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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度东风吹世换-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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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近三百年里只有八位皇后，肃宗以下便只有昭宗曾立后。更不用说，仅有的八位皇后中的绝大部分，根本没有心思或没有能力对臣子、子民进行那种慈母式的悉心呵护。长孙氏以后，政治生活中母性缺位。再往后，随着集权的畸形强化，我们的君父权威以一种更加暴戾的面目出现。大臣们失去了他们的座位，失去了他们直立的权利，最后在廷杖和申饬下失去了仅有的尊严。失去自尊的大臣反过来也用极端的方式来诠释那已经被扭曲的政治关系。他们抓住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来表现自己，却对社会进化的总体方向一无所知；他们自怨自艾，却又自高自大；在肉体上受虐，却在精神上施虐于君父；甚至变态到把棺木也当成了政治表演的道具了。
在我记忆中，无论是演义中的庞德还是历史上的左宗棠、冯子材，抬棺出征的壮举都是针对敌人的。当海瑞去向嘉靖皇帝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候也预备下了棺木。那是在暗示他们对长孙式的宽容和回护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么？没有了希望的文官才会用面对仇寇的决绝态度来面对天子，准备用生命去捍卫他们内心所信奉的准则。这种态度，其实很隐晦地包含有一种“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意味，从根本上否定了君臣间拟制的血缘关系，撕下了那层温情脉脉的薄纱。
我们从来不缺少魏征这样的直臣或貌似魏征这样的直臣，明朝的大礼议到东林党人没落这段时间里，甚至是批量发行。但是，我们缺少了长孙氏那种母性的关怀——这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里会打动很多须眉男儿的心。当他们抬着棺材走向高处不胜寒的庙堂，去行使一些本质上很平常的职责时，他们回忆长孙氏，就象孤儿回忆自己早丧的母亲，并在回忆中不断地修饰回忆。
长孙氏的形象就是被这样精神化了，非常非常典型地精神化了。
鲜卑人有“凿石造佛，如朕帝身”的风俗。武照也为自己在云冈石窟凿了一尊卢舍那佛像。不过，我认为刻意雕凿出来的佛陀与女皇形似而已。你看那线条柔和的嘴唇、若有若无的笑意，还有平静地下垂的眼睑里流露着俯视苍生的怜悯目光——那分明是长孙氏的神态，透着武照所不可能有的平和。就象张爱玲曾经说过的，“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我关于长孙氏是贞观朝的象征而李世民是其核心的说法，正可以借这神与超人的比喻从另一个侧面进行重申。
在这柔美端庄的历史形象前我久久地驻足，不忍离去，试图通过反复揣摩来发现她的缺陷，她最终没有成为神的原因。除了为长孙安业脱罪外，长孙氏的一生似没有留下什么可指责的地方。即使是这唯一的瑕疵，也有着让人谅解的理由。长孙安业是长孙氏的异母兄，有嗜酒无赖的名声。父亲死后，他便将年幼的长孙氏兄妹逐出家门。但长孙氏以德报怨，对他相当亲厚。在追查一次谋反事件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义安王李孝常曾酝酿过宿卫兵叛乱。身为监门将军长孙安业也卷入了这个阴谋。这可属于“十恶不赦”的重罪。但长孙氏还是流着眼泪在天子面前求情。长孙安业最终被流放帯荩庥谝凰馈�
我们无意赞美这样一次徇私枉法，尽管它蕴涵了为儒家所倡导而又最难做到的“恕道”。长孙氏以非常的方式表达了她对伤害过她的人的宽恕。但我非常感谢史书记载了这样一次徇私枉法。它让我们知道，长孙氏也有自己的弱点：要么是割舍不下手足亲情；要么是过分地爱惜名声，生怕人们将长孙安业伏诛归因于她的报复。弱点的存在，生动了长孙氏的形象，使她不再因为过分的完美而显得虚假，给了她属于凡人的生气，不再是那个伫立在百丈崖壁上精美绝伦的冰冷石像。
那点生气在贞观十年烟消云散。
哀伤的李世民在宫苑中建起了高高的层观。这样他就能登上高处，凝视昭陵——那终将埋葬他自己的地方现在埋葬着他所爱的人，埋葬着他的爱情。这段感情不是七月七日长生殿里低声诉说的，更不是洒金笺上浓墨涂写的，是峥嵘岁月里携手走来的，甚至是刀光剑影里杀出来的。
《旧唐书》告诉我们“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这段记载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玄武门之变发生时，李世民是将妻子带在身边的。
武德末年，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之间围绕帝位展开的明争暗斗趋于白热化。在杨文干之乱、张亮事件和投毒事件相继发生后，谁都可以看出兄弟阋墙注定要以鱼死网破来收场了。从定制上看，秦王府的甲士至多与齐王府相当，肯定少于东宫。加上唐高祖倾向于太子，长安城那些在事前表面中立的力量随时可能站到太子一边。由于傅奕星谏是最后时刻提前到来，李世民并没有时间来详细规划政变。他是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试图依靠突袭来作最后一搏的。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在玄武门用最快速度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并进入宫中控制唐高祖就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当有限的力量被孤注一掷地投入到玄武门后，秦王府，包括居住在那里的妾侍家眷实际上已经被李世民抛弃了。在获悉主人遇袭后，东宫和齐王府的甲士对秦王府发起了泄愤式的攻势。只是由于长孙氏的舅舅高士廉果断放出囚犯协同防守，李世民那些对严峻局势懵懵懂懂的如花美眷才避免了玉石俱焚的下场。但是，李世民不想抛弃长孙氏。在这么一个凶险时刻将柔弱的女子带在身边，也许不是个明智的决定。可是，看来他是打算与长孙氏生死与共了。同样，在李世民病重的时候，长孙氏也是带着毒药和同生共死的决心守侯在他的病榻前。她与他的一生藤树相依，不可分离。
可惜，魏征不能理解这样一段和两个人的生命纠缠在一起的感情。李世民请他一道登上宫里的层观，凭栏远眺昭陵。魏征熟视后却说：“臣昏眊，不能见。”
李世民不懂他的皮里阳秋，还亲自指给他看。魏征说：“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
献陵，李世民的父亲李渊长眠之所。也就是说，魏征有意将两种情感放到了对比和对立的位置上来了。我知道自己不应该敌视一个还算正直的大臣，但我因这话而对这位道德力量的捍卫者心生厌烦，怀疑他对人世间美好情感的理解能力。我是一个在解读历史时从不忽视道德评价体系重要性的人，但我同样坚持认为剥离了情感基础的道德，是貌似崇高的卑劣。魏征的问题就在于无视情感去奢谈以孝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将李世民对长孙氏的爱和对父亲的“孝”人为地对立起来，并希望用后者去贬低，甚至摧毁前者。
这不能完全归罪于魏征的不解风情，甚至不能简单归罪于纲常。那是一种深自内心、远至上古的观念在悄悄的左右着思维。女人是爱琴海蓝色波光深处用轻柔曼妙的歌声引诱来往船夫触礁溺水的海妖西林丝；是把爱人化为兽类的喀尔克；她是目光所及将一切都化为顽石的蛇身女妖美杜莎。在近东，女人被奉献给了撒旦；在我们这里，她是妹喜、妲己、褒姒婀娜的身影叠印出来的四个字：红颜祸水。
看似强大的男性始终将女性看作男权世界秩序的潜在敌人，害怕以情欲去对抗责任，以现时去反对未来，害怕为欲望所奴役并割断与社会联系，最终受制于对方，成为在折磨与快感之间被动地摇摆不定的肉体。这是潜意识里对女性所怀有深深的恐惧，并且几乎是随时随地地表现出来。
我为长孙氏感到庆幸，这种对立发生在她长眠之后，使她没有象礼教禁锢下的许多女性一样因为这种对立而成为悲剧的主角。但我又为长孙氏感到辛酸。她已经做得如此完美，完全符合男性世界对他的另一半的全部期望，和他们共同构建起一种近乎于完美的和谐，而这种和谐又完全是由男性来主导的，牺牲了女性生命的自在。就如波伏娃所指出，“理想的女人总是最确切地体现了‘别人’的人”，一旦剥掉由诗意、美和爱情编织的面纱，女性受压抑的性质就暴露出来了。可魏征还是将她和属于她的一段感情看成了威胁。其实，随着长孙氏的亡故，爱情因为主人公的离去而残缺。再不会有真实而美好的肉体来诱惑历史舞台上的男主人公，破坏他的正面形象；精神也因为死亡而凝固在一个时间点上，再也不是那么生气勃勃了，而最没有生气的部分则物化为长孙氏亲自编写的十卷《女则》。时间会抽绎人世间一切美好的感情，使之最后完成实在到抽象的转变，从真切的感受变为空洞的念想。但这还是不能消解魏征们的疑虑。这种疑虑在长孙氏在世的时候，应该不曾有过。但这只能归功于长孙氏的妥协与退让。是她的退让和内敛维系着男性世界内心底里的平和。事实上，男性所派给女性的角色，也只有在女性做出长孙式的屈从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
但是，千年里只有一个长孙氏呀。
现在，长孙氏正安静地长眠于昭陵的地下，再不能抚慰他们的心灵。但李世民对她的思念还在。他们害怕天子会沉湎于对一个女人的思念，他们害怕李世民树立起一个重视女性、重视情爱的样板，他们害怕……
立在高处极目远眺，暮色苍茫。重重云烟淡化了长安的喧嚣，掩住了终南山的翠色，也隔断了遥遥相对的两个人。只有夕阳的最后光亮被上苑的云烟演绎成桃花的颜色。那是转瞬即逝的桃花呀，被晚风带着满天摇曳，带走了曾和我们偶然邂逅的短暂春天。风里巍然矗立的层观，观照出男性的虚弱和他们所憧憬的理想状态的脆弱，于是它很快就被拆毁了。一个过份圆满的境界，也就是一个注定要被支解和颠覆的境界。
李世民的元后长孙氏在立政殿一暝不视后，李世民曾想让杨氏主馔中宫，来填补她遗留下来的空缺。但是，他的想法遭到了以直言进谏而名垂青史的大臣魏征坚决的反对。
这确实是一个不可能被填补的空缺。
关于杨氏，史书上只有几个零零星星的片段：“恭仁……从侄女为巢剌王妃”、“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在杨师道的墓志铭也刻下了“姪以淑德华宗，怀芳淑掖”的字样。它们点明了杨氏的社会关系。那是她与男性世界的联系。忽略的，是她本身：她长什么样？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怎么感受的……所以我们无从拿她本身来和长孙氏比较。不过，我们还是很清楚，她绝对不是长孙氏的替补。
从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我们了解到杨氏出身隋朝宗室，是观王杨雄的后裔。她的叔父还是唐朝的中书令。不仅背景不逊色于长孙氏，在出阁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作为齐王李元吉，也就是巢剌王的王妃，杨氏曾和长孙氏是妯娌，有着大致相等的身份。但是玄武门事变改变了这一切。为了争夺最高权力，李氏兄弟阋墙最终发展到白刃相见的地步。李世民伏兵宫门，射杀了太子李建成。但是他也在树林里落马倒地。就在李元吉要用弓弦勒死李世民的紧要时刻，尉迟敬德的长箭洞穿了他的身体。那声霹雳弓响是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巨大偶然性在玄武门的空气中掠过时发出的巨大声音。如果利箭的准头偏了那么一点，如果勒住李世民脖子的弓弦已经收紧，如果……但所有的假设都被那破空有声的利箭一一刺破。杨氏和长孙氏曾变幻莫测的相对位置被箭头牢牢地钉住了：现在，长孙氏凤冠巍巍地站在了光彩照人的新天子李世民身旁；而杨氏混迹于那队被籍没的罪孥中，蓬头垢面地走进了掖庭宫黯淡的庭院。
李世民杀死了杨氏的丈夫，用她丈夫鲜血淋漓的头颅趋散了那些还在围攻秦王府的甲士，在稳定了局面后又杀死了她年幼的孩子们。杨氏则作为政变的附带成果被这个改变了她一生的男性占有了，象一个物件一样，还不如物件。物件易手并不必然会降低它自身的价值，而杨氏却在所有权人的转换之间无可挽回地贬值了。
长孙氏离开了人世后，李世民开始考虑将杨氏曾经失去的可能性在十年以后又还给她。但是，使她高贵过的齐王妃身份现在成为她晋位中宫的最大障碍。男权社会容忍了手足相残和野蛮占有，却不容许它们被推到历史舞台高照度的聚光灯下。在杨氏真实的人生故事中，李世民扮演了一个霸占弟妇的角色。这多少损害了他在更宏观的历史过程中树立起来的光辉形象。所以，杨氏的人生必须被肢解成看起来不相干的前后两段，掩耳盗铃式地使人们忘记那个在太极宫承雨露天恩的杨氏就是齐王妃，或者干脆把她隐藏起来。但是，齐王妃的耀眼身份使杨氏前半生难以被掩盖，于是人们试图掩盖她的后半生。掩盖她的后半生，才能掩盖或淡化李世民霸占弟妇的恶行。任何象样的封号都会使这个女人曝光，更遑论母仪天下的皇后了。所以，杨氏只是李世民欲望的对象，而不能摆脱她物化的地位。因为男性欲望是杨氏存在的唯一理由。她注定要蜷缩在寂寞深宫的某个角落里，没有封号，没有名字，没有任何可以标志其独立人格的身份，哪怕这种人格其实并不真正独立。
魏征在劝阻李世民立杨氏为后时说：
“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
这是整个男性世界的声音。他们将她看成拖累名声的赘物，损害盛德的利器。比起那个在灿若云霞的桃花林里踏歌的长孙氏，杨氏在男性目光中的历史形象黯淡、班驳，有着擦拭不去的污渍。她是巢王妃，是李世民的弟妇，她是与李世民的不伦恶行紧密相关的女人。因此她象征着恶行恶德，是天子华丽的衮龙袍袖口的斑斑点点，粘着玄武门的血污，却散发出淫荡的气息……难道不立杨氏为皇后，李世民就没有了夺人妻、杀人子的瑕疵而“比德唐、虞”了么？难道立杨氏为皇后，李世民就不能凭借他的天纵神武和虚心求治而比德唐、虞？魏征实在是将旧道德中皇帝新衣的一面演绎得淋漓尽致。可他没有想到，杨氏还有显赫的亲族，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儿子曹王李明。
于是，一个几乎被掩藏起来的女性还是违背魏征心意地留下了她经过的痕迹……
册立杨氏为皇后没有下文，贵妃韦珪应该成为长孙氏身后后宫地位最尊贵的女性。因为，按照唐制皇后之下有四位妃子：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都是正一品。贵妃排名列前，而且韦珪早在贞观元年就得到册封。由她来代行皇后的职权，统摄后宫，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
和杨氏一样，这个部分行使长孙氏之职的女性也曾有过一段凄惨的婚姻经历。韦珪是京兆杜陵人。在隋唐时有个“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俗谚就是用离青天不过区区一尺五来形容长安城以南的韦、杜两姓门第之高华。韦珪的曾祖父韦孝宽是北朝名将，曾以玉壁之战中惊人的防御能力名动天下。可能因隋朝左武卫大将军李子雄曾随从韦孝宽参与打败尉迟迥的相州之役，两家素有渊源，韦珪初嫁李子雄的儿子李珉。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当隋炀帝流连于东南的繁华的时候，曾经被他视为心腹的李子雄竟然在长安犯事被捕。也许是预感到被押送扬州后难逃一死，李子雄在路上潜逃了。走投无路的他去投奔同为关陇贵族的杨玄感，走上反叛的道路。大业九年，杨玄感兵败。作为谋主的李子雄父子双双被杀。隋末变幻无方的风云使韦珪在一夜之间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后来，令狐德棻在为韦珪撰写的墓志里为尊者讳，没有提到她先嫁李珉一事。似乎只有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个女性面对坎坷命运的无奈、无助，但它被有意地省略了。整个墓志中最让人动心的句子描绘了韦珪的美貌：
“春椒起咏，艳夺巫岫之莲；秋扃腾文，丽掩蜀江之锦。”
已经育有一女的寡妇能使惯看美色的秦王李世民一见倾心，足见她当得起墓志上的瑰丽辞藻。也正是这如花的容颜使她走进深宫，走进一段新的生活。李子雄一家与李唐皇室同姓，但没有什么渊源，韦珪幸运地避免了杨氏的尴尬处境。当时，人们对她的改嫁倒没有更多的非难，不象明朝的大臣会在朝堂上煞有介事地对天子高谈“中人之家不取再醮之妇。陛下万乘至尊，乃有此举，返之于心则不安，宣之于口则不顺，传之天下后世则可丑。谁为陛下进此者，罪可族也。”
李唐皇室不介意女性改嫁，原因还不完全是朱熹归纳的“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这是由时代决定的。他们依然要求女性的服从，这是不可能挣脱的定势，但他们并不斤斤计较于细节，在对细节的关注中把自己变得渺小。遑论皇室，士大夫又何尝不是呢？韩愈之女听其再嫁，王安石将寡媳嫁与门生，连向称理学正宗的二程家也有再醮之妇。当主宰着那个世界的男性有着相对还算开阔的胸襟时，整个世界也展现出无疆的壮阔景象来。唐朝和北宋的多数时候，“男性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性”这句话一再得到验证。他们靠征服世界所获取的魅力征服女性。在我们批判这种征服与被征服的两性关系的同时，也应该承认，比起器局狭隘的朱熹之流，这种征服多少还有种粗暴的可爱。南宋以后，男性在征服世界时无所作为，却将目光专注于压缩女性的生存空间。他们越来越把女性当成仅有的压迫对象，希望用尽量逼仄的空间来束缚她们。她们的缩手缩脚反过来给了又不自由的男性以虚假的自由感。对名节贞操的过分强调，正迎合了男性拓展能力日渐萎缩的现实。可是，在一个男权社会，男性是不可能通过征服女性来征服世界。这是朱熹他们所没有考虑到的。
李世民给了韦珪贵妃的名分，甚至还给了她与前夫所生的女儿以定襄县主的身份。直到他在贞观二十三年去世，韦珪一直代替去世的皇后统摄后宫。也许，在李世民看开，有些东西是韦珪所代替不了的，所以后宫再也没有皇后。
李世民驾崩后，韦珪随着儿子纪王李慎离开了长安，在安逸的生活中度过余生。
不是所有的妃子都有韦珪那种幸运。李世民的另一妃嫔阴氏终其一生也没有走出男性世界权力斗争的阴霾。两个家族绵延了几十年的恩怨情仇将她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苦涩不堪。阴家是武威望族，她的曾祖父阴嵩、祖父阴寿、父亲阴世师几代人与李家一样都是北朝和隋朝的显要人物。原本同殿为臣的两个家族在隋朝末年的纷争中却成了对立的两派。事情应该追溯到唐高祖太原起兵反隋的时候。由于事起仓促，唐高祖的幼子李智云没有能逃出隋军的追捕，被押送到长安。时任左翊卫将军的阴世师处决了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从此阴、李两家结下了不解的仇怨。为了破坏李家的风水，阴世师派人寻到了唐高祖五庙茔域之所在，掘坟毁庙。遭此大难的唐高祖痛哭流涕，怀着切骨的仇恨挥师长安。阴世师没有能阻挡一个正在崛起的势力不可遏止地破城而入。阴家在城破后遭到了同样血腥的报复。除了他的儿子阴弘智因为年幼免死外，阴家的男性无一幸免，为即将覆灭的隋朝殉葬。阴世师的女儿也就是在这时候被籍没秦王府，成了李世民诸多妾侍中的一个，还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被封为齐王的李祐。但王府和后宫相对平静的生活还是没有让阴氏摆脱两个家族的是非纠葛。
那个从屠刀下逃过了一劫的阴弘智在潜伏了十几年后，终于等来了一个他自认为是机会的机会。外甥就是他复仇的工具。阴弘智利用了齐王李祐轻躁的个性，鼓动他借出任齐州都督的机会造反。这确实是颇为狠毒的一招。用李世民的儿子来对付李世民。无论成功与否，对李唐皇室都算一个打击。但是，这也是一次没有指望的冒险。缺少实力，缺少时机，甚至连一个象样的借口都没有。大凡藩王对抗朝廷需要的一切，齐王李祐都没有。他甚至不知道要利用叛变的突然性，袭取诸如金陵、洛阳一类的通都大邑来号召天下，却忙着封官、行赏、缮甲兵、修宫殿……所以，反叛只不过揭开了阴家悲剧的又一幕罢了。
齐王府长史权万纪离开李祐时，被射杀在路上；齐王府典军韦文振离开李祐时，也被射杀在路上；齐州的官员与百姓抛家弃子、夜缒出亡的时，李祐就只能坐困围城，用最后的狂欢来麻醉自己。一夜醒来，齐州城外已是大军压境……
李祐被赐死在内侍省，同党四十四人也全部伏诛。
深宫里的阴氏对阴谋当然茫然无所知；她知道的，只是结局。儿子死了，仅有的兄弟也死了，人世间再没有与她有血缘关系的人了。因为株连，阴氏被贬为嫔。这是一个还算宽仁的处置。不过，对她来说，这已经无所谓了。提心吊胆的日子被了无生意的日子所置换。金屋清冷，那却是她了却残生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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