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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419-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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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马家军骑兵东闯西窜，仍不断骚扰红军后续部队。彭德怀命令战士们加快前进，他不愿让落在后面的部队死在凶残的国民党骑兵手里。他们翻越了老爷山、子午岭，进入了陕西。在那里再次与马家军骑兵交火。这一带的地势比较平缓，利于骑兵活动。红军被搅得不得安宁。
毛泽东到达吴起镇的当天晚上，就亲自召集指挥员开会。他建议：“砍掉这条尾巴，即马家军骑兵，结束几周来红军所受的骚扰。”二十日，毛泽东对红军和吴起地区的游击队进行了部署。这里有三条河流穿过吴起，毛将他的部队部署成半月形，引诱马家军骑兵进人中间的洛河河谷地带。二十一日凌晨，毛泽东进入大马梁山顶上的观察位置（山顶至今仍有一棵孤零零的树作为标志）。
马家军骑兵共四个团，每团约一千人，他们首先发起进攻，进入了河谷。毛的部队人数不比他们多多少。上午七时，红军向马家军骑兵主力团开了火。不到两小时，马家军骑兵主力团及其他三个团都从战场上落荒而逃。
那天战斗后的下午，毛会见了两位地方领导人，听完他们的汇报后，毛立即叫来两名可靠的干部——贾拓夫和王首道，派他们带一连行动迅速的战士，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瓦窑堡。他们的任务是‘救出二十六军绿林式领袖刘志丹及其同志们（ 数目不详）。他们正坐待二十五军伙伴的处决。
一九二九年夏天，堪萨斯城的一位年轻人，埃德加·斯诺来到了黄河河套以南的黄土高原上。斯诺当时二十四岁，是来调查关于饥荒并进行报道的。在那次旅途中。斯诺结识了另一位西方的年轻人，他就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他们一起在中国目睹了人民饿死的惨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路边的尸体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大饥荒的一角。中国有六百万人死于这次饥荒。当时，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在《纽约时报》的内版占了半个专栏。
就在那个可怕的夏天，刘志丹赶回陕北老家保安。他父亲是保安的一个小地主（旧照片上的刘家大院远比不上毛的韶山故居），这一年庄稼颗粒无收，佃农交不出租子。有一位名叫袁耀秀的红军老战士，他曾在刘志丹手下工作过，一九八四年时七十七岁，仍住在吴起镇。他回忆说，那一年刘志丹二十六岁，身材比一般人略微高些。他英俊、细瘦，脸总是红扑扑的，常常带着微笑。他能言善辩，有着一副洪亮的嗓子，对着上千人讲话，每个人都能听清他说的每一句话。
每当刘志丹走在保安街上，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常常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讲上几个钟头。大家都知道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 在这个偏僻的穷山沟里，就连地主也并不很富有 ）。
地主贴出告示——不管饥荒还是干旱，佃农必须交租。刘家也要刘志丹写这样一个告示。他说，岂有此理，人们连饭都吃不上，哪有粮食交租纳税。他不仅不写告示，还来到佃农中间，组织他们抗租。他问道：“这样的情况你们究竟还能容忍多久 ？”刘家的许多佃农纷纷响应他的号召，起来反抗。政府也被迫宣布暂停交纳租税。
刘志丹在一九二五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他曾在黄埔军校学习，一九二九年，担任了陕北地下党委的成员。
刘志丹是位人民的英雄，人人都知道他，并传诵着他的光辉事迹，亲昵地称他为“老刘”。他们说，他把自己家的财产都没收了。“他献身于追求真理和人民的解放。”战士袁耀秀这样的描述他。
这位陕西“罗宾汉”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他对人民的热爱超过他对辩证法政治说教的感情。一九三一年，他组织了一支革命队伍（二十六军前身）。可是，就在那一年，一位名叫杜衡的政委兼省委书记指责他拒不与国民党打大仗。刘志丹靠边站了。“布尔什维克”路线的追随者杜衡取而代之。结果，他把二十六军引向了惨败。只有刘志丹和少数几个人逃了出来。杜衡本人后来被国民党俘虏，成了叛徒。
刘志丹突破重重包围回到了陕北，人们纷纷前来投奔，他很快重建了第二十六军。另一位游击队司令高岗带着几百人也加入了他的队伍。
高岗担任了刘志丹的政委。他能力很强，但正如一位中国人所说，他有“乱搞女人”的坏名声。刘志丹对此当然不能容忍，对高岗行为放荡不羁的问题，有一次刘曾提出要处决他。
刘志丹第二次重建的二十六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到一九三四年，他在陕北已经创建了一个根据地，包括了二十个县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刘志丹的二十六军和另一支号称二十七军的小部队共有五千人。
但是，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三位中央委员会代表流落到陕北，他们都对刘志丹怀有敌意，试图把他赶下台。他们声称，刘与国民党有秘密接触。实际是，他同打进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共产党秘密党员保持着联系。
红二十五军，即周恩来早在一九三四年春派程子华去的那个军，经过十个月的颠沛流离，终于来到了陕北。
程子华坐着担架来到陕北，他的同事徐海东司令员也是坐着担架来的，两入都坐了几个月的担架了。
二十五军及其指挥官程子华和徐海东的艰难历程不育为人类求生的又—史诗。程子华从江西出发，途经汕头、上海和汉口，历尽千辛万苦，于一九三四年十月抵达河南，来到了二十五军。他率军来到豫西边远的桐相和伏牛山区。
一九三五年早春，二十五军转移到了附近的陕南。一天，当他们正在庾家河开会的时候，国民党六十师——蒋介石最神速的一个师，从朱阳关席卷而下，从背后袭击了他们。战斗非常激烈。程子华一九三零年时左臂曾受伤，他习惯于用右手托着左胳膊。现在，一颗子弹再次击中他的左臂并穿透了右手，使他落下了残疾。（ 五十年后，他只能使用一只象爪子似的右手 ）。副军长徐海东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子弹从右边穿过，从后脑穿出。他昏迷了近一个多月之久。二十四岁的钱信忠医生，当时正站在这两位指挥员身旁。他也负了伤，但不严重。他是上海德国人办的同济大学毕业生，他用磺胺柯衣定为两人治病，这是一种德国早期制造的磺胺类药品。他说，如果没有这种药，要挽救他俩的生命是不可想象的。
后来程于华的伤口严重感染。他的胳膊是用一把普通的利刃刀动的手术，甚至连可用来止痛的茅台酒也没有。吴焕先政委接任指挥，二十五军终于在陕南建立了一个根据地。他们知道刘志丹和二十六军在北部活动，但没有取得联系。一九三五年七月，他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第一方面军正向陕北进军，正当他们也向那里运动的时候，吴焕先牺牲了。程子华和徐海东从担架上又接任指挥。程任政委，徐任军长。
程子华记得，在九月十八日，二十五军在陕北一个名叫永平镇的地方与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十五军团。仍躺在担架上的徐海东任司令员，刘志丹任副司令员，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看来一切都顺利。这支联合部队在甘泉与张学良的一个师交锋，打了一次胜仗。
在此之前，二十五军曾俘虏过了一名国民党军官，名叫张汉民，张说他是地下党员，并说刘志丹可以证明。他们不加理会，却当即处决了他。后来，陕北党里的“布尔什维克”们批评了刘志丹，并设法说服二十五军，让他们相信刘志丹实际是国民党的地下人员，他领导的二十六军已被敌人渗透。于是，队伍内部的逮捕开始了。起初，没有动刘志丹。他们对下级干部进行清洗时，把 刘志丹调开去执行一项任务。但当他骑着马赶路时，碰到了一位年轻的通信员，身上带着一封写给十五军团领导的信，这位年轻人把信交给了刘志丹，信中有一份即将准备逮捕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刘志丹本人。刘志丹把信重新封好，告诉通信员把信送给十五军团司令员徐海东。然后，他到保卫局去报到。他把左轮手枪放在桌上，对保卫局的人说：“我知道你们在找我。”他以为这会消除他们的疑心。然而，保卫人员却把他关进了牢房。他们没有想一想，真的国民党特务早就逃跑了。哪会自己送上门来。疑心病迷了人。
一九八四年，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已五十六岁，她身材纤细，有着橄榄色的皮肤，高高的颧骨和一张圆圆的小脸，口才很好，讲了她所知道的一切，一九三五年时她仅五岁，但没有忘却那年的九月和十月。她和母亲到关押刘志丹的地方，站在外边，希望能看他一眼，但失望而归。
主持肃反的人不愿人们知道抓起了谁。他们甚至把刘志丹的马也关了起来，以免人们看到它单独拴在马厩里而引起议论。当囚犯被押解过街时，犯人头上都套上一个布罩。有一天，这位五岁的女孩和她的妈妈从一队蒙着布罩的犯人旁边走过，其中一个人咳嗽了几声，她们觉得咳嗽的人就是刘志丹。
刘力贞神态庄严地谈起了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情。一天，她和母亲一道去看瓦窑堡城门附近挖好的大坑，听人们说，犯人将会活埋在这里‘有的则说把他们枪毙或砍头之后，这个大坑将成为他们的集体墓穴。那次是毛挽救了刘志丹和其他被捕人员的性命。要不是他在关键时刻赶到，并亲自派人到瓦窑堡营救，刘志丹和他的同志们当时就恶运难逃，人头落地了。这是在封闭的阴谋政治圈里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又一例。
周恩来在十一月底到了瓦窑堡，他将被捕人员迎出牢房。战士们早就议论纷纷，为了解救牢房中的同志，必要时全军一道动手。毛不愿责怪（有责任的）军人，他认为，由于他们对某些事情无法理解，使他们成为愚昧无知的受害者。
父亲从监狱里被释放之后，刘力贞只见过他一面。她回忆说：“我觉得陌生，过了好长时间才敢走近他。”
他胸上曾带过镣拷，所以行走很困难。毛安排他负责组织和指挥二十八军。一九三六年三月，他东征去与国民党作战。不久，他在战场上牺牲。年仅三十四岁。
刘志丹的女儿说，她父亲生前没有什么嗜好，只喜欢抽烟。直到今天，她的母亲仝桂荣仍在父亲的遗像前燃着一支烟。仝桂荣已七十九岁，但精神不减当年。这位娇弱的妇女不无羞怯地告诉我们，她与刘志丹是早在襁褓之中就定了婚的，在她十七岁、刘志丹十八岁时两人完了婚。“我怕你们会取笑我。”说罢，她不好意思地眨眨眼睛。她虽拄着拐杖，但却身强体健。刘志丹牺牲时，她正患伤寒，未能参加葬礼。一九四三年，当刘志丹的遗体被安置在他的诞生地保安（ 为纪念他，已改名志丹 ）纪念堂时，她让人打开了棺盖，看到他穿着她缝的衣服时，她感到欣慰。刘志丹牺牲时，除了手枪和战马之外，别的一无所有。她要求将这两件遗物送给需要的人。
她摸着脑袋，以一副挖苦的神态说：“当时，国民党还要出二百块大洋买我的脑袋哩。”她说她年轻时，是个“不问政治的人”，对政治毫不关心，直到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军队抄了他们的家之后，“我才参加了革命。”有人说：“该是参加的时候了——可你为什么等了这么长时间才来呢？”
仝桂荣和女儿刘力贞为埃德加·斯诺一九三六年在保安给她们照的一张像片感到自豪，照片上的刘力贞戴着一顶小红军帽，帽上的红星是她母亲给缝上去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被国民党捣毁过的保安（志丹）纪念堂又被红卫兵砸烂了，刻有革命领导人的题词的纪念石碑被毁了，刘志丹的家再次被赶到了农村。全桂荣提醒他们说：“这不是新鲜事，只不过是一九三五年的重演。”刘力贞说，这是和过去一样的迫害——只不过这次是来自“左”派。刘力贞是医生，被迫到农村去劳动。她丈夫张光，现任西安一家报纸的编辑，当时也被送到一个生产队。刘志丹的弟媳写了一本关于刘志丹的长篇小说。毛的秘密警察头子康生在毛面前说，这是一份拥护高岗（被指控为叛徒）的政治文件，于是她和大夫双双被捕，横遭虐待。与刘家关系密切的朋友也受了株连。
刘志丹的女儿瞪着炯炯有神的两眼严肃地说，刘志丹留下的唯一遗产是他的精神。至今，当老战友们见到她母亲时都禁不住流泪。她们怀念她的父亲，珍视他对革命的贡献。
红军来到陕北，并非处处都是危机，有时也有人间趣事。毛泽东越来越爱开洛甫和小刘英的玩笑了。自从刘英与“中央队”一起工作以来，她与洛甫几乎形影不离。这难以逃过毛的眼睛。洛甫是党的总书记，他和毛大部分时间在一起。
刘英和洛甫一起到达瓦窑堡后，就决定结婚。“从渡金沙江以来，我们关系越来越密切，”刘英回忆说，“但到了陕北之后，我们才生活在一起。”
他们本来决定不举行婚礼。“我们太穷了。”刘英说。由于毛对他们的婚事感到非常高兴，并要他们举行一个招待会，这样才举行了一次招待会，但未设盛宴。
从江西直到延安时期，洛南一直在毛的左右。后来，他们明显地逐渐疏远了，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洛甫担任了——段时间的外交部长。刘英和毛的夫人贺子珍关系很好，一九二七年，她们—起去了莫斯科。洛甫任外交部长时，刘英也在外交部。
洛甫和刘英的爱情（洛甫三十五岁，刘英二十七岁）是长征中仅有的几起恋爱之一，双方感情始终如一。
陕北也有悲剧。红军刚刚到达吴起镇，赫赫有名的突击团——一军二师四团的指挥员杨成武和王开湘就患起伤寒，王比杨更严重。仅仅几天之后，杨成武就得悉王已不在人世了。原来王开湘在持续高烧（温度高达摄氏4o度）、神志昏迷的情况下，从枕下抓起手枪，将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脑袋。王有两件心爱的东西，一支手枪和一块金表。整个长征途中，他每晚都擦手枪，直擦到闪闪发亮才罢手。
几乎与此同时，在长征中一直被抬在担架上的王稼祥病情突然恶化，他发着高烧，昏迷不醒，人们以为他活不成了。杨尚昆一直陪着他，
后来成为军队卫生部门负责人的王彬医生为受伤的王稼祥治疗，王的腹伤严重的时候，腰部曾插入一条引流的橡皮管。人们这时才发现，王稼祥濒于死亡的原因是腐烂的管子造成伤口感染。管子拔掉了，伤口进行了处理，他的烧也退了，生命得救了。
后来，王稼祥很快被送往莫斯科治疗。苏联医生花了半年时间才使他的伤口愈合，并使他基本上康复。他们曾设法使他的体重增到一百三十二磅，但未成功。后来他在苏联接替要回国的康生，担任了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毛虽然找到了家，但斗争并未完结，同敌人的斗争，红军队伍内部那种随意发动、有饽常理的斗争都不会完结。但是，就在这片沟壑遍布，河流干涸，狂风怒号，红沙飞扬的黄土高原上，毛和共产党将深深地扎下根来。他们在陕北安了家、不是只呆一周、一月或—年，而是住许多年。毛在吴起镇只停留了三天，随后即前往瓦窑堡。在那里，住到一九三六年初；然后去保安，在那里直住到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这十年是革命的酝酿时期（这是革命孕育成熟的十年）。
毛尚未完成聚集力量的任务。现在，他只有自己的一方面军残部和争吵不休的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但是，他预料队伍将迅速扩大。不久，由贺龙和肖克率领的二方面军，由难驾驭的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以及编入四方面军的毛自己的那些部队，还有朱德和刘伯承等指挥员都将前来会合。毛对此深信不疑。
在瓦窑堡的新窑洞里，他诗兴油然而生。他把一张木凳拉到松木桌旁，让警卫员点上煤油灯，这盏灯从红军跨过于都河上的浮桥之日起一直陪伴着他，他从锡制文具盒里取出砚台，研好墨，用驼毫小楷笔蘸了一下墨汁，开始在一张宣纸上写起来，诗句一气呵成：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结束了。究竟牺牲了多少人，永远也搞不清楚。长征开始时，有八万六千人，长征结束时只剩下不足六千 人，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征途中。红军不断招募新兵、充实力量。那些“损失”的人也并非全都牺牲了，有不少人脱队逃跑了。
计算数字并没有多大意思。这是用热血和勇气谱写的史诗，是胜利和失败的史诗，是沮丧和憧憬的史诗。这种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中国革命赖以成功的基础。
中国革命将从这些奋斗牺牲的传奇故事中汲取无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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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生死与共
假如说在红军的队伍里也有一对生死朋友，那么，这对朋友无疑就是二十六岁的六军团司令员、身材修长的肖克和三十六岁的二军团司令员、相貌英俊的贺龙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这两位将领在贵州东北部靠近黔、川、湘、鄂交界“四角”处的印江县木黄镇会师。四天之后，他们进入四川，在南腰界举行了庆功宴。
六军团和二军团在这里正式合并组成了后来的第二方面军。也正是在这里，肖克和贺龙开始了他们之间密切而持久的合作。
任弼时政委在向部队宣读红军最高司令部的贺电时，场面热烈感人。在这深山荒野之中，肖克和贺龙根本无从知道，给他们拍贺电的红军司令部已经在长征的路上走了十天了。
肖克和贺龙的会合，丝毫没有象毛泽东和张国焘的会面一样引起那种病态的猜忌。肖克在五十年之后回忆道：“我们和贺龙会师的时候都特别高兴。我们需要他，他也同样需要我们。”
一九八二年，肖克赋诗纪念那次会师。一九八四年，肖克向一位来访的客人背诵了这首待，当时他正在研究一张铺在地板上的长征路线图，他从地上爬了起来：
“…… ”
八千健儿挥戈东向，沅澧涌狂飙燎原，…………
抚今追昔怀梵净山。
贺龙和肖克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时见过面。现在，他们要生死与共了。在长征前，他们分别和蹇姓姐妹二人（姐姐蹇先任、妹妹蹇先佛）结婚、而且不久每人都有了一个孩子，贺龙的是个女孩，肖克的是男孩。
贺龙在南腰界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他们没有真正的根据地。现在、他们必须依靠三样东西：他们的腿、嘴和枪。余秋里那时二十岁，是军校分队的负责人，已有了五年军龄，参军前是个赤贫农民。他解释道，贺龙的意思是说，他们必须继续前进，用宣传来争取群众，用枪杆来阻止敌人。——余秋里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讲话。
当肖克和贺龙一九三四年秋在四省交界的地方会师时，贺龙只有一小块没有明确界限的根据地，六十英里长，三十英里宽，有十万人口。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根本不足以养活一支军队。这是贺龙从前常到的地方，头一年的大部分时间贺龙和肖克都是在这个地区活动的。贺龙一八九六年生于靠近“四角”之地的桑植县洪家关村一个贫农家里，排行者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大姐贺英练过武，领导着一支游击队，后来被国民党杀害了。父亲是个裁缝。家里人把希望寄托在贺龙身上，希望他能振兴家业。
贺龙十岁的时候，曾跋涉近三百英里，买了一百匹马，在回家的路上又把这些马卖掉，而居然没有被盗。他念过小学，种过一年地，还开过客店，这一切使他联想到穷人的生活。在一位名叫陈图南的教师——孙中山的追随者的影响下，贺龙也报名参加了孙中山的革命。贺清楚地记得，“我不仅仅是签上了名字，而且还按了手印。”
一九一六年旧历二月十六日，贺龙发起了他的第一次革命行动。他带领一伙农民，手持菜刀，袭击并捣毁了盐税局，缴获了一些枪支，逮住了税务官，并砍了他的脑袋。
贺龙识字不多，但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下达命令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战士的左手上。战士回到自己的连队，背诵完命令，就举起左手，出示贺龙的亲笔签名。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开始自学读书写字，他几乎全凭记忆，每学一篇课文，就反复诵读，直到学会了里面所有的字为止。
贺龙曾对他的同事谈到自己的人生哲学：“我相信运气，你不能阻挡它，既不能把运气关在门外，也不能插上门不让它进来。只要有运气，总是会走运的。
他从来不讲究礼节。长征中，他要么打赤脚，要么穿草鞋，脚上总裂着大口子。一九二五年，北京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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