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本事的皇帝-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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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接到通知，立即打点行装，召集部属，来到洛阳。

收拾整理一个城市，对刘秀来说只能算小菜一碟。但要把这个城市作为都城，刘秀也要认真对待。

刘秀迅速开展工作，整修宫殿府邸是小活儿，他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软件的建设上。

他首先按照前汉司隶校尉的规格配备了自己的官署和幕僚，又迅速向各有关方面发文件安排工作，认真整顿吏治和讼狱。从工作秩序的建立，到官吏的衣着装束，他完全按照汉朝的旧制来搞。

很快，刘秀把洛阳打理得井井有条。

古往今来，人们穿衣服主要有四个目的，或者说人们的服装主要有四个作用和功能：一是遮丑；二是御寒；三是标志；四是美观。

这都是很好理解的，单说“标志”，就是说衣服还有表明身份的作用。

今天，人们从衣服大体可以判断出主人的身份地位、经济条件、性格爱好。至于公家配发的制服，更是准确无误地表明你是哪个部门、那个系统、负责什么的。比如，同在军警队伍，如果在胸前、肩上稍微变变装饰，即可表明不同的军衔警衔。

在古代，特别是秦汉时期，从干部到群众，各个社会阶层穿什么衣服是十分讲究的，因为穿错衣服被判罪甚至杀头的并不少见。谁不信，弄一身龙袍穿起来到街上走一圈儿试试。

当刘秀打扫好场子，迎接更始将士进城的时候，很多洛阳及附近的老百姓跑到大街上看热闹。

大家都想知道，更始将士勇不可当，战昆阳，下宛城，攻长安，还把王莽给切片儿，特别是跟随更始朝廷来的这一拨儿，到底是人中龙凤，还是天兵天将？

大家快看，那边来了！

我的乖乖！这……

当更始王朝的高级干部率领将士走到跟前的时候，大家都惊呆了：只见更始官兵仪仗杂乱无章，个个穿着五颜六色的女人衣服，头上胡乱裹着破布，简直就像刚刚打了败仗，或者抢了东西回来。

大家莫不暗暗发笑：原来如此！

昆阳大捷是他们打来的吗？

宛城是他们拿下的吗？

长安是他们摆平的吗？

王莽是他们切片儿的吗？

……

更有一些见多识广的，见更始将士服饰仪态如此不堪，认为很不吉利，恐怕有灾祸发生，像发现瘟疫一样，干脆跑向别的地方躲开了。不少有见识的人认为，只有狼奔彘突、惊慌失措的人才能至此！

而等到刘秀司隶校尉府的干部职工走过来的时候，只见他们个个服饰整洁端庄，仪态自信威严。大家非常高兴，肃然起敬。特别是一些旧日的老官吏，激动地流着眼泪说：“想不到今天还能看到汉朝官员的威仪！”

于是，很多人都对刘秀产生了敬佩、向往的心情，而一些有远见的人，则把光复汉室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悄悄地倾向于他。

为渊驱鱼——更始政权的糟糕统战工作

更始王朝在洛阳安家，无论从理论上、道义上还是政治上，都占据了复兴汉室的制高点。因为全国人民都知道，就是这一拨人打垮了万人唾弃的王莽政权，满足了“人心思汉”的社会愿望。

至于具体活儿是谁干的，很多人并不知道详情。

由于全国各地的武装割据势力还很多，很多人都对一哥的岗位有想法，更始政权要想控制全国整个局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于是，更始王朝在住下来以后，立即着手把政权的骨架搭建起来。

创立政权既是体力劳动，更是脑力劳动，既需要广泛的人脉支持，更具有极高的技术含量，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干好的。

由于在这个王朝的高层，“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充分发挥着作用，真正能干好这个活儿的干部几乎找不到。

这样，更始王朝就把这个复杂的问题搞得很简单，派出许多使者到有关郡国去通知：谁先归顺就承认和恢复谁的爵位。

这也就是说，别管你是原来新莽的干部，还是拥兵自称的豪强，只要你率先投降，承认我更始政权，那么你该干啥还干啥，原来多大的官儿还是多大的官儿，原来管理多大的地盘儿还管理多大的地盘儿。

为了尽快收降各地，更始王朝给了这些使者很大的权力：可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灵活处理问题，相机行事，还可以用更始皇帝的名义任命二千石（省部级）以下的官儿。

这些使者的基本素质是很低的，他们手握超过一般钦差大臣的重权，到了地方作威作福，敲诈勒索，随心所欲地提出个人要求，按照自己的意愿任用撤除干部。

一开始，更始王朝收复地方政权的工作进行得轰轰烈烈，但是，表面看来这些工作进行得很热闹，其实是完全失败了。

不久，更始干部以自己低下的素质、恶俗的作风胡作非为，很快出现了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是工作简单粗糙，根本没有起到巩固更始政权的作用；二是向各地深入广泛地宣传了更始干部的腐败、懦弱和无能；三是直接把各地的一些有真实本领、德才兼备的人物排斥出去，推向了自己的反面。

看看更始的使者是怎样收复幽州上谷郡的吧。

前汉的上谷郡大体在今天河北省西北部一带，郡治沮阳在今天的怀来东南，王莽登基后，把郡名改为朔调，郡太守改称连率。

郡太守耿况是个精通儒学的文人，发现变天了，考虑到自己是王莽政权任命的干部，很是不安，就派自己的长子耿弇去洛阳打探虚实，好决定自己和家族的进退。

儿子还没有回来，更始的使者就先到了。

更始使者一来到，耿太守不知深浅，就连忙亲自出来接待，并按照规定呈上太守的印绶，明确表示了自己愿意归顺更始王朝的态度。

使者收下印绶。

按照更始的规定，使者应该查验后还给耿况，宣布承认他的太守身份和地位。但是，使者没有马上归还。

到了第二天，使者仍然没有把印绶归还耿况的意思。

印绶是地方官儿处理政务的凭信，是安身吃饭的家伙。没有印绶，官员不能处理政务，丢了印绶，官员被拿问，甚至判刑、杀头的可能都有。

郡秘书长（功曹）寇恂见势不妙，十分气愤，带上几个兵去见使者，要求立即归还太守的印绶。

寇恂不仅德才兼备，智勇双全，是个猛人，而且自幼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具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洞察力。

使者不仅不归还印绶，不说明理由，还打着官腔斥责寇恂说：“我是天王（更始皇帝）派来的使者，你一个小小的功曹想威胁我吗？”

寇恂也是不世之才，不仅没有被吓住，反而不卑不亢、义正词严地质问使者：“我并不敢威胁使君，只是认为您考虑问题实在欠周详。现在天下刚刚初步安定，新朝廷的信义还不为人所知，您奉更始皇帝的使命巡临四方，有关郡国没有不伸着脖子、侧着耳朵望风归顺的。现在您刚到上谷就不守信用，破坏归顺之心，催生离叛之意，还怎么号令其他郡国呢？况且耿太守在上谷，长期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敬爱，现在看来您要换了他。假如换的是个贤能的人，在这局势不稳的情况下会给地方带来骚扰，假如换的是个无德无才的家伙，只会更加添乱。我为您着想，还是不如把印绶还给耿太守，让广大干部群众安心吧。”

寇恂的这番话理直气壮，用大信、大义、大理，对使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得很有水平，也很有分寸。

这个使者如果稍微有点儿素质和政治头脑，应该顺水推舟，把印绶还给耿太守，安定了局势，自己顺利完成了任务，还卖给寇恂一个人情。况且，寇恂是带兵来的，摆明了是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但是，这个使者就是这么不识时务，既不正面回答寇恂，也不交还印绶。

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只有两种可能，他要么是不知轻重是非的庸才，要么是索要好处，或者其他个人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非要在这儿敲一笔。

那就不能客气了！

于是，寇恂立即命令手下，以使者的名义请耿况过来。

耿太守刚一进来，寇恂立即上前从使者那儿夺过印绶，把系着大印的绶带给耿况挂在身上。

看来使者不过是欺软怕硬，见此情景，也无可奈何了，只好宣布任命耿况为上谷太守。

就这样，上谷郡新旧政权的交接算是完成了。

由此可见，寇恂对形势的把握，处理事情的机智果敢，都是更始使者不能相比的。

他实在是个人才。

当然，他对更始的失望也由此更加强烈了。再加之早就从内心仰慕刘秀，他就加快了追随刘秀的步伐。

由此也可见，更始王朝收降恢复地方政权的工作，不过是个黑色幽默。

再看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郡的情况。

渔阳郡是上谷郡东边的邻居，更始收复它的工作没费吹灰之力。

更始派来这儿的使者名叫韩鸿，是宛城人。很巧，韩鸿一到渔阳，就遇上两位老乡，一个叫彭宠，一个叫吴汉。

彭宠出身干部家庭，他的老爸彭宏曾在前汉哀帝时任渔阳太守，威震一方。王莽篡位后，下狠手收拾不听话的干部，彭宏与著名的鲍宣等正直的官员一起被害。

老爸死后，彭家生活陷入困顿，彭宠在艰苦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下来。

他很年轻时即在家乡出任郡机关干部，后来又任王莽大司空王邑的僚属（元士），跟随王邑镇压舂陵子弟和原绿林军数部组成的联军。

所以，彭宠又是与更始联军结过仇的人。

后来，听说自己的弟弟加入了更始联军，彭宠知道王莽的人手黑，怕受弟弟牵连被害，就与同乡吴汉一起逃亡到渔阳，躲在老爸当年的一个老部下家里，暂时栖身。

吴汉少年时家境贫寒，曾在宛城乡下担任过村民组长（亭长）。王莽末年，吴汉因为朋友犯事儿受牵连，逃亡到渔阳，以贩马为生。

渔阳已是边郡，加上大灾荒引起的大动乱，社会环境十分复杂。吴汉是豪侠型的性格，身在异地，生活贫困，贩马又赚不下几个钱，但他轻财好义，每过一处，都很注意结交豪杰人士，老乡彭宠就是他在这个时候结交的。

彭宠后来数易其主，又割据自立，在腥风血雨的社会变革中没有找到北，被刘秀打趴在地，死得也不太好看；吴汉勇武绝伦，阴鸷残忍，谨慎尽责，后来追随刘秀南征北战，建立了很多功勋，官至刘秀的最高军事长官（大司马），名列“云台二十八将”。

但是，目前这哥俩儿都是流民，躲在渔阳混饭吃。

眼下，韩鸿在渔阳遇到彭、吴二人，叙起老乡情来非常投机。

彭、吴既然是逃亡，当然应该躲着公职人员，而韩使者肩负重要任务，当然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跟渔阳高层人物打交道上。但事实是，这哥仨儿就是见面了，而且是“宾主在亲切、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了会晤，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政治军事形势深入交换了意见”。

不知是因为高兴一时冲动，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韩鸿立即充分行使使者权力，任命彭宠为偏将军、代理渔阳太守，给吴汉也弄个县长干干——让他当安乐县县令。

安乐是渔阳郡所辖的一个县，就是今天北京的顺义。

且不说彭、吴将来如何如何，当时一个是开小差的，一个是逃犯，韩使者像玩儿似的随即委以重任，看起来是开玩笑，其实是更始王朝的干部政策使然。

这样，渔阳就算“归顺”了更始政权。

前面说了，刘玄等一伙“劣币”收复基层政权的工作表面看来热热闹闹，其实是完全失败的。他们不仅没能巩固更始王朝，反而充分彰显了自己的腐败、懦弱和无能，并且把一些有真实本领、德才兼备的人才直接推给了刘秀。

比如耿纯，他也出身高级干部家庭，父亲耿艾曾经任王莽的封疆大吏（济南尹）。

耿纯早年曾游学京城长安，在王莽的中央大员大司农手下工作（纳言士）。王莽倒台后，在更始这次收复工作中，奉命出差来济南的使者是大家熟悉的舞阴王李轶。

耿艾归顺更始，被李轶任命为济南太守。耿纯怀抱经天纬地之才，想在更始政权中谋个一官半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此时，李轶与李通、李松兄弟三人在更始王朝封王拜相，权势显赫。特别是李轶，自以为是陷害、谋杀刘縯的主要挖坑人，为建立更始王朝立了大功，加上私德不修，他把持朝政，弄权营私，为所欲为。无论在京城、在封地，还是出差在外，李轶都宾客盈门，前来求他办事儿、投其所好的不计其数。

耿纯求见李轶，屡屡难以如愿。后来，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见到不可一世的这个李使者。

经过一番曲折，李轶以更始王朝的名义，任命耿纯为骑都尉，授以符节，让他去收复安定赵、魏（今河北一带）地区。

当然，这也是个可以用更始名义为所欲为的肥差。

一叶知秋，一管窥豹。睿智的耿纯亲眼目睹了更始干部的所作所为，深感失望，他痛切地感到，跟着更始，肯定玩不长。

不久，刘秀来河北独立发展时，耿纯毅然放弃更始王朝给的这个重要职位，投奔和追随刘秀，心甘情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从零做起。

更始不小心为自己培养了一个强敌

王莽政权的军队早就在昆阳血战中被收拾得差不多了，王莽本人已经被切片儿，更始王朝在并不做深入细致工作的情况下，对基层政权的收复表面上进行得比较顺利，也可以说是形势一片大好。

正在这时，赤眉军来降。

樊崇带领的赤眉军自公元18年在莒县起事以来，打了不少胜仗，经常杀得王莽官军落荒而逃，行情最好时发展到数十万人，很受老百姓欢迎。

他们艰苦转战于青、兖、徐、豫几个州，基本上消灭了这一带的王莽政权的武装力量，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各地农民起义军，在推翻王莽暴政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待更始王朝在洛阳安家时，他们转战到了濮阳（今属河南）。

在新莽暴政被推翻、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的乱局中，赤眉军与舂陵、绿林联军是这时候最主要、最重要也最有希望的两支起义武装力量。

比较联军而言，赤眉军是一支单纯、朴素的农民起义队伍。

他们起事的动机很简单，就是因为极端贫苦，生活不下去了，就是要吃饱饭，就是要解决生存问题；他们的组织纪律很简单实用，没有什么旗帜、号令、文件，规矩都是口头约定的，最基本的就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他们的领导层也没有什么豪华阵容，没有政治野心和复杂的斗争，最尊贵的称号是“三老”，相当于“村长”；他们的队伍标志很原始，却很实用，就是把眉毛描红。

赤眉军标识的这个创意极为绝妙，至今只有人赞叹，没有人模仿，也没有谁改造得更为人接受。

但是，这样一支队伍，小打小敲还可以，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遇到复杂局面，就面临着如何制定实施较高层次的奋斗纲领和斗争策略的问题，面临着如何避免内部散乱和外部乱来的问题。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赤眉军正遇到发展的瓶颈。

当赤眉军来到濮阳时，一下子没有了行动的目标：老对手王莽没了；向西进军打更始没有理由，也打不过，大家本来还是哥们儿；向东撤退回家乡，又怕弟兄们散伙。

正在这个时候，更始王朝从洛阳派使者来见樊崇，要求赤眉军去洛阳投降。

樊崇正在为下一步的出路发愁，见更始定都，认为汉室又复兴了，很乐意，立即把大部队留下，带上二十多个头目，跟随使者到洛阳投降更始。

樊崇满心欢喜地带着二十多个赤眉军头领来到洛阳，希望更始王朝给予封赏。大家拎着脑袋出来闯，终于闯出个名堂了！

他们本来只是想弄个乡村干部（三老、从事、卒史）当当，能吃饱穿暖、不受欺负就行了，现在看看，遍地都是王侯将相，他们就应该也发达一把！

更始王朝倒是很大方，把他们都封为列侯。

反正爵位没有名额和编制限制，再说大家在打王莽时遥相呼应，都是哥们儿。

但是，由于更始王朝所控制的地盘儿实在有限，更重要的是，该王朝窝里斗很拿手，而政治谋略和能力水平实在有限，稍微有点技术含量的事儿就做不好。

这时，更始高层就是光给樊崇等人列侯的虚名，并没有授予他们军政实职，也没有分配给他们封地和食邑。

他们没有处理好赤眉军归降的问题，犯下了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赤眉军的几十万将士们还驻扎在濮阳一带观望，大家眼看自己的头领也不过这个待遇，都大失所望：原先有王莽在大家活不下去，现在就是跟了更始王朝，也没有什么意思，于是，逐渐开始有开小差的。

樊崇等人见刘玄一副窝囊相，他的高级干部也没有几个能拿出手的，本来心里就凉了半截，对更始王朝的分封十分不满。

大家在打王莽上都是出了力的，我们赤眉军这五六年也不容易。我们能承认你更始王朝是大哥，是因为我们厚道，现在你们吃肉，连汤也不让我们喝，老子不干！

于是，樊崇等人又逃回了自己的队伍之中。

祸患的种子由此种下，并迅速萌芽、成长起来。

其实大家也早都看出来了，更始王朝的腐败无能岂止表现在这么一件事儿上，还有多着呢。

就在更始王朝陶醉于灭了王莽、定都洛阳，它的各级干部忙于做表面文章、中饱私囊的时候，直接阻碍更始王朝扩大势力甚至威胁它生存的地方割据武装迅速壮大。

他们趁着王莽没了、更始还没有全面控制局势的政权真空之际，占据一方，称王称霸。

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军中，仍然有不少各自独立，并没有归顺更始。这样的一些割据势力和农民武装都有一种共同的心态：谁说的王莽没了，天下就一定是你更始的？

这个时候，在一些地方流传着一句民谣：“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这句民谣的意思很简单，也很深刻，是说更始王朝能否把天下弄到自己手里，关键在于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要与包括赤眉军在内的农民武装搞好关系，二是要牢固地控制黄河以北地区。

这第一个问题的重要性就不用多说了，不久大家还将体会得更深。

蛟龙入海向河北

至于这河北地区，战略意义极为重要。

因为南方还是蛮荒之地，西北过于偏远，中原既是粮仓也是政治中心，势力版图改变起来不容易；而河北地区也是粮仓，民风剽悍，还是很好的兵源地，更重要的是从地理上和军事上看，谁据有它，就可以居高临下地窥视、控制中原和东部地区。

目前，河北地区形势极为复杂，有三种类型的力量在那儿搅和：

一是以铜马、大彤、尤来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武装本来打王莽打得红了眼，现在没了要打的目标，又不知道下一步谁能当一哥，就转身割地自保。他们浑身是劲儿没处使，老想跟谁干一仗。

二是原王莽政权的一些地方官吏也不知道何去何从，有的把办公室门一关逃之夭夭，有的想方设法重新联络靠山，有的则坐等观望，但是，他们在发展生产、安排民生上很无能，而鱼肉百姓、破坏治安倒是很内行。

三是本地或外地赶来的刘氏宗室利用人心思汉的社会心态，与各种力量结盟，打算称王称帝。这些人鱼龙混杂，但很有号召力。

总之，大家都很忙，今天你与我称兄道弟，明天你又翻脸打我，旁边还有人趁机上来插一杠子。

几乎是有城头甚至有寨墙的地方，都会不断变换大王旗。

在刚才民谣说的两个问题中，刘玄等更始高层见樊崇来投降了，可能有点情绪又走了，但他们走了也没见有多大的异常，就以为赤眉军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更始把怎样控制河北摆上了议事日程。

更始王朝的核心层认为，应该委派使者去开拓和镇守河北地区。

客观地说，这种认识是对的。

但是，到河北出差显然是个重活儿，比到一般的郡国去收降和恢复基层政权不知道要难干多少倍。

这个使者不光要对更始忠诚，还要智勇双全，真能干点事儿。

在研究具体人选时，更始核心层因为意见分歧迟迟决定不了。最后，意见集中在是不是派刘秀出这趟差上。

这几个月来，刘秀的日子确实十分艰难。

他虽然在昆阳大捷甚至在消灭新莽中立了头功，但始终没有摆脱“劣币”们要驱逐他的效应。特别是大哥刘縯遇害以来，他基本上处于一种被怀疑和监视，而又必须不断地干重活儿和脏活儿的状态。

刘秀心里像明镜一般，在更始王朝里，永远不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永远无法实现自己和大哥“光复汉室”的人生理想。

所以，他时刻都在寻找从刘玄这儿拿旗帜走人的机会。

更始王朝的大司徒刘赐向来欣赏刘秀，坚决主张并且推荐刘秀去河北出差。

刘赐是熟面孔了，他作为刘玄的堂兄，又与刘玄有生死恩情，在刘玄和更始核心层面前说话很有分量。当刘玄成为傀儡的时候，刘赐绝不甘心刘氏宗室老是受气，总想给爷们儿哥们儿创造些机会。

这次要安排人出使河北，他坚持认为：“在南阳宗室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