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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北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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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发人深省的思想启蒙课本！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被一个三十三岁的“执不同政见者”指着鼻子数落了一
通，并具体地教导了一顿，清王朝却并没恼羞成怒，反倒将这厮直接调入朝廷，让他专管宪政的普及和实施了！国运式微，当国者首先着急啊！然而，调入中央机关的杨度，依然像流亡在异国的“反对党”干将一样的不“老实”，而且，利用职务之便公然“以权谋私”，到处传播他那套宪政理论。同样认定中国必须走宪政道路的袁世凯，曾在颐和园的外务部公所召集会议期间，请杨度前来回答官僚们的相关质询。现在看来，这显然是足智多谋的袁氏为杨度摆下的一个挺不错的讲坛，要让朝中那班守旧的王公大臣们明白，“宪政”到底是怎么回事。杨度不慌不忙地当堂回答质问，越说越勇，至后来，竟胆大包天地宣称：
政府如不允开设民选议院，（本人）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出京运动各省人民专办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
真是掷地有声，响遏行云！近百年前，杨度即有如许之见解，并有如许之勇气，实在令人肃然起敬！杨度的政治设计方案是，尽早召开国民会议，即由国民代表们参与表决国家大事，而不再是靠紫禁城里的极少数王公大臣跪在地上唯唯诺诺地称“皇上圣明”来决定国运。显然，这是资产阶级国会的雏形。清末民初，不知多少精英认定“国民会议”为灵丹妙药，仿佛这个会一开，南北就统一了，各方就同心了，中国就民主了，列强就知足了。从清末杨度开了头，直到整个北洋时代，此“会”成了朝野人士的一个心病，无论在朝的黎元洪，还是段祺瑞；也无论是在野的孙中山，还是李大钊，当然更包括位于朝野之间的杨度，都一直在为开这么个会而孜孜不倦地奔走，结果直到“北洋”像老妪一样被凶悍的新妇国民党赶下台来，这个难产的“会”也没能降生。虽然杨度的政治理想一直未得实现，但他的才干却赢得了那个时代几位想改天民国三年（1914年），杨度着西式礼服留影。是年袁世凯任命他为参政院参政，并亲授勋四位。
换地的人的尊重——这边，袁世凯拿他当心腹；那边，孙中山、黄兴引他为知交。民国元年（1912年）夏秋，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邀请孙、黄二位相继入京晤面，杨度即因与双方均有密切关系而专程从青岛赶往北京参与巨头之会。这样一位天赋很高且资望很好的政治家，却因笃信君主立宪而成了袁世凯称帝的头号帮凶。民国四年（1915年），他和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位颇有清誉的名士成立了“劝进”（劝袁氏当皇帝）的“筹安会”（时称“六君子”），他具体领导了帝制运动，由此得到袁大总统亲赐的“旷代逸才”匾额。是年12月13日，穿上皇帝新衣的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里接受了“百官朝贺”，翌年初，开始按公、侯、伯、子、男五个档次封授爵位，刚好四十岁的杨度竟然成为最高一级的“公”，且单享“文宪公”的称号，其地位远高于一些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后来当上大总统的曹锟，当时只是十二个伯爵里的一个；日后做过大元帅的张作霖排名更低，“子爵”还是“二等”；后来不可一世的吴佩孚起初连爵位都没有，过了一阵子才被追授了个“三等男”。杨度坚信自己会是“中华帝国”的首任宰相，甚至差人在法兰西订制了一套华贵的宰相礼服！只会舞文弄墨的杨度竟如此煊赫，能不遭人忌恨？况且，他干的本来就是一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大蠢事。于是，当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当家作主后，杨度和“筹安会六君子”立即成了新总统下令缉拿的“帝制祸首”——先总统是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死的，继任总统的通缉令是7月14日发布的。也就是说，杨度从九天之上摔入狗屎堆里，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若不是他犹豫之后终于遁往津门避难，没准其生命就中止于四十一岁那年了，因为有人动议开除他的国籍，更多的人则提议诛杨度以谢共和！在国人皆曰可杀的那些日子里，他不得不躲在青岛和天津两地的洋租界里，除了研究佛经，就是研墨临池——汉隶和魏碑一直是他的拿手活儿。后来每到潦倒时，他总能用自己的不菲的润笔费维持生计。那时的青岛，乃德意志帝国的远东租借地，非中国政府所能管辖。民国既立，逊清的末代恭亲王溥伟、前军机大臣那桐、前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一大批总督、巡抚、大臣、副大臣们，便纷纷成了胶澳租界的寓公。那时青岛的洋居民多而本土渔民少，而海边的房价兴许又太便宜，但凡北京跑来的遗老们都能买得起一幢依山面海形态各异的洋房。清末曾被袁世凯延揽入阁当学部副大臣的杨度，在众多“寓公”里，既不算大官亦不算富翁，但毕竟也有过自己的房产。只是，前些年，青岛市痛痛快快地用一座又一座大煞风景的高楼大厦取代了一幢又一幢漂亮的德国洋房，现在剩下的寥寥几幢“原装楼”，哪有属于他杨度的只砖片瓦！他被解除通缉后，尽管曾出任北洋政府的政治顾问，甚至当过军阀张宗昌的总参议，但其名声之恶一直为人们所不齿。后来，南京政府成立，国民党对先总理的这位朋友并不领情，这个落魄的北洋名士，只得黯然致信友人，惨兮兮地称“此后生涯正无住着，意在赴沪鬻文”。后来，他真的跑到上海滩住下，在老友章士钊的介绍下，成了名声更差的帮会头领杜月笙的清客，最后，竟正是为杜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但是，有谁能相信，这个声名狼藉的保皇派头领，这个纵横于各军阀豪门间的北洋遗老，这个委身于流氓头子门下的过气人物，竟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秘密党员，而他加入中共时，正是转入地下的中共被国民党当局追杀得血流成河的极为惨烈的年代！而且，更匪夷所思的是，他的真实的政治面目竟然一直被隐瞒下来，不光国民党当政时未稍有暴露，即使到了共产党坐定天下后的很长时间里，依然没被公开认可，一直拖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才被亲历者似是不经意地披露出来！谜底是这样揭露给世人的——1978年7月30日，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前年谢世的周恩来。文中有这样一段：
市井有谁知国士（4）
敬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我听了以后，一面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向许多人打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但是大家也都一致认为总理重病在身，还记住向有关同志交代这件事，说明他关心同志，不忘为革命做过任何贡献的人，确实是胸襟磊落、处处体现党的政策的典范。
这篇《难忘的记忆》，除了让人们加深了对已故总理的缅怀之外，还意外地让蒙受了大半生屈辱的杨度的子女们泪流满面，更让天下知杨度其人者目瞪口呆——这个注定遗臭万年的人物，竟是亿万人敬爱的周恩来先生亲自批准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呜呼！“！”
三杨度的这声长叹实在太长了！幽幽穿过七十多年的历史深巷，隐隐传至我的耳中，依然叩痛耳鼓，震悸人心！怀才不遇，被世所弃，这是古往今来“国士”的天大不幸！但遗憾的是，我只能模糊地记得杨度写过这样一句表达自己心境的诗，却未识这首诗的全部。直至前几天，我翻阅书架上的存书，无意读到了有关杨度的文字，方窥知这首完整的七律。诗曰：茶铛药臼伴孤身，世变苍茫白发新。？江湖容汝作诗人。胸中兵甲连霄斗，眼底干戈接塞尘。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襟抱本无垠。
诗写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名为“和济南韩虔谷”。那时的他，即将卸任张宗昌将军府中的“总参议”，心境黯然。他依附于军阀，并非卖身投靠，而是自有其动机。他曾致信友人，披露心迹：度虽有救国之心，然手无斧柯，政权、兵权皆不我属，则亦无可奈何。
所以，他要借用那些执掌政权的军人，让自己手有“斧柯”，实现自己的“救国之心”。然而，他也忒大胆了！利用那几位智谋不足的大老粗对自己的信任，他竟然鼓动曹锟除掉吴佩孚，鼓动张宗昌投靠国民党！就在他把奉军的大将张宗昌（时任直鲁联军总司令、山东军务督办兼省长）哄得有些迷糊之际，奉军第三军团长张学良奉父命赶到济南。“少帅”已经知道傻大黑粗的张宗昌身边的“杨总参”的居心叵测，所以，放出狠话：“请杨子少出主意，当心脑袋！”图未穷而匕首见，杨度只得借故请辞。临别泉城前，他写下了这首黯然神伤的律诗。他借表扬一位济南韩氏的同时，发泄了自己的郁闷：虽胸有千军万马，志在运筹帷幄，但庸俗的市井只容他不咸不淡地做个诗人而已！
诗言志，杨度言志的水平是很高的。容我突发奇想：若天假大寿于斯人，则许多中老年人烂熟的《毛主席诗词》里是否会多出一首《和杨子先生》也未可知。众所周知，毛泽东也是个喜欢唱酬的诗人，而且，是个不忘年轻时代的有情人，对困窘的青年时代曾帮助过他的湖南故人，他总会想办法报答的，有“我失骄杨君失柳”的缠绵佳句和对前岳母家人的频繁问候为证，有每年偿还章士钊先生两千元钱直至章氏西逝为证，有越级重用恩师王季范老先生的孙女王海蓉和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为证。说起来，杨度也有恩于毛泽东。话说当年，年轻的湖南学生领袖毛润之（毛泽东，字润之）第一次到北京，投奔的是已成北大伦理教授的恩师杨昌济先生。杨昌济，字怀中，生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青年时代即为湘省维新运动骨干人物，后留学日本、英国，民国初年回国，先后任教于湖南的几所师范学校，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和蔡和森是他和徐特立、王季范等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弟子。民国七年（1918年）秋，四十七岁的杨昌济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携眷北上，任北大文科哲学系教授。杨先生在鼓楼附近的“豆腐池胡同”里租了一个小四合院，门外悬“板仓杨寓”木牌──杨教授乃长沙板仓乡人。毛就被安置在杨宅狭小的门房处栖身，毛与恩师之女杨开慧之恋即始于此时。时杨度为湘籍旅京士绅之首领，自然与杨昌济多有过往。民国九年（1920年）年初，杨昌济病逝于东交民巷里的德国医院，杨度前往豆腐池胡同吊唁，有感于逝者生前清贫，曾著文吁请各界人士对死者遗属“慨加赙助”。我查阅过杨度领衔的这封“募款倡议书”，在按资历与声望排名的二十九个发起者中，前面是出任过政府总长的蔡元培、章士钊、范源濂等名流，而第二十八名，即不为人知的“毛泽东”。恩师过世的那段日子里，默默无闻的毛泽东与盛名赫赫的前辈杨度定然见过，且会与杨开慧一样，对“杨世伯”的恩德铭刻在心。所以，我假设开国之初的毛泽东会与杨度有一番唱酬，并非毫无由来。杨度无论其资望还是诗才，总比给毛写颂诗的柳亚子、郭沫若、周世钊他们高吧？不信？有遗联为凭：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挽袁世凯（民国五年6月）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挽恩师王运（民国五年10月）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挽黄兴（民国五年11月）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山川皆雨泣；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挽蔡锷（民国五年11月）
市井有谁知国士（5）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挽孙中山（民国十四年3月）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挽梁启超（民国十八年2月）帝道真如，于今都成过去事；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挽自己（民国二十年9月）这些挽联，不仅是传诵一时的名联，亦堪称近代经典对联。杨度只寥寥数言便能把故友（或自己）的一生写得既明明白白，又颇富余韵。真乃一代骚人也！饶有意味的是，被他凭吊并称颂的亡者，多是与他“政见分驰”的人。尤其那位蔡锷，本是他推荐给袁世凯后才受到重用的，按说对他应有知遇之恩。然而，蔡氏潜往云南起兵反对帝制之前，曾领衔致电袁大总统，请求“将发起筹安会之杨度”等十三人“立即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明正典刑”是封建时期的法律术语，即今人所谓的“依法判处死刑”。对蔡上将的“恩将仇报”，杨度毫不介意，更未为将军之死而庆幸，其雅量可窥一斑。民国初期，每有骇俗之举的杨度，无疑是一面鼓舞热血青年救国之斗志的旗帜。与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同窗的萧子升回忆过，上中专时的毛泽东，“曾对杨度和他的政治行动感到极为兴奋和热切”。所以在未来的岳丈家得见久仰的杨子，当是毛的一大快事。但杨度似乎不记得当年住在“板仓杨寓”门洞里的那个杨昌济的未来女婿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秋，他在出任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的要职（政治讨论会专职委员）时，就曾对萧子升打听过毛润之，他知道萧与毛为同窗好友。他问毛是否有才，是否能写文章，是否全无人情味，是否有杀父之心；甚至还问及，毛的相貌是否丑陋！然后，杨度谆谆告诫萧子升：因你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且广为人知，所以，须要小心。那时的毛泽东，已经娶杨开慧为妻，拿着在北京募到的一大笔钱正在家乡到处发动疾风暴雨式的农民运动呢！杨不会赞同过激的“暴民运动”，他似乎更多地是在关注已故的老友杨昌济的女儿的命运。有趣的是，萧子升竟然总结出了杨、毛两人的共同点：中华民国建立不到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之内，就有两个人企图要推翻它，并且都成功地实现了他们个别的计谋。奇怪的是，这两人竟然都是湖南湘潭人。其中一个是杨度，另外一个是毛泽东。
只是，杨度的成功只持续了两个多月——他拥戴的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中华帝国”的君主即一命呜呼，他也因之毁了清名；而毛泽东却把“中华民国”的当政者们赶到了大陆东南角上的几个小岛子上，让中国变得谁也不敢小觑起来。杨度没活到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指点江山的1949年金秋，早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秋，这位终日诵经的居士即“坐化”于上海滩的寓所中。但若天假长寿于斯人，他还会自觉为毛泽东的高参，因为，这是他所终生追求的“帝道”。
四杨度所说的“帝道”，即帝王之学，亦即辅助别人成为帝王之学。有帝王便有帝道，依附成帝成王者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士人，古即有之。且不说战国时期奔走于各地的那些凭三寸不烂之舌纵横捭阖的“纵横家”，只说晚清，即有多少智者仆仆于此途中。竭力辅佐光绪帝的康有为不就这样一个人吗？康有为之后，最具“帝学”精神的即应该数这位杨子了，他很把自己当成当代的苏秦、张仪。晚清时期，他选中要辅佐的人，只能是袁世凯。袁世凯对杨度是有知遇之恩的。杨度与老袁的身世差不多，也不是读书世家出身，也是因父辈当了军官他们才有机会念书。1907年，正是老袁和张之洞两位朝廷中最有分量的汉臣保荐他，称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才使他一跃成为朝廷命官。不料，仅过了一年，风云突变，光绪帝与慈禧太后隔天病逝，老袁那颗肉乎乎的脑袋马上就被摄政的光绪之弟载沣盯上了。载沣极想用老袁的头来祭哥哥载（光绪皇帝）。有人考证出，幸亏杨度因参与草拟诏书，提前泄了密，才使老袁通过张之洞与庆亲王奕劝阻了摄政王载沣，“项城”项上那顶圆颅才得以保住。被逐出京城的袁世凯，风雨惨淡地欲登南下的火车。无人肯来为这位曾位极人臣的河南胖子送行了。满官场都以为此人将回到故土了却残生呢！不料，汽笛骤响时，蒸气弥漫处，却有两位官员公然不避人耳目赶到月台话别，其中一位，即杨子。老袁感动得落了泪，慨言：“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杨度则回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真是患难见真情。回到安阳后的袁世凯，自然成了臭狗屎，谁都怕粘上恶味。但专管起草法令的中央政府的司局级干部杨度，却数次前往安阳看望老袁。武昌首义之后的那几天，杨度恰好在老袁家中，正是他和袁之长子袁克定一起建议袁延缓动身南下，袁才等到了更高的位置。袁氏重出江湖后，先任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继为大清帝国第一重臣（内阁总理大臣），后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任民选大总统。醉心于“帝道”的杨度自然兴奋不已。民国既立，但天下犹乱，杨度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英、德和日本国的现实看出救国门道，认定只有“君宪”才能救中国，所以，便带头精心为老袁打造新的御座。别无他，只为成就自己的“帝道”也。杨度的“劝进”一开始便广遭天下人责骂，尤其可恼的是，他居然真的做成了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只不过这些各省的“国民代表”，都是拥戴老袁登基的人，此“会”与他数年前倡开的“国民会议”根本不是一码事！如此一来，袁氏当皇帝，算是“顺应民心”了。好在天下人的汹汹讨伐声很快就惊醒中南海里的黄粱梦，只八十三天，袁“天子”即讪讪地宣布取消帝制。难逃其咎的杨度，何去何从，一时惹人注目。就在此时，《京津太晤士报》发表了杨氏访谈记，这位国人皆曰可杀的怪杰，安坐丰盛胡同的家中，侃侃而谈：
市井有谁知国士（6）
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着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
此时，袁世凯已病入膏肓的消息开始在政坛流传，作为帝制运动的头号干将，杨度的结局自可想见。社会上已有杨度已逃窜出京欲经天津远渡美国的消息。针对这一传闻，杨度的回答是：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
真有点敢作敢当的大丈夫的气概！以杨度之睿智，何以认定“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的死理？原来，他自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在那篇堪称经典的《君宪救国论》中，他说：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
正是由于国民的政治素质太差，所以，才有了民国成立以来的混乱的政治局面。如欲强国富国，只能拥戴一个英明的君主和制订一部完备的宪法（君宪）。至于为何帝制中止，杨度认为，这并非“君宪”经卷出了问题，而是君主把这部经念走样了──他赴“公府”吊唁袁世凯时送上的那幅广为传诵的挽联，即直白表露了他的这种心境。正因他确信自己的“君宪”主张才是挽救中国之命运的唯一路径，所以，对别人的抉择，他统统不屑一顾。早年在日本时，孙中山请杨度加入新成立的同盟会，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杨自称）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面对名气很大的革命党领袖，青年杨度的口气更大──既然政见不同，那就各走各的道，别互相妨碍！民国肇始，黄兴步孙中山后尘，亦抵京城与袁世凯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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