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419-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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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他的妻子随他一起参加了长征，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缠足女子（自幼缠足）。用她这双伤残的（小）脚走完了两万五千里路程。这比男人所面临的所有考验都更为严峻。此外，她还怀了孕，在长征途中生了个孩子。
九军团留了下来，与其它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络，既不知道以后要命令他们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与主力会合。后来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的王首道回忆说，他的一位同志当时说，他们肯定会回到自己的总司令朱德的身边，不会孤零零地死去。他的话反映了人们确曾有过这种担心。九军团在乌江地区与黔军将领犹国才作战，打了几次胜仗。直到四月二十九日他们才奉命南渡北盘江西进。
毛泽东将他的主力第一和第三军团分开，派他们沿贵阳周围的大道和小路运动，直趋贵阳。一部分部队先是向东佯动，然后转向朝南，再折向西南。而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向东运动是主要威胁，这也许是因为他断定红军将返回它在湖南和江西的老家。红军在贵阳附近又突然改变了行军方向，先是迅速南移，然后朝西向云南方向急进。
蒋介石命令他手下最能干的司令官之一薛岳率部跟踪追击。他沿着红军的北翼几乎跑遍了贵州全境。当蒋介石确信红军不是在威胁贵阳时，他命令滇军也参与了追击。
贵州以雨雾闻名，然而初春过后，天气逐渐好了起来。只要是好天，蒋的飞机便来轰炸，红军往往无处藏身，连过夜的住处也很难找到。一军团某教导营政委陈士渠当时串部队从龙里地区南移，但找不到宿营的地方。差不多过了半夜，才找到一座破房子，里面早巳挤满了红军战士，有的睡着了，有的在脱衣服，有的在烧水。这是一个星光灿烂的春夜，微风和照，万籁惧寂，唯一的声响是报务员“嘀嘀哒哒”的按健声。在一个小棚子里，陈士渠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他们正在制定第二天——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的行动计划。他们要陈士渠继续前进，找个象样的地方让战士宿营。部队又走了好几里路才找到一些茅棚。陈士渠将部队安排在棚子里，战士们分享了两块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肥猪肉，在火上烤着吃。吃完后，一躺下就睡着了。这时已经是凌属一点多钟，而他们从头天早晨六点钟起就一直在赶路。早晨，全营官兵狼吞虎咽吃完了剩下的猪肉，便向大约十英里以外的定番（　现为惠水　）开去。定番位于贵阳以南二十英里。那天早晨阳光明媚。部队沿河行进。吱吱作响的古老水车声与战士们的歌声交织在一起。辽阔的田野上长满了绿油油的麦子，来自河对岸的微风轻拂着微颤的柳叶。陈士渠感到心旷神怡。他几乎不能相信此时此刻人们正在几里之外的地方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和厮杀。
教导营在温暖的阳光下前进，把苦和累全抛在脑后。他们接近定番时赶走了当地的民团，在定番休息了一天，而其他部队却超过了他们朝西南方向前进了。
国民党的报纸大肆宣传红军仓皇逃窜，溃不成军。薛岳、龙云一类的国民党将领报告说，共产党损失惨重，每天死伤在一千人以上。红军当时的兵力可能只剩下两万多人，如果每天损失一千，五月一日以前就该被消灭光了。可是红军并没有被消灭。
从国民党报纸的报道来看，蒋介石或他的司令部对遵义会议和毛泽东重掌领导权这样的大事一无所知。实际上，材料还说明国民党根本不知道在此之前毛泽东曾经失势。对朱德也是一样。蒋介石自始至终一直认为自己是在和朱毛的红军作战。不知朱毛的关系。共产党人对内部政治争吵是严守秘密的，有的至今仍秘而不宣。
英国路透社记者托马斯·周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的一条电讯中报道说，朱德在进攻贵阳时在猪头山战斗中丧生了；还说朱德的战友拾着他裹着红绸的遗体继续前进。该电讯又宣称，红军只剩下一万人。当美籍传记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几年后向来德问及这篇报道时，朱德大笑起来。他说、尽管国民党常常报道说他死了，可是在长征途中连受伤都没有他的份。近五十年之后，朱德的遗孀康克清证实了他丈夫的话。她说：“他在整个戎马生涯中从未受过伤。我也一样。”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朱德从一家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他住在玉溪的第二个妻子陈玉贞和住在花溪的儿子的家被抄，他的妻子，被抓走，逃跑了的儿子受到“通缉”。此后两人便都渺无音讯了。
据国民党的报纸报道，贵州军阎王家烈在贵阳以北又和共产党打上了。王家烈宣称红军试图向北突围，要与贺龙和肖克会合，他将进行十次激战把他们全部歼灭。没有证据表明这是真的。相反，老红军们都说，甚至有些国民党报纸也这样报道，王家烈张皇失措，因为乡村和城镇的人民都成群结队起来反对他，而去欢迎红军。王家烈的部队是不战而溃。后来当了国防部长的张爱萍也说王家烈对红军的到来“怕得要命”。
形势十分混乱。红军和国民党部队在贵阳西、南、东三个方向相互交错。然而在动乱之中，红军仍招募了数千新兵，补充由于战斗和疲劳造成的减员。
有一件事本来可以归功于王家烈。四月十九日，他报告说红军正在向云南方向前进。这是国民党方面提出的第一份确切的战报，他反映的情况是正确的，但这已经救不了他了。贵州的危局一结束，蒋介石就把王家烈调往军校，另外安插了一个听话的新军阀。
北盘江流经贵州的西南角，自西北向南，流入滔滔的西江，在广州周围的三角洲士通过众多的出海口流人南海。有人把北盘江称为“小黄河”，这是相当夸张的。
毛的战术使国民党将领们晕头转向。但是他的行动指南却是最质朴的现实主义。红军根本不可能渡过长江，因为防守太森严了，各条通道都有国民党重兵把守。蒋介石可以迅速地沿长江宽阔的两岸把部队由一地调往另一地。
对毛泽东来说，北上的唯一可能就是渡过金沙江。但如何渡江，他的选择余地也十分有限。金沙江发源于喜马拉雅山，波涛汹涌，渡口很少。除非他能够在滇川两省交界的金沙江大转弯处夺取一处渡口抢渡，否则就会被迫西进，走上通往西藏的危险道路。西藏到处是无法翻越的大山，缺乏粮食，居民稀少而又深怀敌意，根本不可能招募新兵，以弥补兵员的损失。
毛不得不冒极大的风险。他能否渡过金沙江取决于两个条件：迷惑敌人，再次让蒋介石摸不透他的意图；加速行动，争取顺利渡江的时间。
曾任一军团主力二师师长的二十岁的青年农民肖华写过一组关于长征的史诗。他在一九八四年回忆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都很喜欢这组诗。（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因患癌症而即将去世时，曾要求播放肖华所作的这首谱了曲的长征组歌，但根据“四人帮”的命令，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周恩来特别赞赏其中一首，这首诗说，毛主席在贵州战役中“用兵真如神”，在国民党将领看来，往往也是如此。但李德不这样看。当时，李德已经离开林彪和一军团，重返中央纵队。他不同意说毛有什么计划或战略指导，坚持认为长征“越来越象一次撤退，并且最终成为彻头彻尾的逃跑”。当时，部队疲惫不堪，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他谈到有次夜行军，他走着走着便睡着了，直到跌进一条冰冷的小溪，从头到脚都湿透了才醒过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渡过北盘江是后来抢渡金沙江的一次排练。
先派了几支突击队去夺取渡口，其中有政委杨成武串领的四团。一九三三年，当福建青年农民杨成武加入该团时，这个团就已经很出名了。它是由参加过—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的人和另外一些与毛泽东一道在井冈山上打过仗的人组建的。杨成武在所有激烈的战斗中——在反“围剿”，抢渡于都河，突破四道封锁线，湘江以及贵州大战和后来的所有战斗中，始终和这支部队在一起。他说，在整个长征途中他一直与这个团在一起，这对他写回忆录很有帮助。杨成武在长征中两次负伤，但离队的时间都不长。
四团对北盘江的进攻是从奇袭紫云这个集镇开始的。全团行军一百里，于凌晨四时抵达紫云，迅速赶跑了张皇失措的守敌。四团得到了意外的缴获。当地的裁缝说。他们为国民党缝制了二百套军装。可那些国民党士兵还未来得及将衣服取走就逃跑了。四团付钱买下了这些军装，后来发现利用这些军装很能戏弄当地国民党部队。紫云的群众挂起了红旗欢迎红军，大开店门，晚上还向四团赠送了两千块银元。
四团途经一片彝族居住的地区。那时彝族入极端仇恨汉人，可是四团却成功地说服这些彝族人让他们通过。红军向他们担保毫无恶意，绝不停留。彝族人竟然给红军拿来了食物，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四团到达了北盘江，在河边发现了大片的竹林，又砍了一些树，悄悄地搭起一座浮桥，于暮色中开始渡江。
十一团担任了彭德怀和杨尚昆政委率领的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团长张爱萍奉命夺取并确保北盘江一处渡口。需行军五六十英里才能到达北盘江。出发时气候反常，大雾弥漫，寒气逼人，但行军却很顺利，因为地方军都愿意与红军谈判，以便在红军通过他们的地盘时平安无事。当地的民团头屯同样也允许红军自由通过，并且赠送了大米和猪肉。因此，十一团一路顺风地抵达了江边，发现可以涉水过河，于是一营便沿江下行十五英里赶到白岑，在这里，为军团指挥部和五军团等重要单位抢占了一个大渡口。他们对当地守军说：“我们只想过河，别无他求。”当地守军同意不予干涉，还给了他们一些渡河的船只。
毛泽东在白岑渡河时说了些什么，没有文字记载，不过他的胸中一定涌起了对祖国往事的回顾，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吧。
这时，他身在白岑，与诸葛亮安息的地方孔明冈相距不过一二英里。诸葛亮是三国时期一位传奇式的战略家和受人爱戴的大英雄。他生于公元一八一年，卒于二三四年。《三国演义》一书使他英名永垂。这本书是毛少年时代的“圣经”，也是他进行长征的“兵书”。穿插迂回，避实就虚，安排巧妙的贵州战役和南下云南以打开北上之路的战略，完全可能是（也可能就是）从诸葛亮那里学来的。事实上，红军中许多将领都称毛为诸葛亮。在白岑，毛有没有花上一两个小时拜谒他所敬仰的大英雄的安息之地呢？　没有文字记载说明他去过，可要使人们相信他没有去过也是不可能的。
国民党的飞机象一群围着红军打转的铁蚊子。红军每天都有伤亡。第三军团还未跨过省界进入云南，一群国民党的飞机就飞了过来。军团司令部设在沾益县白水镇外约五英里处一片平坦的开阔地上。唯一可以隐蔽的地方就是一小片树丛。军团政委杨尚昆和翻译伍修权正策马前进。伍骑的是一匹大白马，其余人骑的都是棕色或黑色的马。在红土地的衬托下，白马显得十分突出。轰炸机群发现了它，扔下一串炸弹，杨尚昆的小腿被弹片炸伤。他每次见到伍，总要抱怨那匹马。虽然那匹马在那次轰炸中被炸死，但还不够解气。伍安然无恙，杨却不得不坐了好几天担架。然而那条路太糟糕了，快到金沙江时，他不得不下担架走了好长一段。三块弹片有一块直到一九八五年还在他腿里。
一支红军部队距离主要渡口以北的云南边界越来越近了，傍晚抵达云贵边界上的盘县羊场。贺子珍在赤水河渡口时近生完孩子后，又回到休养连。此刻队里的伤病员分散在绿色的山坡上，正在阳光下休息。许多伤病员都无法立即离开担架。
“快！”贺子珍喊道，“快把伤员隐蔽起来。”
大家还没有来得及行动，一架飞机就俯冲下来，投下了一串小炸弹，并用机枪向人群扫射。好几个担架员被打死了。贺子珍看见一名受伤的干部正努力从担架上往外爬。他是在娄山关受伤的团政委钟赤兵。当那架飞机返回来再次攻击时，贺子珍扑倒在他身上，一枚炸弹的弹片使她十七处负伤，包括头部的一处重伤，她倒在血泊之中。她一连昏迷了好几天。醒来后，她告诉护士不要让毛知道她负了伤。她说：“他很忙，我不想让他操心。”她要求医生把她留在一个农民的茅棚里养伤。医生坚持不同意，而是用担架抬着她上路，有时走到难行之处就背着她走。
从此，贺子珍就和悲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到了延安，体质虚弱。她在那儿生了个女儿，取名李敏，呢称娇娇。她因为毛与一个来自上海、名叫吴丽丽的漂亮女演员眉来眼去而与毛吵了架。吴丽丽的中文名字是吴匡柳。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曾担任史沫特莱和海伦·斯诺的翻译。她是在她与史沫特莱和海伦·斯诺合住的窑洞里认识毛的，因毛有时上那儿去。毛喜欢喝咖啡，用饼干蘸着咖啡吃，爱玩单人纸牌或在她们采访时听史沫特莱的手提式留声机。吴丽丽在延安剧团上演的剧目中担任过角色，包括高尔基的《母亲》。贺子珍曾责怪史沫特莱怂恿她的丈夫与别人调情。据斯诺夫人说，有一次她还威胁说要杀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当了真，与斯诺夫人易床而眠。后来，这场丑闻使吴丽丽被调离延安，史沫特莱也提前离去。
一九三七年，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西安，想从那里去上海治病，可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上海。她得到了毛的同意后去了莫斯科，在那里她生下了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一个男孩。据刘英回忆，当时，贺心情很愉快。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一路都很高兴。刘英是随行者之一。同行的还有毛以前在长沙的老师、年长的徐特立，党内历史学家、失去了双腿的徐梦秋。以及在长征途中被贺子珍救过命的指挥员钟赤兵和独臂将军蔡树藩。
毛泽东是同意此行的。他觉得贺子珍怀孕生孩子占去的时间太多，从来没有真正的学习机会。她在莫斯科也许既能得到治疗，又能学习。但事与愿违。她的小男孩在托儿所得肺炎死了，那里没有青霉素。从此她精神深受刺激，在莫斯科长期待了下来。毛把他们的女儿娇娇送去陪她。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她与毛通过娇娇通了几封信。她给他送了些礼物——他喜欢吃的新鲜雪里红，一只冬笋和几个瓜。毛给她送了些中国水果。
直到一九四八年贺子珍才回到中国。这时毛早巳与她离婚（得到了党的批准），并和江青结了婚。江对贺十分冷漠。西方的一些猜测是不对的，江青到延安与贺子珍去莫斯科这两者之间没有联系。用小刘英的话来说，“毛身边无人，江青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贺子珍想回北京，可是江青设法让她最近只能到天津。一九五零年，贺子珍和毛在上海见了一面，后来在庐山又见了一次。她的身体在一段时间里还不错，但恢复得不很稳定，有时会产生幻觉和偏执的恐惧感。在上海的时候，她住在一所普通公寓的一个小间里。老司令员陈毅当时是上海市市长，听说她在那儿，便出面帮她的忙。一九六零年陈离开上海时，将她迁入了他原先居住的二层小楼，但是她的生活依然与世隔绝。江青的阴影时刻笼罩着她。江青甚至一度使娇娇疏远了自己的母亲。老战友照例是不允许去看望她的。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后，贺子珍要求去北京。但直到江青“四人帮”一伙被捕以后，她才获准透过毛的玻璃棺瞻仰了遗容。（　北京有未经证实的谣传说贺子珍曾在调查江青成作过证　）一些与贺子珍一起经历了长征的妇女到她住的军队医院来看望她。她坐在轮椅上接待了她们，热泪盈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九七九年六月，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她的名字第一次在报上出现。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贺子珍在上海去世。公布死因为中风。实际上，多少年来，她一直处于半瘫痪状态。当然，早在长征时她就负伤了，现在去世，就如同一九三五年那颗炸弹在贵州把她当场炸死一样。她的死，使她成为随一方面军完成长征的三十位年轻女性中的第十五名死者。
刘英说：“她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姑娘。”在长征中曾照料过她的毛的警卫员吴吉清说：“她是个勇敢刚毅的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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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金沙江畔
云南府，现名昆明，是个宁静的城市。在这座省城小小的法国区内，离火车站不远的一条偏僻的小巷里有一座小楼，那是法国体育俱乐部的所在地。楼前有两个水泥地网球场，来打球的人可以坐在舒适的走廊里，喝一杯佩诺德酒或加苏打的威士忌，等着轮到自己上场。
法国体育俱乐部是当地外国人活动的中心。里面没有酒吧，但是有一位中国服务员，他认识每一个人，不用吩咐、就会端来黑醋粟酒或调好的杜松子酒。这里没有烈性威士忌，只有苏格兰威士忌。可以要葡萄酒，但要葡萄酒的人不多。
外国人一般下午到法国体育俱乐部来，打网球，玩桥牌，打麻将，同时喝点酒，交换一下当天的马路新闻。他们当中的常客你一扳指头就能算出来：法国总领事和他的两位副领事，英国和美国领事以及他们的助手，中国海关署的美国署长，负责邮政的法国人和负责食盐专利的法国人。一九三五年新来了一位日本领中，但他既不懂法文，也不懂英文，所以很少露面。
在这个偏僻的中国西南角还住着——些其他外国人。其中有基督教男青年会的罗杰·阿诺德；脾气古怪的美国博物学家约瑟夫·洛克博士；几个法国商人；四个希腊旅馆老板；几个美国传教士，其中多数人属于规模较小的教会。有一个传教士家庭有十二口人，不得不依靠乞讨为生。
三十年代初，昆明有十万人口。整个城市带有淡档的法国色彩。在一九零零至一九一零年期间修成的窄轨铁路把昆明同北越的河内（当时称东京）和海防连接了起来。市中心有几条林荫道，两旁种着法国梧桐树（　中国人至今仍然把它们叫做法国梧桐　）。火车站周围是法国“区”，有几家希腊人经营的小旅馆，还有几个从河内或西贡来的法国商人或法国——希腊商人开的铺子。当时云南被称为法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晚，年轻的英国副领事赛伊·卡尼正同年轻的美国同行约翰‘谢伟思及其夫人卡罗助共进晚餐。两周来，他们不断听到有关共产党的传闻。红军在邻省贵州十分活跃。从贵阳来的旅客带来了打仗的消息。这几天，外国传教土也因害怕“赤匪”迫近，纷纷离开贵州，逃来昆明。
传说要外国人掀出昆明。卡罗琳·谢伟思已经把贵重物件装人一个箱子，其中有从蒙哥马利，沃德商场买来的婴儿衣服（她的第一个孩子将在七月份出生），结婚时买的银器和谢伟思的金表。因为近来谣传减少了一点，所以她装箱还没有完毕。但是四月二十九日那天晚上，卡尼副领事去谢伟思家时一路上频费周折，所有的人力车都被当地军队征用去运输沙袋和弹药。一路上巡逻的士兵多次拦住他，要他别在街上行走。士兵在主要街道和南郊高级住宅区的一个外国人称之为匹克迪利广场的地方用沙袋等筑起街垒。卡尼决定在谢伟思家过夜，免得回家还要穿过这些路障。
深夜二时，有人砰砰地敲谢伟思家院子的门。美国领事阿瑟·林沃尔特派人送来一张便条，报警说城东八英里一个叫大板桥的地方发现三千名共军，后面不远还有七干名共军。法国人准备了一列专车，准备把外国妇女和儿童疏散到东京（河内）。火车定于早晨七时四十四分离开车站。
于是，谢伟恩和卡尼天没亮就在昆明市里奔走，把消息告诉那些传教士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外国人。一清早，卡罗琳·谢伟思带着她的那只箱子（　从此她再也见不到谢伟思那块金麦了　）和装在藤篮里的两只逼罗猫上了火车。她决心设法把这两只猫送到上海她婆婆那儿去。火车上挤满了人。同车的还有一位孕妇。昆明市所有的外国妇女和儿童都上了车。洛克博士也在车上，他考虑到由于他身体虚弱，他的书籍和文物又是无价之宝，所以决定这次拿着所能带走的东西一起离开昆明。火车在滂沱大雨中扑哧扑哧地向北越的东京开去。
昆明对“赤匪”的恐惧不亚于贵阳，所不同的是昆明的防卫能力更为虚弱。市内只有五百名当地的民团。如果共产党想拿下昆明，他们完全可以不战而胜。
但是共产党并不想占领昆明。他们只想使蒋介石和云南军阀龙云调回更多的军队保卫昆明，如同蒋介石以前抽调滇军去保卫贵阳那样、毛泽东对蒋介石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则象巴甫洛夫训练出来习惯于条件反射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蒋介石果然从金沙江附近撤回三个团到昆明，一下于使金沙江变成了几乎是不设防的地带。
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文章里都说蒋介石本人匆匆跑到昆明去了，事实并非如此。他留在贵阳，召集了一次高级军官特别会议，然后才离开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