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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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时间已经晚了，希望他们下达嘛；四、业务工作由杜向光同志请示李先念同志。信任他呀！他站在造反派方面，我们信任他，还不够信任哪！？五、吴波同志休息。因为吴波同志被斗的身体不能支持了，所以要他到国务院里头来休息。（先念：我的秘书在这个地方，你今天来围攻。）对于杜向光，我们是这样照顾他的呀！他的回答是什么？我念给你们听听。他说：“我个人意见，造反派夺权问题，根据当时形势、中央精神、《红旗》社论、财政部的实际情况，财政部的造反派夺业务权是应该的，夺的对的”！你们听听。先念同志问他：“那么总理的指示你为什么不执行呢？”他说：“不理解，不能执行。”他说：“不理解，不能执行，难以肓目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命令在这样的关键问题上，他可以说不能盲目执行！我们党内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但是要执行。你们看看党章嘛。他是一个付部长，当一个副总理代表中央和国务院要他执行一个决定，执行财政部造反派只能监督业务这样一个决定，他竟敢拒不执行。现在各个部都是用监督业务的办法嘛，外交、公安、财政……，公安到现在还没有监督，我们不打算执行监督了，外交也到这个程度嘛！李先念兼财政部长嘛。我们信任他（指杜）他竟然这样来对抗，玩弄这样的手腕，把这个决定挡住，使财政部的造反派犯错误，夺了全部的权，自己宣布吴波如何如何，我们不能承认哪！党中央没有批准嘛，党组也解散了，你们看看，党的组织有可以由群众解散的？　
财贸系统，我支持你们造反派的，我跟先念同志站在一起的嘛！敖本立同志，你应该知道……，你应该说公道话嘛，（敖：总理是最支持我们财贸系统的，多次接见我们，我们没有做好工作，对不起，我们向总理道歉。）（先念：我的秘书在这里，你们围攻了没有？可见吴波、姚依林你们都敢围攻的！）（有人揭发质问）（敖：今天是这样的，头一次，因为平常接见都是通过我们联委会，然后再告诉我们和造反派。今天不单是通知财政部，而且通知各个部、粮食部，都是些当权派和司局长级，有的过去是保守势力、旧文革主任……）这个他们通知错了，一打电话，我就说既不能出席，就叫他们退了嘛。（先念：我和总理两个在中央开会。）我们不晓得这个事情，我们一知道马上就改了，所以我刚才没提这个事。他们没征求我们意见就通知了。那么，杜向光（转向敖）你认识的嘛，他就混在里面的，你看，你就不检查了，你就不帮助我们来做这个工作了。我们这么信任你，杜向光他一直坐在那儿的嘛，很能闹事。行了，行了！不说了。有同志可能是受蒙蔽的，等回去再说吧。反正杜向光这个问题你们听得清楚，这样的话象不象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付部长对待总理的态度？我们的要求一点也不妨碍造反派监督业务嘛。历来我跟你们说要监督业务工作，是不是？（敖：这是大家都听见了的）是嘛，我几次座谈会这样说嘛。我没办法，只好把你们大家都请来了。财政部我知道的，第一个单位嘛，这么多人嘛，完全可能，你们欢迎他，就相信他？你们以为杜向光会帮助你们把大权夺到手里哇！这是弄错了。同志们！你们这样子造反，会走到邪路上去的！你这是夺毛主席的权！夺党中央的权！你们要走到邪路上。我劝你们好好的觉醒过来。财政大权能够这样子让你们夺？这是中央，不是地方啊！地方是受中央监督的。中央财政大权都给你们，预算权等等归你们。到中央还有什么？人权、财权、军权、政权，就这几个呀，党权更不用说，难道毛主席把党权交给你们大家？把政权交给你们大家？你们夺到中央来了嘛，这是中央的权嘛。还有外交权，这也是中央的权。那一个《红旗》社论讲到这条的？财政不是单纯一个部，它是代表中央实行财权的地方啊，就等于计划权，是计划实行的。就拿外事口子、财贸口子说，我一直跟这两位副总理商量，拿你们做试点，想搞出一个点，健康的发展，给全国做个模范。我始终鼓励你们，就在这儿，开过一次大会，比这次人还多，我还讲了话，结果我自己弄得搬得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这不光是我自己的脚了。你们看，让杜向光这样欺骗中央蒙蔽群众！你们这样上当啊！这权是不能夺的呀！党权、政权、军权，军权是最大的了，党权里有人事权，政权里有外交权、计划权还有财政权，这都是大权，能够大权旁落吗？毛主席能够这样子授权给造反派？刚闹起来就这样子负责吗？我们如果这样做，是要犯罪的呀！事情弄糟了，我们要负责的。这也不能怪你们！就在这个时候，你们还要把杜向光保护着，还要受他蒙蔽，我不能不抓了。而且我也是讲道理的，几次三番请他出去，联络员请他出去，后来秘书请他出去，后来我知道了又请他一次，他还是不走，这总算仁至义尽了吧？他上次跟李先念同志谈话，谈到最后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连会都不负责开。他说：“现在我们权已经被夺了，没有权了，不能召开党组会议了。”可是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头子。他是站在另一方面来混水摸鱼，把大权夺在自己手里，这不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呀！这种人能信任哪？这要把党的事业、把我们人民的事业、把革命的事业搅乱吗！财政部不但有一个杜向光，还有一个黑手王学明，也在那个地方耍伸手的，不过他犯了罪，所以不敢公开站出来，在背后。你们年轻，你们犯错误是允许的，但是要觉醒，不要跟着继续下去，那就不对喽！对革命对运动不利喽。我们不会挫伤你们闯劲的干劲的，但是到了错误的边缘啦！我们要提醒你们，不要走到邪路上去。所以我首先说我自己，我太信任你们了，没注意你们当中有人混水摸鱼。你看，前一次接见你们的时候，关于你们外贸系统的同志财金学院的同志贴我的大字报的问题，我都说这个不要紧的，你们把事情都说出来，把事情解释了就可以了，我说对我来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要你站在友好的态度上，不是敌意，尽管大家有意见，我都替他们做了解释。我们几十年的共产党，跟毛主席走的呀，这种容量应该有的，不然怎么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前进呢？但是你要犯这样的严重的错误，我就不能容忍了。因为这不是个人问题了，这要造成党的损失、国家的损失、人民的损失、革命的损失。今天先念同志和我为什么来晚了呢？我们开别的会议，今天还签了一个对毛里塔尼亚援助的协定，可是我们对外经委主任天天被斗……斗了一个多月，工作都没去做。这样的情况怎么能继续呀？我让你们夺文化革命大权，监督业务。两条：领导文化大革命，监督业务。没有料到发生这些事情，我心里很难过，逼着我最后只好下命令要方毅同志休息。不然几千个项目放在那里没人管，革命和业务要结合到一起嘛！要政治挂帅嘛。　
财政也是问题呀，予算要稍微耽搁了，国家要受多大损失呀！我们渡过最困难的年月，三年灾荒，苏联撤退专家，加上我们自己工作上有些错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财政上把外债还光了，把内债也还得剩下很少一点了，今年一九六七年，六八年大概就还光了吧，难道这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难道这也是修正主义路线？要看大的方面呀！同志们：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不能完全不看全局，就听信一两个人背后给你们的材料半真半假似是而非的材料。这样的材料你们就相信？你们这样，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乱的。在最困难的年月里，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自力更生，在外交战线的斗争上和反修的斗争上，我们的朋友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财政战线上，我们还清了外债，内债很快要还清，赤字没有了，世界上哪个国家能和我们相比呀？不管帝国主义、反动派修字号三类国家，他们不是外债，就是内债，象美国这样，有多少内债呀？财政上有赤字，还有多少亿的各种形式的内债。我们变成这样一个国家，你说不是毛主席的路线为指导，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呀？不错，在一段时期中，财政系统有陈云的思想，但它只是一种思想，并没有占统治地位，只有一两个月，就被我们反对了、批评了，毛主席的路线又胜利了。不看大的，不算总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样子斗法，这样子批法，你们能够不走到邪路上去？不要上这个大当！刘少奇，他在一九六二年就是相信那个赤字，就是要搞另外一套。大概你们根据揭发的材料已经知道了，但是那个并没有成为事实，我们顶回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事情做好了，没有经过五年，只用了三年功夫，到了六四年就整个发展起来了。你们是管财政的，你们如果懂得业务，就知道嘛。外贸的发展，那是你们外贸的事了。外贸的确有许多政治不挂帅的地方，我们也常批评。吴波政治也是弱的，但是他在执行命令方面是坚决的。如果仅仅是一个桃园大队，那是碰着去了。当然，刘少奇让他报告。但那是四清工作，怎么能算是刘党呢？不能这样断定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先念：吴波的政治我向你们交待过多次，你们硬要把他打成反党分子，什么道理？）批评是完全许可的，但是结论党中央还没有做，你们不能做，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同意不同意是中央的党权嘛，党的决定中在中央嘛。我告诉你们，农林口就象王震同志这样子捣乱，你们大概也听说了，一直到最后揭露东西更多了，他就是反扑，最后，我们还在保他，一个人要看一生嘛。把老干部这样子行吗？红旗第三期出来以后，我没有跟你们见面了。大概你们也听先念同志讲了，要你们好好学习。你们看社论第三部分，那里面所有犯错误同志的一段，从笔调可以看得出来，那是主席亲自加的。可以把我们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吗？统统靠边站呀，行吗？你们就能接班哪？（先念：姚依林同志在这里休息，你们商学院下了通缉令？）　
到底是中央作主，还是你们作主？你们下这样的通缉令！姚依林休息，是我下的命令。在主席那里，这些人都提到了的。我下的命令要他回来，在国务院休息，就是在中南海休息。你们下通缉令，就是对我们通缉。在中央领导底下，这样做，我们怎样信任你们、怎样支持你们？你们还年轻，你们的闯劲、革命性我们支持，我们千个万个支持。但是仅仅有革命性没有科学性、没有组织纪律性不行。这是中央的业务机构，更加不许。军队，主席常说不能一冲，得有两冲。两冲就是既有勇，还有智。有勇有智才能打胜仗。做政府工作更是需要如此。过去是政治挂帅，或者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许多部门是有这个毛病。和你们交谈时我什么话都给你们讲的，能告诉你们的，都告诉你们。可是，你不能搞到中央头上来呀，你要把党权都夺去，把政权夺去，把发号施令权夺去呀，那怎么行！没有界限了。同志呀，有些事情总是从反面教育对大家更深刻。如果没有杜向光的这一手，那要说清楚这个事情，不知道要费多少口舌。今天不需要多说，你们大家都支持，这里面有党性、阶级性的问题。同志们：这是个阶级斗争，这就叫阶级斗争。利用造反派的名义，混水摸鱼，鼓动财政部不明真象的同志起来反党，要夺取中央的财政大权，结果你们几乎上了他的当。没有今天这一下，揭发他还得费事呢。他自己送来了，而且我先礼后兵，劝他退，他不走，逼出这一手。靠一个杜向光就夺党的财政大权？这完全想错了嘛。同志们：我原来想预先经过李先念同志告诉杜向光打一下招呼，让他说服大家，然后我再来见财政部的造反派，就好说一点了。可是现在看，要他这样的人来管这个事情，你说我们糊涂不糊涂。是不容易看清人哪。　
同志们：这样暴露也好，你们也被骗了，我们也算被骗了。因为先念同志不熟悉他这个付部长，我更不知道他怎么来的，现在正查他的档案。你们把原来的名单换了几个，另个有没有司局长来？（先念：有一个葛复村。）你是不是司局长？（葛：我是付局长。）你为什么参加呀？没有你的名字嘛。（众：走！走！……）不要解释了，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嘛。（众：商业部还有一个司局长来了。）（先念：有名单的。）哪一个？如果有名单，同意了就是另外的事了。葛复村让他回家去，不要管了。当然，干部三结合我们是主张的，但是现在还没有成熟嘛，混水摸鱼的方法是不好的。现在是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从两条路线斗争进入到新的阶段。你们看了《红旗》杂志第三斯社论，也可能听过我在人民大会堂劝各地同志回老家时所作了个广播演说，我在一月二十二日也讲了夺权斗争。实际上我们从上海夺权斗争开始，就进行这个准备了，我也给你们谈了，一月十几号就谈了。你们财贸大会什么时候开的？（答：一月十八号。）我在那里讲话，支持你们的夺权斗争嘛，支持你们领导文化革命，监督业务嘛，是鼓舞你们的嘛。你们开大会，比外事口还早，他们到现在没开成。我完全是希望你们能够树立起来，先念同志也是积极支持。我们两人商量，给中央报告，想拿你们做试点，多次接见谈话，结果弄成这样的局面。不过现在事情也不坏：反正夺权斗争才仅仅一个月，上海开了端，上海工人阶级带了头。我说，第一张大字报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一向以北京为先。从“五·四”、“一二·九”、“反饥饿斗争”，一直到这一次文化大革命，都是北京大学带头，那么，到了夺权斗争这个阶段，就不是一张大字报所能解决的，就需要广大群众去发动了，上海工人起来带了头。　
一月五号文汇报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然后跟着有反经济主义的十条措施，这一次也是毛主席首先抓住的。主席比我们都看的快，文汇报，我们还没有看到，主席首先看到，象聂元梓的大字报一样，把我们召集去说要支持，人民日报一月九号登出来，以后紧接着发表了一些东西。十六号在主席那儿的会议上决定，夺权斗争需要进行三结合。就是在地方上，要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要有解放军的代表，还要有革命领导干部，一种是一直站在革命路线方面的；一种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改了的。不仅如此，还有即使是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还允许他将功折罪。这样的意见，我在一次铁路系统的会上也说过，我说：有些干部虽然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但是还允许他将功折罪，撤职留用。我有四句话：“撤职留用，限期观察，（譬如限三个月或更多的时间）将功折罪，以观后效”。这种人如果肯改的话，还是有希望的。主席改的那句话，即如果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还允许他改正错误，将功折罪，也是这个意思。这是党的惩前毖后的政策，这是毛主席的政策，毛主席从遵义会议以后、领导全党以来三十几年的传统政策。我们跟着毛主席走嘛，清清楚楚嘛，我们也犯过错误，允许我们改正嘛，团结我们嘛，跟着他走的嘛。怎么这次革命运动能把一些老干部统统去掉呢？不可能设想的。如果我们这样做，是犯罪的。现在外边的一些标语口号，不都是中央同意的呀。你们不要以为中央都点了头的。过一阵我们要和红卫兵开会，要讲这个道理。那样的标语，那样的漫画，搞下去，是把我们的斗争降低，不是提高呀！这不象毛主席的学生呀。现在外报已经反映，北京的漫画马上香港报纸就登了，就反映到修字号帝字号的国家里去了。这是对我们党和国家抹黑。现在一直污辱到解放军身上了。我刚才跟解放军的同志谈，现在很多地方的军区被围攻、被冲击，这是不允许的，我费了很大时间说服他们。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包含着那种亮相的、也包含犯错误改的）还有解放军的代表，这样三位一体“三结合”，这样夺权的，才算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资产阶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才能这么说。而且应该更肯定的说，就是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我们夺权的目标就是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毛主席不赞成加后面那句话，就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不赞成这句话，前天我们党的会议确定不用这句话了，你们看以后的文件就没有了。不赞成这个扩大化。因此不是每个省都是统统靠边站的。允许有一两个或者几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允许有的省一个也没有，也有可能犯了错误，改就是了，不负主要责任，负次要责任。　
至于我们中央各部，就更不能用三结合夺权了，那怎么办呢？现在不是一部分在夺权吗？但是我们说明：凡是没经中央承认的，你们夺权是不算数的，我们要一个个的来审查。因为现在如果承认这个夺权，就是说所有中央各部负责的同志或者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这样就等于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那还行哪！能给他们做这个结论哪！中央不能这样做。过去有的同志想扩大一点吧！这一扩大就很不利了，黑手就来了。杜向光就是这样。你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吴波算不上，至少是顽固分子吧，姚依林至少是顽固分子吧，这么一加就加上去了，这就造成了夺权的前提了。主席就是伟大英明，他不赞成，他觉得还只能是四清以来那个夺权的继续，就是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其他的还得结合起来。比如杜向光，如果他不搞一手，不插这黑手，不违抗中央的命令，那你们同意他，我们也会同意他的呀。一个人总是事不由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权抓到手，不晓得这样就暴露了。如果他今天不来，我不能说得这样绝，还得留有余地，因为你们大家还不觉悟，不懂得嘛。（先念：原来是明天叫他停职反省的。）那也得跟你们大家商量呀，现在就不用商量了，他做的比我们准备处分的还重嘛，那还有什么话说。所以说明主席的英明伟大，他总比我们高明哪，他什么事情都看得远，就晓得你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把范围搞得更准确，不要稍微有些扩大。因为一扩大就便利了坏人，就会使年轻的同志容易在方向上弄得动摇起来。你扩大了嘛，方向就不能很准确了，打击的目标就不能有的放矢了。用主要力量打击主要的敌人，这是主席的战略思想嘛，扩大了就会乱打，乱打就会不团结多数了，就不能达到最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先念同志和杜向光吵了半天，他都不同意，怎么达到主席的要求、最后达到团结群众和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不可能了，都靠边站。党组也解散，他不管，现在已经没有党组，他宣布党组取消。党组是先念同志的第一书记。这样忽视党的领导呀。先念那天忍下去了，报告了我，我们商量原来打算一道开会的，后来还是分开来，先跟你们商量，然后再跟领导干部商量。他明明知道他的地位，他不管，他今天一定要来。　
路线掌握的要非常严格呀。我们应该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但同时又要每个步骤抓紧，这是我们抓得不紧呀！所以这个错误不来责备你们。但是你们也要懂得，中央不能说所有的部都是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所以，我们当时考虑的，从一月十六日到现在不过是一个月嘛。因为晓得，主席也估计到了，一定要连锁反应。就是说：这个夺权斗争展开了以后，本来是讲地方的，但是中央各部门也连锁反应，都要夺权。因此我们当时就限制在极少数，也许几个部门。我记得当时我还举了广播局的例子，都是从下而上夺的，现在证明也不成功，也失败了。广播事业局现在还得三结合，由监督业务走到三结合。　
中央各部门搞什么三结合呢？这不是领导干部、群众外边还派个解放军代表，那变成军管了。中央各部门不需要采取军管。什么三结合呢？就是革命的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比如司局长吧、还有你们在座的革命群众的代表。造反派一起来总是没有长字号的，现在当然可以逐步吸收了。个别吸收，我也说过这个话，因为造反派这个基础才能巩固呀。这样的三结合，革命的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革命造反派的就是革命广大群众的代表这样子三结合。这样三结合组成什么呢？我们现在设想（还可以讨论）可以选出一个革命委员会来，监督整个部的文化革命和业务。将来实现这么一个监督机关，以群众的代表为基础，这是我们各部改革最后要实现的一个目的。不管你当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