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本事的皇帝-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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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必须实事求是指出的是，刘秀有时候以谶选官，也就是说他有时候按照谶文选拔干部，谶纬应用于干部人事工作之中，产生了很多弊端，也使他倍受非议。

先来认识一个人：王梁。

王梁，渔阳郡要阳（今河北丰宁东）人。其实老王也是个不错的同志，刘秀平定河北的时候曾见识过他，只是当时英雄如林，老王又很低调，对他印象不深。

老王早年在渔阳郡机关上班，彭宠任郡太守时安排他为狐奴县令。在寇恂、耿弇的联络下，彭宠派渔阳军南下支持刘秀时，就是安排时任狐奴县令王梁、时任安乐县令吴汉、时任郡护军盖延带队的。

广阿会师后，刘秀任命他为偏将军。拿下邯郸时，刘秀封他为关内侯。河北平定后，刘秀又任命他为野王县令，让他主政一方。野王县在河内郡境内，老王受郡太守寇恂领导。

可见，王梁是有一定的能力和建立了一定的功勋的，只是刘秀身边能人太多，老王并不太显眼。眼下，刘秀定都洛阳，在研究大司空人选时，想到了他。

大司空的岗位职责是主管城乡基本建设并参与研究中央大政方针，与相当于总理的大司徒、相当于军委主席的大司马，并称“三公”“三独坐”，大体就是中央核心领导小组成员的意思，地位极高。

刘秀想把这个位子给老王，完全因为刘秀的同学、那个奉劝刘秀称帝的彊华奉献的《赤伏符》里有句话：“王梁主卫作玄武。”所谓“玄武”，就是龟，时称水神、主北方的神，而大司空主管水利土木，硬扯当然能扯到一起。

刘秀就根据这句谶语，任命王梁为大司空，封为武强侯。

其实刘秀心里也明白，纯粹按照军功，比王梁表现突出的大有人在。

刘秀以谶语选官，使人想起当年王莽按照骗子哀章伪造的符命安排干部，同样荒诞不经。两人的共同之处是既多少有点信谶语，又多少把自己的政治目的掺杂其中；不同之处则是王莽一意孤行，刘秀则从善如流。

比如，刘秀本来还打算任命平狄将军孙咸为大司马，因为谶语里有句“孙咸征狄”。

但是，此举刚有动议，立即遭到众人一致反感和反对。理由很简单，表现更加突出的堪当大司马重任的有的是，无论凭什么都轮不到孙咸。

这次，刘秀怕犯众怒，就下诏让各位大臣民主推荐大司马人选。

大家推荐的目标集中在两个人身上：吴汉、景丹。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吴汉、景丹确实是战场上勇冠三军、冲锋陷阵的旷世之才，他们过去都有精彩表现，刘秀对他们也很满意和信任。

刘秀虚心听取并采纳了大家的意见，说景将军是典型的北方大将，确实是个人才，吴将军功勋更大。

按照传统的官制，骠骑将军与大司马级别是差不多的。于是，他下诏任命吴汉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

刘秀定都之后，最好做的工作就是干部工作。在河北地区征战有日，他的身边早就聚集了一批忠心耿耿、素质较高的文武人才，西汉的官制又比较健全，他只要按照组织程序和干部选拔任用条件，根据当事人的功劳和德才，把大家拉过来对号入座就行了。

而他有时按谶语选官，就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也遭到广大干部和后来史家的批评。

好在他心胸开阔，尊重群众意见，知错即改，加之他按谶语选的干部也具有相当的素质和业绩，而不是像王莽、更始那样把一些社会渣滓扶上高位，他总的来说在用人上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

这个时候，刘秀虽然已经定都洛阳，但长安还在赤眉军手里。

他心里很不安，希望早点把长安拿下，就催促邓禹加紧军事行动。

这时，邓禹正按照刘秀的安排，在河东率大军西进。

作为刘秀的首席智囊，邓禹谋略超群，指挥有方，对更始连战连捷，还不断取得和扩大根据地。刘秀一称帝，任命的首批干部就有他：任命他为大司徒，封为酇侯。

在颁布对他的任命时，刘秀搞得很隆重，专门派出使者到前方送任命书，对他赞赏有加。

刘秀的任命文件说：“前将军邓禹，极有忠孝之心，经常与我运筹帷幄之中，而又决胜于千里之外。也正像孔子所说，自从我有了颜回，弟子们对我更亲近了。邓将军在前方斩将破敌，平定山西，功勋巨大。目前当地的百姓不文明，不友爱，邓将军作为司徒，要开展深入细致的精神文明建设，其要义在于教育干部群众要宽厚。现在朝廷派遣奉车都尉授予印绶，册封酇侯，食邑万户，希望能慎重行事。”

这里，刘秀夸奖邓禹可比张良、萧何，而让他食邑万户，已经是最高的赏赐了。

这时，邓禹年仅24岁。很显然，他年轻得志，是乱世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新星。

邓禹得到如此恩宠，深感责任重大。作为大司徒，他本来应该总理朝政，但帝国初创，面对战局，他只能按照刘秀的安排先把仗打好再说。

刘秀向左，邓禹向右——谁的意见是对的

历史的复杂和时局的微妙在于，它上演戏剧往往没有固定的剧本，也往往时不时弄出点出人意料的故事情节。

刘秀派邓禹西进，目的主要是看笑话，待更始、赤眉打得两败俱伤时坐收渔人之利。而邓禹动作太大，在客观上帮了赤眉一把，更始把过多的兵力用于防范邓禹，就根本经不起赤眉拳打脚踢了。

这时候，赤眉控制了长安及周边地区。

最可怜的是长安及周边的老百姓，在经历了王莽的暴虐、更始的无道之后，又不得不再经受赤眉的掳掠奸淫，长期难以脱离水深火热。

邓禹深得刘秀真传，那就是治军治政先做君子，待人真诚。

他乘连战连捷之威，丝毫没有放松对部下的管理，严肃军纪，大军所到之处，爱惜百姓，秋毫无犯。

当地的老百姓受苦受难惯了，一见邓禹的军队就像见到亲人一样，纷纷扶老携幼前来欢迎，很多人强烈要求参军，每天来投军的数以千计。很快，邓禹的部队壮大起来，号称“百万大军”。

而邓禹本人也表现得很有君子风范，无论走到哪里都停车驻马，对老百姓问寒问暖，安慰勉励。

男女老少聚集在他的车前马旁，大家一起话着家常，谈着生计，畅想未来，老百姓没有不拥戴邓禹的。邓禹成为老百姓的救星，名震关西。

刘秀对邓禹的表现十分满意，几次发文件给予他嘉奖和鼓励。

以忠实地记载史实而传世的《后汉书》充满感情地描述了这样的画面：“闻禹乘胜独克而师行有纪，皆望风相携负以迎军，降者日以千数，众好百万。禹所止辄停车驻节，以劳来之，父老童稚，垂发戴白，满其车下，莫不感悦，于是名震关西。帝嘉之，数赐书褒美。”

老百姓是如此朴素可敬，他们只要有饭吃，不受气就行了。

而再简单点，只要没有贪官污吏、地痞恶霸欺负就行了，甚至于吃饭的事，他们还可以自己想办法。

在中国做官又是如此简单，只要胸中有君子之心和人文关怀就行了，能干好事就干一些，不能干就在一边儿凉快，别胡来即可。

但是，很遗憾，官、民这两种本来可以很简单的角色，以及二者之间本来可以很简单的关系，经常被搞得很复杂，很混乱。

邓禹对此有深刻的了解，也做得很好。

刘秀对此有更深刻的了解，将做得更好。

目前，邓禹的声望如日中天，他手下的将领和关中豪杰纷纷劝他立即进攻长安。

但是，邓禹另有考虑，他向大家分析原因说：“不能马上打长安。我们现在虽然队伍庞大，但真正能打仗的少，前方没有可以依赖的粮草，后方也没有可以转运的物资。况且赤眉刚进入长安，士气正盛，财富充足。不过，他们毕竟是一群盗贼纠集在一起的乌合之众，并没有长远打算，虽然粮草充足，而事故多端，难道能长期坚守吗？现在上郡（治今甘肃榆林东南）、北地（治今甘肃庆阳西北）、安定（治今甘肃平凉）三郡地广人稀，粮谷丰富，牲畜众多，我们不妨北上休整兵马，利用那儿的粮食休养士兵，养精蓄锐，总能找到赤眉的可乘之机。”

不能说邓禹的主张没有道理，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重要，既影响了时局和历史的进程，又涉及对不少人的评价，在当时和历史上还引起广泛的争论。

说白了，在邓禹大军是乘胜立即进攻长安，还是养精蓄锐伺机再打的问题上，分为鲜明的两种意见。

一种认为要找个地方歇歇，避开赤眉的锐气休息一下，瞅准赤眉的漏洞再打。持这种意见的人很少，但有邓禹本人。

另一种就是要一鼓作气，立即拿下长安。几乎邓禹所有的手下和当地的支持者都这样认为，更重要的是，刘秀也持这种意见。

邓禹坚持自己的见解，率大军北上到栒邑（今陕西栒邑东北）。

邓禹所到之处，攻破赤眉将士的营垒，而有关郡县望风开门归顺。就连西河太守宗育也撑不住了，派自己的儿子带着公文等手续前来投降。

邓禹很高兴，也很得意，派人把宗少爷送往京城洛阳，向朝廷报告。

他这么做，当然是表示自己遵守纪律，尊重朝廷，同时多少也有点炫耀的意思：皇上器重我，我也不是吃干饭的！

这是邓禹的巅峰时期。

邓禹踌躇满志，他认为自己先打长安的外围，收复长安周边的郡县，扩大战果，时机成熟再拿下长安是没有悬念的。

按照常理，邓禹的想法和做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由于赤眉向来不按常规出牌，或者说赤眉向来不知常规为何物，使得事情的发展很快就让邓禹无法把握。

刘秀在洛阳，对长安一带的局势洞若观火，眼看邓禹没能执行自己的战略意图，久久不打长安，而是持兵北上，他颇为不满。

关中未定，小邓你还磨蹭！

刘秀特别向小邓下达一道敕令，指示军机：“你作为大司徒，应该像拯救黎民的唐尧，而那些亡命的贼寇，简直就是暴虐的夏桀。现在长安的老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整天惶惶不可终日，无所依靠。你要抓紧时间，迅速发动进攻，尽快收复西京，安定百姓。”

刘秀的这道敕令不仅表达了对小邓迟迟不进攻长安的不满，督促他立即行动，同时说明刘秀本人对长安战局也很焦虑。

但是，小邓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仅没有按照刘秀的要求去做，反而继续分兵进攻上郡（今山西、陕西沿黄河交界处一带）的县邑，甚至还把自己的指挥部搬到长安西边的大要（今甘肃宁县），小邓根本没有立即进攻长安的打算。

假如历史就此定格，小邓与刘秀对长安局势的应对可能仁智互见。反正拿下长安的目标是一样的，只是动作风格不同，刘秀要快一点，小邓慢了一点。可是，如果再靠前一步，看看刘秀这边和赤眉这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会明白更多的东西。

“赤眉干部现象”

赤眉在长安城里早就焦躁不安了！

面对这样一群狂躁的好勇斗狠之徒和一团乱麻的局势，刘盆子在长乐宫里每天惶恐不安，日夜啼哭。

他不想也不敢、当然也没有机会过问军政事务，只是一个人与宦官共同起居生活。

盆子自顾不暇，当然更没有能力保护宫中的女人们。

这时候宫女还有上千人。这支队伍只进不出，本来是王莽的遗产，刘玄继承下来后又加以调整充实，但他仓皇出逃时一个也没有顾得带走。

盆子住进来，谈不上继承，更谈不上对她们动手，只是跟她们做了邻居。

由于世道太乱，刘玄败亡之后，她们不敢出去走上社会，只能深居宫中，就靠在后庭挖点花圃里的草根、逮点水池里的鱼虾来充饥度日，如果谁死了，也就势埋在宫里。

很简单，她们要是走出宫，不是被杀死，就是被饿死，说不定还会被什么人抓住了折磨死。而在宫中，至少暂时还没有人胡来，大不了也就是饿死。

盆子还是个孩子，又胆小，不太喜欢，也不敢跟这些宫女玩。

她们谁有机会见了盆子，就连忙磕头喊饿。

盆子本性善良，每每见状就让宦官赏赐点米过去。

她们谁也不想走出宫去。

这是一个复杂而特殊的群体，见证着宫廷政治的一切荣光与丑恶，也得到当时和身后无数议论。

后来，直到盆子离开宫廷，她们仍然没有一个人走出去，都饿死了。不，应该说她们直到饿死都没有一个人走出去。

在两汉过渡的剧烈变革时期，这个复杂而特殊的群体默默地承受着王莽的阴谋、刘玄的荒淫和盆子的无能，直到死去。

这世道确实太乱。

盆子的哥哥刘恭毕竟有点知识，有点文化，眼看赤眉高干这个样子，知道失败只是早晚的事，要真的没戏了，自己哥儿几个肯定首先遭殃。

刘恭越想越觉得大事不妙，就想让弟弟辞职：不干了，这工作太危险。

于是，刘恭就暗地里教导盆子怎么把皇帝的印绶交出来，怎么说辞职的话，假如有人挽留的话自己怎么推辞，反正这活儿不能再干了！

公元26年正月初一，新年朝会。

当着赤眉高干的面，刘恭先发言了：“大家一起立我的弟弟当皇帝，恩德深厚，我们感激不尽。这皇帝当了快一年了，军政事务的混乱一天比一天加剧，他实在不能成就大业，恐怕他到死也不能给赤眉带来多少好处。现在他情愿退位，当个普通老百姓，大家再选一个更加贤明、有智慧有本领的人来干，请大家考虑。”

见盆子要撂挑子，大家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子懵了。

樊崇等人一看眼前这架势，连忙道歉说：“这都是我们的不是。”

刘恭态度坚决，再次表示要辞职。

关键时候，有人大声质问刘恭：“皇帝辞职不辞职，难道是你刘恭说了算的事吗？！”

一见真的有人发火，刘恭十分害怕，他知道这是一帮什么事都敢干的家伙。

不知是事前计划好的，还是真的怕连累自己，刘恭连忙起身走开了。

就在这关键时刻，刘盆子走下皇帝龙座，解下系在身上的传国玉玺和绶带，跪下来就给大家叩头，说：“现在建立了王朝，拥立了皇帝，大家也都有了高级职务，却还跟过去当强盗一样，就连基层干部群众进献点东西都能被你们抢走。这样传到外面，谁还看得起我们？老百姓没有不怨恨我们的，谁还信任我们？我想这都是所立的皇帝不恰当造成的。我请求大家让我留下自己的骨头，辞职让位，别挡了有德有才者的路。如果真的要杀了我来抵目前的责任和罪过，我情愿一死。就请大家可怜可怜我吧！”

盆子说着，欷殻Р恢梗�泪如雨下。

这真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一幕！

一个人宁愿去死也不想干某件差事，可见他多么窘迫，而他名义上又是个皇帝。

一个岗位让人害怕厌弃到宁死也不想干的地步，可见不是好活儿，而这个岗位又被无数英雄和狗熊拼命追逐。

一个局面，大家本来凭拳头说话，可见不是文明和谐之地，而大家又要瞪着眼睛，逼着一个小屁孩儿来当一哥。

……

面对抽泣不止的刘盆子，赤眉数百名文臣武将都不由得可怜起他来。

虽然大家都是粗人，习惯于攻城拔寨和烧杀抢掠，可眼前的场面也确实感人：一个皇帝，跪着哭着乞求一群大臣放他一马。

不！一个屁孩儿，跪着哭着乞求一群大人饶他一回。

于是，包括樊崇等人在内，大家没有不可怜盆子的。

于是，大家离开座位，对着盆子跪下叩头说：“我们做臣下的不像话，对不起陛下。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乱搞胡来了！”

于是，大家一起扶起盆子，把他抱起来放在皇帝的龙座上，又把玉玺、印绶给他戴上。

是啊，大家不能老是欺负皇帝。

盆子还是又哭又闹，但又争不过大家。

这次朝会，对赤眉高干们震动不小。朝会结束后，大家遵守规约，各自回到自己的营寨和住地关门闭户，不再出来。

赤眉官兵不出门，长安城里没有人横行骚扰了，社会秩序立即明显好转。

居民们本来有不少逃出去避难的，也纷纷回来，街坊市场的人气也迅速回升。

老百姓都很高兴，夸刘盆子是个好皇帝。

这是一种“赤眉干部现象”。

这种现象的主要特征就是，干部一出来，社会秩序就混乱，老百姓就不得安生；而干部不出来，社会秩序就正常，井井有条，老百姓就安居乐业。

这并不仅仅是个黑色幽默，而是个残酷的社会悖论。

社会发展规律表明，干部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其权力来源于老百姓的支持，其本职工作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他越是为老百姓着想，就越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就能使自己的执政团队更加强大，从而就能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反之，如果某些干部不是个东西，全心全意地用公共权力谋一己私利，必然祸害百姓，必然遭到百姓反对，进而败坏自己执政团队的形象和权威。而当一个执政团队里这样的干部多了，老百姓就会失去对它的信任，就会不希望它出来做事。

目前赤眉团队就是后者，它的干部队伍中不是东西的人太多。如果他的干部不出来，就天下太平，否则，就是老百姓遭殃。

在分析这种“赤眉干部现象”时不幸地发现，它并非绝无仅有，而是在很多历史阶段都存在。

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二十多天，赤眉干部们实在按捺不住野性的冲动，又纷纷走出来，到处大肆抢掠。

战祸连连，长安城里的粮食本来就十分短缺，赤眉几番大肆抢掠之后，老百姓更是难觅果腹之物。

公元26年1月，赤眉祸害长安四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就把这座城市彻底吃空了。

为了摆脱困境，找口饭吃，他们决定把长安再狠狠地糟蹋一下，就带兵西去。

这时候，赤眉的干部充分表现出极其凶残的本性。

他们眼看长安城里再没有可吃的了，就把宫廷里、官府衙门里和老百姓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抢劫一空，打包装车带走。临走了，他们一把火把宫廷、衙门烧个精光。无论走到大街还是小巷，碰到本地的干部和老百姓，看谁不顺眼，他们立即就给杀了。

本来雄伟壮丽的西汉皇城，本来繁华热闹的大都市，成了一片火海，成了没有人敢出门行走的荒凉之地。

赤眉，一支本来为了不受气有饭吃才拎着脑袋出来混的队伍，现在为了自己有饭吃什么都敢抢，而草菅人命就早已超出自己维权的界限了。

赤眉把长安烧杀抢掠一空后，气焰熏天地拍屁股走人。

在长安城南郊，他们像模像样地搞了个仪式，祭祀老天爷。

他们号称百万大军，趾高气扬，所到之处车马喧嚣，烟尘蔽日。

盆子虽然不过是个玩物，现在也跟着威风一把。他坐在三匹马拉的大车上，周围几百个骑手跟着，像是去打猎。

出城后，他们沿南山（秦岭）北麓西行，遇到城邑就抢，顺手就砍人。

在郿城（今陕西眉县），他们遭到更始将军严春的阻击。很遗憾，严春力不从心，在激烈的战斗中阵亡。

赤眉杀了严春，随即打进安定（今宁夏固原）、北地（今甘肃庆阳）一带。

就在这支疯狂的队伍来到泾阳（今甘肃平凉西北）等地时，天气骤变，大雪接天连地，坑满壕平，多数赤眉将士连冻带饿而死。

但是，赤眉并没有引以为戒。他们没有反省自己，既没有学乖，也没有变得更聪明。

极度郁闷的邓禹

赤眉糟蹋长安的时候，邓禹没有听从刘秀要他立即拿下长安的饬令，而是固执己见，继续分兵攻打上郡诸县。同时，他又回师大要，征集补充兵员，收集积累粮食，养精蓄锐。

刘秀要求邓禹立即拿下长安，至少是希望他快点摆平赤眉，以免这支疯狂的队伍老是糟蹋长安。假如邓禹听从刘秀的命令，赤眉在长安至少不会那么放肆。

邓禹的失误开始了。他把指挥中心从栒邑西迁到大要，留下积弩将军冯愔、车骑将军宗歆守卫栒邑。

按说邓禹知人知事明察秋毫，以至于刘秀重用为首席智囊，他想问题、办事情是很稳当的。但这次，他对自己手下的这两员大将看走了眼。

冯愔、宗歆级别一样，都是大将军；特点也一样，都有很大的野心。

潮水和野心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汹涌澎湃的。这句话用在这两个家伙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中国有句俗话，一个槽里拴不了两匹烈马。另一句类似的俗话是，一个槽里拴不了两头叫驴。

这两个家伙就是这样的烈马或者叫驴。邓禹一走，冯、宗二人就争斗起来，目标很简单：这儿谁说了算。

权力如此诱人，使这两个将军大打出手，各率自己的兵马，要灭了同事。

世道竟然如此混乱，使这两个无名之辈也蠢蠢欲动，拿出自己的性命一搏，想在英雄与狗熊的游戏中捞点好处。

冯、宗二人不能算是好鸟儿，他们身为军人，没见在攻城拔寨、保民安邦上有什么表现，所能让人记得的只有这次窝里斗。

这次窝里斗的结果，是冯愔将军杀了宗歆将军。

一见后院起火，邓禹立即回军来扑。

冯将军一不做二不休，率部抗击邓禹。他还打算好，击败自己的主帅邓禹，即向西边天水一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