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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本事的皇帝-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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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价格水平，有可能是史上最高的了！
这时，冯异大军又赶上道路不通，给养输送中断，形势万分危急。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冯异也要求将士以树皮、果实为食，绝不能向老百姓伸手。
总的来说，刘秀麾下的武装集团是刚柔相济的，武可以攻城拔寨，纵横疆场，文可以安定地方，爱惜百姓，他本人满意，老百姓也是拥护的。
第三，加强供应，构筑一个综合性、全方位、坚实的保障系统。
这个军事保障系统，包含了政治的、人事的、舆论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前面陆陆续续地说了一些，现在重点说说给养。
应该说，刘秀的青少年时代，特别是在29岁起兵之前，他基本上是衣食无忧的。即便他的老爸去世、叔叔离职、外公辞世，家里的经济状况明显受到影响，但也没有闹过饥荒。
他上太学时出租牲口可以搞点收入，回乡种地旱涝保收，贩卖粮食效益可观，经常家里有余粮，兜里有零钱，不为吃饭穿衣发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按照一般的标准，这是一种小康生活。
刘秀真正体会到衣食、给养的极端重要性，是在他起兵以后。
打仗就是打后勤，打给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举凡上过战场的人，对此都会有切肤之感。
扯旗造反，刘秀真的想干事才知道钱紧。
骑牛打仗，刘秀才觉得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多么辛苦！
在河北那些无比艰辛的岁月，他带着少数徒弟、粉丝，左冲右突，武攻武卫，无时无处不感到自己手头太紧。
为了吃饭睡觉，他带着大家讨过饭，也到宾馆揩过油。当然了，实在没办法，他们就只有饿着冻着。
在逃命的过程中，大家沐风栉雨，穿着破旧的湿衣裳，饿着肚子，狼狈至极。
冯异搞来的豆粥、麦饭之所以让他终身难忘，是因为他当时已经走投无路而痛入骨髓！
在讨伐王郎的时候，为了招兵买马，甚至有人给他出主意，说是可以采取允许打仗时随便抢掠老百姓的办法，作为将士们的薪酬和奖励，这遭到他的果断拒绝，但也反映了他的后勤供给的窘状。
举行登基大典时，刘秀连起码的条件都没有，在河边上堆起来一堆土用来站人，烧一堆柴火用来祭天，算是把大事儿办了。
不能解决衣食住行，没有人会长期跟着你干，老百姓也不会拥护你！刘秀的体会越来越深刻。
在别人身上，刘秀也看到很多反例。
王莽就是一个黑色幽默。
起初，在镇压各地风起云涌的起义时，他是不惜血本的，反正钱财是公家的，是民脂民膏。
昆阳血战时，他派出的部队达数十万之众，投入的军需物资数量庞大，车马运输起来蜿蜒绵延数十上百公里不绝。
待刘秀大胜，缴获的军需物资竟然既搬不完也烧不完！
要是供给不方便，王莽也有自己的办法：抢老百姓的。
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靠抢老百姓能够老打胜仗的部队，更没有一个靠抢老百姓能够维持生存的政权。
王莽的这种流氓政治很快造成一种局面：外患未除，边境打成一锅粥；内乱又起，各地纷纷竖义旗。
在万人喊打、国家机器崩溃、眼看自己的王朝就要玩完的时候，王莽觉得再掏钱找人打仗就要动自己的腰包了，心里一万个舍不得，每掏出一个子儿都剜心般地难受。
在保脑袋还是保钱袋子之间犹豫了一阵子，王莽错失了不少战机。
当他硬着头皮召集几个敢死的汉子来帮助自己作最后的顽抗时，竟然连茶钱也不想给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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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供给万事不成。
一分钱能够难倒英雄汉，刘秀有切肤之感。
自从来河北单干，刘秀在不断壮大队伍扩大地盘的同时，就非常注重恢复重建地方政权，建立并且不断完善税收制度。
每拿下一个地方，他都以老百姓的支持拥护为群众基础，以地方政府为依托和平台，以税赋体系为操作工具，建立起庞大而且坚实的后勤供应机制。
无论要拿下的地方多么重要，无论要扁倒的敌人多么讨厌，无论接下来的战斗多么严酷，刘秀都要严肃而严格地交代自己的徒弟和粉丝们，一定要在砍人的同时打好组合拳，无论发生什么事都绝不能骚扰老百姓，要打下一方就稳定一方发展一方，建设好政权和税赋体系。
所以，当别人靠骗和抢出来混的时候，刘秀让人耳目一新，扁倒了很多对手，还深受老百姓拥戴。
集中兵权，独掌刀柄——刀只有放在自己手里才安心
跟其他措施比起来，刘秀的这招就更加直接，更加露骨了。
他是马上君主，天下主要是从马上得来的，对军队重要性的体会极其深刻：对一哥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用来威震群雄，安定天下，但把握不好也会刺伤自己。当然，要是别人，甚至不少人都有这样的剑，那就更危险了！
把别人的剑给废了，只保留自己手中的这把，好好地把玩，才是最安全的选项。
所以，刘秀登基称了一哥才几年，天下刚刚初步坐稳，他就迫不及待地要动手了：撤除地方军队和军权，保留和加强中央军队建设，指挥调度权统归帝国一哥，也就是他自己。
史称刘秀的这个行为为“罢郡国兵”。
刘秀是打着承继西汉、复兴汉室的旗号征服天下的，加之时间仓促，他建立的新的帝国基本上沿袭了西汉的政权架构，包括军事体制。
简单地说，这个时期的军事制度有三个特点，即中央集权，分级管理，容易忽悠。
所谓“中央集权”，就是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归属中央，皇帝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全国军队的法人代表和首席执行官。
当然，皇帝太忙，手下还设有最高军事长官协助工作，秦称国尉，汉称太尉、大司马，其实是皇帝的军事幕僚。
军队为利器，无论军队多么强大，或者多么懦弱，只有皇帝才有调动它的权力。举凡调动五十人以上的官兵，都必须皇帝亲自下令，并且要有严格而明确的书面字据和玺、符、节等作为凭证。
对于军队的重大活动，皇帝也介入得很多，很具体。不少重要的战役他都要亲自参加，亲临前线。
大概除了军事，没有哪项工作皇帝参与这么多：重要干部亲自任免，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活动亲自参加。
有意思的是，能不能对军事工作参与这么多，还是帝国稳定与否，皇帝是否成其为皇帝的一个条件和标志！
所谓“分级管理”，情况就复杂了。
帝国的武装力量主要分为中央部队和地方部队，管理上也就分为中央（朝廷）、郡国、县这三个层级。
秦时的中央部队是围绕着首都——重点是皇帝的安全——来建设和布防的，大体分为皇帝警卫部队和首都卫戍部队。其中，前者又分为由郎中令率领的全部由军官组成的贴身侍卫，和由卫尉率领的保卫皇宫内外的亲军。后者，则由中尉统帅，驻扎在京城以及周边的战略要点，负责京城的安全以及重要目标的守卫，同时担负国家战略机动部队的任务，看哪些该扁的目标随时去扁。
西汉和东汉早期的中央部队主体是皇帝的禁卫军。
西汉时中央部队有两支，一支屯驻在京城长安南边，司令部设在未央宫，俗称“南军”，担任宫廷内外的警卫和皇帝的扈从；另一支驻扎在长安城北，负责长安以及周边地区的防务。这两支中央部队互不隶属，但在执行任务时互相配合，人数很多，素质较高，装备精良，来源可靠，又占据京城等战略要地，在稳定形势中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刘秀定都洛阳后，在中央部队建设上一开始沿袭西汉的南北军旧制，不久就作了重大的改革。
这样，这个时期的中央部队无论怎么称呼，都是人数不断扩大，职能不断细分，大家既互相配合，也互相牵制，共同听命于帝国一哥。
而这个时期的地方部队，则更加复杂和微妙了。
地方部队分布在郡、诸侯国、县，其指挥者在郡是太守、都尉，在诸侯国是国相、中尉，在县是县令长、县尉。
这些地方部队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地方治安，同时坚持日常训练，为中央部队提供兵源，在朝廷大规模用兵时听从统一调遣。
不过，上述地方大员甚至诸侯王都不能随意动用部队，要想用兵必须得到皇帝的许可，以书面授权和符节印信为凭。
在一些边境地区，地方首长的军事指挥权稍微大一些。
问题的复杂在于，上面说的是正常状态，国家处在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的时期，整个国家机器在有序运转，一旦出现不正常的情况，部队的管理和使用就变得极其复杂，极其微妙，也极其麻烦。
换句话说，军队就像一把利刃，平时装在刀鞘里或者正常使用，无论用来砍人还是切菜都是没有问题的，而它一旦被不正常使用，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就像上面说的，乍看是中央集权，权归一哥，其实相关的制度极其刻板，刻板到落实起来用兵必需而且只要一个虎符即可；乍看是分级管理，职责明确，其实利刃分别掌握在朝廷和各地封疆大吏手里，利刃多了，想不伤人也是不容易的。
在这样的军事制度下，谁想玩点猫腻，耍点手段，是比较简单的，亦即“容易忽悠”。
比如，西汉高祖刘邦的夫人、著名的吕雉死后，她的娘家人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积极筹划发动政变，忠于刘汉的太尉周勃想站出来收拾他们。
但是，老周虽然贵为帝国军事首长，能力很强，威信很高，没有皇帝的授权也并不能调动一兵一卒。
当时，朝廷的所有大权都完全掌握在老吕家手里，整个中央部队，包括北军、南军，都被老吕家牢牢控制。就连小皇帝惠帝刘盈，也在老吕家的把玩之中。
吕雉精通政治，了解军队在国家出现不正常情况时的极端重要性，早就安排自己的娘家侄儿吕产、吕禄分别掌管南军、北军。
临死时，她特别交待这哥俩儿，一定要始终牢牢地把部队抓在手里，特别是中央部队，就是连自己的葬礼也不能来参加，就待在部队里，以免给人可乘之机。
在这种极端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老周要想让刘盈授权自己对老吕家动武，简直毫无可能。
老周毕竟是老周，他对帝国的军事业务太熟悉了，军事业务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及其长处短处，包括管理上的漏洞，他无不了然于胸。
既然不可能得到刘盈的授权，老周决定走捷径：直接拿到皇帝用来调动军队的信物虎符！
这就非常简单了，因为替皇帝保管虎符的大臣是纪通，纪通无论在工作关系上还是私交上，都跟自己十分亲近。
接下来发生的改变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被老周像玩把戏一样给演绎出来了。
老周跟纪通要虎符，说自己急用。纪通巴不得把自己跟老周的关系再弄得近乎一点，立即把虎符献上。
老周拿到虎符，进入并且控制北军，随即又控制南军，接着再捕杀老吕家的男女老少，就跟砍瓜切菜一样。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在这种军事制度下，吕雉和她老吕家百密难免一疏，无论怎么整都难以保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
在这种军事制度下，无论老周这样的英雄还是其他什么狗熊，想忽悠一把都是有机会的。
其实，刘秀早年起事前，也是想钻军事制度的空子忽悠一把的。
公元7年9月，东郡太守翟义、郡尉刘宇利用秋季操练本郡兵马的机会，发动反抗王莽的武装起义，很快得到广泛响应。
这次起义虽然不久被王莽镇压下去了，但揭开了大规模武装反莽的序幕，极大地鼓舞了社会各界反莽的斗志，使很多反莽的地方干部焕发了斗争的激情，产生了丰富的联想。
这一年刘秀才12岁，正跟着叔叔刘良在萧县读书，身边不断发生的这些事让他产生这么一种感觉：如果谁对世道看不惯，甩开膀子跟朝廷动武，一切皆有可能！
公元22年10月，年已27岁的刘秀跟李通几个约好，打算利用秋季举行都试阅兵的机会，劫持南阳太守甄阜和郡尉梁丘赐，控制南阳地方部队，发动反抗王莽的武装起义。只是，事情提前暴露了，他们没有忽悠成。
因为这个流产的计划，老李家惨遭灭门，刘秀痛彻心扉。
在中央和地方多处设立部队，多层次管理，让很多人手里拿着刀，是很难控制的，是非常危险的！
刘秀对此既有理论上的高度认识，也有切身的深刻体会。所以，刘秀登基不久，就开始收缴别人的刀，保留着自己手中的这把，并且把它磨快。
他悄悄地，却是狠狠地对地方部队下手：彻底取消。
公元30年8月，正在刚刚平定山东、江淮，朝廷部署讨伐公孙述，而隗嚣公开反叛的关键时机刻，刘秀借政府机构改革之机，宣布撤除各郡国主管军事的武官——都尉，废除各郡国定期训练选拔军士的“都试”制度。
次年3月，他又撤除各郡国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等军兵种，让他们回归为民。
在这同时，他还撤除了一些主要负责地方防务的武官，如射声校尉等。
这样，刘秀从体制上、实体上把地方部队完全给废了。
即使因为某种特殊原因，哪个郡国还保有少量的士兵，但由于没有体制上、管理上、训练上支撑，其战斗力就极其微弱了。该郡国要用这点士兵搞小动作，是根本不堪一击的；而郡国因为工作需要用兵，也只能依靠朝廷。
与此同时，出于强干弱枝、以内御外的战略考虑，刘秀下了大力气加强中央部队的建设。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采取了多种措施，把中央部队建设得规模庞大，兵种完善，装备精良，作风过硬，同时也是编制繁复，隶属复杂，互相牵制，听命一哥。
简要地说吧，在首先确保帝国一哥和朝廷安全，同时保证整个国家安全的思路指导下，中央部队的战斗力达到了空前强大的程度，主要有四支，其中两支拱卫京城，两支驻扎在地方。
拱卫京城的这两支中，一支是北军，负责京畿地区的警卫，又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执金吾率领，由缇骑骑兵和执戟步兵组成，专门担任京城内、皇宫外的巡防警戒和皇帝出巡时的护卫仪仗；另一部分是北军的主力，分别由五校尉（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统帅，负责整个京畿地区的警戒和皇帝出远门时的扈从，有时候也奉命出征打仗。一支是南军，也称宫廷宿卫军，主要负责皇宫安全警卫和皇帝侍从，也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光禄勋率领，其中的少数文官就是皇帝的侍从文官，其中的七支禁军是皇帝的侍从武官；另一部分由卫尉管辖，负责守卫各个宫门和宫内重要部位。
这说起来太饶舌，听起来要头晕了！但有意思的是，刘秀是故意这么做的。
上述两支中央部队之间，及其逐层细分的战斗单位之间不仅互不隶属，互不管辖，而且还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共同对皇帝负责。
驻扎在地方的两支中央军，一支由原来幽州、冀州、并州的步兵和骑兵改组而成，总部设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主要负责黄河北岸的防务，构建首都洛阳的北部屏障。一支把总部设在雍（今陕西凤翔），负责守备三辅地区包括西汉皇陵，构建洛阳的西部屏障。
除此之外，重要的边郡部队和关隘等重要军事目标的守军，也归朝廷直管。
这样以来，日益强大的中央部队这把大刀由刘秀亲自掌管，整天磨得雪亮，其他人手里，就基本上没谁还有刀了，更谈不上可以动刀，即使刘秀身边帮他看管这刀、擦磨这刀的人要拿刀过来玩玩，也是根本没有机会的。
这样，刘秀始终把军事工作置于政治目标的引导控制之下，他本人通过一系列精彩的武打动作树立了顶尖高手的绝对威信，无数将士甘心为之驱使，其他人手里的刀剑也基本上被没收了，帝国的军权被他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
第四十二章 刘秀皇帝道
始终坚持法家的原则和策略，运用法家思想治国理政，而为了掩盖法家的严刑峻法和杀伐角逐，又以儒家或者其他思想理论来宣传发动，教化社会，这是西汉武帝刘彻以后历代一哥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业务。
这种现象在复杂的政治运作和缭乱的表面功夫的背后，是坚定的集权目的和残酷的权力博弈，称之为“内法外儒”或者“阴法阳儒”。
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秦始皇嬴政的法家治国，西汉初期的清静无为，到刘彻开启的“内法外儒”，大体上就是刘秀面临的主流政治文化的遗产。
这种“内法外儒”主流政治文化遗产历经千年沧桑，至今仍然传承有序，生机勃勃。
刘秀的政治文化思想或曰雄主之道，其基本特征是“目的至上，儒法兼济”，若进一步探究大致有三个路子，或者可以从三个方面切入：经学治国，文以化人；柔道为政，慈严相济；君王气度，驭国有术。
这其实也就是刘秀雄主之道的一个特征，三个要点。
一切形成制度才能消除隐患
改革政治体制这个问题太专业，也太沉重，但是，刘秀在这方面下的工夫很多。
他通过一系列技术含量很高的组合动作，极大地改革了政治体制的基本结构和面貌，从法理上，也从根本上把帝国政治的主导权牢牢抓在手里。
登基前后，由于太忙，力量也有限，刘秀每打下来一个地方，他就干脆宣布恢复西汉的行政体制，凡是表示效忠的地方官员一律留用，只是在原地方官员被杀或者逃跑或者不愿跟自己干的时候，他才委派自己的徒弟、粉丝前去任职。
在搭建中央工作架构的时候，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是老瓶装新酒：按照西汉时期的中央政权架构建立朝廷，委派自己的徒弟、粉丝充任高级干部。
比如，首任三个核心职位的是：邓禹为大司徒，王梁为大司空，吴汉为大司马。
有意思的是，为了便于打仗，包括邓、王、吴哥仨儿在内的这些同志，基本上同时还肩负各种名目的大将军、将军职责，所以，刘秀最初建立的朝廷领导班子简直就是个战时内阁。
对于从秦和西汉继承下来的地方和中央的这种体制，刘秀是从内心不满意的。
这种地方政治体制，有这么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地方行政机构郡国并行，以郡县制为主。
这固然可以基本上维护中央集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地方割据。因为郡国首长虽然是朝廷任命册封的，可他们权力太大，又掌握着庞大的公共资源，加之交通通讯条件匮乏，要想搞什么猫腻，朝廷还真的不容易发现。
二是地方行政机构是行政、司法、军事和财政的高度统一，行政首长集辖区内所有公共权力于一身。
这有点像帝国的所有权力集中在一哥手里一样，是最典型高度集权。地方行政首长就是辖区内绝对的权力中心，俨然一个比帝国一哥小了一号的“皇帝”。
这样，往好的方面说，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态，就看这位小一哥了，他的思想、品格、素质、能力、作风，基本上决定了这个地方的祸福；如果往坏的方面说，一旦这位小一哥翅膀硬了想跟朝廷翻脸，这个地方立马就成为割据自立的政治军事实体。
三是地方行政机构的运行主要靠国家较为稀少的法律和朝廷陆续发布的诏书、敇令等，中央对地方的监管约束存在巨大的隐患。
朝廷对地方的指挥和约束是单向的，也就是说，朝廷通过上述渠道调控地方，地方主要通过一年一度的向上汇报工作。
但是，在人治而不是法治的政治环境下，在自给自足而硬件匮乏的经济环境下，朝廷获得的地方信息往往是片面的、单一的、陈旧的，而地方首长往往报喜不报忧，拒绝报告，乃至于大力打压对自己不利的信息。
这样，朝廷不光很难及时得到来自郡县的真实信息，郡县想忽悠朝廷也不是没有机会。
比如，当年秦二世当政不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爆发了，可他还被人蒙在鼓里，毫不知情。待他了解了真相，农民起义军的棍棒已经打到京城了。
王莽时期，他非常讨厌说真话、干实事的干部，当绿林、赤眉、铜马、五校等农民起义军搅起遍地狼烟的时候，地方首长都故意对他隐瞒真相，只向他报告官军节节胜利的假消息。
他倒落得消停，自欺欺人，从容淡定，继续放心地弄权捞钱玩女人。
当他知道各地都发生了农民起义的时候，他已是人人喊打、满眼都是对他要杀要剐的人了。
刘秀看准了地方行政机构的弊端，一旦天下基本坐稳即着手改革。
对刘秀来说，地方上的行政机构改革好办，只要看准了，下手狠点也没关系。
在这儿，刘秀看准了，并且把握住了地方行政机构改革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那就是：一个中心，即中央跟地方的关系；两个基本点，即理顺关系，保证政令畅通；精兵简政，提高行政效率。
这些都是敏感问题。
先看看这“一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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