部起来较晚，北京邮电学院进去也较晚，刚才北邮也作了自我批评。铁道部也是学生先进去的，起了好作用，应该肯定外单位的帮助作用，外单位对铁道、交通、邮电都是有功的，这点应该肯定。铁道部比较复杂，尽管有争吵，也有缺点，主要成绩应该肯定。
第一阶段，机关落后于学校，甚至还不如工厂，他们高高在上，首先遇到了刘、邓反动路线，是路线斗争思想革命阶段。十一中全会毛主席才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个单位压得厉害，那里受压迫重，那里造反就快。如北航红旗 28 天锻炼出来了，地质东方红受压迫、清华井冈山刘、王、叶搞典型，压力大，起来得快，推动力量就大。学校也有快有慢，急风暴雨的起来快，温风细雨的就慢一点，机关也是这样。铁道部压力大，起来得也快一些，邮电部缓一些，交通部是中间。
现在进入了夺权阶段。十月一日林副统帅号召批判反动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就分出了谁是造反派。九月份三个司令部一起成立，十月后阵线就清楚了。当时三司人少，后来一个月发展起来了，是个造反派，三司走在前面，是左派。十月六日三司誓师大会我们支持了，二司北航红旗造了反，一司也分化了，再加中央文革和我们都起来支持，路线斗争的结局必然引导到夺权斗争。第二阶段是第一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北大第一 张大字报是第一阶段的开始，那么上海夺权公告是第二阶段的开始，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学生是突击队，夺权是上海工人阶级开始的，工人阶级起来了，十月十日有十万人，从安亭事件到一月革命就发展到一百万人，十一个团体发表了声明，三十二个团体发出了 反对经济主义的呼吁，毛主席抓住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夺权斗争席卷全国。这样就考验我们造反派能否担负起这个任务，能否成为夺权的核心力量。首先号召大联合，不要单独夺权，单独夺权不好，把其他革命造反派排斥在外就不对了，工人中有这问题，学生中也有，学生年轻，缺乏经验和劳动锻炼，所以学生必须和工农结合，单是学生在夺权斗争中容易形成派别。为什么一月末二月初强调政治军事训练，讲组织纪律性？去年十一月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就指出：军训会使运动更快发展。林彪同志提出有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革命性更重要，革命没有敢闯敢干，怎么冲得开，青年学生敢想敢干。但只有革命性不够，还要讲政策，夺权时还要有科学性。去年发了《十六条》、工农业的十条、军委平反的通知、中央的补充规定五个主要文件，当时讲话多，主要是林彪同志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特别是陈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林彪同志的讲话，都是政策性的。今年夺权斗争，中央发的文件就更多了，总共二十件以上。社会都是配合着的，去年《红旗》十三、十四、十五期和今年的三、四、五期，都是配合政策的，都是夺权斗争中必须的。现在还有些东西没有搞出来，根据事实的发展写出的文件不是主观主义的空想。夺权斗争中的科学性、组织性、纪律性更要加强。掌握了政权，要监督业务，就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所以首先要学古田会议的决议，调查研究的文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老三篇。
进入夺权斗争，又出现了新情况，大家问我怎么理解这个逆流？四、五期社论加在一起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革命的三结合，这是地方创造出来的，干部亮相彻底批判路线错误。林彪同志说：“一个人既要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动力，又要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干部挺身而出，出来亮相，贵州树立了这个典型，主要是靠革命群众带动，解放军支持，亮相的干部出来结合，三个缺一不可，有了革命的三结合是攻不垮的。初期光有群众代表，力量不集中，没有经验，容易发生派别斗争，夺了权也难掌权，所以要解放军支持，解放军力量集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元月三个文件都是支持左派的，这样就有基础。如无领导干部，就没有经验，因为军队对业务不了解，工人阶级是主力，解放军是支柱，革命干部有经验，这样三结合可成为核心力量，是可靠的。广大群众要搞好三结合，就要正确对待干部，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不是小将提出来的，是刘邓路线提的。蒋南翔是追随彭真的，叶林带了五百人的工作组，让支部书记、十七级以上的通通靠边站了，罚他们劳动。一些学校也是如此。主席写出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传出去了，红卫兵不清楚，未加区别，把司令部都打了一番，特别是工交部门，把部局长都轰了一下，一切“长”字号都靠边站，这样就使造反派受了这个影响，怕干部沾上了就右、保，因此《红旗》四期社论就提出对干部一分为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少数一小撮，有的单位还没有，夺权也要一分为二。所以加一个“需要夺权的单位”。各级领导要出来亮相，检讨批判才能看清楚。随后又出现了肯定一切，没有一小撮，这又不对了。有的人甚至在十一中全会后，还组织自己的赤卫队、红卫军等，还镇压学生，这就错上加错了。如安徽合肥，十一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天，流血事件的反动路线更凶了，这说明还存在着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红旗》四、五期社论是有针对性的，四期社论是对革命群众组织说的，不要打倒一切不要犯形“左”实右的错误。五期社论是讲的干部亮相要一分为二，也不能肯定一切，把原来的领导原封不动都保护起来，那就是右的，就等于资本主义复辟。群众容易犯形“左”实右的错误，干部容易犯右的错误。但不等于群众组织没有犯右的、干部没有犯形“左”实右的。
现在面临这样的问题，上海夺权广播到现在有七十多天了。一月十七、十八日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两天会，有学生和机关造反派，说了这个新生事物，号召大家参加夺权斗争，这个斗争没有经验，是不是每个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看当时看出不是每个部都要夺，但连锁反应，必然发生，那时候有人说是否普遍接管了，不是的。群众的积极因素，我们不能阻止，堵不住，而应因势利导，所以十八日说过要因势利导，即使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群众要夺，也可以把文化大革命权夺过来，对业务实行监督。这是明确了的。
机关三结合怎么办，黑龙江、山西经验出来后曾研究过，一种是以群众为基础，结合中层干部和领导干部，但必需在领导干部亮相以后。另一种是派部队来，和地方一样。二月中旬我们曾经想把内部的三结合搞起来，组织领导文化大革命，监督业务，但到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象样的革命委员会组织。地方夺权中央承认的也只有五个地方，北京、天津也快成熟了，但还是少数，全国二十八个省市只占四分之一。时间已过两个多月了，机关夺权也经过一些曲折。在财贸口有人问我三、四月是个决战。主席讲，今年二、三、四月夺权可以看出一些眉目来，明年二、三、四月份或更多一点时间可以看出结果来。基本意思是这样，夺权是两个阶级的决战，两条道路斗争的决战。现在看来四月不行了，得五月。机关除中央外，还有省、市、地方还有专区，县、社，农村只能在农闲时间进行。机关、企事业、学校、农村、要统统搞出个结果要到明年，这是对形势的估计。
机关大联合都没有搞好，三结合还没有条件，三个部都不成熟，铁、交、邮刚由部外转入部内，铁道部三十三个组织观点不一致，两大派还要谈判协商。交通部也有两派，还有其他，邮电部也有对立面。革命派大联合都没有搞好，三结合问题还没有亮相，我们不责备那一位。运动是波浪式前进，不可能直线上升。中国的立三路线是一直高涨，一九二八年李立三去莫斯科，斯大林画了一个波浪式，主席 1928 年在井冈山也是讲波浪式。运动总要有起伏，现在稍有不热闹，就说冷泠清清，这说法不对，在毛主席领导下有什么冷泠清清呢？现在街上平静了些，不能象去年红卫兵来北京串连那样搞法。今年春暧后的大串连取消了，铁道部可以不用准备了，外地串连的也得回来了。看来总有正反面的经验吧！既然在初期起了作用，应采取欢送的态度，不要情绪不对头，应当谢谢人家，人家帮助你们了！这样才对头。运动要有起伏，也不是风平浪静的，首先学习主席著作，一般整风十五天到二十天，还少了一些，最好是整风军训在一起。天天贴标语也太简单化了，要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斗争水平，开门整风是最好的办法。邮电部两派争论那么厉害，你们都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你们互相攻击，在中央开会对骂起来，那还行！还是个党员呢！那还行！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我忍不住了要批评你们。应当有自我批评精神，依靠群众，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夺权斗争中第一个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这是一次真正彻底地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主要武装斗争，搞了二十八年，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打天下，工农联盟取得了全国解放，我们由上而下的接管了，那时也叫军事接管，除了大头头跑到台湾以外，其余几乎全盘接管下来了。辽沈、平津、淮海等战役后，接收的人员就包含有国民党、三青团员等，办“革大”有很多旧人员进来了。把国民党政府机关打碎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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