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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乐诱惑-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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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厮杀过来。向荣死后，他受诏代其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此人险刻自负，多与副手张国梁不睦，江南大营之失，与他指挥不力有很大关系。小水关大营被破前，有随员劝他退往镇江，他全然不知大祸临头，故作临危不乱，还脱鞋上床睡觉以装镇静。俄顷，枪炮大作，太平军喊杀阵阵，这位嗜吸鸦片的统帅竟然真的鼾声大作睡得香。幸亏其外甥以及一帮亲随将领保护，和春才在泥泞夜雨中仓惶逃得性命，但一切重要文件及奏札，丧失一空。逃至丹阳，未及喘气，太平军追兵杀到，张国梁阵亡。和春侍卫众多，拼死杀出血路奔逃至常州，半路受伤，摔得半死。心灰意冷之下，知道自己再活下去也大罪难逃，和春在浒墅关营房里以烧酒吞生鸦片，自杀身亡。清廷念他数年征战，以“血战捐躯”来算，给了他死后一个大面子，谥“忠壮”。
福兮祸兮。江南大营二次被击溃，统帅和春自杀，勇将张国梁战死，清廷似乎丧失了两根大栋梁。但是，正是和春之死，给予了曾国藩和湘军最大的历史机会！
曾国藩自他组织“湘军”抵抗太平军以来，手下军将、幕僚建功立业，但他本人的仕途一直不顺。咸丰七年春，战场上的不顺加上个人的烦恼，他以回家守丧为名，回老家湘乡呆了近一年半。这段时间内，太平军在江西的势力大幅度萎缩，瑞州、湖口、铜陵、九江等地相继克复。形势大好之下，曾国藩按捺不住大显身手的冲动，很想重新出山。此时，其好友胡林翼上折，奏请朝廷让曾国藩“夺情”视事。在骆秉章等人的附和下，清廷起复曾国藩，给他一个“钦命办理浙江军务前任兵部侍郎关防”，并未实授给他任何实职。三河大败后，湘军士气极其低落，曾国藩强自硬撑，总算熬过这道大坎，重新招兵买马，培训新兵。正当他提此新旅向福建进发时，恰值“出走”的石达开自江西、福建交界处窜向湖南，进攻宝庆府。如此一来，湘军中士气低落，人心浮动，因为有不少人的老家正是宝庆府。眼看自己手下多数为新募之兵的队伍人心惶惶，曾国藩一筹莫展。关键时刻，还是老友胡林翼出面。他说服满洲贵族、时任湖北总督的官文上奏折，希望朝廷授曾国藩为四川总督。这样一来，曾国藩便立成有实授之官的封疆大吏，又可以率军往四川兜截很可能杀入川地的石达开。清廷高层经过研究，结果，只下令让曾国藩率军入川，却不给他四川总督的职位。曾国藩郁闷至极，便以休整为名，在路上拖延行程，非常不情愿进入蜀地。恰好，石达开攻围宝庆府失败后，并未入川，而是向南方折返，曾国藩终免四川之行，继续留在东南一带对付太平军，得以进行他的“大事业”。
不仅曾国藩自己纳闷，当时和后世的人都纳闷，出于老曾手下的江忠源、胡林翼、刘长佑等人，都早于曾国藩当上了巡抚大员，为什么反而他们的老上司曾国藩一直为清廷所抑，迟迟不予实授呢？笔者忖度，曾国藩坏事就坏在他率湘军开拔之初的那份张扬的《讨粤匪檄》上，其中“卫道”（保卫孔教）意味太浓，“勤王”（为皇帝效力）之意淡然，使得满清高层对这个湖南汉人充满了疑忌。
说起曾国藩没能及早当上督抚的事情，学者、专家们大多讲这件事情：咸丰四年，湘军攻占武汉后，咸丰帝大喜：“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要任命他为署理湖北巡抚。结果，大学士祁寯藻说他坏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致使咸丰帝收回成命。此事详细见于薛福成的《书宰相有学无识》，但他当时没有点出说曾国藩坏话的是谁。范文澜先生后来引用此史料，言之凿凿直说，认定讲坏话的那个人是祁寯藻。其实，只要看《清实录》，就会知道曾国藩上表奏告收复武汉时，祁中堂已经回家休养，最有可能说曾国藩坏话的是当时的军机大臣、工部尚书彭蕴章。
回光返照的胜利（6）
否极泰来。正是和春的死和江南大营的二次溃败，上天赐给了曾国藩一次绝佳的历史机遇。和春自杀后，时任两江总督的何桂清也兔子一样狂逃不止，太平军凭锐乘胜，连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江阴、嘉定、青浦、松江等地，整个苏南地区除上海以外，基本都为太平军所占领。如此大溃之下，江南地区急需一员德高望重的官员代替何桂清充任两江总督，于是清廷想到了胡林翼（时任湖北巡抚）。幸亏时任协办大学士的咸丰宠臣肃顺有才略，他劝皇帝说：“湖北之事，全赖胡林翼，不可轻动。不如用曾国藩为江督，如此，长江上下游均有得力之人。”
四顾无人之下，咸丰帝只得放弃前嫌，下诏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咸丰十年四月十九日任命曾国藩为“署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六月二十四日方实授他为“两江总督”，又加“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以，如果和春不死，何桂清不换，江南大营不溃，曾国藩只能撅着屁股在安徽搞“开拓”，湘军与太平军直面交锋根本没有机会，这样一来，也就没有日后湘军的一支独大。
军政大权在手后，曾国藩雷厉风行，把办事不力的非湘军系的皖南督办、浙江巡抚、江苏巡抚、闽浙总督、江南团练大臣以及江北团练大臣皆加以参罢，最终使得“湘系”成为当时清朝最炙手可热的政治、军事力量。特别一提的是，北京城中的肃顺，虽然此人身为满洲贵族，日后慈禧把他杀掉后对此人又极力加以抹黑，但他绝对是个治国得人的干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日后叱咤风云的汉人高官；均由他竭力上荐才能最终得以运用，而西太后这个阴险妇人也不因人废言；后来她杀掉了肃顺；对曾、左等汉人仍旧加以重用，才使满清国脉又存续了数十年之久。
再转回头说太平军动向。
江南大营的二次得破，太平军上下情绪高昂。1860年5月15日，李秀成自统数万大军东征苏常地区。仅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除上海弹丸之地外，苏南所有地区尽为太平军攻克。
苏常不仅仅是赋税大区，又为数省咽喉要地，至此，这一广大地区每年近二百万石的漕米供应，再也抵达不了清朝统治的北方地区。而太平军方面，由于手中钱多粮多，可以大量从洋人手中购买新式武器，又可养大量新兵，所以，李秀成得以扩军充众，不断壮大力量。
1861年底，李秀成率领二十多万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杭州，清朝浙江巡抚王有龄、署布政使麟趾、按察使宁曾纶、提督饶廷选、总兵文瑞等数十大员，不是自杀就是被杀，布政使林福祥等人被活捉。
坚守内城（满城）的杭州将军瑞昌这次再无上次好运，太平军利用人海战术，踩着叠尸攻城，终于攻陷杭州内城，瑞昌等将领自杀，几万满人兵眷皆被屠戮一空。
不过，李秀成敬重巡抚王有龄的为人，厚殓其尸，给船15只，白银3000两，释放其亲兵500人，让他们船载王巡抚棺木回乡安葬。
浙江广大地区的丧失，对清廷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打击，这意味着每年一百多万石漕粮的断绝和军储之资的进一步匮乏。先前两个江南大营存在时，浙江每年可供七十多万两饷银，所以，杭州等地一失，曾国藩大叹其穷，悲叫“东南饷源日涸”。由于浙江与江西、安徽为邻，杭州等地的丧失严重威胁到清朝在江西、皖南的统治。宁波被太平军攻陷后，清廷更是紧张得要命，因为如此一来，太平军即可入海，北攻北京，南攻广州。
显然，李秀成、陈玉成大展拳脚之时，正是曾国藩等人窝心忧叹之日。
附：夏福礼的报告
原文载于《英国议会文书》，1862，C。2992，13…16页
（说明：夏福礼当时是英国驻宁波领事，他在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太平军在宁波“解散军纪”三天的野蛮行为，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太平军的厌恶。马克思博士也正是看了这份报告，加上自己的深入研究，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导致他写下了对太平天国的口诛笔伐的《中国纪事》一文。）
回光返照的胜利（7）
为了避免人们认为我对宁波港的叛军所作的判断过于轻率，直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有意识地保持沉默，没有就他们占领宁波一事及其建立组织的行为发表任何明确的看法；我在这方面一直格外谨慎，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从一开始就认为太平军叛乱是个好兆头，认为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给予他们一次机会，即证明他们能够建立起一个“好政府”的机会。也许我现在可被看作更有权利来谈论这个问题，因此，经过周密的观察和深思熟虑之后，我谨向阁下作如下报告。
宁波陷入叛军之手已有三个月之久；但是，从该城失陷之时直到我此时给阁下写信之际，叛军从未向着“好政府”的方向采取任何步骤；从来没有试图筹建什么政治团体或商业机构；在他们的公开举措中，看不到任何接近秩序、接近规范化行动、接近一贯目的的证据或迹象；用“政府机构”一词来指太平叛军的统治，在这里不具有任何合乎推理的意义；总之，所能看到的结局仅仅是一片荒芜，正如在这群抢劫者统治所及的范围内和他们的力量能够为所欲为的任何地方总是一片荒芜一样。
我感到可供报道的仅仅是这一令人悲伤的结局；对于那些心灵已蒙受欺骗，其热情的想像力沉浸在诸如“重建帝国”、“匡复中华”、“传播基督教”和“拯救民众”等夸张的期待中的人来说，他们也许会对这令人悲伤的报道感到不满，或者表示异议；但是，对于那些同我们一样不被这些异想天开的希望所影响，而是冷静、公正地判断太平天国的人而言，最近三个月的验证一点也不令人吃惊，这一实验所产生的结果和人们所预料的完全一致——一片废墟，满目荒凉，在太平军足迹所到之处或处在太平军荼毒之下的任何地方，一切重要原则被毁灭无遗。
阁下无疑对这一结果早有准备，因为这棵树从未有希望能结出许多果实；这一实验迄今所已证明的事实虽然令人痛心，但令人欣慰的是，它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使人们意识到，我们居然让太平军在我们的一个条约口岸享有绝对的行动自由，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试验一下他们智力的高低和组织的方法，而最终发现他们在这两方面的能力都极为低下。对于那些目前支持这场运动但将来也许会承认自己错了的人来说，这种结局将是最好的回答。就我而言，不同于许多在华的外国人，我远没有因为这团体中的绝大多数首领出身卑贱并且所受的教育总体上低于中国读书人的水准而谴责他们。
数世纪前的世界历史证明，一些经久不衰的政府正是由那些在学识和才智上并不高于太平天国头领们的人建立的；但是，仅仅因为他们必须向心理平衡的人解释混乱、无秩序和毫无建树，尤其是后者最为广泛的字义，我不得不反对他们。显然，一个经历了十年的充分试验，最终毫无建树却毁灭一切的团体，不应当继续僭存下去，或者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即使是间接的）；相反，它应当受到由它自己造成的社会上所有文明阶级的人们的蔑视。
这些措辞也许显得有些偏激，但是，在我看来，谈论太平天国并判断他们的行为的时刻终于已经来临，尽管绝对自由地发表意见和言论将会使在华的政府官员感到困窘。因此，我认为，我只是在恪尽职守地就这场不同寻常的运动的现状和任何也许值得一提的东西作出我的判断。我重复一遍，我对双方都没有任何偏见，反之，我想声明的是，太平军首领对我本人的确礼貌和尊敬；此外，在与清朝官员进行了数年的公务往来后，当我同太平军首领打交道时，我还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十分出人意外和令人惊奇的类似于粗鲁率直的诚实。尽管如此，这些举止率直态度坦诚的太平军身上弥漫着浓厚的血腥味，长着一副屠夫的外表，而其中的任何一种特征都会使我因恐惧而畏缩。
在讲了这些开场白之后，现在我将回答也能够回答阁下公文中所提到的几个问题时，我谨提醒阁下，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从生性多疑的太平军那里搞到所需的情报，这群人除了其他一些特征外，还有一种在中国极为罕见的隐瞒事实和严守秘密的本事。但是，我认为，有理由相信下面的陈述是符合事实的。
回光返照的胜利（8）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太平军的军饷问题。作为一条业已确立的规定，叛军士兵不领饷银；他们像海盗一样靠劫掠为生，任何东西都抢，无论是实物还是现金。如果占领某城后抢掠到的物品为数极多，那么，士兵们都能从奖赏中捞到好处；相反，如果该城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太平军便以堪作表率的耐心等待更好的时机。然后，附近地区被迫向叛军捐献供给物资（几乎所有的事例都是如此）。例如，宁波周围的农村被迫按照配额，交纳大米、猪、家禽、蔬菜和农产品之类的食物来供养军队。我曾经亲眼看见被迫运送这些供给物的农民将食物等东西运到城里，他们的脖子上套有铁链和绳索作为服役的标志。我曾多次询问过这一问题，最终都得到了同一种答复，从而清楚地得出太平军士兵仅仅依赖所能抢劫勒索到的东西而生存的结论。记得领事巴夏礼先生也曾得到过同样的答复，当时我也在场。每当询问那些穿得还算体面的太平军士兵为什么喜欢自己的行当时，他们总是回答说：“为什么我不喜欢自己的行当呢？我可以随意得到我想要的任何东西；如果谁敢阻拦我，我就砍下他的脑袋。”一边说一边还用手比划着砍头的动作。这是一种经常能够听到的回答，这种动作则是城里的首领们所惯施的臭名昭著的动作，我认为这两者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太平天国的法律和他们草菅人命的本性。
太平天国拥有一支成分各异的正规军队，特遣部队中从事特殊使命或远征的核心士兵由从戎多年久经考验的资深叛军组成；其余无一例外都是些较为年轻的新兵或被强征入伍的农民。在进攻并占领宁波的军队中，可能每十人当中就有一名老叛军，这些老兵的任务主要是确保那些较为年轻的志愿兵和被强征入伍的士兵处于效忠状态，并激励那些可能在自己职守面前畏缩的人的勇气，这种激励士气的做法尤其是太平天国的本性。
叛军的另一独特之处是习惯于征召各省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入伍，这一政策的演变过程十分明了，我无须赘言。此时此刻，我可以想像得出，宁波城里的叛军中间所讲的方言有二十多种——属于遥远省份和地区的方言；同样，我可以推测，对于那些来自离宁波有数百英里远的人来说，宁波土话现已变得相当熟悉，而他们以前从未打算或料想到能听到宁波话。远离故土的男人们沉沦于放逐和痛苦之中，任凭他们所遗弃的房屋变成废墟和自己的家室活活饿死，在这样一种统治下，即使是最乐观的人又能期望会有什么幸运呢？
他们的军队由于所经之地所有品质恶劣的人的加入而急剧膨胀，成为其臭名昭著的一个特征；这些人不受任何差强人意的道德约束（除了与军事服从和虚伪的纪律相关的方面以外），实施一切众所皆知的以及——让我补充说明——世人几乎闻所未闻的暴行。在一件公文里提到这些事情也许显得有些微妙，但是，当我说出下述事实，即这群恶人中的一些人对待妇女和年轻姑娘的行为已令人发指到任何谨慎的笔触都无法描述时，我的用意也就昭然若揭了。因此，关于阁下所询问的他们如何对待落入他们手中的年轻妇女这一问题，我有十分充足的理由知道这种暴行已恐怖到令人难以置信或无法描述的地步。阁下无疑知道婚姻在太平军中间是被严厉禁止的，它与吸食鸦片一道构成了死罪；如果说吸食鸦片的习惯或恶行尚还经常被视而不见的话，那么，普通叛军若想和妻子或妾生活在一起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已经确立的法令规定，唯有当帝国被征服后，婚姻的禁令才会被取消；在此之前，凡结婚或同居者一律处死。
然而，我推测，可能是作为一种补偿和对作战英勇的一种奖赏，似乎在业已占领而当地居民未及逃脱的城市，太平军士兵被给予整整三天的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施展一切暴行，在光天化日之下作出一切令人憎恶的事，三天过后，所有的妇女都被禁止留在城里，我想，我的陈述已经足够了，我没有必要就这一令人痛苦的话题再讲些什么了。
回光返照的胜利（9）
他们的伟大的目标——我应当说成是他们胜利时的主要情形——是制造恐怖；首先是凭借他们军队的人数之众，其次是通过他们所穿的类似于戏装的俗丽服装，这种装束居然能对这个国家中各个阶层人民的心灵产生一种奇特的影响（这似乎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通过这种令人不可理解的影响，阁下将会再次觉察到中国人的思维倒错，以及在分析和解释支配中国人的原因与影响时应采用与分析欧洲人时相反的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太平军的仿古滑稽服装和其他自行设计的可笑装束只会引人发笑；但是，我坚信这种服装却对这个国家中无知的和相当愚昧的民众产生了一种截然相反的影响，正如他们所十分清楚的，他们往往与叛军交战到一半就败下阵来。叛军长而粗浓的黑发更给他们的外表平添了几分野性；当这种怪异的外表夹杂着一些愤怒和疯狂的神情时，假如这些温驯的中国人（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中国人的那种天性）逃之夭夭或者乖乖地投降，这的确是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正如上文所说，体格健壮的男人被迫在叛军中服役，无论他们以前所从事的是何种职业；因为他们在失去财产之后，其中的一些人除了从军或饿死外已没有任何选择。有时，就连当地一些有身份的人也被迫加入到太平军的旗下，仅仅因为他们意识到为了保全剩余的财产和避免自己的性命不时地陷入危险，这种妥协在被征服地区是不可避免的。这无一例外地仅是一种勉强的服从。我本人认为，自从叛军1853年占领南京以来，从来没有超过半数的有身份的中国人心甘情愿地效忠于他们；我甚至可以断言，没有一个有身份的中国人曾经出于本人的自由意志和自愿而依附于太平军。
这种事怎么可能呢？有身份的中国人是守秩序并且明辨是非的一类人，他们必然认为并且坚信，成功、信赖和好声誉从不可能步抢劫行为的后尘而来，无论这种抢劫行为的规模有多大。
太平军作战时的军事技术是极为简单和最为原始的；我实在怀疑“战术”一词究竟能在哪一方面用来指他们那种千篇一律的作战方式。如前所说，人数上的优势是他们最先考虑的因素；他们的人马源源不断地开向被定为进攻目标的任何预定地方。但是，在主力部队出现之前，他们首先秘密地派遣侦探和密使前去探路和散布虚假的谣言；当这些谣言和阴谋使得人们惊惶失措时，这些密探便趁机在城内外左右不靠的建筑处纵火，更多的则是在整个街道上纵火。如果这些密探被官方抓获并处死，叛军就毫不迟延地指派其他人接替他们，让同样的情形再度重演，直到清方官吏或全城居民逃之夭夭，或者就像在宁波所发生的那样，清军已变得士气低落，斗志全无，那么，该地便轻而易举地落入叛军手中。同时，逃亡的乡民们必定是气喘吁吁慌不择路而逃的，难免会将他们所看到的太平军的人数和行动作夸张性的报道。在此混乱之中，几名叛军在远处出现，他们那色彩斑斓的俗丽服装产生了通常所有的那种奇特影响，他们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喊叫声更使胆怯的中国人的心中充满了恐惧。接着，如果这套把戏一直进展顺利，看上去已没有什么危险也不用再费多大力气时，成千上万的叛军便手持大刀、长矛、鸟枪等武器，继续狂野地冲向目标，暴露在他们面前的任何东西自然在劫难逃。就在此时，也仅仅在此时，首领（或者是统帅，或者是王）才首次露面，因为在由召集来的上海劫匪所组成的前锋部队打通道路之前，这些人极少或从未被听说过，他们的直接举止也从未被看到过。
我认为，上海港最近所发生的事件正证明了上述报道的正确性。在对上海的反复进攻中，按照太平军通常的惯例，被视作劫匪的这群人奉命在前面充当先遣队，他们焚毁村庄，制造恐怖，首领们自然是呆在后面，远远地观察其计略的效果。我很高兴地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多亏了何伯先生和我们的志愿兵，他们的诡计最终遭到了挫败。我想，上海的教训将会对太平军产生有益的影响，因为他们极为惧怕沉重的打击，尽管他们十分自负，而且最初的士气较为高涨。
回光返照的胜利（10）
这份公函已显得过于冗长，因此，我将不再谈论来自杭州的报道，我打算在另一封信中再陈述这些内容。阁下关于该城人民必将蒙受苦难的信念已完全被事实所证实。我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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