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1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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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办农政保守派《延安公社》反对给秦化龙同志翻案、平反，实质是为了保谭震林，本来就理屈词穷，只有帽子，没有站得住脚的事实，其内部更是人心慌慌。他们就明目张胆地对抗总理指示，撕毁协议，请而不出，不敢辩论，使工作进行受到阻碍。　
总理问秘书、联络员：“批件（关于秦化龙撤职的）你们看到了没有？”总理的联络员董同志回答说：“查了，没有正式批下去。”　
有同志将撤秦化龙同志职务的“通知”给总理看，周总理边看边笑说：“哦！用农办农政通知啊！这种做法很特别，很少见，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是不对的。”　
当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询问批斗谭震林的问题时，总理说：批谭震林的问题，“先组织一千人的大会，……（开会的）地点由我们找，组织由《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　
当保守派想捞取政治资本对总理说：“我们也准备批判谭震林”时，总理问道：“你们参加了《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吗？”　
周总理还交给我们农林口革命造反派一个极其光荣的任务，就是先把农林口搞好，创造典型，带动会局。总理殷切的对秘书、联络员和农办农政东方红的同志说：“打个电话给他们（《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先要开张好，总要有一个口先搞好，否则我们负担很重。”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对我们农林口革命造反派的最大信任、最大鼓舞和最大支持，我们决不辜负他们的希望。　277）　周恩来关于不准占领郑州邮电大楼的指示

周恩来　
1967。06。28　
〖六月二十八日晚总理联络员李杰同志传达〗　
郑州邮电大楼是重要交通电讯枢纽，一旦中断，严重影响国内国际斗争，工作甚巨。不管那一派革命群众组织，必须确保该机关的安全和正常的工作秩序，不准随便占领和干扰，更不准打、砸、抢，必须严格按照中央　六月六日　通令执行。　278）　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谈话摘要　

周恩来　
1967。06。28　
你们占领导地位，不要自居领导，三结合还没有出现，你们是实际领导，但是不要说出去。譬如政协开会，实际领导是我们，人家叫我们领导党，但是我们不说，后来别人慢慢承认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才说了，现在说了，事先主席不说这话。不敢谦虚，其实是自信心不够。自居为领导，结果一定做出麻烦。你们应该增强信心，但不要强居为领导。学校就是这样。你们要自信一些，自信心不太多，自信心不够，又强居为领导，人家不服，不服一定就压，压了人家没有几个人，也压不下来。　
山东解放军出了个自我批评，很痛快，晚自我批评不如早自我批评，吞吞吐吐不如痛痛快快，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不承认，知道了为什么不早承认方向路线错误，还带个“性”字。那是初级阶段，主席教育大家循循善诱，说了个“方向性”吧，连“路线”都没有说，那是　八月四日　说的，还没有说路线错误。那天晚上我们去清华讲了话，李雪峰就没有说方向性错误，其实李雪峰讲话原来是有方向性错误的，是总书记邓小平不同意，那时候说方向性错误是刘少奇，没有说到邓小平。他坐得离主席很远，两种可能，说没有听到，也许是假的，也许是真的。他把方向性错误勾掉了。伯达同志也在场，那时新的选举，还没有提出，　16　条也没有说，李雪峰就没有说，只说是严重错误，他不说我当然不好说：是根据七·二九那个方面说的，后来人家怪李雪峰为什么当时不承认，他是不好说。现在，我可以替他解释。难怪接见了造反派，一看那天你的演说是错误的。这不怪群众，伯达同志也去清华了，七·二九本来没有邓小平讲话，群众一定要总书记出来说话。平反在清华、北大张承先、江青同志、康生同志都去了，揭得最早，清华压制很强，事情的经过是曲折的，现在到这个时候才好说。　
（总理谈到陈毅问题时说）对陈老总，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可以听你们的意见，但是中央没有作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你们讨论有不同的意见，还是按照主席的意见，先摆事实讲道理，深入批判，先批判后定性，你总要先定性，后打倒，你们一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我不好叫你们取消，会上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允许让他讲，我不会去插言，你们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让我回答，你们不回答不好，回答了也不好，不独立思考了。　279）　周恩来对河南各派及铁道部军管会代表的指示　

周恩来　
1967。07。03　
七月三日凌晨　二点三十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王二杰）、河造总（王庆明）、八大总部（郑州铁路造反总指挥部胡年运、蒋克敏）以及铁道部军管会杨杰、副主任王世范、业务协助小组娄铁成。对各代表作如下指示：　
河南几派都是群众组织，中央都是承认你们的，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你们各派都派有代表在北京会谈协商，不需要再来了。来那么多人，成千上万来北京，妨碍抓革命、促生产，又影响三线建设，又妨碍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符合最高指示。再具体的说，这么多人怎么能向中央反映情况呢？你们应相信三方面的代表，应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中央一定会商谈出很好的解决河南问题的办法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既能抓革命、促生产，又能把河南的革命群众组织都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这是河南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革命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最光荣的任务。现在我派三方代表去，希望你们回到本单位闹革命。　
王二杰、胡年运、蒋克敏、王庆明　
杨杰、王世范、娄铁成共同整理并签字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　于人民大会堂　280）　周恩来接见江西军区和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周恩来　
1967。07。10　
北京来电　
时间：　七月十一日凌晨　
来电人：南昌三中井冈山兵团赴京控告团陈××　
接电人：南昌三中井冈山兵团谢××　
内容：总理、伯达、张春桥等中央首长昨晚十一时四十五分至今天二点零八分接见了我方代表和联络总站代表共五十人，军区、军分区负责同志，刘瑞森、黄先、郭光洲、黄霖、李杰庸等同志也参加了接见。　
（一）总理、伯达亲自修改协议说：“停止武斗是大方向”。　
（二）总理传达主席指示：江西问题终于炸开了，江西造反派不是弱，而是强……是要流血的，为有牺牲多壮志……七月份把局势稳定下来，迎接“八·一”，要把斗，批，改搞好……（电话中断）　
（三）总理传达主席指示：从广州、福州调一部分部队来江西，稳定局势，维护社会治安，树立无产阶级权威。　
（四）总理、伯达亲自修改协议说：“除军事机关以外的武器弹药，在十天之内全部集中，在本单位封存好，不准转移，不准埋藏，不准调换。”　
（五）总理激动地拍桌子说：“农民进城不只是他们的责任（指联络总站），挑动农民进城是军分区、武装部，我在这里直说了，不是军分区、武装部哪能挑动武斗？！”　总理又说：“农民大批进城，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现象不好，这是错误形势，军事领导机关责任要大些，他们的确是下了命令的，我们了解。”　又说：“军区、军分区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坏人，也有犯错误的，有些地方要派小股部队去处理，如波阳、景德镇，要不，就不好办了，要有权威的人去处理。”还说：“江西军区要作一个好的检查，要比　六月七日　检查要深刻要坚决。”　
（南昌三中井冈山兵团　1967　年　7　月　11　日　）　281）　周恩来戚本禹与赴京汇报的河南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　

周恩来　戚本禹　
1967。07。12　
〖河南省军区、一军和河南驻军赴京汇报的领导同志出席〗　
周总理：　
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还不错，中央转发了！各方群众组织达成的协议，中央也转发了。这对军分区、县市人武部认识错误，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有好处。　
中央批示上写了，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和书记处书记赵文甫。文、赵这两个人挑拨关系，你们过去没有看清，经过揭发，现在你们就看清楚了。　
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工作中虽然犯了某些严重错误，在十一中全会以前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错误，当时在全国来说，都程度不同地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要看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建勋同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调到北京工作，对自己错误作了认真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是个革命的领导干部。　
陶铸提议把刘建勋同志调到北京加强北京的工作，中央同意了。陶铸就利用刘调到北京的机会，把文敏生搞成代理第一书记了。　
文敏生是新四军五师的。文在五师的时候，李先念同志就发现他是喜欢搞小名堂的，后来文调到中南，李先念同志也提醒过陶铸的。后来纠正河南吴芝圃的错误，把刘建勋同志和文敏生调到河南，两人的关系就搞不好。文在代理第一书记期间搞了很多花样。　
赵文甫给你们的信，康生同志看了，是挑拨离间的。赵文甫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建勋同志表现是不错的，结论是肯定的。过去有一些省委书记站不出来，就是当官做老爷，离群众太远。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省委书记站不出来。刘建勋同志在第一书记中是好的，他在河南是敢字当头。到北京后，被揪来揪去，表现也是好的。刘建勋同志，还有吴德同志，把这个彭真、刘仁搞的旧摊子搞起是不容易的。彭、刘虽然不在幕前指挥了，但他们是后台，下边出来搞，李雪峰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被揪住不放。后来刘建勋同志调进来，也是揪来揪去，常常都是几天都回不来。　
河南省要成立以刘建勋为代表的有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的筹备小组，领导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看了你们的检查报告，这是很好的，我们欢迎你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本来主席和林副主席已经看了，批了还是叫你们先学习一下，把思想搞通。　
现在洛阳问题很严重，要来五千人闹，不回去。洛阳闹得很紧张，他不同意二七公社是造反派组织，他把交通中断。这个问题，军分区是否认识得很清楚了，群众组织的头头是否都认识清了。　
开封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八·二四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一军、军分区、市人武部是否都认识清了？如果认为错了，要给群众做工作。　
你们的检查报告虽然已经批了，先发给你们，你们讨论一下，看还有什么意见。张树芝、何运洪同志你们先看一下。你们要前进，你们要给群众做工作，要和群众见面，可以给一点时间。　
张树芝插话：我们现在正在召集分区、驻军领导同志开会，我们已经给同志们讲了。我们还搞了个向群众公开检讨的声明，已报请中央审批了。　
戚本禹插话：中央已经批了你们的检查报告，不再批你们的声明了。　
张树芝插话：我们和驻军同志研究了纠正错误的十条措施，很快就报请中央审批。　
总理：你们搞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余嗣贵插话：我们建议刘建勋同志回河南工作。　
戚本禹：中央已经决定刘回河南搞筹备小组。　
余嗣贵：我们就在公开声明中写上一条支持刘建勋同志。　
总理：可以增加上这一条。　
你们在讨论过程中，你们和家里打电话、通信，对错误是个逐步认识过程，这是许可的。你们来了一个多月了，有个认识过程，这是允许的。既然认识到错误，就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要改。但是人的认识过程总是参差不齐的，这就要把工作做好。你们在这里我们做工作，有的思想不大通，在电话上受到家里的一些影响，在情绪上有所流露，就影响很大。内蒙就是这个问题，前面谈的很好，背后又搞一套，来压中央。地方的群众劝说回去了，军队的又来了，结果又搞了第二次。四川也有类似情况。　
河南一定要注意反复，你们认识多少就谈多少，没有想通的就讲出来。我们告诉你们内蒙、四川的经验教训，就是免得反复。你们认识多少，就向地方讲多少，地方想不通的，就反映给我们，帮助你们解决。　
元月份，主席给你们五大任务，就是“三支”“两军”任务。你们离群众太远，没有思想准备。你们在支农上有点经验，因为部队也搞了农业，军训上也有点经验，不过是属于灌注的。河南在支左上的错误较多。这是一、二、三月份的情况。四月份，发了十条命令，主要是讲爱民的。江青同志在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了，八条是拥军的，十条是爱民的，这样就完整了。十条发表以后，群众有了根据，就又起来闹了。八条对你们有利，你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后来发表了十条，对群众有利，冲你们（有的地方还有夺枪的），你们没有思想准备，又闹起来了，所以以后又发表了“六六”通令。这次来把思想搞通，好好做工作。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你们又是领导干部，犯了错误，就痛痛快快承认错误，好好改正错误，改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你们要好好讨论，不要有反复。　
你们看还有什么？　
张树芝：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贯彻执行。　
徐文礼同志汇报了释放八·二四领导人陈红兵的情况，并提出对现在支持的这一派怎么办？　
总理：群众组织嘛，是不会叫他们解散的。过去受你们压制的那一派，现在是造反派了，你们支持的那一派，因为军队支持他，必然要发展到跟军队一块压制对方，这样是左派的就比较少了。他们没有独立思考，你们把责任担起来就行了，他们比较接受教育，他们受了蒙蔽，转过来靠拢左派，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和左派联合起来。这要有个过程。这种反复今年就搞了几次了，去年还更多一些。经过这些反复，教育和锻炼了群众。在和平的日子里，经过这些阶级斗争，就教育了青年一代。　
现在几派群众在一块签了字，大家都是平等相待。你们在部队中进行教育，不要说他们坏，主要是你们领导，错了就痛痛快快地认错，就改正。你们可不要动摇了，电话上给你们说几句就软了，这就麻烦了。　
何运洪：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贯彻执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　
总理：你们明天讨论一天，可以回去几个人，真正认真地做工作，要召开一系列会议，要有一个工作过程，要把真实情况反映上来。主席说，把时间估计得长一点比估计得短了好，把困难估计得多一点比估计得少了好，把情况估计得坏一点比估计得好一点好。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但还要实事求是。　
你们也要估计到部分地区出问题，你们要把错误引向自己。内蒙就有这个问题，不仅两派在斗，一派出来打吴涛，而另一派很高兴，没人出来制止，正好暴露了他们自己，结果只好那样处理。　
就谈到这里，你们明天讨论一天，晚上把情况反映上来。　282）　周恩来对西安交通大学李世英的指示　

周恩来　
1967。07。14　
〖七月十四日上午九时十一分，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吴斌，打电话给西安交通大学李世英，传达了总理的指示。〗　
（一）你给总理的来信已收到，关于毕业生的问题，如照来信所提的办法，时间会拖得很长，中央正在研究一个妥善处理的办法。　
（二）据悉：西安最近打砸抢又在抬头，而且两方面都有，希望双方能通过协商予以制止，如果不行，将来可来北京解决，但现在不要来。　
（三）听说交大对黄经耀、胡×有意见，黄、胡二人是中央派去的，而且从一开始也是支持交大造反派的，希望能注意同他们的关系。　
（四）霍士廉身体很不好，要批判他可以，但一定要注意他的健康，中央已委托省军区和驻军加以掌握，关于霍士廉是叛徒的问题，根据中央所知，情况并非如此。　283）　周恩来在武汉军区湖北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　
1967。07。19　
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会议是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这是中央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去群众那里走访，仅仅看大字报，走访几个组织，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　
先谈湖北形势问题。湖北没有实行军管，但又军管了，又没有军管。形势表面稳定，群众对立情绪很大，这个乱的现象很好，邻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说问题解决了，又有反复，唯有湖北没有提，有意让在湖北多耽一些时间，看看对邻近省有什么影响，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廿多个省的前面，过去，以王任重为首的当权；湖北问题解决对全国有意义，以两条路线斗争开始分为两段；夺权和夺权以后。中南地区的陶铸已是有影响的，解放后十六、七年的影响，湖北地区、广东又是中南的模范省，有他的普遍性，这一重要责任在军区，当然不能排除陶铸的责任，当然不能叫陶铸来解决问题。推迟时间来解决湖北问题，如解散工总时就来解决。不过现在，特别《百万雄师》成立以来问题暴露的更清楚了，你们是打过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夺权夺得对不对？夺谁的权？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以后，上海造反派提出了各种措施，中央毛主席就发出号召，各地推广都这样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夺了北京市委的权（李雪峰），中央始终是支持的。夺了几个月才成立革委会，初生儿不管怎样打扮总是毛手毛脚，我们是赞成的、支持的，不能说他的大方向走错的。一·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虽然这里的错误是摘桃子（不清）等都是北京发生过的，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别人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　2　·　18　”，“　3　·　21　”，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　1　·　26　”，“　2　·　8　”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　3　·　21　”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北京受冲都是慢慢做工作，不象你们看得那样严重，军委八条的拥军不能象逢年过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老工人、党员仍有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因而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都有反复，八条出来后有了问题，江青同志讲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　
《百万雄师》是　4　·　16　开始酝酿，五·一六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　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呀！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　六月七日　“百万雄师　”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抓办搞的）在军区开过会，　六月八日　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的声明有错误，但当中有几句话是说出了当时的几个问题，把这四个文件（指“　2　·　8　”、“　2　·　18　”、“　3　·　21　”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　有影响，这是坦白的。人武部、独立师（　8201　部队）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道听途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工人总部的解散。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有关案子。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翻印者按：可能指黑龙江）。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