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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本事的皇帝-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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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民谣称赞他:“桴鼓不鸣董少平。”意思就是有董少平做官,社会公平,衙门前桴鼓不响,老百姓无冤可申。
史家也对老董赞誉有加,称他为“强项令”,就是“硬脖子县令”。《后汉书》虽然把老董列为首席酷吏,但对他满篇字里行间都是赞美之词。
老董坚持原则,做到了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他敢于碰硬,虽降职、罢官、坐牢、赐死也不改初衷;他不贪钱财,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一位值得所有为官者学习,值得所有老百姓纪念的官中楷模。
同时也必须看到,老董之所以成为老董,除了他本人的秉性和努力,还与组织上的培养和使用密不可分。
老董能在洛阳令上书写政治传奇,也是刘秀任人唯贤、倡导官场清廉的结果,否则,在一个黑白是非不分、买官卖官盛行的政治环境里,就是有一百个一千个老董,也给贪官、庸官和豪强们玩死了!
老董当了五年洛阳县令,死在任上。
当时,刘秀专门派人前往吊唁看望,那情那景实在让人感慨万端:
老董仅有布被裹尸,老婆孩子相对哭泣,家里仅有大麦几斗、破车一辆。
刘秀得到报告,既十分伤感,又十分自责,说:“董宣廉洁,朕直到他死了才知道!”
于是,刘秀亲自安排,以老董曾经担任过的最高职务级别、两千石大夫的礼节安葬他,并有赏赐,安排其儿子到中央机关上班。
马成案——敲山震虎,杀鸡儆猴
刘秀通过褒奖老董公开表明,在汉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皇亲国戚在内的任何人违法,都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正在这个时候,广汉郡太守、董宣式的干部蔡茂有感于贵戚及其家奴在各地都有不法行为,敏锐地把握了刘秀施政的战略思想和政治导向,及时地向刘秀上书,要求“欲令朝廷禁制贵戚”。
蔡茂是河内郡怀(河南沁阳)人,是个很有才干也很有个性的干部,曾经完全凭着自己的才智和努力在西汉哀帝、平帝时官至侍中。
但是,他坚决不跟王莽玩,在王莽当政时称病辞官。后来,他跟好朋友窦融一道投奔了刘秀,官至广汉太守。
这段时间,皇后阴丽华家族的家奴在广汉郡一带经常有违法犯禁行为,蔡茂纠察打击起来毫不回避,绝不手软。
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的对手都是通天的人物,这样搞下去,自己能够坚持多久,他心里也犯嘀咕。
现在,他看到刘秀处置董宣一事发出的明确的政治信号,对老董非常钦佩,就想请求朝廷加大抑制贵戚的力度,严厉制裁那些依仗贵戚权势作威作福的不法之徒,并且形成制度和国家法律。
这当然十分契合刘秀的思路,刘秀立即予以采纳。
后来,蔡茂官至大司徒。
妥善处理了老董跟刘黄长公主的争执,果断采纳了蔡茂的建议之后,虽然贵戚及其家奴、朋友违法乱纪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刘秀从不姑息,一般情况下都能够支持有关机构和干部秉公处理,依法严惩。
公元48年,又有一个董宣式的干部当上了洛阳县令。
他名叫虞延,是陈留东昏(今河南兰考东北)人。
既然是老董的同行,肯定也是个猛人。虞延秉性质朴刚正,乐善好施;为官正直清廉,不谄权贵;又行侠仗义,乐善好施。
在刘秀当一哥的时代,这样的干部注定要经常书写政治传奇。
王莽篡汉时,其宠姬魏贵人权势熏天。
她的一个门客依仗着这种裙带关系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无人不恨。
王莽时期也正是“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的时期,大多数为官者除了损人,就是利己,没有谁想着老百姓,想着社会的公平正义,这给该门客提供了绝好的生存土壤。
该门客横行不法,而地方干部们个个不闻不问,就像都睡着了一样。
当时,虞延同志还是个村民组长(亭长),为了铲除祸害,硬是带着一帮哥们儿闯进该门客家里,把他擒拿归案。
刘秀登基之后,虞延官至执金吾,后又外放为县令。他在任上是非清楚,恩怨分明,深受老百姓爱戴,也很是被坏人嫉恨。
上任洛阳县令,是对他的重大考验。他一如既往,秉公办事,惩恶扬善。
天子脚下,京官儿最难做。在洛阳,钱再多未必就算富人,官再大未必就是高干。达官贵人云集,各种乱七八糟的事层出不穷。
此时,洛阳最有权势的家族除了刘秀家,就是阴丽华娘家了。
老阴家集自己的无限权势和皇家的万般宠爱于一身,什么能人在其门前都显得窝囊,什么富豪在其门前都显得寒酸,什么高干在其门前都显得官小。
同时,有这样的大树傍着,老阴家的家奴、朋友也是很容易就牛起来,横起来的。
一次,老阴家的一个家奴叫马成的,因为“常为奸盗”,被虞县长逮捕查办。
老阴家有人多次给虞县长写信,为马成求情。
虞县长坚持不给阴家这个面子,不仅亲自审问马成,而且每接到一次阴家的求情信,就对马成鞭笞两百下。
这个鞭子打在马成身上,等于打在老阴家人的脸上。
阴丽华的弟弟阴就非常恼火,认为老阴家能给谁递个话,就算看得起谁了,而这个虞县长实在太不识抬举,明摆着就是要给阴家好看。
阴就是阴丽华最小的弟弟,并没有什么军功、政绩,是继承了老爸的爵位当上新阳侯的。他善于雄辩,但性格刚强高傲,人缘不太好。眼看虞县长不买老阴家的账,阴就就去找姐夫刘秀告状,说虞延鲁莽胡来,办了许多冤案,并按照自己的说法介绍了马成一案。
刘秀本来对虞县长颇有好感,听阴就这么一说,心里不免狐疑。为了搞清楚真相,也为了教育大家,刘秀决定抽空亲自到洛阳县衙走一趟。
一天,刘秀来到洛阳县衙,要求亲自查看案件。
虞县长简要汇报了有关工作之后,重新升堂,让刘秀端坐大堂之上。
虞县长业务熟悉,命令衙役押来所有案犯,有条不紊地介绍法律、案情和处理情况,让他们分列大堂东西两旁。
其中,西边一列是案情已经审明、罪罚无可争议的囚犯,东边一列是案情可再斟酌或者尚未结案的案犯。
马成本来被安排在西边,见势不妙,连忙往东边行列跑。
虞县长见状,急忙上前一把抓住他,大声斥责说:“你是人间的大蛀虫,长期依仗社神,并不害怕谁来熏烧你!回去,你的案子还没有审理完,必须依法处理!”
马成大喊冤枉。
在皇帝面前动手是不礼貌的行为,刘秀身边的侍卫立即用剑戟抵住虞县长,喝令他退后,放开马成。
虞县长并不畏惧,死不放手。
刘秀听了工作汇报,经过在大堂上认真观察,断定虞延是在秉公办事,未徇私情。于是,他对马成喝斥道:“你犯了王法,罪不容赦,咎由自取!”
紧接着,他命令立即把马成拿下,严格依法审办。同时,他还明确表态支持虞县长秉公办事。
几天之后,马成被依法处死。
刘秀公开支持虞延惩治马成,再次对贵戚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此后,在各级官府,干部处理公务办理案件时,贵戚们一般也不再敢擅自干预,唯恐自找没趣。
这样,经由制度上规范、军事上打击,以及在日常社会政治生活中严格抑制,刘秀一朝,贵戚们绝大多数都能约束自己及其亲朋好友的言行,违法乱纪的事儿明显比前朝和以后要少得多。即使那些备受恩宠,极端荣耀的超级勋贵,也都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唯恐越雷池半步。
刘良是刘秀的亲叔叔,其实等于是刘秀的养父。刘秀对他感同生父,登基的第二年即封他为广阳王。
几年后,在采取一系列抑制贵戚行动时,刘秀把他降为赵公。
就是这么一位老人,也从来都是十分小心地对刘秀执臣子之礼,不敢表现出哪怕一点点不满,每年都要从自己的封国来洛阳朝拜刘秀。
还有另一个熟人、刘秀的娘舅、一代完人樊宏,他的表现集中体现了刘秀治下贵戚的状况。
刘秀早年丧父,在他心目中位置最重的,除了老妈,就是叔叔刘良和老舅樊宏了。刘秀一登基,立即任命老樊为皇帝首席顾问(光禄大夫),位特进,职权仅次于三公。
此后一二十年里,随着一哥的位子越坐越稳,刘秀逐步剥夺功臣的实权,抑制贵戚的行为,但唯独对老樊的兄弟爷们儿宠爱有增无减,先后册封或者增封老樊本人为长罗侯、寿张侯,封老樊的弟弟樊丹为射阳侯,老樊的侄儿樊寻为玄乡侯,老樊的堂兄樊忠为更父侯。
刘秀对老樊极其尊重,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私下的亲情交往中,他都对老樊礼遇有加,关心备至。
老樊本来就是德才兼备的人,为人谦恭和顺,内敛低调,非常理解和充分配合外甥刘秀,经常教育自己的晚辈说:“举凡大富大贵、财禄满盈的人家,很少有善保始终的。我并不是不喜欢荣华富贵,但是,天道厌弃自满而垂青谦恭,过去贵戚们的经验教训我们要引以为戒啊!在纷纭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我们全家老少平安,难道不是极大的好事吗?”
这是一个看惯社会浮云,参透人生起伏的人。在权势和富贵面前,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谦逊谨慎,不骄不躁,严格约束亲朋好友的言行;在外甥刘秀面前,他谨小慎微,毕恭毕敬地奉行臣子之礼;在群臣、同事面前,他谦逊有礼,从不表现出丝毫的特殊感和优越感;在老百姓面前,他从不威福自持,而是满怀仁义和爱心,在国家法律和自己能力范围内,尽己所能地帮助人。
对待工作,老樊也是十二分的敬业和谨慎,从不出现失误,也不让人抓住把柄。
所用文稿,他都是亲手草拟和书写,斟词酌句,烧掉草稿。每有朝会,他总是首先到达,低眉顺眼,埋头做事,直到刘秀说“众卿平身”,才直腰抬头。朝会时研究工作,他也从不当众发表意见,恐怕刘秀为难,也不想让人从中找到什么可乘之机。
受其影响,老樊家的人从没有出现违法乱纪的现象。
老樊的作为赢得了刘秀和朝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敬重。他病重时,刘秀亲自到他的家里看望问候,留宿在他家。
他病危之际,刘秀问有什么要交待安排的,他连忙挣扎着起来给刘秀叩头,谦卑地说:“臣无功而享受皇上丰厚的赏赐,恐怕子孙也不能报答圣上的大恩大德,让臣抱憾九泉。臣恳请圣上收回寿张侯的封爵,食禄能够顾得上生活即可。”
刘秀知道老舅这是肺腑之言,心里万分感伤,但终究没有同意他的要求。
樊宏,一代完人,刘秀的首席勋贵,他一生谦恭谨慎,做到了生荣死哀,也成为刘秀朝中严于律己长保富贵的典型。
刘氏宗亲、老樊家是这样的,阴丽华家族男丁的表现也很让刘秀满意。
阴丽华父亲早逝,她的几个兄弟大都私德极佳,在刘秀登基前后竭尽忠诚,兢兢业业,政绩卓著。
在马成一案中,阴家写信说情,阴就到刘秀那儿告刁状,是阴家极其少有的举动。
终其刘秀父子在位期间,老阴家虽然尊贵至极,但自我约束,成为跟老樊家差不多的贵戚楷模。
至于阴识、阴兴极力辞让刘秀封赏,这跟王莽朝中普遍存在、后世也层出不穷的为了升官不择手段的蝇营狗苟之徒们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第三十九章 刘秀识人驭人术
刘秀高度重视人才还体现在他礼贤敬贤上。礼贤敬贤,是刘秀高度重视人才的又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在雄主天下之途上,他怀着求贤若渴的心情延揽人才。特别是天下一统后,他以海纳百川的胸怀,礼遇、接受和招徕方方面面的人才。
聚沙成丘,积流成河。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刘秀礼贤敬贤的对象,有卓茂这样的忠厚长者,有伏湛这样的一代大儒,也有马援、杜林、郑兴等从隗嚣一样的对手那儿接纳来的知识型干部,最为史家津津乐道的,还是刘秀延请和礼遇隐士逸民的故事。
刘秀深知,无论是打天下还是坐天下,都不是一个人的活儿,都不是少数人的活儿,所以他始终重视人才,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都把干部队伍建设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用很多心思,很大精力来抓。
当然,在他雄主天下路上的不同路段,根据形势变化和事业需要,他的具体方法又是各不相同的。
大体说来,刘秀高度重视人才,也就是六个字:厚待,用才,礼贤。
给钱,给物,给面子——厚待投靠我的人
所谓“厚待”,并不是简单的提高工资,多发奖金。
在刘秀从公元22年扯旗造反,公元25年登基做一哥,一直到公元36年平定巴蜀的公孙述,实现全国统一,大约有15年的时间,刘秀一靠脑袋,二靠拳头,打倒了一个个对手,控制了一个个地方,基本上是在金戈铁马、血雨腥风中度过的。
此间,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徒弟、粉丝和招降纳叛之士。
在这些哥们儿中,固然不乏立志报国、治世救民的热血青年,但也正像耿纯所说的那样,很多人跟着干,图的就是水涨船高、攀龙附凤、光宗耀祖。
刘秀明白,打天下就靠这些哥们儿卖命,所以对他们极其厚待,有功必赏。
他对大家政治上充分信任,放手放权;在经济上尽力给予好处,赏赐起来出手大方;在名誉上给足面子,让干活儿的、立功的荣耀起来。
在这方面,刘秀显然表现得比先祖刘邦要慷慨得多,大方得多。
当年刘邦跟项羽争雄,丁公背叛项羽,而对刘邦手下留情,刘邦登基后,不仅没有感激老丁,反而干脆利落地把他砍了。
刘邦想用实际行动公开表明,人要忠义为先,不忠不义的人就是对我有救命之恩我也定斩不饶!
而对于同样的事情,刘秀则是截然相反的处理方法:当彭宠的家奴子密割下老彭的脑袋前来投奔时,刘秀封子密为“不义侯”,意思是我虽然不赞成奴才杀主,但我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劳。
对于这些效命疆场的手下,刘秀慷慨地授予他们各种高级军衔,赋予他们在战场上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各种权力。
战争状态的这十几年,他仅授予的各种大将军、将军的名衔就有好几十个,封侯的爵位一百多个。举凡谁在疆场上出力卖命,流血流汗,他都要根据德才和成绩给予不同的封赏。
如果手头宽裕,或者得到战利品、贡品之类的,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分给大家。
而如果谁在战场上残了挂了,他更是大加恩赐,或者亲自安排葬礼,或者厚厚地抚恤家属,或者超标准给予褒奖,让当事人及其家属倍感荣耀。
祭遵病死讨伐隗嚣的前线,来歙、岑彭在平定巴蜀战役中被刺,刘秀都以极大的诚意,极高的礼遇,亲自安排葬礼,亲自服丧吊唁,亲自部署善后的各种赏赐。在那个年代,他即使对待自己的至亲也不过如此。
干部遗属们里子面子都丰收,思想感情上得到极大的安慰。
在这儿,刘秀固然要高调表达对功臣的厚爱,但绝非作秀,他的确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真感情。
虽然内心里极其冷静,很有原则,很有分寸,但在刘秀的大多数时间里,在自己的徒弟、粉丝们面前,从不摆皇帝的架子,温文尔雅,有时还开个玩笑,讲个典故,君臣之间其乐融融。
冯异曾经在关中权倾一方,不少人为此心生狐疑而向刘秀上书,刘秀却始终对他信赖如初。
公元30年春天,冯异回洛阳汇报工作,刘秀对他的信任和喜爱不仅见诸行动,而且溢于言表。
刘秀安排他跟各位高级干部见面,逢人就说这是朕刚起兵时的秘书(主簿),现在正为朕披荆斩棘,安定关中。
在洛阳逗留十来天,就要告别时,刘秀安排身边工作人员赏赐冯异大量的珍宝、衣服、钱帛。
同时,在专门给他鼓励、指导的诏书中,刘秀还深情地说:“当年在河北,形势危急仓促,爱卿在芜蒌亭进豆粥,在滹沱河边进麦饭,这深厚的情谊实在无法报答!”
冯异对此连忙叩首谢恩,充满感情又富于哲理地回答:“小臣现在希望陛下永远不忘河北之难,小臣也永远难忘当年巾车之恩!”
当年在河北,在王郎的追杀中,刘秀带着几十个粉丝、徒弟狂奔逃命,饥寒交迫,冯异搞来一点豆粥、麦饭救急,让刘秀感谢不尽,深深地记在了心底。
而在八年前(公元22年),冯异还是王莽的干部,负责守城抵抗刘秀,在父城巾车乡被刘秀活捉,刘秀不仅没有加害他,还放了他。冯异常说,圣上当年巾车不杀之恩,自己没齿难忘。
这是刘秀、冯异当年在血雨腥风中结下的深情厚谊,谁也不会轻言忘记!
还有朱祐,他是刘秀的老乡、大学同学、亲戚,当年在长安上大学时,这哥俩儿一起来去,一起读书,一起生活,时而生病了,哥俩儿还一起买了白蜜自己动手配药。
后来,朱祐跟随刘秀起兵打天下,赤心耿耿,出生入死,立下了很多功劳,也被刘秀视为铁杆心腹,给予极大信任。
他先后任护军、偏将军、建义大将军,定封鬲侯,是个典型的儒将。
再后来,刘秀让功臣退居二线安享晚年,老朱也交了军权,在京担任“奉朝请”,只是朝中有大事才请他出来商量。
刘秀经常到老朱府上看望他,赏赐给他东西,哥俩儿叙叙旧,聊聊天,谈谈笑。
有一次,刘秀又来到朱府。这次,他送给老朱一石白蜜。
刘秀笑着问老朱:“这跟当年我们一起在长安买的蜜比起来,哪个好些?”
这样,无论对手握重权的高级干部,还是对退下来的“老同志”,刘秀都很优待,很大方,很宽厚,尤其难得的是,他除了给大家丰裕的物资、充足的面子,还让大家看到了发自内心的款款深情。
终其在位,刘秀没有干过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事儿。
“柔道治国”
刘秀高度重视人才还体现在他用才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选贤任能,人尽其才。
随着政权稳定和“退功臣,进文吏”措施的实施,他开始大规模地培训和使用学习型、知识型和学者型的干部。
刘秀本人就是太学生出身,起兵后他也是倚马赋诗,出口成篇,投戈论道,口若悬河,性格气质非常儒雅。现在,他冷静而清醒地看到,打天下靠拳头,自己身边的这些徒弟、粉丝们立下了汗马功劳,该让他们安享晚年了;而治天下靠头脑,自己身边的这些徒弟、粉丝们并不见长,该让文化人脱颖而出,大显身手了!
所以,在统一大业基本完成之后,刘秀确定了“柔道治国”的战略思想,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以“文吏”为主体的干部队伍建设上。
所以,正如后来毛泽东同志非常感慨地说,正确的路线确立以后,干部是决定一切的。
先说一下刘秀的“柔道治国”,再来具体看看他是怎样用人的,可以理解得更加深刻些。
“柔道治国”的理念贯穿他在位始终,平时光做没说,唯一一次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就是在他回故乡跟乡亲们聚会的时候。
刘秀一生最喜欢去的有三个地方:一是前汉国都长安,那儿是刘汉皇统的发源地,有前朝11座皇陵,他去那儿当然是为了彰显皇室血统;二是曲阜,那是孔子的故乡,他去那儿顶礼膜拜孔子是为了彰显自己崇尚儒学、重视教育、尊重人才的政治理念;三是故乡南阳郡蔡阳侯国舂陵乡。
正如早先所说,刘秀出生在济阳,童年生活在南顿,这儿是他老爸当县长的地方;读书在萧县,这儿是他叔叔当县长的地方;而他从太学结束学业当回乡知青,还是在家乡舂陵,他在这儿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方法论,正式长大成人。
公元27年,也就是他登基三年了,虽然围剿各地割据势力的战争还在激烈地进行,但他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可以掌控天下。
于是,当年10月,他称帝登基后首次返乡,祭祀祖庙,在老宅子里设宴款待家乡父老。
刘秀衣锦还乡,引起乡亲们极大的震动!
当年那个勤勤恳恳、文质彬彬的乡下小伙,几年不见,现在是威风八面、一呼百应的皇上了!
当然,刘秀不光给家乡人民极大的荣耀,还陆续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把舂陵乡升格为章陵县,用自己祖陵的名号“章陵”来命名,跟西汉皇陵接轨,彰显自己的皇室血统;同时,他下令比照前汉高祖刘邦对家乡沛县的做法,免除家乡的税赋徭役。这些都是帝乡独享,其他地方不可能得到的特殊待遇。
顺便,刘秀还下令免除济阳县两年的徭役,也是对自己出生地的回报。
公元35年3月,刘秀讨伐巴蜀的战役进入僵持阶段,他在百忙中第二次还乡,主要是祭祀自己的祖坟。
公元41年,全国大规模的战事结束,国泰民安,形势一片大好,刘秀腾出大量精力处理家事,年内两次回故乡。
4月,春暖花开之际,刘秀带着皇太子刘彊、东海公刘阳(后来改名刘庄)等一批儿子南下,一边巡视工作,一边打猎,第三次回到故乡。
这时候,国家形势大好,刘秀的家事却烦恼不断:皇后郭圣通正在耗尽他的耐心,他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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