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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度东风吹世换-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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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人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但是吃袁崇焕就合法合理，因为他是“叛徒”。袁崇焕的性命就是巩固皇帝个人尊严和威望的人血馒头。
我们今天已经无法揣度袁崇焕在刑场上曾想过些什么了，但我想他一定想不到，竟然是他的敌人们肯定了他的历史作用，在一百五十年后为他平了反。《明史列传·袁崇焕》评价道：“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岁月啊，你真是会捉弄人，连胜利者的王朝都过去一半了，时间已经长得无法让当事的人去后悔，只能让后人们在异族的铁蹄下去细细品味历史的悲凉了。
袁崇焕的人头是他身上唯一还成形的东西，这倒不是大明王朝特意的恩典。本来皇帝是想把“叛徒”袁崇焕的首级“传首九边”的，就是分别送到边境上的九个重镇如大同、宁夏等地去示众。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他的部下佘先生冒着灭九族的危险偷走了人头，从此北京广渠门外多了一座孤零零的坟丘和一个守墓的家族，这一守，就是十七代人。
袁崇焕是死了，可是历史还在继续。
清朝人给他修了祠堂，解放后毛主席也同意要修葺。但是一九六六年的“史学革命”中，香火不旺的袁祠也在劫难逃。“革命”精神使然，还仅仅只是挖平了坟丘；听说埋的人头是黄金的，就是挖地三尺了。这本来没有什么奇怪的：能够为魏忠贤建生祠的民族，当然也能够掘袁崇焕身后墓。在冠冕堂皇的幌子下，曾有过多少罪恶啊？！袁崇焕在生前死后都遭到了这样的待遇，不知道他对这个他曾经无限热爱过的民族会不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又是好多年过去了，袁崇焕的人头又在李敖的《北京法源寺》里当了一回楔子，害得李老先生差点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现在，守了十七代墓的佘家老太太终于也要哭着搬出去了——文物管理部门准备修缮袁祠，对外开放。袁崇焕又要用他的人头冢去换门票，养活几家老小。毕竟是商品经济时代了，要向袁督师表达敬意，不破费一二十块大洋看来是不可能了。
袁崇焕吃的固然不是草，但他挤出来的，恐怕不仅仅是鲁迅先生所言及的奶和血。
可惜的是，墓已经平了，穴已经填了，棺椁也已经挖掉了，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种种考证，极为精准的在原来的地方用水泥倒一个，甚至于真的用黄金做一个人头当噱头。
崇祯子孙们的结局
〔文／班布尔汗〕
在诸多亡国之君中，恐怕很难再找出像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是在殚精竭虑、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用死来宣告自己王朝的覆灭。也很难再找出一个想尽办法救国而不为自己的家族考虑后路的末代皇帝。曾经与朋友们谈起明之亡，也曾对此大惑不解，即使崇祯自己爱面子到了极点，不肯被人笑作临阵脱逃，但怎么也应该让太子到南京暂避，这样的话，北京即使陷落，他自己即使在煤山自尽，作为陪都的南京也可以立即以太子为中心建立名正言顺无可争议的“救亡政府”，何至于有什么“福、潞之争”以及多次的“北来太子案”？
可是，崇祯皇帝除了好面子之外，最大的弱点就是多疑，很难想象在他心中有什么人是可以信任的，包括他的儿子。自己不去南京是因为面子，而不让儿子去南京，就是多疑——他害怕自己成为李隆基第二，万一要是北京没有失守呢？已经16岁的儿子要是在南京自立为帝，奉自己为太上皇，把自己架空，该怎么办？所以，在担心北京难保玉石俱焚的焦虑中，崇祯皇帝死死拉着他三个儿子与自己一起坐等着北京沉没在农民军的汪洋大海——很不符合常理和逻辑，可事实就是如此。
九门相继落入敌手，崇祯可以把皇后、妃子、公主们杀死或赐死，自己也可以一死殉国，但对于三个儿子，总还是存着他们能够逃出去重振社稷的希望，便把他们交给心腹太监们让他们想办法逃出去。但这个太晚的决定并没有挽救皇子们的命运，那些平常里最受皇帝信任的太监们可没有什么赤胆忠心，面对北京到处都是农民军的情况，他们或是把皇子扔在街上让他们自生自灭（这还算是仁慈），或是干脆拿着皇子去向大顺军请功，于是，他们全都落入了李自成的手中（取自《甲申核真略》和《定思小纪》的说法）。
李自成并没有立即杀死他们，而是带着他们去征讨打着“克复神京、奠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旗号来和他作对的吴三桂，为的是以皇子来要挟吴三桂——李自成自然不会知道吴三桂后来对南明永历帝的所作所为，否则的话绝不会想出这个主意。在山海关，李自成被吴、满联军击败，接着一败再败，三位皇子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并摆脱了大顺军，走上了各自不同但最后殊途同归的路。
说“殊途同归”，是因为三位皇子虽然相差了几十年，但最后都死在满清朝廷手中。
先说皇长子，也就是太子朱慈烺，他的身份最尊贵，运气和遭遇也是最差。从大顺军中逃出后，可能是因为要寻找亲人，他回到了已经落入满清的手中的北京，找到了自己的外祖父周奎，寄居在了周家。并和自己的妹妹，那个被崇祯帝砍掉一只胳膊的长平公主重逢，兄妹俩抱头痛哭。然而周家人都是势力小人，哪里会保护安置这位烫手山芋？太子的舅舅周绎出面要刚安顿了两天的太子马上走人。在乱军当中吃够苦头的太子早就一肚子怨愤，再见到这些臣子加亲人的不忠不义，哪里还压得住火？与自己的舅舅大吵起来，以至于双方拳脚相加，终于惊动了邻里和巡捕，周奎见已瞒不住，便把自己的外孙子举报了。
清摄政王多尔衮无端的抓住了大明王朝的真命天子，按说应该是喜出望外，可事实上明太子的落网并不那么简单，无论是杀是留都很麻烦。作为外来入侵者，满清一方面为了收买人心可以礼葬崇祯皇帝，可以善待所有不再抵抗的人，另一方面对于他们一统中原的障碍决不会手软。可明太子正好处在这两中态度的矛盾当中，若是留着他，明朝的忠臣义士就会心怀希望的打着他的旗号前赴后继。可如果杀了他，满清精心炮制出来的为明朝报君父之仇的幌子就会不攻自破。
多尔衮不愧是精明的政治家，他很快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那就是——让人指出太子是假的，以冒充太子之罪将太子杀掉。于是，一场“认证真伪太子”的闹剧上演了。首先是亲人指认，太子外公周奎和舅舅周绎自然领会了摄政王的意图，一口咬定太子是假冒的，长平公主坚持说是真，被周奎打了一个耳光后也不敢再说话。原太子的侍奉太监有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指认是真，马上被处死，剩下的也就承认是假。连曾经是太子老师的原内阁大学士谢升也指出是假。虽然太子当众说，谢先生，某年某月某日，你讲书时说过某事，现在还记得吗？弄得谢升哑口无言，怏怏而退。但结果已经出来了，太子是假的！还有人上表坚持说是真的？好办，杀！一气杀了十五个争辩的大臣，终于没人敢说话了。太子在被压上断头台的时候也许明白了，他原本来北京时看到满清礼葬他的父皇，以为也会厚待他，可父皇受到礼遇是因为死了，而自己是活的。他终于连以一个前朝太子的身份去死的机会都没有了。（以上史实出于《石匮书后集》和《甲申传信录》）
皇三子定王朱慈灿，一直以来下落不明。到康熙18年三藩之乱快要平息时，定远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在湘中抓获了一帮乘乱招兵买马的草头王，审问后发现他们还有同党，是一个还俗的和尚，自称叫朱慈灿。抓获后，发现供述的情况与真正的皇三子情况极为相像，与顺治8年、12年、13年、16年和康熙12年打着“朱三太子”旗号起义诸多皇三子大不相同，完全有可能是真的朱慈灿。这回，清朝政府可比刚入关的时候成熟多了，康熙皇帝像弹灰一样漫不经心的说道：“彼时朱慈灿年甚小，必不能逸出，今安得尚存？大约是假。”便决定了这位“朱三太子”的命运——以一个打着太子旗号的混混的身份杀掉。（《八旗通志》和《清圣祖仁皇帝实录》有载）
最小的皇四子永王朱慈焕应该是兄弟姊妹中最幸运的一个，在大顺军中与两个哥哥失散之后，与一位姓毛的将领逃到了河南，种了一年地。后因为清政府清查“流贼”，姓毛的逃走，他只能一个人流浪，后在凤阳遇到了一位前朝姓王的给事中，老给事中念及皇恩，将他收养在家，并改姓为“王”。在王给事中去世后，朱慈焕又过上了流浪的生活，在浙江遇到了一位前朝姓胡的官员，这位胡大人也是个心念故国的人，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从此朱慈焕以余姚王士元为名靠教书为生，到了康熙47年，他已经七十五岁，并且组成了有一妻一妾，六子三女一个孙子的大家庭。他对于自己的身世一直守口如瓶，但作为明朝皇室的嫡系子孙，他最终也没能摆脱那高人一等的意识，他按皇家的传统，在为所有的儿子取名时以“和”字排辈，最后一字都为带有土部的怪字。这些举动逐渐为人们所注意，一位念一和尚在浙东起义时便打着他的旗号，终于使这位隐藏了几十年的前明龙种遭到了灭顶之灾。化名王士元的朱慈焕全家被捕，他的妻妾和女儿都自缢而死，男性家人无一漏网。朱慈灿否认自己参与造反，他对主审官说：“今上有三大恩于前朝：流贼乱我国家，今上诛灭流贼，与我家报仇，一也；凡我先朝子孙，从不杀害，二也；吾家祖宗坟墓，今上躬行祭奠命人洒扫，三也。况吾今年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鬓发皆白，乃不做反于三藩叛乱之时，而反于清宁无事之日乎？且所谓叛乱者，必先占据城池，集屯粮草，招兵买马，打造盔甲。吾曾有一于此乎？”话说得合情合理，而且也确实没有他参与造反的证据，可是，他承认了自己是前明皇子，就只能是死路一条。康熙皇帝又玩起了多尔衮的那一套，拒不承认朱慈焕的真实身份。清廷九卿审讯之后奏报：“朱三供系崇祯第四子。查崇祯第四子已于崇祯14年身故。又遵旨传唤明代年老太监，俱不认识。朱三名系假冒，朱三父子应凌迟处死。”
所有明末清初的史籍都记载崇祯第四子并没有在崇祯14年亡故，而已经事过60多年的老太监且不说是真是假，即使是真，又如何认得当年的皇子？可惜，杀机已现，断难挽回，这些连康熙自己都骗不了的证据就把“王老先生”朱慈焕全家送上了黄泉路，朱慈焕凌迟处死，所有子孙除死于狱中的，全部斩立决。（以上载于《鸡林旧闻录》和《清圣祖仁宗实录》）
至此，崇祯皇帝的子孙彻底被消灭，而且全都是以不是他的子孙的名义被消灭。清朝皇帝一直在高唱举逸兴绝，善待前朝帝裔，以此来表示自己的宽仁大度和守礼好古，康熙皇帝还表示过：“朕意欲访察明代后裔，受以职衔，裨其世受祀事。”但当真的前明后裔出现的时候，便开始“叶公好龙”了，都聪明的用不承认身份的办法来食言，我是说过要保护善待你，可是你不是你，所以我杀你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统治者历来都用这种办法来保持自己的伟光正，我是说过要虚心纳谏，但你说的不是忠言，是诽谤今上，所以你得死；我是说过要人人平等，但你是敌人，所以不能用平等来对待你；我是说过要提倡清廉，但你清廉是在沽名钓誉，所以我要整你……，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所承诺所标榜的经常改变，而伟光正是不会改变的。
倒霉的钦差大臣
〔文／张泳〕
太平天国广西起事，咸丰皇帝心急如焚，派出名将林则徐担当钦差大臣出征剿灭，林则徐本来在拉肚子，连日行军病情加重，出师未捷身先亡，不幸死在了半路上。皇帝只好再派钦差大臣，此人叫李星沅，湖南湘阴人，几个月前皇帝召见朝中文武官僚，李星沅表现不错，除了陈述自己为官的政绩外，还流露出浓郁的仁爱之情。正是他的仁爱被咸丰看中，派人给正在家中为母亲做寿的李星沅送了几支东北长白山特大人参，以示皇恩，同时请他出山。
李星沅的仁爱之心，从他对前任广西巡抚郑祖琛的处理上可以看出。朝廷一帮京官对郑祖琛颇多微词，指责他“老朽昏庸，畏事苟安，尤好佞佛，粉饰太平”，奏折递到皇上，咸丰看了大为震怒，要将郑祖琛罢官，流放新疆。或许是惺惺相惜，李星沅觉得这样的处分太过严厉。郑祖琛在官场上周旋了45年，一层层阶梯向上攀援，官至巡抚并不容易，结局却是以70多岁高龄流放西域，到那荒无人烟的沙漠上去等死。这样的时候，需要有人站起来为他说说话。
要为他说话，首先得弄清一些基本事实。调来卷宗一读，发现郑祖琛确实有几分糊涂。广西太平县有个叫王淑元的同知，为官清正廉洁，在百姓中口碑不错。王淑元的祸事，起源于他缉盗擒贼。风高月黑之夜，一帮盗匪偷袭县城，撬门扭锁，大肆抢劫，末了还放火烧毁了几间民宅。王淑元此时正在太平县城巡视，听说来了盗贼，从床上鱼跃而起，带领手下兵勇追出城门，是夜一共活捉了十名盗贼。
谁知道郑祖琛下狱审案，盗贼齐声喊冤，说是第一次偷东西就被捉住，70岁的老母亲在家可怜云云。郑祖琛平生信佛，心肠慈悲，将十名盗贼一起放了。结果盗贼得势更狼狈，发誓要报复王淑元。他们纠集大队人马袭击太平县城，王淑元和他15岁的儿子被活活生擒。盗匪将这对父子带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场地，用刀架在他儿子脖子上，要他交印。王淑元不理睬，盗匪手起刀落，儿子脑袋落地。王淑元亲眼看到此情景，心如刀绞，破口大骂，又被盗匪一顿恶打，拿绳子捆绑起来，布条堵住嘴巴，押着往城外走。途中经过一条河，过渡的当口，王淑元从船上一跃而起，跳入河中投水自尽了。
李星沅掩上卷宗，仰天长叹，身在官场却又心向佛门，是郑大人不幸的根源。身为同僚，李星沅不想落石下井，相反在这种关键时刻，他打算拉前任巡抚一把。在一次向咸丰皇帝上奏折的时候，李星沅提起笔来，在落尾处加了这么一句：“已革巡抚郑祖琛，熟悉情形，请旨允其暂留随营差遣委用……”李星沅没能遂愿，在随谕旨传下的封片上，皇帝亲批了一行蝇头小楷：“速遣已革广西巡抚郑祖琛离营回藉。”
为郑祖琛送行那天，李星沅多喝了几口酒，目送郑祖琛乘坐的轿子沿着河道走了一段，绕过一片树林，消失在远方村落的烟霭之中，李星沅心中升起无尽的感慨：但愿老天保佑，不至于落到郑巡抚的下场。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身在官场，很多事身不由己，由于战事连连失利，加之官场同僚间相互制约，不久他就吞金自杀了。李星沅是聪明人，在官场混了大半辈子，深谙其中的玄机与杀机，在皇帝尚未来得及追究之前，选择死亡无疑是最好结局。咸丰果然没多作追究，依照惯例，予以饰终之典。
李星沅之后，受命钦差大臣的先后有赛尚阿、徐广缙、陆建瀛，结局都不美妙，不是被清廷革职问罪，就是直接被太平军斩首。这些走马灯一般上任的官员，曾经长久主宰过别人的命运，但是面对太平军，他们的命运犹如风中的一片落叶，倏忽间从云端跌入泥淖。这些清廷官员以自己的跌落和殒灭，反照出上流社会里积久而成的颟顸与衰颓。
医多不治龙——从《德宗请脉记》看光绪之死
〔文／章立凡〕
中国老话“龙多不治水”，一语道破政出多门之弊。多年前读邓之诚先生的《骨董琐记》，其中全文收录了一份给真龙天子光绪看病的史料——《德宗请脉记》。在清宫档案未整理公开之前，是唯一由当事人公布的重要全程记录。近日重读，感慨系之，盖《官场现形记》之御医版是也。遂作此文，题曰“医多不治龙”。
《德宗请脉记》为清末名医杜钟骏所撰。杜钟骏字子良，江苏江都人，当时为浙江候补知县，经由江西巡抚冯汝骙保举，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历七月，应召入京为光绪帝治病，其时距驾崩仅三个月。该书系民国七、八年时京华印书局所印，当时作者已在北京悬牌行医。据说杜大夫的曾孙女，就是当今传播界的名人杜宪女士。
关于光绪之死，历来众说纷纭，我对《德宗请脉记》的兴趣亦缘于此。但研读之后，却引发了对封建王朝政治体制的思考。我未谙医道，也没有专门查核清宫医档，故对于光绪死因及这篇私记与档案间的参差，不予置评，只谈读后感。
【一、不求有功，先求无过】
光绪自十年前变法失败被幽禁，忧郁成疾，历经太医院多方治疗，未见好转，反有日益加重的趋势。朝廷不得不向各地征求名医。陈秉钧、曹元恒、吕用宾、周景焘、杜钟骏、施焕、张彭年等地方名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先后入宫供奉的。据陈可冀主编《清宫医案研究》的统计，光绪在被囚的十年间，因疾苦而请御医与荐请名医诊疗者达924次，平均每年诊病九十多次。尤其是其末年（1908年），自夏历三月七日至十月廿一日的二百多天内，经御医或外荐名医诊治达260人次。
地方名医一入内廷，也算有了御医身份，给皇上看病，不叫诊脉叫“请脉”。内务府将应召入宫的六位医官排班，每人一天，轮流请脉开方。此前陈秉钧、曹元恒曾分两班供差，两月更换一次，到了病情危重之时，变为六人轮流值日，以致医出多门，方剂日更，病人反倒成了实验品。杜钟骏于1908年8月12日（夏历七月十六日）初次入宫，光绪曾当着慈禧的面，与他探讨自己的病情：
〖皇上又问曰：“予病两三年不愈何故？”予曰：“皇上之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虚者，由来渐矣，臣于外间治病，虚弱类此者，非二百剂药，不能收功；所服之药有效，非十剂八剂，不轻更方。”盖有鉴于日更一医，六日一转而发也。皇上笑曰：“汝言极是，应用何药疗我？”予曰：“先天不足，宜二至丸；后天不足，宜归芍六君汤。”皇上曰：“归芍我吃得不少无效。”予曰：“皇上之言诚是。以臣愚见，本草中常服之药，不过二三百味，贵在君臣配合得宜耳。”皇上笑回：“汝言极是。即照此开方，不必更动。”予唯唯。复向皇太后前跪安而退，皇太后亦曰：“即照此开方。”〗
医家诊脉用药，须有一定的持续性。杜大夫作为一名初入内廷的地方名医，对每天轮流请脉、“人人负责，人人不负责”的当差制度，感到十分困惑，曾向内务府大臣继禄提出质疑：“六日轮流一诊，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如何能愈病，此系治病，不比当差，公等何不一言？”继禄的回答更令他一头雾水：“内廷章程，向来如此，予不敢言。”跟外行讲不通，他又去问出身悬壶世家的吏部尚书陆润庠：
〖嗣见陆尚书曰：“公家世代名医，老大人《世补斋》一书，海内传诵，公于医道三折肱矣。六日开一方，彼此不相闻问，有此办法否？我辈此来，满拟治好皇上之病，以博微名。及今看来，徒劳无益，希望全无，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似此医治，必不见功，将来谁执其咎？请公便中一言。”陆公曰：“君不必多虑，内廷之事，向来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过，不便进言。”〗
两位高官的回答都是“向来如此”，杜钟骏在官场“潜规则”前碰了一鼻子灰，得出结论：“此来必无成功也”，只好默然而退。
接下来的日子便是六日一请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朝廷还优恤有加，赏赐不断。撞钟撞到八月初八日（1908年9月3日），大约继禄也觉得这种治疗方式不妥，当太后向他询问御医们的生活起居时，便乘机进言。慈禧以体恤医官辛劳的名义，下旨延长了治疗周期，还给新御医们发了伙食补贴：
〖外省所保医官六人，著分三班，两人一班，两月一换，在京伺候请脉。张彭年、施焕著为头班；陈秉钧、周景焘著为二班；吕用宾、杜钟骏著为三班，每人每月给饭食银三百五十两，钦此。〗
此项小小的“医疗改革”，似是部分采纳了杜大夫的建议，只是没有明说而已。
【二、医出多门，语存忌讳】
清朝历代皇帝，多以知医自命，光绪也不例外。
医家怕担责任，病家不信任医家，都是医患关系中的大忌。杜钟骏初次请脉后退下拟方，“行未数武，皇上又命内监叮嘱，‘勿改动’”。他刚坐定开方，内监又来云：“万岁爷说你在上面说怎样，即怎样开方，切勿改动。”指陈莲舫而言曰：“勿与彼串起来。”切切叮嘱而去。
除了怕御医私下串通之外，皇帝对药方也不放心。据当时的《申报》披露：“刻下虽有多医请脉，然并不时常服药，上又自明医术，最恶用杜仲、菟丝子两药，凡医生有用此二药者，必圈去不用。”＇1＇关于光绪对用药的挑剔，杜钟骏还谈到如下情况：
〖一日，予方入值，于院中遇内监，向予竖一大指曰：“你的脉理很好。”予曰：“汝何以知之？”渠曰：“我听万岁爷说的，你的脉案开得好。我告声你，太医开的药，万岁爷往往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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