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北洋-第1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过，南京政府不比北京政府，“司法独立”已经成了一党专政时期的蒙人幌子。因此，陈独秀还是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经上诉后改为八年。曾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秘见托洛茨基的彭述之，与他同刑期，其他同案犯各领刑五年和两年六个月不等。但只服了一半的刑期，陈独秀即获得自由。那一天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8月27日。“八一三”后，上海已为日军占领，南京政府迁都在即。外寇当前，国共已二度合作，中共方面提出的合作条件之一，即释放一切政治犯。陈独秀乃全国最大的政治犯，虽已被中共开除，但当然也在释放之列。于共产党来说，此翁乃本党创建人之一、早期唯一的领袖，还是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核心人物的思想导师，况且坚持反对国民党政权，故敦其回归党内，于公于私，都更为有利。所以，陈出狱后，中共元老董必武马上衔命登门造访。于国民党来说，此人乃一代文坛盟主、独自于国共之外的思想巨子，是坚决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而且只是一位精神领袖，不是暴力斗争的鼓吹者，故出狱后可供奉高位以招揽人心。然而，要把陈独秀释放，政府总得给自己台阶下呀！于是，狱方便奉令通知陈写个悔过书。不料，这位性情不改的囚徒闻后大怒：“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陈独秀说这句话后的数日，日军飞机果真夜袭南京，大肆轰炸，仅狱中就挨了八颗炸弹！不悔也罢，反正要放人——8月21日，司法院院长居正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查陈独秀前因危害民国案件，经最高法院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终审判决，处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第一监狱执行。该犯入监以来，已愈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　
因为陈独秀从被捕至眼下，已经被囚近五年矣，将其刑期减为三年，就等于无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后；1937年春在南京第一监狱中留影，仍是一副”龙性岂易驯“（陈诗）的轩昂气宇。照片旁的字为他亲笔所题。　
条件放人。非常时期，当局“依法”办事的速度也突然非常地快了——国民政府当天就发出指令：“呈悉。应予照准。”第二天，“国府明令”即在《中央日报》等各大报上刊出。第三天，陈独秀这个令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深感恐惧的思想巨兽便从笼中踱了出来。到底是斗士，陈独秀出狱后的头一件事，就给《申报》写了一纸声明：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三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　
铜头钢牙，决不言败，还是那个铮铮硬汉陈独秀！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思想，是必然的。他从切身经历和旧友被屠戮的残酷现实中，认清了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斯大林主义的本质，他非常自然地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同庚，都生于1879年，但两人素不相识。最早，陈独秀是从一批自莫斯科留学回来的年轻中共干部那儿知道了托氏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断，而这些论断与他自己的痛苦思索结果极为相似，即：大革命的失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是不可逾越的——半个世纪后方被证实为正确的陈独秀思想，在当时却被冠以“取消革命”的恶谥大受批判，陈独秀由此成为与托洛茨基齐名的“托陈取消派”首领。因“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斯大林的态度，中共理应比国民党更为痛恨托派的中国领导人。但毛泽东在党内有了发言权后，中共对“老先生”的态度开始有了变化。陈独秀提前出狱后，中共领袖们欲将本党创始人接至延安养起来，但前提条件是陈必须公开声明悔过。陈独秀哪是为了苟活而说违心话的人？他当场就回绝了代表中共前来看望的董必武。董亦为选举陈为中共首任领袖的十三名中共一大代表之一。陈慨然曰：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碍难遵命。　
所以，此事只得作罢。但毛泽东心有不甘，即使到了“神仙”从天而降后，他仍想着陈独秀呢——“神仙”乃毛泽东对被苏联飞机送来延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康生的称呼，尚未被“远方”正式认可的毛泽东对王明的出现正心怀忐忑，中共其他领导人也把目光转向了天外来客，所以，王明一时也就真把自己当成了斯大林派回来的中共当家人。由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成了毛泽东忍让王明的一次非常会议。时任政治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中，记下了他叛逃国民党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中共高层会议的情景：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7）　　　
……他（毛泽东——笔者注，下同）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也只好遵照实行。……这件案子拖延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才提出讨论。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俱厉的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我们曾在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等类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斯大林的这条狗如此狂吠，政治局委员们谁还能说什么呢？张国焘继续写道：　
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出冤案，就这样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炮制出来了。我从有关史料中，查到了参加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十一位与会者名单：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项英和此会议后不久即叛逃国民党的张国焘。表面上看，是狗仗人势的小个子王明，仗着自己是共产国际的“钦差”，左右了会议的方向和与会其他人的良知。是啊，这个比陈独秀更矮小的皖南同乡忘了自己正是喝着《新青年》的奶长大的晚辈，同为陈氏的前辈陈独秀在上海滩创建中共的时候，他陈绍禹（王明的本名）还不过是刚考上安徽一所农校的中专生呢！正是陈独秀领导的大革命运动在武昌地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以后，他才得以加入中共。倘若这个毫无人性的政治狂人当初被斯大林指派为中共一把手，谁能说陈独秀的脑壳不会像日后的托洛茨基一样在家里就被敲碎？遭暗算前的托洛茨基曾明确表示过对陈独秀人身安全的担忧，他给人写信时说过：“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算他。”但有谁知陈独秀最终被共产党放弃，竟源自毛泽东的担忧！王明的张牙舞爪只是表象，而毛泽东的疑虑才是实质——二十年后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怒斥彭德怀的大会讲话中，话题忽然拐了个弯，拐到了陈独秀那儿：　
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那时我们提了三个条件，当时我们还不稳固，他不能接受。那时就那么一点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即托洛茨基派的国际组织——笔者注）。　
读懂了毛泽东的这番话，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37年12月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之后，成为一把手的毛泽东反倒在所有的公开场合对陈独秀都更加不宽容！彼时，王明已领衔中共代表团去和国民党谈判去了，另一位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地位也随之下降，成了王明的副手；因不复设“总书记”，所以张闻天实际上不再是一把手，毛泽东以“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主席”和排名第一的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现在，人们总爱引用毛泽东在延安说过的那番有关陈独秀的话，如“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一讲他的功劳。”似乎毛早已为陈讲过公道话。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讲此话之前，毛泽东凡公开提到陈独秀，都是措辞严厉的指责，如陈独秀“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是“右倾机会主义”，“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反对陈独秀的错误路线……是完全应该的”。至新中国成立后，对斯人的评说更为苛刻了，除“毛选”注释中保留了对陈的诬陷外，毛还数次在党内大会和接见外宾时提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至林彪事发，毛将历次党内斗争梳理成十次，陈独秀首当其冲，遂成为“顶风还臭八万里”（“文革”“大批判”常用语）的头号大坏蛋。其实，毛泽东哪里不知道陈独秀是冤枉的？而且，他还明白“老先生”已成为王明一伙搞政治迫害的坑人陷阱！且看早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秋毛泽东写的一通笔记：　
（王明）对于许多聪明的勇敢的同志，例如所有白区、苏区、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则加以流氓式的武断与威胁，把他们放在托洛茨基及陈独秀取消派的范畴内，这真是所谓不识人间有羞耻事！　
那一年秋天，真乃秋后算账的时机——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了，毛泽东可以无所顾忌地向王明进行清算了。他把上一年的笔记修改后拿给了两位新当选的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与任弼时看，以求得高层间的支持。刘与任都是陈独秀任总书记时的中共重要干部。在这之后，中共党内开展了对党内排名第二位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书记”王明的凌厉批判。此时，陈独秀过世已经半年，远在江津九泉之下的他，是永远不会知道毛润之氏正在巧妙而又坚决地与“老子党”在斗法了。毛泽东对政治启蒙老师的感情的确复杂而微妙。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上记载的上面那通在党的大会上的“最高指示”，难道没有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惋惜之意吗？主政中共之后的毛泽东，为何也跟着他所不屑的“莫斯科派”责难陈独秀？他的这种态度的变化曾让我大感困惑。起初总以为这是这位土生土长的中国党的领袖为了讨好斯大林的权宜之计，后来我才想明白，这应该源自一个重说党史的久远谋划——我从小就熟记并且还登台表演过的“峥嵘岁月史”，即：毛主席亲手创建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所以，1952年头一回到安庆的毛泽东就没到他当年的思想导师陈独秀的墓上去看一看，尽管他的一句话让陈的后人受到了绵绵赏赐。莫非政治家没有柔肠？难道大人物不讲私情？否！就在这一年10月27日，心坚如铁的毛泽东还曾极为罕见地在济南“哭坟”，死者虽仅仅是个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有文章回忆道，那天，毛泽东让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专程陪自己去了南郊的四里山，他手抚黄祖炎烈士的石碑，不仅喃喃而语：“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而且还“深鞠一躬”，甚至“泪水顺着脸颊慢慢地流下”。谁能令主席如此动情？原来，死者曾在瑞金与延安时代两度做过他的秘书。看来，一代雄主也有伤心时，只是泪向谁弹而已。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8）　　　
毛泽东尽管博学，却也是在登上安庆的土地上之后才知道陈独秀名字的来由，可见，陈独秀不被人了解的地方实在太多！陈独秀的谱名叫陈庆同，官名陈乾生，字众甫。早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撰写著名的《扬子江形势论略》时，还署名“陈乾生众甫”，后来广为人知的“仲甫”即由“众甫”衍变而来。到了民国三年（1914年），流亡日本的他在章士钊主持的《甲寅》上发表文章时，第一次使用了“独秀”这个名字。从此，“陈独秀”这个大名成了国内思想文化界的第一威名。一峰独秀，这是多么浓的乡情，又是何等骇俗的魄力啊！新解密的苏联有关文献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共领袖陈独秀一点错都没有！哪一出失误不是斯大林和他在中国的代表造成的？何曾“右倾”？何曾“投降”？什么时候被“吓破了胆”？为什么要“分裂党”？还有，在苏联红军大举入侵我中华境内、杀死我一万多东北边防军的“中东路事件”中，陈独秀反对提“保卫苏联”的口号有什么不对？呜呼！倒霉的陈独秀，蒙尘的独秀峰！孜孜于陈独秀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唐宝林先生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细细地数过：　
1923－1927年，苏联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122次会议，做出了738个决定（还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革命做出的无数决议、指示未统计在内——唐注）。从大的决策，如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对待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方针，北伐战略的制订；到小的如何时结束省港大罢工，何时发动上海工人暴动，如何向中国派遣在苏留学的中国学生，甚至什么时候找蒋介石谈话，应该找谁一起去谈，谈时要注意什么，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包。　
中国党和领袖就这样被无微不至地训导着。更可悲的是，这些有自己头脑的中国精英们，竟连执行苏联人大小决策的主动权也没有！唐宝林继续写道：　
这些决定通过两个渠道在中国执行：一是直接命令给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罗易等，在中国直接执行；二是由共产国际把这些决定做成共产国际决议或批示、命令、训令等，让共产国际在华代表直接执行，或由他们布置给中共中央并监督其执行。同时，中共中央还要受驻华大使及鲍罗廷顾问的领导和监督。　
夫复何言！陈独秀还有什么自主权？中国共产党还算什么中国人的党？陈独秀冤呐！　
既来安庆，当然想看看当年安庆城里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那是那位“道台”大人修建的大宅院，也是陈独秀在清末民初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但陈长璞女士悲愤地说：“本来还一直存在，只是被当成仓库和住宅而已。可是，都到了1984年，还是被拆除了！”现在，陈长璞女士居住的楼房对面，倒有一座旧衙门楼，残瓦危柱，一任颓败，正门外悬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池州军分区”的木牌，两侧各有四个毛泽东手写体的大字：这边是“提高警惕”，那边是“保卫祖国”。“那是明代的安徽布政使司的谯楼，清朝还当官衙用呢。”学考古的小范向我介绍道，“不过一直不属于地方管，所以也谈不上保护和维修。”“安庆市的古建筑原来很多，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姚中亮自嘲地笑道，“我们博物馆和隔壁的迎江寺可都是古建筑，但人家庙里的香火盛得很，所以修得蛮像样子。我们博物馆没钱修，馆里的不少办公桌还用五六十年代的呢！”陈长璞一声叹息：“我们‘文革’期间‘破四旧’破得太彻底了，‘文革’之后又拆了不少不该拆的古建筑，所以，安庆的历史遗存太少，向国家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就总也批不下来……”历代的长江名府，清朝的安徽省会，堂堂的安庆居然不算“历史文化名城”！震惊之余，我非常冒昧地想起了一句成语——自作自受。然而，当车子驶往北关的陈独秀墓时，我却分明看到闹市区正在新建大片的仿古建筑。一边是大肆拆除历史建筑，一边却在伪造古房大兴土木，路牌上的“旧城改造工程”看得直让人眼冒金星！咳！长江边上的安庆，正如同黄海边上的青岛——德国建筑一条街（广西路）拆得差不多了，再拆日本建筑群（辽宁路、聊城路一带），现在又盯上了民国建筑一条街（中山路），一任复一任，文物尽沉沦！然后，再花一大笔钱在原址上盖一些一点特色也没有的全国统一模样的新楼房！想想这种极功利的“开发”与“建设”，真让人欲哭无泪！其实也不独安庆与青岛，北京的平安大街不也如此吗？放眼看去，全国哪里看不到这样一道让人揪心的街景呢？陈独秀墓，会不会也被“改造”得让人揪心呢？陈长璞淡淡一笑，说：看过你就知道了。　
北出安庆市区没多远，就有一方路标指向西行的公路：“陈独秀墓”。路已失修，载重卡车、手扶拖拉机来来往往，卷起滚滚浮尘。路两边多是些小型企业，院墙上无一例外地描画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广告，其中“独秀武校”和“秀峰房地产公司”的大字格外让我注目。哦，那座独秀峰已经近了，聪明的安庆人已经开始知道借用先人的名人效应了。只是，太嚣张的尘土和太无序的厂房遮了我的望眼，我对完整独秀峰的仰望的想法过于天真，眼前的独秀峰是一联支离破碎的市井组画：落满浮土的绿树，裸出褐石的山坡，杂乱无章的民居，浓烟汹涌的企业……原先我以为独秀峰该如漓江两岸的那些绿绿的峰一样雄奇而青翠呢！作者与陈独秀孙女陈长璞女士在陈独秀墓前。（摄于2003年6月）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9）　　　
路愈发坎坷，载重车卷起的尘也愈发嚣张。经过一座风尘滚滚的水泥厂后，眼前才稍晴。山也渐显其青，田也渐显其绿。拐过一片水杉林后，见到一座旧院。司机把车停进了院里。院内是一座二层小楼，楼栏上横着一条红色的布幅：陈独秀生平陈列馆我顾不上参观陈列馆，急急地往杉林那边走去——因为我已经从翠翠的枝叶间看到了一座簇新的墓丘。走过一片水塘，一座两层墓台上的半圆形大墓出现在眼前。墓前，高高的黑石碑上镌着一行涂着金粉的大字：陈独秀先生之墓宽阔整洁的石砌墓道，气势不凡的高大墓台，传统工艺的雕石栏杆，气度森严的松杉林带，使这座新墓确实很庄严也很豪华了。然而，我竟感到了隐隐的失望！瞅一眼身边神色凝重的陈女士，我只嗫嚅了一句：不像啊……哪知，一旁的陈长璞也点起了头：“是啊，我们不满意。”一袭黑衣裙的陈长璞离我远远的，似不忍走上高大的墓台，“新墓修好后，我反倒不愿来了，真的，今天不是为陪你，我是不会来的。”直言不讳，真乃独秀先生之后也！真的，真是不像我心中的陈墓，倒像民国时代的哪位军政界显要的陵寝——像我看过的长沙岳麓山中的黄兴、蔡锷的墓？抑或，像南京钟山里的廖仲恺、谭延他们的墓？唯独不像一个毕生鼓吹民主与科学的大思想家、一个倡导并领导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文学家、一个主持过最先进的政党的大政治家的归宿。我很快就与陈独秀的后人有了相同的遗憾：墓应该保持原貌，以昭示陈独秀先生的平民意识和历史沧桑感；现在这座高达四米的大冢与阔达九百平方米的两层墓台，与毕生追求民主的故人的身世不符。而且，集古代书法大家欧阳询的字镌刻的碑文也让人略感硌眼——称“陈独秀先生”准确吗？按现时中国的政治习惯，“先生”只用于称中共以外的其他党派或无党派的“民主人士”，陈独秀青年时即投身革命生涯，在同盟会时即被叫成“同志”，之后，他手创了中国共产党，且至死也没放弃追求真理的政治活动，称“同志”何尝不可？面对一代先哲的亡灵，面对先哲的襟怀坦荡的后人，我一时无语。便俯身在脚下的野草地里觅得几株无名的黄花，集成束，恭敬趋至墓前，双手捧至碑座上，然后，为这座新碑轻拭浮尘。正值“七一”期间，没有官方的大花篮，却有一簇开败了的鲜花置于碑座下，一页白纸粘在黑黝黝的大理石碑座上，上面并不讲究的毛笔字写得人心发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饮水思源瞻仰我党创立人陈独秀先生陵墓“这些年来，总有人自愿地来墓上献花，也写这类字，我们也不知道都是谁。”陈长璞有些感动地说。这时，一队小学生熙熙攘攘地列队而来。当地的老师们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