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圆明园-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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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顾，则寓中窗槅已去，什物皆空，书籍字帖抛散满地，至福园门，则门半开，三天书籍亦狼藉散于路傍。至大宫门，则闲人出入无禁，附近村民携取珍玩文绮，纷纷出入不定，路傍书籍字画破碎抛弃者甚多，不忍寓目。”　
一直担任清廷代言人的大臣恒祺也是最早目睹圆明园劫后惨状的清廷官员之一。十月十日，恒祺陪同刚被释放的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进入圆明园。看到圆明园的惨状之后，恒祺痛不欲生。英国皇家炮兵队队长亨利·科龙勒斯（HenryKlonllys）在《1860年中国战争纪闻》中转述了这一幕：　
10月10日，钦差恒祺要求我们允许，偕同巴夏礼，赴圆明园游览一趟。……后来巴夏礼告诉我，说看见那个可怜的人，令人难受得很。恒祺坐在小湖的岸畔，双手抱头而哭，声言万事皆休，他也将要自杀，了此残生。　
可以肯定的是，除去英法联军，圆明园附近的不法之徒以及闻风而来的土匪也加入了抢劫的行列。英法军队退出圆明园后，京城西郊一时成为无人管辖之地，土匪和附近村民趁管理失控之机，大肆入园抢劫。对这些人来说，圆明园始终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禁苑，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进去大捞一把了。尽管英法联军刚刚撤走，清廷便派贝子绵勋带兵两百人护卫圆明园，不过，这点可怜的武装根本不能阻止愈演愈烈的劫掠之风。　
李慈铭在十月八日的日记中写道：“城外劫盗四起，只身敝衣，悉被掠夺。又闻有持园中断烂物进城者，铜龙半爪，金兽玉镶，俱相传视玩弄”。十月十一日，李慈铭继续写道：“闻圆明园为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余物，至挽车以运之，上方珍秘，散无孑遗。”　
其实，十月九日英法联军撤走之后，抢掠并没有停止，他们经常回到圆明园再行抢掠。法国军人德凯鲁勒在他的回忆录《北京之行》记述了这一情况：　
10月11日。看起来英国军队对它在夏宫所收刮到的那部分东西并不满　
意。在英方军营里，刚刚又组织好一次大规模的远征，要去把法国军队没能　
带走的东西都收集起来……　
这次远征由1200名骑兵和一团步兵组成，另外还有许多旅游者伴随前　
往。他们带有成千辆车子和军队里所有的驮兽。　
此次抢劫延续了整整一天。　
10月13日。今天早晨，派往宫殿的英国远征队刚刚回来，他们随带的成千辆车子和驮兽也都满载着战利品回来了……他们当时曾深入布满豪华住宅和可以与华丽的皇宫相媲美的腹地进行搜索。正是在这些至尽尚未搜索过的地区，他们才抢到了大批物资。　
英法联军在抢掠的同时，还纵火烧毁了圆明园的部分殿宇。十月六日，法国军队占领圆明园的当天，就烧毁了圆明园大宫门外的多处朝房。海淀一带的民房也多被烧毁。　
此时，远在热和行宫的咸丰皇帝只能在奏折上发泄自己的郁闷之气。十月十二日，内务府总管宝洌г谧嗾劾锼担�自己在城里防护，闻听夷匪闯进圆明园，不胜愤恨；同一天，宝洌в稚狭艘桓鲎嗾郏�希望咸丰皇帝再委派两个人和他一起管理圆明园，咸丰皇帝看完奏折后大怒，愤然批道：“汝系内务府大臣，非他人可比，即使不能在园料理，出城一往有何不可，乃竟置之不顾，尚有人心耶！”　
十月十二日，恭亲王奕訢悲愤地致书法军特使葛罗：“法国兵士，对于皇帝避暑行宫，仍肆焚掠，其故为何，法兰西亦文明大国也，其军士饱经训练，宜有纪律，今乃焚毁皇帝行宫，所根据者何因，贵统帅何以不加禁止，置若罔知乎。吾两国所争者何事，将军其有以教我。”对此，葛罗公则冷漠地回应说：“联军占有行宫之举，乃其分内所有之事，两军交战，克其地而享有之，亦战时公法所许也。”　
此时的北京已经完全处于混乱之中。受命总揽大局的恭亲王奕訢居无定所，先是避居在万寿寺，之后又逃至丰台长辛店一带；军队将领僧格林沁和瑞麟在京北郊一带避敌，不敢应战；守城的王公大臣们则坚闭城门，一筹莫展，坐视着局势一步步地恶化。　　　　　
火烧圆明园　　　
开门揖盗（1）　　　
一个北京老人观察日落在渐渐变红的北京——（美）斯蒂文斯这几句诗是二十世纪初一个美国诗人模仿中国诗风创作的，虽然与本书的主题无关，倒是很贴切地反映了一八六○年北京深秋的情景。　
英法联军占领并大肆洗劫圆明园，使得留在京城的王公大臣大为惊恐。为了表示议和的诚意，十月八日，清廷方面释放了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并开始陆续释放扣押的“人质”。　
十月十日，英法联军照会北京当局，要求进城换约，并提出不毁灭北京城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开放安定门并交给英法联军驻守，最后期限定在十月十三日午时。英法联军威胁说，如果中国方面不答应，他们就要用大炮轰城。英法联军所做的一切都带有虚张声势的性质，他们的真实意图是希望通过高压手段迫使恭亲王尽快出面签订和约。　
英法联军的恐吓再次奏效。此时北京城内的守军尚有一万多人，城外也有多路外省援兵不断赶来。无奈留京的文武大臣恐于“抚局”有碍，又慑于英法联军的淫威，最后竟“开门揖盗”，将安定门拱手交给了英法联军。　
英法联军对能否“和平接管”安定门并没有把握。十月十三日上午，他们一直在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规定时间的到来。法军炮兵指挥官朋茨曼上校对格兰特汇报说，他怀疑他的炮火能不能打开北京城墙的一个缺口，持怀疑态度的绝不止朋茨曼一人。指挥四门攻城大炮的英军上校华斯莱在他的《一个军人生活的故事》里写道：直到限期前十分钟，敌人还没有投降的迹象。我们的炮衣揭开了，炮身经细心地拭净，装弹，排列起来，对着要打的城墙瞄准。我屏住气息，心情沉重，觉得我们是在玩‘吹法螺’的把戏，因为我太清楚了，用我们所有的这些炮弹，要打开一个有用的缺口是没有希望的。　
到了规定时间，安定门竟然如期打开了。这时的华斯莱们“舒了一口长气，十分满意这个结果。”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北京城第一次被外国军队占领。入城后的英法联军，驻扎在国子监一带。　
当天，一位中国诗人沉痛地写道：古来和有策，今日战无功。　
戒夜銮舆出，当关锁钥空。　
云愁鸟啄屋，军散马嘶风。　
秋草金台路，斜阳黯淡红。　
——陈寅《庚申八月二十九日》在另外一首诗里，诗人对王公大臣“开门揖盗”发出了诘问：郭外貔貅十万屯，严关何事竟开门。　
凶锋早裂贤王胆，款议翻邀虏使恩。　
大吏效忠争扈跸，穷民无路亦狂奔。　
只应一片城头月，照得书生有泪痕。　
——贾树诚《庚申九月作》当时，并不是所有的大臣都同意打开北京城门，让英法联军入城。至少他们在事后给咸丰皇帝的奏折里是这样说的。十月十五日，在八里桥之战身受重伤的光禄寺卿胜保愤然奏道：“城内议抚诸臣，信其诡谋，无求不应。”一直躲在北京城外的恭亲王奕訢则奏称：“以都城雉堞坚厚，即逆夷炮火猛烈，尚可凭高自固。如城中于释放巴酋（巴夏礼）后，尽心防守，共济艰难，该夷岂能遽行得志。现在天气渐寒，该夷扎营城外，进退无据。臣等乘机办抚，亦可冀就范围。乃该王大臣巧为卸责，辄称订期开城为宗社苍生之福。殊不知开门揖盗，何福可言。”最后，恭亲王下结论说，“可见该王大臣等被夷人虚声恫喝，为一身自全之计，初非为大局起见也。”　
恭亲王奕訢的上述奏折是在十月二十二日写的，当时英军已经焚毁了圆明园，尽管不免有事后诸葛之嫌，但奕訢的分析却是对的。英法联军在掌控安定门、进入北京城之前，行事还稍有顾忌，一旦拥兵入城，手里多了北京这个砝码之后，英法联军就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　
事实也正是如此：十月十四日，得知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的消息后，恭亲王奕訢立刻致函英法特使额尔金和葛罗，表示已命令恒祺跟联军代表会商《天津条约》，并希望择日互换1858年所订的条约。　　　
焚园的决定（1）　　　
正当清廷答应接受全部议和条件，准备择日签约的时候，十月十七日，事情又陡生变故：英国特使额尔金就“人质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声称巴夏礼等被俘人员遭“凌虐过严”，鉴于“圆明园所尚存的一切，很可能就是一些英国人和法国人遭受极为残酷折磨的地方，必须予以摧毁。”　
十月十六日，是最后一批人质被遣返的日子。至此，清军在九月十八日羁押的三十九名人质，已经全部遣返，其中一半人已经死去。具体数字是这样的：英军被羁押人员二十六人，活着回来十三人，死十三人；法军方面被羁押人员十三人，活着回来六人，死七人。其中包括一名英国《泰晤士报》随军记者。这件事大大激怒了日益骄横的英法联军。从活着的人身上的伤痕以及他们的叙述来看，英法联军确信他们的外交人员受到了粗暴的对待。如果说几天前，他们因为洗劫圆明园在良心上还有一点点不安的话，现在他们开始变得心安理得了，甚至认为他们自己干得还不够。　
十月十七日晚，额尔金在交给恭亲王的最后通牒里，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但要批准“一八五八年条约”，还要为英国受害者赔偿三十万两白银抚恤赔款；法国特使葛罗也如法炮制，要求为法国受害者赔偿二十万两白银。至于圆明园，额尔金强调说，“全园余物，将立即予以荡平。此点无须亲王殿下同意，因本军统帅将立予执行。”　
事实上，英法被俘人员被押解到北京以后，的确在提督府受到过看守官员的泄愤打骂。鲍源深在《补竹轩文集》中对俘虏之事曾有记载：“初四日（九月十八日），怡邸解夷酋巴夏礼等二十余人到圆明园，交提督府下处派兵看守一夜，兵丁凌虐之。”刑部尚书赵光在其《自定年谱》中的记述，九月十八日，巴夏礼等人在通州被擒获后，押赴圆明园，当天晚上关押在圆明园，第二天便被送进刑部南所、北所两监，其他的被俘人员则直接由通州送押到顺天府密云、昌平等县监狱关押。不过，在当时惯于对囚犯实施暴力的看守人员来说，这根本不算是一回事情，何况被虐待的又是一些到自己家门口来滋事的“丑陋洋夷”。　
恭亲王等王公大臣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俘虏问题在英法联军看来是这么的重要，竟能成为再起祸端的借口。在清廷看来，巴夏礼是俘虏中的首恶，他们的注意力基本上都集中在巴夏礼一人身上，因为意识到巴夏礼会对和谈有用，清廷对巴夏礼实行了非常优待的政策。至于其他人，清廷则根本无暇顾及、亦无心顾及。　
借口当然不止这一个。总之，圆明园的最后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在焚毁圆明园的问题上，英法方面的意见并不一致，为此，英法首脑之间曾经有过一番争论。十月十六日，法国特使葛罗和军队统帅蒙托邦表示不同意焚毁圆明园，他们都认为焚烧圆明园非明智之举，圆明园只是一座未曾设防的“乡村景点”，烧掉它未免过分，如果真要烧掉什么的话，烧掉清政府最高权利机关——紫禁城，远胜过烧掉一座皇帝用来寻欢作乐的园林；他们还认为，圆明园是清帝行幸的离宫，并未设防，也不是敌占区，焚毁它属于无益的报复；另外，他们还担心这样做会“将使恭亲王益增畏惧，不敢进行和议。”作为替代办法，葛罗和蒙托邦建议焚毁北京紫禁城，并劫取里面的文物典籍，他们认为这样做更有价值。　
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意见恰恰相反。额尔金认为：圆明园是大清皇帝最为倾心的住所，他的三分之二时间都在这里度过的，毁灭圆明园，是对皇帝一人的惩罚，是对他的尊严和感情最强有力的打击，实则是“害最小而最可行之策。”这当然只是表面上的说辞。作为英国特使，额尔金在这个问题是算过一笔账的：“若是单要求赔款，在这种扰乱的情形中，中国政府，除了搜刮民脂民膏以外，也付不出大笔款项。其次，若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班苛待英人，和破坏和约的人们，一些可怜的属员，也许要被呈献出来，作为替身了。假若要求僧格林沁本人，中国政府大约不能答应，更决不能实行。寻思推绎的结果，只有毁坏圆明园，似乎是唯一的办法，而这种惩罚，仅降在清帝一人身上，与人民无关。”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圆明园内“几乎所有贵重物品都已经被拿走，军队到那里绝不是为了抢劫，而是通过一个庄严的补偿行动，来表明它被可恶的罪行所激起的憎恶和愤慨之情。”争论到最后，额尔金坚持要焚烧圆明园，而法国方面则决定不参与焚烧圆明园的行动。　
额尔金焚烧圆明园的狂悖之举是早有预谋的，他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地施暴，实在是因为得到了英国国内当权者的支持。早在一八五九年英国公使第一次到北京换约时，英国政府就曾发出这样的训令：“中国政府愿意外国公使驻北京，如遇任何妨碍，须不顾一切，完全达到北京换约的目的。”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大沽口战败之后，英国首相巴麦尊就曾给他的外交大臣写信说：“此时我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摧毁清朝皇宫，然后撤回战舰。”因此摧毁中国皇宫的主张，早已在泰晤士河两岸传开了。“我衷心高兴，额尔金和格兰特决定烧毁圆明园。”巴麦尊事后写道，“以这种永久性标志来表示我们对这些鞑靼人的奸诈和残暴的愤怒，是绝对必要的。如果北京皇宫遭遇同样的命运，我会十分高兴。”　
因此，即使没有得到法国盟军的同意，英国人也决定一意孤行。他们以格兰特将军的名义发表了一则告示解释自己的行为：余所以欲毁圆明园宫殿之故，今愿为左右一陈之。第一，被囚诸人，手足缚系，三日不进饮食，其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第二，若对于中国政府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不予以久远之印象，英国国民必为之不满。若现即与之媾和，订约撤兵而退，中国政府必以吾国人民为可以任意捕杀无忌，在此点上必须警醒其迷梦也。皇帝避暑行宫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损失，在一月内即可恢复原状。当法军自圆明园撤退，中国官吏随即接管，行劫之中国人五名立为所斩。吾军逻卒往视时，已园门锁闭，房屋亦未被毁也。圆明园宫殿之为要地，人所共知。毁之所以予中国政府以打击，造成惨局者为此辈而非其国民，故此举可谓为严创中国政府，即就人道而言，亦不能厚非也。　
——《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英国人把火烧圆明园的日期定在十月十八日。　
就在行凶的前一天，英军书记官赫利斯写道：“十月十七日，联军司令部正式下令可以自由劫掠。”“自由”两个字在这个特别的语境下显得如此触目惊心。联军司令部的命令使得圆明园又经历了一轮更大规模的洗劫。一位名叫邓恩的英军上尉评论说：“对圆明园和附近官员府邸的第二次抢劫，比第一次更有收获。”　　　
名园之毁（1）　　　
十月十八日清早，英军中将米歇尔（JhonMichell）带领一师三千多名士兵奔赴圆明园执行纵火任务。米歇尔把正大光明殿当作他的临时指挥部，开始有计划地组织纵火，他们指定的予以捣毁的建筑物，除了圆明园里所有的宫殿和花园以外，还包括万寿山清漪园的宫殿、花园，甚至更远处的玉泉山静明园以及香山静宜园里的建筑物。　
一个名叫奥尔古德的英国士兵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这样描述这场大火：为了让您对这场大火的规模有个明确概念，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两天的焚烧当中，被出动的达到3500人。成百上千的建筑物全化为灰烬。　
——《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英国随军牧师姆吉（R。J。L。M’Ghee）在《我们怎样抵达北京：1860中国战役纪闻》一书里回忆道：有一两师军队散布在乡间，放火燃烧，四个皇家花园中的一切宫殿，从圆明园开始，其次转向西边的万寿山、静明园，最后轮到香山。　
军队暂停此处，约一小时左右，各师队伍接受米歇尔将军的号令，指示他们进行焚毁工作的地点。……命令发下之后，不久就看见重重烟雾，由树木中蜿蜒曲折升腾上来。……不久，这一缕一缕的烟聚成一团一团的烟，又集合成弥天乌黑的一大团，万万千千的火焰往外爆发出来，烟青云黑，遮蔽天日。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轮奂辉煌，举国仰为神圣庄严之物和其中历代收藏，富有皇家风味，精美华丽，足资纪念的物品，都一齐付之一炬，化为劫灰了。……从今以往，数千百年为人所爱慕的崇构杰制，不复能触到人类的眼帘了。这些建筑都足以表彰往日的技术和风格，惟一无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它们比拟。你们曾经看过一次，就永远不能重睹，它们消灭无形，人类不能重新建造。　
——《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英军翻译官斯温霍在《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里写道：10月19日傍晚，所有地方都已经在燃烧，部队返回军营。我们是属于最后离开的，在归途中我们从圆明园经过，火焰和冒着烟的火场随处皆是，使得走什么道路都困难。不幸的是，紧邻的许多农舍也被波及，瞬刻化为灰烬。在圆明园的主要通道上，我们以伤感的情调注视着飘荡的火焰卷曲成奇奇怪怪的彩结和花环，并最后撵成一股，环绕在大门上。从屋顶早已覆没的大殿中直升天空的一股黑烟与嘶嘶嘘嘘、噼噼啪啪发声正燃烧的红色火焰，为这副现实的图画提供了强烈的背景，好像在为这场遍布周围的毁坏歌功颂德。　
——《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英军步兵中校沃尔斯利（GarmetWolseley）在《1860年对华战争录》一书里描述了对圆明园的最后一瞥：10月19日晚，圆明园已经不复存在。其周围紧邻的区域也仿佛地覆天翻一般，只有黑黢黢的墙垣和一堆堆烧焦的屋架表明皇家宫殿过去所处的位置。环绕着圆明园的松林也已化为灰烬，只剩下一根根被烧成焦炭的树干。　
——《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英军火烧圆明园的行动持续了两天。十月十九日下午三点钟，作为“收工”之作，英军烧毁了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和大宫门。　
这是北京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日子。　
大火持续三昼夜不熄，浓烟蔽日，本来秋高气爽的北京，却被浓重的黑烟笼罩，整个城市充满了阴郁肃杀之气。　
大火过后，圆明园化成了一片焦土。历经百余年精心建构的十六、七万平方米的园林建筑，绝大多数被无情焚毁，全园仅存双鹤斋、蓬莱瑶台、海岳开襟三个景群以及二三十座殿阁亭廊、庙宇、值房和园门，而这些仅存建筑物的门窗也因连日高温烘烤严重变形，里面的物什也都被洗掠一空。与此同时，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里的大部分建筑，也都惨遭焚毁。　
恭亲王奕訢和几名官员在西山的一片高地上看到了这场可怖的大火。十月二十二日，奕訢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写道：臣等登高瞭望，见火光至今未熄，痛心残目，所不忍言……目睹情形痛哭无以自容。咸丰皇帝在奏折上批道：“览奏何胜愤怒！”　
十月二十四日，僧格林沁奏称：“奴才望见烟气冲空，寸心如割，即马步官兵无不愤恨，即欲拼死一战。因该夷已据守安定门，一经决裂，转于抚局有碍。此皆奴才督率无方，恇怯无能，以至该夷如此猖獗。”　
《庚申夷氛纪略》一书记述这场事变时说：各名园“尽付劫灰，火光烛天，数日不灭。”　
由于火烧圆明园事件，所有的卑劣都在邪恶的阶梯上上升了一级。一八六○年的英法联军是真正意义上的“杀风景”者，他们的万达尔式暴行（Vandalism）使得世界上最宝贵的园林毁于一旦。纯粹是出于残暴和无知，额尔金下令焚烧了圆明园，不管他把他的战时策略说得多么振振有词，他的做法是残暴而愚蠢的。　
事实上，额尔金根本不知道他的那把残暴之火到底毁掉了些什么。后来他在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一次宴会演说中说过这样的话：“关于圆明园珍藏的毁灭，谁也不比我更真诚地遗憾。”接着，他话头一转，“我不以为在艺术方面我们从那个国家有多少东西可学，但我也不是十分肯定地承认，甚至在这个部门，我们从那里不能得到什么东西。”由此不难看出，在文化学养和艺术鉴赏力方面，额尔金爵士的程度都是极其有限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联想到当时的社会背景，既然毒品鸦片能够作为合法贸易被一个国家政府公开支持，那么，用一把火烧掉一座园林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这样的丑行，真可以作为对人类理性绝望的证据之一。　　　
《北京条约》（1）　　　
随着圆明园被一把暴戾之火烧掉，清廷的信心彻底被打垮了。据说，眼睁睁看着圆明园毁于敌手，绝望的恭亲王已经准备出走，最后，身边的人几乎动用武力才把他强行留在了北京。法国特使葛罗的描述证实了这一点，据他回忆：当时恭亲王的众多随从车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