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东风吹世换-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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蔺相如列传》）再下来，就是“赵将括母”故事了。在这段记述里，父母二人对赵括都拥有如出一辙的，惊人的预见性。父母对子女的评价，常常会有烙印般的效果，有时架空设想一下，如果是我是赵括，生在这样一个环境，恐怕会长成一个很自卑的人。没有看到史料上有关赵括在长平之前独自领军的记述，想必他当时很年轻，也许有点像刚毕业的军校高材生。理论丰富而无甚实战经验，其实这不足为奇。虽说知子莫若父母，但像上述这般情形，也实在太有戏剧性了。
当时强烈反对换廉颇的主要是蔺相如，这位廉颇的刎刭之交曾做过一个刻薄的比喻，这件事记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明朝刘如孙根据这个有名的历史故事，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朝野犹夸纸上兵”。后来，人们便引申出“纸上谈兵”这个成语，那千年前的作古之人，倏忽间摇身一变，即成了只会空谈教条，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同义词。这个标签从此长烙在了那个模糊的面孔上。
如果说赵王换将仅仅是受秦国流言的影响，那么历史就太单纯了。实际在当时，一方面，廉颇在王龁的猛攻下眼看不支；另一方面，廉颇作为军将，他只从战局出发，只认打胜仗，而将国家拖入泥淖的战略问题却没有在他的考虑之中。赵国，那时已经也拖不下去了——此时两国军力较量早已上升为国力拼争。若说秦国军力与赵不相上下，那么秦的国力就可以说几倍于赵了。秦尚求速战，于赵就不欲么？且在这三年间，秦国也早已建设和巩固好了后援辎重路线，而且也将武安君白起出山的计划列上了日程。其实，到长平大战的决战前，赵国最初的赵主秦客优势已然丧失殆尽。而且后来事实也证明，最终死于后援辎重问题的，正是号称有主场之利的赵国。
在那个时候，换将既已成定局，谁在此时可以堪当重任？李牧太过年轻，且胡人大犯北彊，他不得脱身；平原君虽有将材，而年事已高；自齐国公主出身的赵威后薨逝后，齐国英雄安平君田单虽仍高踞赵之相位却实际被冷落。且田单本人曾与赵奢论兵，其理论水平似乎还不如赵奢口中的赵括，因而田单最多坐镇而不可督军；望诸君乐毅武功闻于诸侯，但那时他已称病不出多年。这位迟暮英雄与白起，彼时代最耀眼的两颗将星注定失之交臂……
赵括，就是这个冥冥中注定的角色。他出身公族，名将世家。生于军人世家的将领大多有一个特点，有时也是弱点——那就是天生的慷慨壮烈，因为他们身上有太多的光荣与梦想。比如李陵，二十七岁的李陵对天子豪迈说道：“无所事骑（无需骑兵），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于是，他率领五千步兵踏上了不归路，实践了自己“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的诺言。赵括大抵也是如此，他的公族身份令他于国命责无旁贷。他的军人血液让他对战争无可推却。于是，在这样一个骑虎难下的形势下，他慷慨上任了。不晓得他是否在邯郸城外的驿口说了什么豪言壮语，不晓得他是否也在沁水边“风萧萧兮沁水寒”了一番……总之，一切都只能猜测——历史，留给那年轻上将军的出镜率实在太少了。
军人赵括，他接手了一场或许不该去接手的战争，历史经他的手，为一场注定了结局的冗长故事画上了句号。
赵括到长平后，调整部署，重设幕府，严明军纪，并对廉颇任上的人员有所裁撤。顺便说一下，其实我本人对廉颇并没有什么好感，他一生的战功不算卓著，称得上的就是畿邑、防陵、安阳等几场，且给人的印象也是好勇冲动，比如“负荆请罪”“尚能饭否”等典故。所以，可以想象，他或许好用同他一般的血勇非谋之人，另外可以想到，他所用的人也必然是廉颇主义的坚决拥护者，赵括若要在日后的征战中不被掣肘，也只有如此。但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插曲，廉颇帐下八位旧部与上将军赵括意见不合发生摩擦，这八人以集体自裁的方式表示抗议。这些烈士被后人视为义士，还使得此地多了两个地名——“八义山”与“八谏水”。这件事引起赵营不小的震动，也给整个战局带来一丝不祥的味道。
赵括最初与王龁交战，一连有些小胜，夺回了一些失地。但这时，秦武安君白起秘密入军，大决战，就在眼前了。
《史记》与《资治通鉴》中平淡地录了决战的经过：赵括“乘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秦将白起“纵奇兵，佯败走，而绝其粮道，分断其军为二”。名将白起用了一个并不算出奇的战术，但是在勇悍无比的秦军将士的经营下，一路二万五千人的奇兵成功地将赵军一切为二，将主力包围在小东仓西北、丹水东北及百里石长城西南所组成的一个边长四十里的三角地带。另一路没有主将的长平、晋阳、皮牢的赵军则拼命向赵括靠拢。此时，秦昭王赶忙亲临河内，做全民参军总动员，结果“河内发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兵及粮食。”然后，秦昭王又让穰侯魏冄从陶国对邯郸加强攻势，使赵国无法调兵援救长平。司马梗军、王龁军也在河内新军的协助下全力遮绝赵军粮援，阻击赵军合拢。当时，整个河东战场的形势应该十分危急，整个战场几乎就是冲与堵的世界，只要秦军有一路被突破，秦军就会满盘皆输。
赵括被围后，一直率领将士奋力作战。他将主力分为四路，轮番突围，同时也等待救援。这时赵国也急忙斡旋着，四处嫁公主质公子，但因为有之前与秦议和的暧昧信号，加上秦国的外交威胁，各国基本坐视不管，比如“赵人乏食，请粟于齐，齐王弗许”。
赵军在断粮的情况下，漫长地等待、突围、等待……一直坚持了四十六日。这时，一些绝望并饿极了的士卒终于丧失人性：“九月，赵军食绝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这个关头，主将赵括终于决定以死相拼。若不是抱着殉国的念头，一军主将是不大会亲自上阵肉搏的。而赵军这位上将军终于“出锐卒自博战”，后被秦军射杀。然后，“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阬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
惜墨如金的史料中，这么不经意的一笔也足让人唏嘘：“赵括出锐卒自博战，秦军射杀赵括。”这将是怎样一个场景？那个断粮将近两个月军队的年轻将领，他那枯瘦的身躯纵然跃出营垒，披头散发，满目血丝，手握长剑向敌人厮杀而去……突然，两支弩箭飞速射来……就这样，赵括死了，死在他一生唯一的一场指挥战中。之前他没有像乐毅那样明哲保身，也没有像廉颇那样“稳健”消磨，他只是用他那年轻的锐气、军人的宿命，以及还没有来得及接受实战锤炼的智慧与才华，匆匆殉葬了一场历史的必然。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啊？历时三年，双方参战兵力不下百万。若从白起后来对秦昭王“秦卒死伤过半”的论述中，推测赵卒至少应有相当的死伤率，那么此战中湮灭的生命也有将近百万。这百万的生命下，战争结果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胜负本身，既然是一场超越了胜负的战争，那么对其意义的评估自然也不应该只限于胜负本身。白起若是一位真正的军人，那么他会对秦昭王说：这场战争，死伤过半，多数将领战死，其实秦军未胜，赵军未败，唯一不同的是，赵括死了，我还活着……
的确，整场战争，秦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其国力消耗使得秦人东进的步伐不得不减缓。而这些代价，显然不是在廉颇任上创下的。若赵括真的只是“纸上谈兵”的庸材，他又怎会使他那一生未有败绩的对手——战神白起得到如此重创？赵括死了，赵军降了，但是在战略上，赵括却消耗掉秦国的大部分有生力量。若非如此，便不会有邯郸之战的胜利——两年后（前258年2月），秦五大夫王陵领兵包围了赵都邯郸，以图灭赵。赵国军民同仇敌忾，打响了艰苦卓绝的邯郸保卫战。最终在赵国军民及信陵君等他国义军的共同努力下退了秦军，上党，终于复归赵国。上党重归这一天，不知长平谷地的带血长风，是否稍有舒缓？永远长眠于那片土地的故将赵括，是否也可以泉下一笑？比文字更有说服力的历来是出土实物。而今，位于现在山西高平的长平之战一号尸骨坑的发掘，算是我国近年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成就了。从那些狰狞残破、身首分离的尸骨中，从那些嵌在胸骨或者胯骨中的三棱箭镞中，依稀窥得一鳞半爪的当年血腥。
1951年4月20日，在高平县釜山乡老背坡村发现了一具男性骨骼和一把随身佩剑。尸骨的胸膛内有二枚扁型三菱青铜箭头，经分析，箭头是典型的秦制弩箭。从箭头方向看，是从背部射入体内。从牙齿磨灭面分析，死者年龄在30岁左右，骨骼加肉体分析，身高在1。75cm左右。而他腰间右侧的佩剑，剑长52厘米，格卫宽5厘米，重610克，青灰色长锷，无绿锈斑，坚韧锋利，格卫两面为“虎头纹”和“兽形纹”，铸工考究，纹刻深明清晰，剑刃有撞击痕迹。只是，这剑却无铭文以佐证身份。
而高平民间也有一个传说：赵括死于高平县釜山乡老背坡村。传说虽然不等于史实，但毕竟虚实相杂，不可摒弃。据说，“老背坡”的意思是“老兵背着赵括来到此坡”。《泽州府志》《山西通志》记载：“赵括乘胜追至秦壁，即今省冤谷也，其谷四周皆山，唯前有一路可容车马、形如布袋，赵兵既入，战不利，筑垒坚守……后括自出搏战为秦射杀之。”《东周列国志》和《泽州府志》的记述类同：“赵括追造秦壁，西北十余里”。当时长平治所在今王报村，从此计算“西北十余里”，正是今釜山地夺掌村一带。按照《高平县志》中赵括追秦兵的记载：“其谷四周皆山，唯前有一路可容车马，形如布袋”，根据地形分析，只有釜山乡地夺掌村符合其条件，它的确形如布袋，也能容下数十万兵马作战。
但那具两千多年前的尸骨与佩剑，究竟属于哪一个鲜活的生命，已不好论断了。我悲哀地望着他那茫然空洞的眼眶，他却若有所思着不暇与我对视，恍若隔世之后，我只好遥想他当年的目光和面容了——其实，历史有时候留一个悬念也挺好。
古长平在今高平市城北10公里的长平村，春秋时称泫氏，战国时改为长平。相传，华夏始祖炎帝生前就活动在泽潞盆地，逝世后葬于羊头山东南的庄里村。而这个有着美好传说的地方更浓重的却是2300年都没法抹去的阴霾。许多地名、村名都是长平之战的产物，如箭头村、参军村、围城村、哭头村、空仓岭、将军岭等。围城村，相传为赵军被秦军围困而得名；赵庄村，相传长平大战后，此地成为一片废墟，当地赵国百姓为使子孙后代不忘赵国，遂将此地改名为赵庄；谷口村，相传是白起坑杀赵军的地方，因此，谷口村又名杀谷、哭头、省冤谷，甚至，谷口村有一种风味小吃“烧豆腐”俗称“吃白起”，连煎带煮，然后再大口啖之，何其快也……
位于高平市城西5公里处，有一座奇特的骷髅王庙，现骷髅王庙为清代遗迹，庙内还塑有赵括夫妇像，但据说它为唐玄宗始建。李隆基作潞王时至此，见白骨遍野，头颅成山，触目惊心，遂“择其骷骨中巨者，立像封骷髅大王”，以祭奠那四十万悲凄的孤魂野鬼。为骷髅立庙，在讳言死事的传统文化中算是特立独行了。很多年以后，明代有一位诗人于达真路过这里，他写道：
〖此地由来是战场，平沙漠漠野苍苍。
恒多风雨幽魂泣，如在英灵古庙荒。
赵将空余千载很，秦兵何意再传亡？
居然祠宇劳瞻拜，不信骷髅亦有王。〗
后世的文人说话总是相对容易轻松的，不过，或许只有见识过战争的人，比如李隆基，方能理解那些千古的苦涩和哀怨。长平那带血的风已经远去了两千多年，可那些骷髅，他们黑洞洞的眼眶还在定定地凝望，在里面，有鲜活的记忆，有不散的怨念，有永远无法忘记的喜怒哀乐、离合悲欢……
〖千秋悲风话夜长，几夕丹水忆秋凉。
由来纸上总归谑，谁信骷髅亦有王？〗
历史闲情篇
闲话闲人
〔文／愚人〕
我有过闲得极度无聊的时候，就不免想起了那些远在天边的闲人朋友，这时候我自己差不多也成了闲人，准确地说，是有了做闲人的条件，但倘若我在美国一望无际西部大平原一座小城市的华屋里，或者在国内一座陌生城市的旅馆里，没有当地的闲人朋友聚在一起，却还是当不成闲人。
看过一些以“闲人”命名的现代小说、随笔，或者这些书里描述的闲人，总觉得仍然不象真资格的闲人。以前读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闲人》，那里面的主人公沃斯美尔金，也就是作者想赋予闲人称号的人，在我看来，无非是一个很悠闲，富有的小地主，空闲时间很多，有很多无聊，因此就想出了建造一间澡堂，里面放着一张沙发，可以长时间躺在沙发上泡澡，舒舒服服地打发时间，然而还不是咱中国文化意义下的闲人，因此我疑心西方社会里，无论是中世纪，还是近现代，究竟有没有那样的闲人？我所知道的老美朋友，总是匆匆忙忙地工作，闲暇时间固然不少，却也是匆匆忙忙地玩耍，即使长时间失了业，躺在海滩的躺椅上喝可克，闲固闲矣，但仍然没有资格当中国文化意义下的闲人。在日常生活的语言里，“闲人”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往往带有自嘲，比如某人说：“我成了闲人”，可能是说，那人原来是有职有权的官儿，现在单位上搞整改，把他整下来，位置让给了梯队新人，于是只好成天泡在办公室里喝茶，读各种各样的报纸磨时间，他心不甘，想为社会主义多发挥一点光和热，便发牢骚了；用在他人身上，却多少带有羡慕，比如说某人：“他是个闲人”，可能说那人清闲而又不为生计操劳，我们却还要每日辛苦工作，下班回家忙不完的家务事。
闲人，按字面意思讲，就是闲散之人，闲适之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贾二爷，被妙玉嘲弄为“富贵闲人”，便是这样的人。这些人成日里锦衣玉食，斗鸡走狗，属于闲人阶层里的上等。属于这等人里的还有闲云野鹤般的隐士高人，贵肯定不贵了，富也谈不上，但志向之高洁，修养之深厚，却是贾宝玉等纨绔子弟望尘莫及的，要不然为什么二十四史的隐逸传会连篇累赘地记载他们的事迹？两汉之交隐居富春江的严子陵算一个，五代北宋之交隐居华山的陈抟算一个，北宋时隐居杭州孤山的林逋算一个，至于富贵闲人，多倒是多，可青史大约不想为他们留下位置。
有些史书上没有痕迹的闲人，似乎名气没有上隐逸传的大，却仍然受到当时高级知识份子的推崇。比如现在叫的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就在《梦溪笔谈》里称赞一个叫杜五郎的农民，“唯有屋两间，其一间自居，一间其子居之”，“不出篱门凡三十年矣”。那杜五郎的事迹惊动了当地县官亲自去拜访，那人很谦虚地对县官说：“村民无所能，何为见访？”县官问他为啥不出门？他却说出了门的，指着门外一棵桑树说：“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树下纳凉，何谓不出门也？”县官问他靠什么维生？他说靠卖药，但时有不济，“乡人见怜，与田三十亩，令子耕之。”问平时呆在屋里干些啥？答：“端坐耳，无可为也。”已经远远超过了印度传教士达摩先生面壁十年的记录。问看书吗？答二十年前攻读过一本书，当时也颇喜欢书中议论，现在也忘了。县官观察到杜五郎“气韵闲旷，言词精简”，于是结论到：“有道之士也！”
这样的闲人已经不是简单的“闲”了，换句话说，他的闲不是一般的闲人闲得出来的，业已闲出了“道”。难怪沈大学问家听说这件事以后，“不觉肃然”。确实该肃然，就凭杜氏三十年足不出户，又不是植物人，或者瘫痪重病在床的，好端端一个正常人，古今中外，有几人能及？我不禁想起前段时间抗非典，搞自我隔离，呆在图书满室的屋里，外加电话、电视、还可整日上网聊天，才两个星期就坐不住了。
然而，无论闲云野鹤般的隐士高人也好，富贵闲人也好，都不是传统社会主流意义下的闲人。主流意义下的闲人是被迫当的闲人，是为生计所迫只好权作的闲人。历代文献小说里这样的人很多，成为一类非常典型的传统社会里的人物。
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如，早期的有齐威王的优人淳于髡、汉武帝的优人东方朔。东方朔给汉武帝帮闲，以滑稽诙谐讨武帝喜欢，虽然地位不低，但也不算很富足，武帝赐他吃肉还得捎带些回家，弄得衣服上浸满了油迹，可见依然是靠当闲人在讨生活。类似的还有《水浒传》里的高俅，靠踢得一手好毽讨还是太子时徽宗皇帝的欣赏，后来徽宗即位，他也平步飞升，由闲人而当上了太尉。《红楼梦》里的贾政，身边就跟着一大堆宾客，陪着贾政聊天，尽拣最好听的奉承话，说得贾政满心舒服，被称为清客相公，眼睛盯着贾家有钱有势，除了蹭上几顿油大，更宏伟的目标是，倘若贾政有一天能官拜总督、巡抚一级的大官，他便可以成为贾政的幕府宾客，随之而入仕。可惜贾政运气不佳，官终于没能做大。《儒林外史》里的权勿用，景兰江也属于这类，吟诗作赋的水平比贾雨村差点，所以只能陪娄三公子一类混球装假斯文，官是别指望当了，因为娄三公子自己都没官可做，但饭还是可蹭来吃的，被称为“打秋风”，虽然一次酒后失态，被巡夜差役铐了去，到底人不算坏。坏的是《金瓶梅》里的应伯爵，依附于西门庆，给西门庆打烂条，想方设法霸占良家妇女。逮至近代，李吉人小说《大波》里的吴凤梧，从川边（今四川省甘孜依藏族自治州）巡防军一个管带（相当于现在一个营长）下来，时时往满清四川总督衙门里的处级干部黄澜生公馆里钻，也是最会凑趣，陪着黄澜生摆龙门阵，无非想在省县衙门里谋个吏员干干。
不管怎么说，这些闲人的经济条件还不算太差，牙祭可以靠帮闲去蹭，家里总还有粗茶淡饭吃的，只是寡油少盐罢了。吴凤梧虽然埋怨天天吃“豆腐干炒韭菜”（一道有名的四川家常小菜），但豆腐干炒韭菜毕竟还下饭。等而下之者，是鲁迅笔下的阿Q、小D、王胡，穷得来不但常常揭不开锅，而且连个象样的窝都没有，却仍然属于闲人群落。他们闲的功夫在晒太阳，在太阳下面比赛捉虱子，这自然是为了节约能量，俗话说得好：“不能开源，就只能节流。”这类穷苦的闲人在闲人队伍里占了最大多数，农村里尤其多。如果改革开放前你下过乡，准会有这样的印象，村头总有几条汉子在那里懒懒地晒太阳，一见着异乡人进村，他们会呆呆地望着你半天，这些人正是新社会农村里的闲人。
记得二十年前，我们几个朋友在一个新开辟的“湖”，其实是一个大型堰塘里划船玩。那天下午两点钟时，发现湖边土坡上有个戴草帽的农民，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上船，整个划船过程里，他都望着我们的小船。到了六点过钟，当我们下船时，他还坐在那个土坡上望着我们，等到坐上长途汽车后回首土坡，暮色中土坡上一动不动的黑色背影，还是那黑色的椭圆形草帽阴影，衬托着天边的红霞，成了一幅绝妙好图。这位新时代农村里闲人的闲功当然赶不上杜五郎，但也不错了。
《梦梁录·卷十九·闲人》条里，把南宋首都临安的闲人队伍分成六类。一、食客，其中最本分，也最不象闲人的是所谓“馆客”，专门给富贵人家的子弟当启蒙教师。其他的则能陪主人谈古论今、吟诗作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在今天看来，他们不是中小学教员，便是艺术、体育界的专业人士，那时却只能依附在富贵人家作食客。二、无成子弟，能文、知书、写字、善音乐，门门懂，样样不精，所以一事无成，只好陪富豪子弟“游宴执役，甘为下流”。三、四、五等谓之“闲汉“，干的多是为人写请柬一类营生，或者为生意撮合交易，比较差的，则为妓女拉皮条。至于第六类，就是街头的泼皮和地痞。
《梦梁录》没有列出女闲人于其中，是不是女的就没有闲人了？有！不但有，还大大地多。《水浒传》里为西门大官人和潘金莲拉皮条的王婆就是。王婆比较典型，她代表了一大类诸如三姑六婆这样的女闲人，这些女闲人中水平比较高的是跳神巫婆一类，专为人怯病除灾，收取钱财，许多尼姑本质上也属于这类人，高级者奔走在达官贵人的深闺绣户之间，为吃斋信佛的太太小姐培训理论知识，或者担任心理医生。职业女闲人则是媒婆，就是现在的婚介所的工作人员，那个嘴巴可以把死人说活，活人说死。一般的女闲人则在左邻右舍、三亲四戚间串门，东家长西家短地嚼舌头，明清话本小说里描写的这类女闲人很多。
由此观之，闲人是吾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