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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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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内亚外长十号回去后，就找我们几内亚的大使，他说在我们被绑架受审讯时我们只听到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我们的声音，患难之中见朋友。其它大国都不吭声。对你们表示感谢，我们要友好下去。塞古·杜尔总统还宣布赶走美国和平队，不接受美援，并派代表团来中国研究签订经济合作协定。
几内亚外长的被绑架，塞古·杜尔左倾，进一步与中国友好。苏联在重大问题上不敢吭声，中国的敢于主持正义，对非洲国家是最好的政治教育。
一九六四年，我和总理一起去非洲访问。我们讲美国是真正的侵略者。可它们总讲不要责怪美国，也不要责怪越南。它们搞调和，对修正主义苏联装聋作哑，避开不谈。这是当时非洲对美苏两个原子大国的普通态度。
一九六五年，我受毛主席委托去非洲访问六个国家。它们的态度有所改变，承认美国侵略越南不对，应该支持越南。也开始讲苏修不对，对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不支持，自私自利是错误的。但它们还是说越南应当和谈，打下去，吃不消，对越南不利。还认为苏修还是能够反帝的，说你们把它列入不反帝，是因为你们两大国有成见。我与塞古·杜尔总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和他争了两次，第一次六个钟头，第二次九个钟头。我们说反帝就要反修，苏联不反帝，出卖越南。塞古·杜尔根本不同意。我们俩争吵起来，闹得很厉害。我说：“今天你也不能说服我，我也不能说服你，十二点钟我还要上飞机呢，今天不谈了，以后让事实说话。如果事实证明我错了，我就向你承认错误，如果你错了呢？”他说：“我错了，我就承认。”这个总统很可爱，可以和他争论，谈起话来不觉得寂寞，也没有总统架子，争完了，他还自己开汽车送我，把我送到宾馆，他还说越南应该和谈。他一直送我到飞机场，说无论如何我们两国要友好下去，有争论，也许是我不对，不要生气，中国的外交政策我们是完全同意的。
这次，完全不同了。他说美国和苏联的援助是毒药，是鸦片。中国的援助才是无私的。只有走中国援助的道路才可靠。
还有，保加利亚党代会闭幕了，苏联在会上策动联合反华，想召开国际共运会议，照样没有成功。造谣，也没成功。联合国大会每开一次，从九月一日到十二月，浪费很多纸，浪费很多粮食，美国操纵，苏修喜欢。
现在，每次会议都要遇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和越南问题，逼着很多人表态，又不敢表态。中国的强大，中国的建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每次会议都有影响。每次会议，都要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中国的做法来个比较，证明了越南问题只有打才能解决，美国是顽固的侵略者，只有打才能垮台；也证明了苏修一天一天与美国合穿一条裤子，突出了中国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正在日益取得人心。（热烈鼓掌）
阿尔巴尼亚党代表大会也说明了这点，有三十二个兄弟党参加了。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时，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六年之后，有三十二个国家反对苏修。虽然这其中也有左、中、右的区别，但形势发展很快，证明了马列主义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
从国际形势的分析，从这些具体的事实，自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整个国际形势如何，固然要看美国和苏修怎么办，它们玩什么鬼把戏；但更重要的是要看伟大的毛主席怎样决定政策，怎样组织力量。这是决定国际形势进程的最主要的方面。这是我们的结论。光看美国和苏联，不看我们自己，就会变成机会主义，主要地看我们中国。我的话是四川话，有些同志不一定能听懂。
二十二年前，就是一九四四年，毛主席说看国际形势要看两只手，敌人一只手，我们一只手，掰开手劲，看哪个压倒哪个。那个时候，我们解放区的力量，军队只有一百多万，不到一亿人口。有的同志看国际形势只看敌人一方，不看自己一方。现在我们这只手的力量十倍、百倍地加强了。我们的力量，表现在政治上拿得出东西，拿得出毛泽东思想，能提供各种革命斗争的经验、革命斗争的学说。我们的工农业生产有力量，三十八个国家得到我们的援助，援外专家有四万人次，和当地的工农群众一起搞经济建设，把现代技术毫无保留地传给人家。这使西非、东非、北非的反华国家也不能不讲好。我们帮助几内亚建了一个电站，美国人去看，对杜尔总统说，我们是反对中国的，但看到中国能建设这样的电站，我们也不得不佩服。
总之，国际形势，一切尽其在我。我们有力量，才有说话的权利，让国际形势跟着我们走。我们自己不努力，拿不出力量，我们就只能被动。
在座的工人同志，要懂得从我们的祖辈到我们这代，争得这样的地位是很不容易的。过去我们处在被奴役、被支配的地位，今天我们反过来，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支配国际形势了！（此时会场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人心向着新中国，向着我们的党，向着毛主席。在我们祖辈那一代这是不能设想的；在我们上一代孙中山先生也是不能设想的。我们这一代，能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这样的地位，这是我们的幸运！（会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所以，分析国际形势，要分析敌人，也要分析朋友。朋友有真朋友，假朋友，还有动摇的朋友。我们的革命一定能够取得全世界的胜利！（鼓掌）我们是七亿人口的国家，搞不好，一切都无从说起。象苏联那样的大国，搞得一团糟，现在它们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它自己也不敢讲话。
国际形势大好，国际形势影响国内形势，国内形势也可以影响国际形势。今天国内的形势好，可以影响国际多一些。今天我们敢这样讲，解放初期我们就不敢这样讲。现在特别强调“尽其在我”。我们伟大的工人阶级、伟大的军队，在这方面要多考虑。
不能说没有困难。我们的一些青年，一些学生和青年工人，不愿意讲困难，总讲发展，发展，再发展。这不对！但不是没有困难！要象林彪同志指示的那样，要做政治工作，要克服困难！
现在坦桑尼亚也要组织红卫兵。有的写信给中国红卫兵，希望发出成立国际红卫兵总部的号召。这是很好的。但是，条件是不是成熟了呢？北京有几个红卫兵司令部说外交部保守，说现在就应在北京成立红卫兵国际总部。（全场鼓掌）你们鼓掌我不赞成。我这个人讲话就是得罪人的。有些国家组织红卫兵没有条件。墨西哥成立了红卫兵，戴上了红袖章，第二天就被捉去坐班房了。这是害人的。我们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毛主席的领导，是可以的。有的见到尼泊尔、巴基斯坦的专家，见人就给语录，给别毛主席纪念章。这个行动不是很有效的。因为这种做法在我们国家是合法的、是有利的，用红卫兵的话来说就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但是有些国家，你有毛主席著作，戴毛主席纪念章，就要坐班房，就要杀头。我们真正的革命者为什么不想一想这一点呢？我们有些自称为“世界革命家”的人，口号喊得很响亮，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有三十九个法国青年见到我就说回国后也搞红卫兵，说到中国见到红卫兵很高兴，要买几套锣鼓，回去敲锣打鼓，戴上红袖章。我说，我反对这个做法。这样做对你们不好，你们会被捉去坐班房的。我说你们真正要搞革命，要学毛主席。毛主席过去在湖南、上海等地的工厂、农村中做工，做群众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脱去长衫，到井岗山打游击。如果那个时候毛主席也戴红袖章，那就被捉起来了，就没有毛主席了。我把他们说通了。在国际上有很多困难，在国内也不是没有困难。我们在胜利的时候要想到困难，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这是很好的辩证法。国际红卫兵总部不能成立，成立了对世界革命没有好处。真正搞革命的，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回去踏踏实实地做艰苦的群众工作，而不是吵吵嚷嚷，喊口号。如果戴红袖章，那就告诉特务了，就被捉起来了。
有些上海、南京的同学，到处去造反，造留学生条例的反，说这个条例没有毛泽东思想，完全是修正主义的，对世界革命造成多大损失！还要查根子，把写条例的人揪出来。他们坐在那里象罗汉一样，要审判，厉害得很罗！他们要反对外办的修正主义，集中力量打个歼灭战。我说你们不要这么大的气嘛，有话坐下来讲嘛！留学生条例是有关国家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我们要保证不在外国留学生中间做工作，搞颠覆，要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外国留学生在中国也不能搞颠覆活动，要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这个条例是彻头彻尾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你们反对，说明你们的思想有问题。按你们的做法，那谁也不派人来了。如果这样做，那人家一回上当，二回乖了，三回就不来。要对他们下下毛毛雨，潜移默化，自觉自愿地学一些毛泽东思想，做一个和中国友好的人，才能对世界革命做一些踏实的工作。有些人表面上讲了很多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说同学们绝大多数是好的。我讲了他们也说我讲的有道理。我对他们说：我们也训练了一批搞游击战争的是外国地下党、革命党派来的，是秘密的，不能逛王府井，也不能逛颐和园，两三个月就回去。他们说：啊，还有这个事？我们怎么不知道？我说：对不起，今天泄点密，你们可不要贴大字报。你们也不搞点调查研究，一说就打歼灭战，造你们的反。当然我们也是有缺点的，感谢同学们提问题。因为留学生条例也不能说没有缺点。例如假期留学生就无人管呀，使他们感到在中国有点寂寞啊！我们的司局长、校长、党委书记，为什么不能很好地管管这些学生啊？在假期可以给他们讲讲故事，灌输一点毛泽东思想。这一方面，你们提得对，我们要感谢你们。同学们要“歼灭”我们，我们接受你们的“歼灭战”。这对我们是有很大好处的。这是问题的主流。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公平的。
今天有一万多工人代表。你们工厂的工作搞得很好，你们的产品遍及亚非拉，到亚非国家都能看到中国的产品，中国的毯子、毛巾、手表、钢笔、机器等等。有一次几内亚的塞古·杜尔总统请我吃饭，吃的米饭。我说：你们的米不错呀！他说：什么不错，这还不是你们中国的吗？中国的外交工作靠你们来支持，中国的工人、农民拿出东西来了，我首先要感谢你们！有些外交家是空头外交家，只有精神，没有物质。而我们既有精神，也有物质。
千言万语说不尽，一句话就是一方面要抓革命，一方面要抓生产，不要妨碍生产。中国的伟大的工人阶级的代表，我们不能象学校一样，不能停止生产闹革命。要抓紧生产，搞文化革命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这是我们国家的根本。你们当中有些人受到了压抑、打击，为此来北京申诉、告状，来造反。这有道理，应该。但有一条，要不妨碍生产。生产是大道理，对大道理有了妨碍，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锡兰一个部长请我吃饭，我说全身从里到外都是中国造的，象衬衫、手表等等。他很注意地看我。他说他们就不行，连大米都是中国的。一个国家兴旺，要看经济基础如何。你们是掌握经济基础的。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话。你们的问题不是一天能解决的，留下几个代表，大多数人可以回去领导生产、进行生产。学生放假搞革命，对七亿人口来说，他们是少数。工人农民是大多数，工人有两三千万，农民五亿，生产能停下来？停下来不得了。工农兵是当家人，学生是我们的子弟，是我们的第二代，他们可以学习、休息，当家人不打算盘不行，要算帐，好多油，好多盐，好多米呀！希望同志们回去讨论一下，留下一些代表，绝大多数应该回去。每个单位的革命要每个单位的群众自己来解决。你们要把总理讲话的精神传达到每个单位。有人可能会说，“陈老总这些话是不是阴谋？”我说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我也经常讲错话，你们可以一斗、二批、三改嘛！希望同志们回去狠狠地抓生产，狠狠地抓革命！
对不起，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啦！祝同志们健康！
刘宁一：中央领导同志在百忙中跟同志们见面，我们表示感谢！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讲话，希望大家认真讨论。我相信同志们会认真执行的。同志们递条子提出来的问题，我们转给有关方面认真处理。 077） 周恩来接见成都地质学院代表三人的讲话
周恩来
1966。11。30
〖地点：中南海小礼堂东厅。在与代表一一握手后，座谈开始。这时周总理已经知道了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动身上北京告状了。为了不使运动影响了工业生产，中央是不同意大批工人赴京告状的。据廖志高打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说，工人已到了武汉，还有五十多人已到了西安，没有转上车。〗
周总理说：“以国务院的名义给工人发了一份电报，开始他们还不相信，后来把电报贴出来了，大多数要求回去，少数不想回去，正在辩论。”
为了弄清情况，周总理询问代表，工人造反团有多少组织？有哪些单位？是国营的，还是地方性的工厂？在汇报中代表们谈到了 65 厂林荫组织围攻我院同学的情况，以及刘正赓揭发林荫的情况。总理细心地听着，还问：“刘正赓是哪个赓字？代表答：“是陈赓的赓。”总理说：“啊！知道了。”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要我们把电话中向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劝说他们不要到北京来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一下，我们详细地讲了。总理说：“国务院发了一个通知给工人，大意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有问题欢迎派少数代表到北京来解决。请他们考虑，上千人到北京来影响生产，又不好谈，家中也还有工作要做，建议：大厂派 2 － 3 名代表，小厂派一名代表。
我院代表把李大章为其继母立碑的照片交给周总理，请他看一下。总理接过照片看完之后，脸上立即显出十分生气的样子，把照片向桌子上一丢，很严肃地说：“我家里的那个坟是由我侄子经手处理的，我还特意让他们埋深些，上面的土地留给农民耕种。”
周总理在听了我们反映的一些情况后，又谈到了关于各校组织原来所掌握的武器弹药问题。他说：“关于军区收枪的问题，开始他们还不敢动手，怕打起来了，后来我说：‘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去，无论如何也要封存起来。'最后军区还是执行了。现在又不搞民兵训练，集中力量搞文化大革命嘛！”
在如何对待李井泉、廖志高等人的问题上，周总理这样指示我们：“要他们检查、批判，这是对的，但是不能搞轮番轰炸，李井泉不是说已经生病了吗？这样搞久了反而对文化大革命不利，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利。把这些批判对象拿来连着搞三天三夜，就搞垮了，这有什么好处呢？”
在罢李井泉的官的问题上，总理是这样指示我们的：“罢官不能一下子就能决定下来，要多方面调查。”又说：“罢了官他倒省事了，现在不就是没有人去斗×××，×××了吗？都说他们是死老虎了，不愿打。这个问题北京同学回来后我还要说。”
最后总理又亲切地对我们的代表说：“你们已经给我了一份材料，我还在看，看完以后，关于西南局，四川的情况，我要详细给你们讲的。好！明天谈吧，我还有别的事情。” 078） 周恩来接见成都昆明等十七个单位和刘结挺等四人的讲话
周恩来
1966。11。30
〖地点：中南海小会议厅。周总理进到会议厅后，刚坐下来，看到会的人名单，就发现了宜宾的刘结挺等四人，一一点名和他们认识了一下。接着又详细地看了成都地院 11 月 30 日打来的长途电话记录。〗
周总理问：“工人造反兵团北上了一千多人？”代表回答：“已经到北京了 64 人，还有一千多人在步行，他们要见毛主席，要把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向中央反映。”
昆明代表反映了他们的情况，说李井泉到昆明后，保守势力大力活跃，在学生中大挖红烙印、黄烙印、黑烙印（指阶级烙印）……。总理说：“什么！这些怪名字，真是谭立夫思想！”
接着总理又让贵州代表谈贵州的情况。还问及贵阳保守派有多少人，组织工人、农民斗学生吗？”代表回答：从六月就开始了。逼死了学生一名，还有两名坐牢的，十六条公布以后，还逼疯了一个人。总理关心地问：“坐牢的出来没有？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代表回答：“一直到现在。 11 月 2 日又打死了一人。”总理关切地问：“是中央会议以后！是谁打的？省委没有处分吗？代表回答：“ 17 日又打伤了 22 人，都是小学生。”总理气愤地说：“这还是第一次听到！”
接着总理又对各地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问题作了指示。总理说：“各地红卫兵要求参加省的三级干部会议，以致使得省、市、县好多地方的会议都没有开好。我们说过：让他们自己去开，开了，好改正，好做工作。有些地方的左派还问是否毛主席说的，我给他们说：毛主席说过。这个会议是党的会议，好多红卫兵还不是党员。要参加会议，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让他们关上门，冷静地考虑一下问题。红卫兵一进去，批评他们，吵起来，对立起来，他们就不能冷静地考虑问题。我的意思是让他们开好这个会，在群众中检讨好，做好工作。文化大革命都无经验，全国都是这样，一下子大民主，他们搞不惯，有些人有抵触，但不是全部，我们争取他们转过来。”
周总理在听了一会贵州代表反映的情况以后，又听成电东方红战斗兵团谈到关于杜心愿的女儿组织了一个保皇战斗团的情况。总理说：“几百人的组织嘛！还是用我这个名字叫‘保皇'这是一个封建势力。”（代表插道：他们自己也承认！说他们是保无产阶级的皇！）总理接着说：“那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开玩笑。保无产阶级，那就应该说保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因为有对立情绪。‘保皇'嘛！总是一个封建名称，为什么不学一个新名称，‘保守'！今天有，明天还有。‘保皇'就固定了。红卫兵成立时，天天骂‘黑狗崽子'，那又有什么意思。过去在北海公园门口还贴过‘黑狗崽子不准进'。长期这么贴，能行吗？调合不调合的问题，是看你放弃原则没有！
接着，周总理又听了重庆、南充的代表反映情况。总理详细地询问了各地保守势力和左派的人数，过去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当听到有的学生、工人被斗、被关、被打时，总理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与同情。连连询问：怎么关起来的，关在什么地方，关了多久，现在放了没有，有多少人被打成反革命，黑材料处理的情况等等。同时也鼓励我们的代表说：“你听他们说，他们说反革命就反革命了吗？”还风趣地说：“南充是个大本营呀！你们去嘛！我看你们有点怕了吧！”当听到代表反映南充礼堂把李井泉的象和毛主席的象并挂时，总理惊奇地问：“是真的？”代表说：“是真的，取下来前还照的有相。火花公社就是李井泉蹲点的地方，针插不进！”总理又说：“怎么这么大影响！你们要做工作哟！不会是铁板一块，要想办法做工作，要说服，要宣传，要跟他们在一起，不要说他们都是保皇派。要同情他们，说服他们，想办法分化他们！”同时还鼓励大家：“你们和他们辩嘛！他们有什么理论水平？我看还没有你们强，不革命才会出现匈牙利事件。”
下面，周总理又详细地倾听了自贡小代表王典新叙述了他所遭受的迫害。王典新才十三岁就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被父亲吊打八次，不给饭吃，南下同学给他送饭，有时一天只吃到一顿，还被捆起来，边打、边游行，最后，由于王典新死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而被家中断绝了关系。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南下同学协助下逃到北京的，周总理听到王典新小同学的血泪控诉时，都忍不住流出沉痛的泪水，但立刻又抑制住了，立即问：“市委书记是谁？”还鼓励和安慰王典新同学说：“你父母是不得已的，你到了北京，回去以后，你父母是会欢迎你的。”又说：“他们说你是暴徒，当小暴徒也很好吗！你了不起！年纪这么轻，回去好好奋斗吧！”
最后，周总理又想起了宜宾的刘结挺等四位同志，迫于时间已深夜十二点四十分了，总理答应和他们四人专门找时间单独谈。临走时，周总理再一次和自贡王典新小代表握手，并亲切地对他说：“努力奋斗，再加一把劲！” 079） 周恩来接见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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