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北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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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住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里，这就是当时党部所在。……从上海回京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守常”。这比人们习惯的建党日期1921年7月，早了差不多一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陈独秀与李大钊频繁联系，并分头致信天津、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者，这才有了一年之后的中共“一大”在此宅附近的另一所石库门房子里的召开。后来，随着陈独秀政治行情的暴跌，特别是共和国成立之后，人们耳熟能详的是：192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与会的湖南省代表毛泽东成了中共创始人，而前一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的只是“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上海组”或“中共上海发起组”。如今，中共党史专家已经把中共“一大”的准确日期考察清楚了，即并非1921年7月1日，而是该年的7月23日至31日；但权威教科书还是没把中共到底是何年由何人创立的问题说清楚。显然，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日期说成了建党日，并不确切，恰如人们不能把1924年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认定为该党的成立日一样，因为国民党早在十二年前的1912年即已宣告成立。因陈独秀而笼罩在中共党史上空的迷雾实在太浓！　
民国九年（1920年）的陈独秀头上没有迷雾，这位导师像阳光一样暖热了许多热血青年的心，他在此不断接见前来求教者，这其中，就有在北京时见过的李守常手下的湘籍青年毛泽东，当得知毛润之欲回湖南兴办文化书店却囊中羞涩后，陈独秀甚至亲自为其在亚东图书馆作保三百大洋！后来，在大西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就曾感慨过：就是在上海与陈独秀的一次长谈之后，他才开始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啊，对这些如饥似渴地期待以真理果腹的客人们来说，十五分钟的时间怎么能够？建党之后的陈独秀，成了职业革命家，他的《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了本党的机关刊。民国十一年（1922年）7月1日出版了第九卷第六号后，《新青年》休刊。次年在广州复刊时，主编已是瞿秋白，刊物内容也不再是为全社会所追捧的综合性杂志，而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陈独秀时代的《新青年》不复存在，但由此刊哺养大的一代“新青年”却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新青年》不朽！当年的《新青年》和第一本中国共产党党刊《共产党》都是陈独秀在家编辑的。这么狭小的院落，如此局促的房间，哪里是编辑部？我想上楼看看。房东大哥点头：可以，楼上挤着三家人，不过，都不在家。楼梯昏暗如旧社会，我只好借我的佳能EOS…5的闪光灯照耀一下攀登的方向。木梯咚咚，略带回音。想到当年陈独秀与一班革命党人匆匆上下时的情景，心里就隐隐发热。楼上只两个门，但全挂着铁锁，遮着窗帘的玻璃窗让我什么也没看见。一间大屋，应该是陈独秀当年与高君曼的卧室；另外小间，则是亭子间无疑，陈独秀把它当成了客房，一些革命同志来沪，就曾在此暂住。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13）　　　
民国十年（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楼上午睡，忽听天井里一阵嘈杂，他趿鞋下楼探看，却见刚才被高君曼拉着打牌的杨明斋、包惠僧、周佛海和柯庆施被法租界的巡捕围住，于是，他和所有在场者，以及积存的《新青年》和印刷器材，都成了巡捕房的战利品。因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先生花了大价钱聘得著名的洋律师并暗箱操作过，两天后陈独秀被放回家中，巨额罚款也是那位马林提供的。一年后的8月5日中午时分，巡捕再次闯进此宅逮捕了陈独秀。这一次，他在法国人的监狱里呆了十几天，也是法租界迫于社会舆论判罚大洋四百元后释放了他。对了，陈独秀还有一次在石库门房子里被捉拿，只不过那是被“自己人”误捉，虚惊一场。那是“五卅”运动期间，陈总书记带中共秘书处的任作民同去一幢空着的石库门房子里，这一老一少的行动难免有些鬼鬼祟祟。入内一会儿，突然房外有人拍门山响，一开门，却被一伙人扑翻在地并缚将起来。陈、任二人自不敢报家门，那伙人遂以抓到两个奸细的兴奋心情将其押解至上海总工会，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领袖出面接收的。那位青年工运领袖一见老“奸细”，稍一怔，连忙当众厉声审问。待二人招供并非坏人后，便马上下令将二人释放。出门后的陈总书记一定和任作民相视大笑，因为他们知道，抓他们的乃发动起来了的警觉过分了的工人纠察队的弟兄们，而“审问”并释放他们的，乃本党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兼上海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同志。因党的最高领导的身份不便暴露，机敏的刘少奇只得不动声色地将戏演了下来。此事绝少人知道，若不是郑超麟偶从一位地下交通员处闻知，此次“被捕”真要绝版矣！　
从楼上回到楼下，再看嵌进人家私宅里的那块皇皇石牌，觉得格外别扭。镶在屋内，要给谁看？真难为了这位宽厚的大哥一家人，怎么会同意文物部门把应该嵌在大门外或大街上的标牌安进了狭小的居室里！是有感于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魅力，还是希冀这块来头极大的金牌如镇宅之“泰山石敢当”一样保佑一家人平安？这位十分好客的“阿拉”说，现在好多人打听到了这里，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也来拍过好多次，都说这里应该开辟为纪念馆。“我们住户是很愿意倒出来的了！”大哥还说，这房子的大门外，是有标牌的，你进的是后门，所以没看到。从石库门出来，见墙上真有白色大理石标志牌：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布此牌之上，还有块小小的黑大理石铭牌，只两行字：陈独秀曾在此居住还是没说到最主要的，即此乃中共的正宗发祥地，也是共青团的发祥地；还远不能与其历史地位相符，即应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之不远处，有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外国语社旧址，更有参观者川流不息的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这些极重要的二十世纪遗宅，除最后一个已为“全国重点”并重修得像豪宅一样之外，其他几处都被单位或居民占用。大上海寸土寸金，大上海不厌其大；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在长高。砌的是钱，垫的却是近代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不知哪一天人们会想起南昌路100弄里的这幢石库门房子，把这小院里的极少几户人家动员出去，妥善安置，再把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牌位祭在此宅，净心焚香，祈其魂兮归来！　
走出弄堂，大街上凄雨依然。匆匆驶过的电车溅起肮脏的积水，竟让我想起久居上海滩的那位美国人鲍威尔描述过的二十年代时的上海街景：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都汇聚到中国，帮助推动革命，附带着享用第三国际从俄国农夫和全世界工人阶级那里收集来的可观资金。那些政治权术家，在他们的祖国行动时，只是步行和坐公共汽车，但来到中国后很快发现，崭新的美国汽车是他们在华活动不可缺少的工具，美国在上海的汽车代理商因此大赚了一票。美国共产党领袖厄尔·白劳德曾到上海一行，他对这种大肆挥霍的风气予以劝阻，在一次欢迎他的盛大宴会上，除了黑面包和白开水之外，他什么也没吃。他说，这都是俄国农民为了支援中国革命，忍饥挨饿积攒起来的钱，一分一厘来之不易。但是白劳德到达上海太迟了，一些俄国顾问专制、独裁的做法，已经招致许多国民党人的不满，双方关系日渐疏远。我曾就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情形请教过白劳德，他愤慨地指责那些政治代理人：“他坐着轿车，到处兜风，出席宴会，而俄国和中国的农夫、工人却正在饿着肚子！”想起这位大记者的描述，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是否出席了那个欢迎美国共产党领袖的宴会？他们是否会像那位白劳德先生一样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们感到愤懑？说到底，他们知道苏联政府为中国如此耗费是到底是为了什么吗？被推上政党领袖位置上的陈独秀，生活在怎样一个被异化了的空间里啊！这个人不怕苦。在日本办《甲寅》杂志时，他“足不出户”，“头面不洗”，衣服更无暇更换。某晨，主编章士钊见陈的贴身衣裳上“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时，不禁惊问：“仲甫，是何物耶？”他却慢慢地看了看，平静地答曰：“虱子。”回到国内办那份著名的《安徽俗话报》时，要寄宿别人家。人家说：这里每天只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他却平淡地回答：“就吃两顿稀粥好。”这个人不畏死。在安徽时因当面痛斥大兵而被缚紧，拟就地枪决。他竟毫不在乎地说：“要枪决，就快点罢！”在他最后一次被捕时，在从上海押解南京的夜行列车上，同案人无不难以成寐，独他一人在酣然大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样的人何事不成？这个人不图名。三十二岁那年都做到省府的秘书长了（怎么也算个副省级了吧？），却自动请辞甘作“讨袁”幕僚，失败后更跑到上海滩当起了普通编辑。这个人不计利。本来家产不薄，在北大当教授待遇也极高（月薪三百大洋），但却为了理想情愿南下作了职业革命家。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一位英国左翼领袖来沪与陈独秀会晤，问他是否真的像中外所传的那样“家拥巨资”？他指着隔壁房间的党内外文件说：“吾之财产，全在乎此！”既不索名，也不求利，这样的人能不超脱？然而，陈独秀没有成功，也没有超脱，相反，至死他都非常痛苦，都在不断地否定昨天，以致成了胡适所说的“终身的反对派”。是的，他毕生都在执拗地追求真理，因而也就终身都在反对那些似是而非的伪真理。这就是他的“怕”，这也就是他的“图”：怕用了人家的钱就无法按自己的思路去寻找真理；图中国共产党能独立自主地完成民族的解放事业。既有大怕，又有大图，他能不失败？当局者迷。即使大智慧如陈独秀者，当时仍不能看透苏联人的心思，因为他不得不靠苏联人提供的充裕资金开展工作。本来他坚决反对让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本来他拒绝本党靠苏联人的活动经费生存，本来他不肯同意与国民党合作更不支持“北伐”（事情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见——蒋介石借北伐残害了中共，并成了统一全国的新军阀）。但是，因成了没有社会职业的职业地下工作者，因是靠共产国际的代表用重金把他从狱中活动出来的，因要服从“世界革命”大局的需要，他只得屈从，成为靠卢布润滑的一架高速旋转在中国政局上的机器——资料显示，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前期，在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撤至江西苏区前，绝大部分党的经费都是共产国际的特使们秘密带来的！且听陈总书记在中共“三大”上的政治报告中说的这句话：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14）　　　
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不妨再读一份中共中央1925年3月20日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我们对共产国际有两个要求：一、尽量多派些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同志回国工作。二、为我们追加资助以下事宜的款项：1。《向导》200元2。小册子和传单200元3。在地方巡视的中央视察代表（2人）240元4。天津党组织150元5。郑州党组织70元6。安源党组织30元7。长沙党组织30元8。汉口党组织60元9。上海党组织60元10。山东党组织60元11。河南宣传专员（2人）60元12。……（以下略）共计1400元把预算增加到这个数字是必要的，请核准。我们希望从4月起，连同以前批准的预算，你们每月按时给我们寄来共计3650元（中国元）。再有，按以前批准的2250元预算，我们在1、2、3三个月应收到6750元，而你们给我们寄来3423美元，仅相当于5887中国元，因此还差863元。这个数字我们还要求补上。以后请给我们寄金卢布或有追加的美元。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一条基本原理，叫“存在决定意识”。的确如此，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就一直被卢布“决定”着。　
民国十六年（1927年）暮春，陈独秀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当时党内指责他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造成大革命失败，而原因竟是——因为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　
真是天大的玩笑！事实已经证明：恰恰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得不执行了“远方”的“英明领导”，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且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罪状”和七十年后人们才了解的事实真相——传统的说法是：陈独秀主动放弃了中共对大革命的领导权（有指令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一批中共党员辞职的文件为凭）；在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反对陈延年（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周恩来（中共军委书记）、毛泽东（中共农委书记）的对蒋介石进行反击的主张，反倒采取了“妥协政策”（有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为证）；他反对军事北伐；他放弃统一战线，屡次提出让中共退出国民党；他批评急风暴雨般的农民运动；甚至在“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他还反对中共掌握武装。因此，大革命失败了，党的一把手罪责难逃！实际上，联共（布）中央压根儿没看上只有不足百名知识分子的中共，他们先去拉拢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吴佩孚，失败后又去联络占据华南一隅的孙中山，他们派给国民党的总顾问鲍罗廷比国民党人更不屑于与陈独秀们打交道。你要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他们就指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共产国际东方部政治书记瓦西里耶夫起草的“九二八”指示）；你想让更多的人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他们就批评你要“吓跑中派和无谓地刺激右派”（鲍罗廷语）；你要愤然退出已经拿自己不当东西的国民党，他们的特使就专程从大老远的莫斯科赶至上海当面制止，后来干脆把共产国际远东局搬到了上海，以便当面管束你！你不是没提出反击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决定，更不可能不想拥有自己的武装，但联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一方面决议“关于红色部队的问题眼下仍不作决定”，一方面却决定给广州的国民党“配备带子弹的步枪九千支、机枪一百挺、手榴弹一万枚、一些掷弹炮、飞机六架和无烟火药等；给冯玉祥和岳维峻配备带子弹的步枪五万支……”，从政治到经济，你都一无所有，所以，你徒唤奈何！等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5月30日的“紧急指示”从鲍罗廷、罗易等洋人那儿传达过来后，你还有能力去让农民“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吗？还来得及“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吗？还有权力“成立以著名国民党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叛乱的反动军官”吗？所以，你，陈独秀，只能成为替罪羊，被罩上一顶昏天黑地的“右倾”大帽子，至今也不能摘除。　
陈独秀离开了领导岗位，但苏联人仍不放心他留在中国，于是，就召他去莫斯科“从事理论研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和回国自由，但陈独秀却“英明”地拒绝了。直觉告诉他，此去蓬山无归路。事后发生的一连串人间惨剧也真的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为掩饰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过失，不光抹掉了一个陈独秀，过后还把苏共党内与中国事务有关的一百六十多位高级干部残酷处决！这其中，就有许多陈独秀所熟悉的人，如鲍罗廷（驻国民党总政治顾问）、布勃诺夫（苏共中央书记兼政治局中国使团团长、曾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加伦（国民革命军总军事顾问）、季山嘉（军事顾问团团长）、加拉罕（苏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米夫（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罗明那兹（共产国际特使、八七会议的实际主持者）等，那位名噪一时的苏联政府特使越飞是被迫自杀的。而最早引苏共密使进入中国的我的山东平度老乡、苏共党员杨明斋，曾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国共合作，想不到也在所谓的“肃反”中一并被杀害！当年拥护或反对斯大林中国政策的人，全都成了冤死鬼！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说得非常公道：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15）　　　
但即使陈独秀被骂成了“取消派”，这位斗士还是不肯取消战斗。民国十八年（1929年）8月5日，亦即他被淘汰出局近一周年的日子里，他致信中共中央常委，要求接受托派的主张，改变由斯大林制定的中共“六大”政治路线。说来令人赧颜：上一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竟是在苏联首都召开的，一百一十八位代表全被接到莫斯科听训。开幕式上，在主席台就座的二十一位人士中，位于中央的不是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等，也不是会后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工人代表向忠发，而是威严无比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同志和他当时的亲密战友、苏共负责共产国际的布哈林同志。苏联人直接上台了。斯大林无比庄重地告诉中共：尽管大革命被陈独秀葬送了，但中国革命正在走向高潮！领袖头上神圣的光环照晕了人们的眼神儿，显而易见的矛盾说法竟成为“中共六大”的政治路线。然而，陈独秀非但“死不改悔”，反倒主动挑战，要党改变由英明的斯大林同志亲自制定的路线，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毅然决然地开除了这位前任总书记及若干追随者的党籍，行动之迅捷，甚至连“远方”也感到有些突兀。其实，在被自己手创的政党开除之前，已经有托派同志彭述之的妻子、早期中共党员陈碧兰向陈独秀透露了这一消息。陈碧兰在回忆录中写道：　
独秀听了我的叙述，怔了一下，然后用很简单的话语诚恳而又坚决的态度回答我说：“假如我们被党开除，并不是因为我们背叛了革命，而是由于党的堕落，它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布尔塞维克的组织传统。这是党的错误，如果党开除我，我是不在乎的。　
倔强的陈独秀没有屈服，没有惊慌，更没有像日后瞿秋白、李立三等人那样违心地反复认罪。他坚信自己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然而，彼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几个能知道陈独秀的悲剧正是联共党内斗争在中国的延续呢？旁观者清啊！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顶头上司鲍威尔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外国人知道中共的背后，存在着俄国人的影响，但很少有人知道发生在中国的斗争，不过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国内所作的生死斗争的一部分。在被自己手创的党剔除后的第二十五天，无所顾忌的陈独秀发表了披肝沥胆的《告全党同志书》，痛陈斯大林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和党内的宗派主义等种种错误。五天之后，陈独秀又领衔八十一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旗帜。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聚会，将党名改为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继续向国民党政权和斯大林主义同时进行战斗。彼时，“地下”的陈独秀怎么也想不到，也在同一时间里，中共中央也在西南的遵义城里的一幢黔省军阀的弃楼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权力再分配的极要紧的会议上，被苏联人指派担当中共领袖的那几个从莫斯科回国的后生们，连同牛皮烘烘的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已经被毛泽东联络张闻天、王稼祥等轰下台来，中国共产党自此开始走上了陈独秀所向往的独立自主的道路。连苏联人都不知道中共核心层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故，更遑论隐蔽于上海滩的陈独秀！两年后出狱的陈独秀，本来有可能与中共再续前缘，他所熟悉的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和博古、叶剑英都曾奉命与之长谈过，但最终他还是孤傲地留在了大后方，直至被混小子王明领头诬为民族罪人——“托匪”。其实，中共根本不想知道，出狱后的“托匪匪首”已经与中国托派决裂，他的思想牢笼已经彻底打破，他不再对斯大林个人进行深刻批判，而是对产生斯大林的整个社会制度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反思，甚至连他曾引为同志的托洛茨基和一直敬仰的导师列宁，也不再迷信。这位顶着光亮头颅的中国人在他生命之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傲然宣称：　
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如果能叫马克思、列宁复生，肯定今日苏联所行的一切就是他俩的主张，那我也要说一声：你们的学说，我不赞成！我宁要民主不要专政！　
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　
苏联二十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