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419-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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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几乎没有什么争论。朱德和其他军事指挥官立即接受了毛的建议。其余的周恩来、王稼祥、李德也同意了。在李德表明同意之后，博古也表示赞成。长期以来红军领导人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这还是第一次，更不用说是对毛泽东的建议了。不过，毛泽东向他们指出，采取别的办法几乎肯定会导致全军覆灭。
红军在通道会议作出的改变行动路线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性的决定。说明了毛泽东等人“担架上的阴谋”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中国人开始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形成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的阵线。李德说，在非正式的讨论中，中国人说话太快，他听起来有困难。第二天，他要周恩来跟他详细说说，周恩来显得不耐烦，说红军累了，需要休息，大概要到贵州才能休息。他从前同李德说话可从来没有这么生硬过。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红军又踏上了征途，向黎平挺进。
黎平位于贵州东南部，刚过湖南省边境，是一座比较繁华的县城，当时全县人口约二十万（一九八四年为三十七万）。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旬，红军几乎没打一仗就占领了黎平，一军团二师六团和三团首先发起进攻。主力部队和中央军委是十二月十五和十六日到达黎平的。毛泽东、王稼样和洛甫先前曾一致同意，一有“合适的机会”就召开会议讨论军事计划和方针。在匆匆召开的通道会议上，大家默认了这一决定。现在，军事压力暂时没有了，最艰险的高山激流也已经越过　（指的是中国贵州这一地区最艰险的路程，实际上更艰难的历程还在前头　）。在黎平给养又比较充足，每个人都能吃饱肚子。这是难得的好机会。
十二月十八日晚，进黎平没几天就举行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在红军总部举行。总部设在黎平市中心一个徐姓商人的相当漂亮的店房里，隔壁是德国路德教教堂。徐老板听说红军要进城，早就逃离了黎平。那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王稼祥、洛甫、毛泽东、朱德和林彪都参加了。李德和其他领导人大概也参加了。会议开得很紧张，发言人都提高了嗓门。周恩来几次发言，公开批评李德。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在通道发表的意见。他正式建议放弃北进与贺龙会合的计划，而提出红军西进贵州，向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挺进，并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他强调指出，现在红军不再受到湘军的袭击了，黔军又有烟瘾成疾的致命弱点。因此他建议在遵义召开一次正式会议。据说，李德又提出，如果能把国民党部队引开，还是可以北进的。李德借口有病，未参加黎平会议。他在会前向周恩来概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建议红军避开贵阳，因为有情报说，“国民党六七个半机械化师”正向贵阳集结。他极力主张红军渡过乌江，把遵义作为同蒋军作战的临时基地。李德的计划（据三十年后的回忆）同毛泽东的计划分歧不大。博古作了一番争辩之后，会议接着便通过了毛泽东的方案。红军决定向乌江挺进，渡过乌江，向遵义前进，并建立新的根据地。
在黎平至少对两支部队进行了改编：红八军团的残部并入后卫五军团；取消“特别军团”，即大部分附属于中央纵队的后备队和后勤队伍，其士兵被派去补充减员严重的部队，包括三军团。
十二月十九日，向二军团、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发了电报，向他们通报了两项决议（改变行军路线，向贵州挺进以及准备另开一次会议）。各军团奉命作相应的配合。二军团和六军团向湘南挺进，意在牵制湘军对主力红军的压力。红四方面军则要向四川出击，吸引川军向北，使其放弃在黔西北作战的计划。此外还给在瑞金附近基地作战的陈毅发去了通报。这个基地很快就要消失了。
十二月十九日晨六时，红军按照新的指示开始行动，到二十日，所有部队均巳离开黎平地区向乌江前进。他们的行动相当顺利，没有遇到多少抵抗。乌江成为他们向遵义前进的主要障碍。
黎平会议结束了，会议作出的简明扼要的决议得到了贯彻。没有迹象表明李德意识到他指挥中国革命军队的日子从此宣告结束，除非他有了什么疾病，可以得到某种心灵上的暗示，他所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毛泽东也未必意识到他当时已赢得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而且后来便一直掌权，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肯定也没有别人想到这一点。事实上，除了少数几个共产党领导核心人员外，多年来无人知道曾经举行过黎平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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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进　　遵　　义
黎平距遵义约二百英里，途中无高山大河，直至遵义东南约四十—英里处才进入乌江流域。一路西行，乡村景象越来越富裕。茅草房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是半用木料造成的房屋，颇象古英格兰式的造型。庄稼也长得不错。这里看到的不是圆锥形的草堆，而是以树干为轴心码起的草垛；绕在树的周围，活象跳舞穿的大裙子。这里是汉人居住区，少数民族多住在山的那边。
红军快到乌江时，正值一九三四年的十二月，寒风刺骨。乌江是贵州境内—条最大的河流，奔流在两岸深灰色的坚硬山岩之间，江底也都是大块的板状岩石。水深且急，而沿江几乎没有渡口，桥梁就更少了，根本没有可供涉水过江的浅滩。红军沿江飞速前进，一路上没有遇到抵抗。沿途的县城里倒有小股民团驻防，但这些地方民团经常不发一枪一弹就逃之夭夭了。
阳历除夕，红军部队抵达距乌江约三十英里的集镇——猴场，意思就是猴子镇。附近的森林里常有猴子出没，据说古时候这里猴子更多。除夕，政治局的人员开会，毛泽东参加了。会议迟迟不散，致使他的警卫员　（除了照顾贺子珍的两个警卫员，毛现在有四个警卫员　）开始发愁他们准备好的年夜饭可能要耽误了。政治局内又发生了争执，这次可能是李德提出的一个新意见引起的。据情报部门报告，三支敌军正在迫近。李德认为，红军应停止前进，打一仗再走。毛泽东反驳了李德的意见，坚持部队应继续全速向遵义进发。那天给部队的命令是：“先抵黔北，夺取遵（义）、桐（梓），发动群众。”
警卫员陈昌奉认为，分配给毛当时住的是长征路上他住过的最好的房子，比在中央苏区时的房子还好，（　我可以作证，那些房子的确非常高级，很多都是家族的祠堂。　）新的住房象征着毛泽东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这是一所很大的院落，四周都有厢房。院门两侧各堆起一个威风凛凛的雪人。院子里的砖石非常干净，可以在那里吃饭。供毛泽东使用的是三间朝南的屋予。正屋中央挂着一盏煤油灯。屋子一例靠墙放着一张古老的中式桌子，墙上挂着一幌画，画上是笑嘻嘻的弥勒佛，把双手搭在袒露的大肚子上。警卫员们领到了可以美餐一顿的食物，期待着将军们和领导人来同主席一起进餐。
政治局会议终于结束了。外面阴沉的天空，又纷纷扬扬地落下了雪花。警卫员们在送毛回住处的一路上，兴致勃勃地对他讲着他们怎样准备吃年饭的打算。听着听着，毛提高嗓门对他们说，今晚不能大吃大喝了，必须抢在敌人三个师之前赶到乌江。大家匆乙赶回任处，他对大失所望的警卫员们说，他在开会时已经吃过饭了。当他走进那雅致的房间，看了一眼准备好的饭菜，说：“真象个过新年的样子哩。”说毕就伏案工作了。一个警卫员忍不住说：“可是我们还特意准备了您最爱吃的酒酿呢　！”毛泽东听罢，本来严肃的态度变得温和了一些。他和警卫员们一起坐下来，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又去工作了。清晨四点，消息传来，先头部队的一支分队已到达乌江。于是，毛泽东和司令部人员一起收拾行装，直奔乌江而去。大家都希望成功地渡过乌江——这将是新的一年的吉祥之兆。
和往常一样，这次又是林彪的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领受了强渡乌江的任务。二师政委刘亚楼直接从林彪和政委聂荣臻那里接受命令。遵义是地方军阀柏辉章的司令部所在地。柏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走卒，统管着这片被称为贵州的“西北王国”的地方。贵州的这块宝地靠的是生产、贩卖和走私鸡片（鸦片走私多在四川），酿酒（以茅台为中心），以及贩卖奴隶——这是贵州原始封地王冠上的一颗“珍珠”。
元旦凌晨，作为先头部队的四团在团长耿飚和现已康复的政委杨成武率领下，到达乌江。指挥员们观察了地形，河面约二百五十码宽，流速每秒五、六英尺。通向河边的小路约有两英里长，陡峭难行。河对面的小路也大致如此。两岸是悬崖峭壁，一条渡船在水上飘来荡去。四团试图夺取渡口，但开始没能成功。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激烈战斗之后，才攻占了渡口。毛连长带领一支队伍渡江到达江北岸，但又被敌人困在悬崖之下。他们等了三十六个小时开始突围，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形势非常险恶，直到第一营派出的两个班偷渡乌江，爬上峭壁，从侧翼压向守卫的敌人时，才解了围。
战斗进行的同时，一个工兵营用竹子搭了一座浮桥，由大约一百节竹子连在一起，好象小孩的结构玩具一样。这里水流湍急，架桥工作很难进行。敌人炮火打伤了几个工兵，但没能把浮桥破坏。有一次，由于一节竹子被冲走，险些把三百英尺的浮桥整个冲垮。一个叫石长阶的红军战士为保护浮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月三日或四日早上，红军大部队开始跨过浮桥。最困难的问题已解决，其余的事都好办了。刘亚楼命令二师六团立即夺取遵义。六团在团长未水秋和政委王集成的率领下，冒着倾盆大雨急行军。到离遵义约十英里处，他们与当地一营敌军遭遇，将敌军全部俘虏。他们想方设法说服这些俘虏帮他们的忙：他们诱压兼施，还给了每个俘虏三块大洋。午夜过后，他们到了遵义城门外。化了装的红军和他们的新盟友大叫开门，还吹起了军号，故意喧闹。他们声称是自己人，是外卫营逃回的残部，红军正在后面追击，赶快打开城门放他们进去。半小时后，他们终于进了城。一月七日拂晓，遵义被攻克。第二天，全城被占领。一月九日，红军总司令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也都先后到达。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雨一直在下。战士们满身污泥。他们在城外停下，洗脸洗手，然后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了城。歌词是朱、毛为部队制订的行动准则。
三大纪律：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
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宣倚队员举着红旗，张贴标语。人们都站在街道两边。这时，四团和六团已经出发去攻打桐梓了。
三十年代初，也就是红军到达遵义前一年左右，柏辉章在城中心为自己建造了一座豪华的住宅。柏是贵州的一个自由商贾和银行家。在约五万　（一九八四年是三十万　）人口的遵义市周围的凡是有利可图（而且经常是非法的）的企业中，都有他的股份。柏辉章和他的几个兄弟一起振兴着家业。柏的豪华的新居象征着他的社会地位。他被贵州省长官兼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任命为其所辖的第二师师长。
柏的住宅是三十年代中国军阀的典型住所，这是一所二层柱廊式的灰砖建筑，屋檐略微突出，二层上有带顶篷的阳台，可算得上现代军阀的摩登式样，是中国传统建筑和少许西方风格的结　　合体。房子周围当然有围墙，漂亮的大门正对着遵义一条主要街道。外院是青砖地，房子旁边有一棵大槐树，一九八四年仍挺立在那里。
在这所古色古香的房子里，到处都是沉重的中国古式红木家俱，中国式的屏风、轴幅和小巧的暗房。奇怪的是，这里居然没有内院。
柏的住宅自然是遵义最好的房子，很快就被用来做了红军的司令部。中央军委和第一方面军都在这里设了办公室。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住在二楼一间靠阳台的舒适房间里。邓颖超记得她曾站在二楼阳台上摘槐树叶子。她这时还患着肺结核，咳血。不过，在遵义她难得地有机会和她的丈夫团聚在一起。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也住在柏宅。另外还有刘伯承和其他军事指挥员，如张云逸、彭雪枫等人。彭德怀、刘少奇和李卓然也在这儿住过。
毛泽东没有住在这个大宅里，而是住在另一个军阀的宅子里。那是黔军一位旅长易怀之的房子。这房子也是砖砌的，二层有带顶篷的阳台。这里还住着王稼祥和洛甫，他们和毛泽东一起被称作“中央队”。
毛的妻子贺子珍和其他养病的妇女一起住在遵义第三中学。那时，三中是一所有名的学校，后来的林业部长雍文涛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在住房安排中，引人注意的是，这几个地方都没有博古和李德的住处。他们住在城边一所漂亮的老式中国庭院房子里，对面是一座宽大的罗马天主教堂，已被征用为医院和公共集会的场所了。一月十五日，朱德在这里发表演说，纪念被害的德国共产党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
住房安排很说明问题。博古和李德搬出去了，被孤立在外；毛泽东和“中央队”则搬了进来。
决定于一月十五日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地点在柏辉章的住宅内，目的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后果和长征迄今失败的原因，以及如何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
双方都积极进行政治活动。在博古一边，主要是共青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他四处游说，争取支持。他找聂荣臻谈过好几次，一谈就是半天，试图争取聂支持博古和李德，但未能得逞。
占领遵义后，并没有把所有的时间都花来进行政治讨论，头几天主要用来巩固军事阵地。一军团和三军团负责保卫整个地区，而且花了很大气力准备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苏区。接着，遵义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桐梓和湄潭县也开始建立革命委员会。由邓小平主编的军报《红星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号召加强革命宣传工作。
然而，黎平决定带来的乐观情绪很快就在事实面前消失了。红军情报部门离开黎平时报告说，守卫贵州的只有王家烈的四个师，这些部队都是大烟鬼，因而确实虚弱，不堪一击。可是，就在毛泽东进入遵义的当天，国民党的两个高级将领，周浑元和吴奇伟率精兵也跟着进入了贵州，并迅速接管了首府贵阳。贵州司令王家烈倍受鼓舞，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他派遣他的第三师共七个团的兵力。去攻打彭德怀的第六师。
红军的情报部门很快掌握了敌人的这些调动情况。他们得知，蒋介石亲自坐镇重庆，指挥这次行动，并且调动了湖南的四个师、川南的两个旅和云南的三个旅。共拥有一百五十个团大约四十万兵力，这些兵力可能都是用来对付红军的三万人残部的。
在黎平时设想的建立新根据地的美好前景破灭了。不仅如此，其它令人不愉快的问题也出现了，遵义地区经济落后，盛产鸦片，却没有多少粮食，所以很难维持一支不断扩大的红军。
在地理位置上也有不利因素。这个地区三面环水——三条重要的河流——乌江、赤水，这两条河在西边形成了一条曲折的边界，北边是滔滔长江。如果红军在这里驻扎下来，就会被围歼。从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在此地建立根据地的想法是不能实现了。
一月十五日晚饭后七点钟，二十个人来到了柏宅里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里。屋内是普通的灰泥墙，红木色的地板和门窗。屋子很空，天花板上吊接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破旧的桌子，二十五把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椅子大致摆成了一个半圆形，还有一个小铁火炉（当时天气相当冷），以及几个摆得颇为得当、微红和白色的搪瓷痰盂和烟灰缸。间或，警卫员进来冲茶倒水。
从某种意义说，这二十个人在这里开会，是为了正式确定长征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则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后来很多人都说，这是整个中国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一个事件。
屋子正中坐着三个人，在历时三天的会议里，他们始终坐在那里。会议主持人是二十六岁的中国共产党书记和名义上的领袖博古。他长得很瘦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由此得了个绰　　号叫“黑面木偶”）。他聪明、用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四年使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早年曾在共产党在上海办的一所大学里学习过，所以英文也不错。他受共产国际中国处的苏联领导控制，是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亲密伙伴和坚定拥护者。第二个人是毛泽东，第三个人是周恩来。其他与会者不断地掉换座位，哪儿方便就坐在哪儿。椅子的摆放没有什么既定的次序，而且始终有位子空着。
李德坐在门旁边，他的椅子放在一个很别扭的地方，“处在一个被告的位置”。翻译伍修权挨着他坐着，他的地位也不舒服。他心烦意乱，随着会议的进行，他越来越生气。伍十年后也承认，他那次没有译出正常的水平。
有两个人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的。其中一个就是王稼祥，他自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反“围剿”时在乐安县古公村负伤后一直躺在担架上。那次战斗中他带领周恩来、肖华等几个人去防御工事的路上被一颗国民党炸弹击伤了。一块弹片穿过他的臀部进入肠子，伤势很重。外科医生在不施麻药的情况下为他做了八小时的手术也没能缝合伤口，只好塞进一根橡皮管。他一直发着高烧。因为要经常使用吗啡止痛，结果上了瘾，直到一九三六年被送到莫斯科治疗时才断然戒悼了。
大家都知道，王稼祥是要支持毛泽东的。人们普遍传说“王、毛成亲了”。
这些人相互知道底细，甚至连大便的情况都知道。例如，大家都知道，只要时间允许，周恩来就要拿着一叠文件到厕所去，经常在那里读上一个钟头。他们也都知道，毛泽东患有慢性便秘。他经常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后来在延安时，只要人们一听说“主席大便了”就要欢呼一阵。他曾告诉埃德加·斯诺，一打仗，他的大便就正常了，最正常的是他早年攻打长沙的时候。
直到—九八四年春夫，人们对于遵义会议的一些细节——例如时间和与会者的身份——还是不甚了了。然面，从未有人对遵义会议的结果产生过疑问。一九八四年三月四日，党中央的历史学家们透露，他们在档案里翻出了一份很早以前的备忘录，提供了很多失传的资料。
按现在的说法，参加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　（他的丢失多年的回忆录提供了很多失传的细节）、周思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和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安全保卫负责人　）、刘少奇（多年后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牺牲品），共青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共十人。
七位红军指挥员：刘伯承、李富春　（他接替受伤的王稼祥，担任红军政治部代主任，一直是毛泽东的伙伴）、林彪、聂荣臻（林的政委，毛泽东的坚定的追随者）、彭德怀（第三军团司令，态度强硬，反对李德）、第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以及第五军团政委李卓然。
红军报纸《红星报》的编辑、新任命的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也出席了会议。在场的还有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他们是列席代表。总共有二十人出席会议，中国的前途就取决于他们做出的决定。
博古首先发言。
他谈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把共产党的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和中央苏区以外的共产党军队配合不灵。博古没有稿子，是即席发言。他着重讲了形势的客观一面。据翻译伍修权说，他相当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并批评自己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但他同时又力图为自己辩护和开脱。
秘书们不得参加会议。可能除了邓小平以外，与会者都没有做记录。大部分发言都是即席的。甚至到今天，这些发言的内容也未全部公布。现在在世的几个与会者凭记忆也狠难把内容凑全。
博古显然没有赢得听众的同情。他的同志们说他企图推卸责任。李德列席会议，但态度并不客观，他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博古干得不错，他强调蒋介石正在从“帝国主义列强”那里得到贷款、武器和军事顾问。　（博古显然没有特别提到冯·塞克特。　）李德在回忆时还说，博古认为，共产党的战略是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错误而已。
第二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承认政策不对头，特别是不应当打阵地战。他说，这是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他自我批评的态度很坦率，丝毫不想推卸责任。他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给同志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周恩来的发言使李德感到不安。他认为周强调了主观因素，巧妙地使他自己同博古、李德保持了一定距离，并为毛泽东把周和博古、李德之间划清界线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