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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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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辩论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对方用武斗，你们要拒绝。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独立思考，问题是要你们自己解决，要通过辩论来解决，你们自己要用脑筋，不要以为从我这里得到几句话、贴几张大字报就解决了，我告诉你们，那才不灵呢！要自己锻炼，不要恩赐，也不要自封。十几天你们要我见你们，我不见，心不安！你们在西门，来来往往，愤怒的很，实际上，我讲几句话，不如好好学习十六条，你看，我讲的不都是十六条吗？我说这些话，可能有些空话、废话，不如你们很好地学习十六条，上面讲得很清楚。你们不要过度精神紧张，特别是农大同学，慷慨激昂，好心办坏事，我只好大声疾呼，我都上当了！刘新权事情的发生，北航罗舜初、赵如璋，地质部何长工、邹家尤，七月份外办张彦问题的发生，科学院、国防科委、对外文委、清华这些工作组都搞了档案。你们要独立思考，不要上当。要发扬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江青同志在十月六号讲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外地革命师生和第三司令部全部赞成，你们红卫兵有三个大前提：
一、承认党和毛主席的领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二、你们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进行一斗、二批、三改。
三、以十六条为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纲领。
领导、方向、纲领，这三条，如果你们同意，你们就是革命的组织嘛。
八月初接见清华附中红卫兵时，下旬和红卫兵打交道，九月和三个司令部打交道，还有联络站，就说照这些办就是革命的；不照办，谁也不能保证你是革命的。领导人犯错误，绝大多数红卫兵是革命的。你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至于反党和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主要指工作组和院党委。你们要好好读第二条、第五条、第七条。
第七条：“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这里说的是某些领导人，不是所有的领导人。“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前一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后一种就是敌我的了。
这四条你们要好好读。方向也好，阶级路线也好，都解决了。
三、多数派和少数派问题：
“多数派和少数派，”这是一时现象，是在群众运动中经过千锤百炼，最后分成左、中、保守，反动的叫右派。初期，这种现象也有，要分化任何组织里都会有这三种。在初期受压制，受打击的左派要多一些，你们可能发现中间派和保守派多一些，占优势的左派要少一些。现在有些话不是领导人说的，你们别管他。你们要受得住这种锻炼，经得起考验，才能锻炼出一些左派来。你们能在国务院西门外坐几天几夜，没有埋怨情绪，这很好，有坚持性。当然我不提倡这样做。锻炼不是靠静坐，靠你们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在运动中锻炼。这里是毛主席的党中央，毛主席的政府，在这里呼口号惊动毛主席就不好了，他要考虑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你们提出的问题，经过独立思考，依靠你们自己是完全能够解决的，主要靠你们自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包括我们在内。我先了解你们的情况，不了解你们的情况就不能对症下药，有十句也不一定用得上一句。
我在运动中也和你们一样，也是学游泳，先做你们的学生，再做你们的先生。你们是学生，主席说，你们是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其它，军、生产、还搞文化大革命。你们有知识，可以自己去认识，我相信你们会经过斗争去认识。我们相信你们会经过斗争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工人农民也是这样。
串联的问题：我们是推动，不是带动。提倡步行串联。
四、三个司令部有无必要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去考虑，我不管。
五、红五类、黑五类问题：
毛主席说，要讲三条：第一有成份，第二不是唯成份，第三要重在政治表现（当前要看运动中的表现。）。什么干部子弟是“天生的当权派”，什么“自来红”，这都是谭立夫在胡说八道。干部是在运动中锻炼出来的。你们干部子弟起来批判谭立夫的讲话，这就是革命的。谭立夫的讲话印了那么多，这说明了我们干部子弟中有这么一个错误观点。我们是无产阶级，任何东西都是我们奋斗出来的，党所领导的，群众选出的，不是天生下来的。如果那样，就成了封建的皇太子了。（举了康熙的例子）封建社会靠自己的子弟，代代相传，结果腐败了。资产阶级就不讲这个了。资产阶级的英国首相区德利，就叫儿子做工嘛！当然和无产阶级的情况不同了，他可以上学。我们是社会主义嘛！我们社会主义的工农干部有有利条件，这就是政治上的优越，为什么还要特权呢？所以陈伯达同志讲，高干子弟最好不要担任领导，都到下面去锻炼。当然这是建议，不是规定，我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这个精神。到底下去锻炼，由群众中选出来的才是可靠的。当然，如果在运动中确实受群众拥护、欢迎，离他不行，也可以嘛！我们不能勉强下一道命令，那反而不好了。
红卫兵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红卫兵要执行政策，按党的阶级路线办事。十六条的第五条讲得很清楚，不能自认为“自来红”、“天生造反者”，我们在文件中有红五类这个名词吗？我还没查到。十六条、公报、公开的讲话印发的，没有红五类这个名词。你们从书面材料上找到了吗？（大家答：没有。）你们讲了多次，有时我也就跟着用，不能算数，我讲了，出身好不好，还要讲表现。真正在运动中受压制，通过斗争表现好，即使出身不好，也可以吸收。要不然比共青团、共产党的条件还高了。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但我没有说过红卫兵就可以免除入伍检查。解放军是要选拔的，成份是第一的。实际上红卫兵啊！我谈个人看法，现在青年团在学校里不起作用，估计将来有可能代替共青团的作用。我只是讲讲可能，不要把我的话当作指示。你们自己去想，去考虑。所以加入红卫兵不能比党员、团员的条件还高。
六、形“左”实右问题：
形“左”实右，是过火的，打击面过宽，结果被敌人利用了。目前有人提出消灭宗教，让伊斯兰教都吃猪肉，不能集中杀牛，这都是胡闹，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破坏了统一战线，这也是列宁所谓的“左”倾幼稚病。我们国家里有几千万伊斯兰教徒，这样造成对立，不好嘛！亚非很多国家都是伊斯兰教国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这样一来，把国际统战工作都破坏了，这是最大的形“左”实右。我们准备写个材料，很好的宣传一下。
七、关于九日大会的问题：
我们确实在开会，派了周秘书长、谢镗忠、高扬文三同志去参加。十五日答应接见第三司令部后见你们。如果等到把问题讨论完，就等到下月了。你们要见我，责任在我身上，我和文革小组的意见是一致的，怎么能说不一致呢？大方向是一致的，当然不能每句话都一样。不然一个人的讲话放放录音就完了。在无产阶级思想范畴里，允许个人的独立思考，要不然就不用见你们了。
主要问题回答完了。北京和外地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问：党员干部是否都落后？
答：要一分为二，党员有落后的，有不落后的。不那么绝对。
问：我院文革解散以后，有人把公章交给市委了，市委又单方面授权给少数派有保管和使用的权力，怎么办？
答：这样具体问题我不答复，由他们解决。什么事我都管，那不就成了“万金油”了吗？
问：我们想搞一个全国性的串联机构，设在北京？
答：成立全国性的机构，目前还早一些。搞联络机构，全国搞一个还差不多。你们搞了，别处还得搞，还有中学，这样一来，北京的房子就给分完了。（总理讲了哈军工在北京就有三个办事处，一个团一个。）本来是群众化，现在搞起机关来了。
提倡长征串联，我们是长征过来的（指童小鹏等同志），经过了一年时间，还活到现在。当然是一些剩下来的人了。你们经过农村、厂矿可以互通消息。
（廿五省市的红卫兵代表讲，我们在北京办个联络站，一是学习；一是想听毛主席的声音。）总理说：学习、各校可以自己学嘛！听听毛主席的声音，这是个借口。我们做主席的学生，要爱护主席的时间。好多同志（指内部同志）对我有意见，说我谈的时间长，话多。你们也可能抓住我这个规律了。我是向你们学习的，不是谦虚客气，我今天就有好多收获，这不是互相学习吗？
问：“炮轰司令部”问题：
答：有的轰得对，有的轰得不对，如果是坚强的领导，站出来不怕轰，不怪同学，上海轰了两次。当然不要一点材料没有，就要人家承认是黑帮，你总得有些材料。错误路线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而不是无产阶级立场；长资产阶级威风，而不是长无产阶级志气。和群众站在一起，先作学生， 后作 先生，才不犯方向、路线错误。怕一两天，不能光怕。毛主席、林彪同志我们不怕，一般领导干部都有点怕。怕过去就行了，而有长期怕的。由不相信群众到对立，要压制群众，这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不是路线错误就是敌我矛盾？一般的路线错误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反党分子、反党集团。坚持错误不改，有可能滑到敌我矛盾。
问：说某人是革命的，是不是就是“保皇派”？
答：我只能抽象地讲，你们说这个人是革命的，事实说明这个人不是革命的，改了就行了，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你是革命的，怕这个干什么？对不对？这下给你们开了窍。如果文化大革命前有人问我彭真、罗瑞卿是不是革命的？我就会说是，谁要说他是反革命，我还会为他辩护。因为那时还没有揭发嘛！还不认识。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你们不要什么都怀疑，照你们这样说，那就“洪洞县里没有好人”了。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你信任的东西就要坚信不移，坚信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信不移。
当总理问到政法学院的问题时，总理说：杨秀峰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法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一是武装，人民解放军；二是法律机关、公安、检察、法院；三是宣传机器，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三点我们要紧紧掌握，不能什么人都可以去搞。到政法部门可以去串联，但跟其它部门应该有所不同。四大民主、六大自由，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有这么大的民主，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你们大了才会感到这是最大的幸福。列宁在国内战争时期受了伤，一九二四年就离开了我们。斯大林本来在他的后期可以发动这样的革命，但是他没有认识到。斯大林同志尽管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我们说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最大的民主还要有最高限度的集中，最高限度下的民主，最大限度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就是民主集中制。法院、公安、监狱不要随便进去，串联可以，但不要超过一定限度。杨秀峰是不是和彭真一伙？高教部属中宣部领导，陆定一是他顶头上司，杨秀峰不怎么听他的话，好多东西都是中宣部搞的，不能怪杨秀峰。杨秀峰到高院后，彭真管政法，杨和彭有一般的工作关系，一般的工作关系和反党关系不能混为一谈。杨秀峰是不是黑帮，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他和彭真反党集团没有关系，不是一伙。他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不要戴高帽子，不要游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去游街，那还象什么话？如果材料属实，中央早就把他撤了，为什么还要把他放在群众中呢？我们发现，北京前公安局局长有问题，就让公安部派了一个工作组接替了他。只要你们大方向对，过去你们搞错了，改正就行了。
（又有人问江青同志那件事。）总理说：今天怎么会是那样呢？主席的路线还在起作用嘛！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大字报？你们怎么会进来呢？当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了干扰和破坏的作用，压制了少数派，你们应当同情他们。“八·八”决定公布后，还未来得及贯彻，全国不少党政干部还没有思想准备，红卫兵就起来了。接着搞大串联，炮轰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是青年，要经得起考验，在大风大浪中游泳是个非常好的机会。面对这样的现实，要好好的锻炼。今天是不是就说到这里？（大家答：好。） 046） 周恩来接见半工半读学校部分革命师生时的讲话
周恩来
1966。10。22
各位同学：
与你们见见面，这件事情搞得我很被动，答应了很久很久，一直都没有组织好，有一次约好了又改期了。我对半工半读不甚了解，过去管得少，特别这两年没抓这个问题，对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我还抓了几次，还清楚些，去年还给他们解决一些问题。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我接触了一些半工半读学校的同学，了解了一些问题。这么多人座谈比较困难，今天只能够简单的谈一谈我的看法，不代表中央，只能是我个人的看法，回去还是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来解决。至于北京半工半读学校的情况，以后还可以约会，也是座谈，也可摸索点规律，摸索点办法。
今天到会的，全国各地都有了，性质也很复杂，有的是正式半工半读的学校，有的是半农半读的学校，有的是工厂附设的半工半读学校，有的象技工学校，但又不是，实际上是变相的以劳动为主的，不是以学为主的。你们提出搞文化大革命放假不放假的问题，工业部门，他们就怕放假，劳动计划不能实现，你们到处串联，当然不放假就不行，这就是矛盾。但这矛盾是一部分，性质也很复杂，你们问题很多，有的问题我不能回答，因为我没有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有几个问题，我可以回答。
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是不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应该说，以学为主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当然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不仅见诸于《毛主席语录》中，并且早在毛主席青年的时候，他就曾经赞助过勤工俭学。“五四”运动以后，有些人提倡勤工俭学，当然提倡的不一定都是青年人，有一派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家”，他们以教育为名，为了升官发财，才提倡“勤工俭学”的。河北省的李石曾，他本来是国民党，又是无政府主义的双料人物，是大封建官僚出身的，就是河北省高阳出土布的地方。他提倡的“勤工俭学”，就是利用留学的机会组织一批人到外国去，又留学又劳动，用勤工俭学，来提高他们的名声，实际上是沽名钓誉，升官发财。因为当时国家拨经费，他们从中可以中饱。收买、影响一批学生，收买他们，认为可以为他们服务的青年们，就帮助他们升学，做他们的党羽，那一种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但是，中国的确有一部分贫苦的青年，念不到书，又想升学，尤其想到外国去求点新知识。那时“五四”运动以后，十月革命以后，世界正在变动的时候。有的当然直接去到莫斯科了，有的要到欧洲去看一看。那时欧洲大战刚完，革命运动在那个地方正在发展，所以的确有一批青年有这样的思想，毛主席就是这批有这样思想的青年代表，他虽然没有出国，不过他是提倡的。提倡勤工俭学，主张帮助穷苦青年出国，一部分直接到莫斯科，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去学习；另一部分去法国，但这仅仅是理想，实际上到了法国，贫苦青年如果真正劳动，他就不可能念书，劳动以后，业余时间念点法文，看点革命书籍就了不起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剥削严重，劳动累得很。当时在主席勤工俭学号召的影响下，都去了，我当时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李石曾、蔡元培就收买了一些他们认为好的，符合资产阶级胃口的，能为他们服务的青年去学习，有革命思想的，他们是不接受的。一九二一年搞了一个大风潮，就把一批留学生送回来了。这里面有我们一位革命烈士蔡和森同志和现在的陈毅同志，就是那回送回来的。当时，蔡和森同志已经是共产党员了，那些官僚怕这些学生，就赶回来了。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真正又劳动又学习很困难，仅仅是个理想，所以毛主席当时所提倡的也仅仅是个理想，的确去劳动就没有多少时间去学习了。当然尽管如此，还同时传播了一些革命的思想，他们不少人最后参加了共产党，回国后参加了革命运动。这个制度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到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就应该提倡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就是我们新社会怎么教育青年的方针问题，把青年教育成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个问题，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已正确回答了这个问题了，就是语录上都有的。你们看一看一四二页第一段：“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一清二楚了。
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把一切受教育的人，教育成为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即以政治为首，成为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得一清二楚了，这是一九五七年讲的，我们不应该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训练出脱离劳动、阶级觉悟很低的知识分子，变成一批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青年，那不是将来要造我们的反，造革命的反吗？要走向资本主义复辟吗？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吗？这当然不是我们的教育方针啊！我们的教育方针，本来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可是当时被反党分子陆定一只说成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两句话当然没有错，但光这两句还不够，因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也可以把学生训练成知识分子，他不过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了，他也可以仍然在思想上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并且受到资产阶级教育。这是陆定一的教育思想，他说：我们青年时代，文化要从封建文化学起，先学封建文化，再学资产阶级文化，后学无产阶级文化；也就是把封建文化底子打好了，资产阶级的文化底子打好了，再学无产阶级文化，再学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就变成表面的了。那当然是反动的思想，现在清楚了。过去我们不晓得，现在揭发出来了。所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仍然可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社会主义觉悟。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话也不错。但你结合可以是在学校里的，仍然是学习、上课，不是半工，不是半农，就是一年，又能订多少日子去劳动呢？只是在教育改革初期，可以使用这个办法。尤其在儿童时代，当然了，劳动更要少，是不是这样，那个时候还不完全清楚，这是劳动锻炼，短期的劳动锻炼。然后出了学校门，依然是不熟悉他那个本行的生产劳动。刚才我看你们表里，好象没有石油部门所属的半工半读学校，没有吧？比如拿石油学院这个例子来说，是最清楚不过了。石油学院大概也是六年毕业吧？照我们的规定，大学生每年要有多长时间劳动啊？（教育部长答：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今年毕业的石油学院学生，他们每年也搞一个月的劳动，如参加农忙、秋播、秋收，或到哪个工地参加劳动一个月。可是毕业以后到大庆仍要到现场去劳动一年到一年半，那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能劳动的技术人员。因为，大庆它是全行，它什么都要搞的，要能劳动，又要能管技术，又要能农业劳动，又要能帮助家属搞农业劳动，到农业战线上去。因此说，上了六年大学，尽管与生产劳动结合了，但是结合得不好，毕业以后还要去学习，耽误了青年这么长时间！这是工科，如果是理科，特别是文科，那你把封建资产阶级的文化，学得满脑子，最后学一点社会主义文化。我们社会主义文化不能那么少嘛！过去又不上，底子又不强，又不象现在这样大张旗鼓地搞，那个影响就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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