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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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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尚未上台，行政院院长孙科就已跟他唱起反调来了。孙科在一月十九日，以行政院的名义给各国驻南京使节发出通知，要他们迁往广州——因为行政院要迁往广州。在竞选副总统时，孙科和李宗仁芥蒂甚深，此刻
也就跟李宗仁分庭抗礼。
在李宗仁上台之后，孙科果真于一月二十九日起，把行政院迁到了广州。
这样，国民政府也就一分为三：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孙科在广州办公。就连李宗仁，也不得不称此为“一国三公”。
李宗仁一上台，在一月二十二日，便发表文告，声称“决本和平建国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
二十四日，李宗仁命行政院执行以下指令：
（一）把全国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
（二）取消全国戒严令；
（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
（四）释放政治犯；
（五）解除报章杂志禁令；
（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
（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
平心而论，李宗仁的这些措施，表明了他想改变南京政府的形象。他甚至还下令释放张学良。他派出自已的政治秘书程思远前往台湾，交涉释放囚禁在那里的张学良。只是由于张学良属保密局主管，而保密局直属蒋介石，他人无法过问。李宗仁只得作罢。
一月二十七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愿以毛泽东在一月十四日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李宗仁的电报，受到孙科的反对，乃在意料之中。然而，二月九日，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却也在上海声称，要求“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不然“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
毛泽东于二月十五日，为新华社写了评论《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对乱糟糟的国民党政局，进行了抨击：“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一月十四日的声明，致命击破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使蒋介石在一个星期以后不得不‘引退’到幕后去。虽然蒋介石、李宗仁和美国人对于这一手曾经作过各种布置，希望合演一出比较可看的双簧，但是结果却和他们的预期相反，不但台下的观众愈走愈稀，连台上的演员也陆续失踪。”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在溪口、李宗仁在南京、孙科在广州，“一国三公”，各唱各的调：“蒋介石在奉化仍然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他的残余力量，但是他已丧失了合法地位，相信他的人已愈来愈少。孙科的‘行政院’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它一面脱离了它的‘总统’、‘代总统’，另一面也脱离了它的‘立法院’、‘监察院’。孙科的‘行政院’号召战争，但是进行战争的‘国防部’却既不在广州，也不在南京，人们只知道它的发言人在上海。”
毛泽东勾勒出李宗仁的窘境：“这样，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李宗仁自上月二十一日登台到现在下过的命令，没有一项是实行了的。”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毛泽东论蒋介石、李宗仁优劣
蒋介石在一月二十三日回到故乡溪口，当晚便在母亲的墓庄“慈庵”住宿。那时，宋美龄正在美国，为他争取美援。
蒋介石这一回回老家，脾气大得很。他一进卧室，见到为他准备的席梦思，大为不悦，要马上换木板床。给他吃机器碾的大米，他不喜欢，一定要吃用石磨碾的大米。武岭学校的校务主任施季言给他送来了甲鱼，他不但不谢，反而问这年头甲鱼多么贵，吃甲鱼干什么……他心中异常烦闷，脾气也就异常暴躁。
虽说下野，蒋介石依然是国民党总裁，而且还只是暂不“视事”的总统。电话、电报不断，又有两架专机往返穿梭于奉化和南京之间。蒋介石在幕后，依然操纵着一切……
李宗仁呢，他在南京，依然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虽说他也并不完全听命于蒋介石。
毛泽东在西柏坡，细细观察着、比较着蒋介石和李宗仁。他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为新华社写了一篇饶有兴味的评论，题曰《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
大抵是三大战役已经结束，毛泽东有了点“闲情”，所以对蒋介石、李宗仁的优劣比较，产生兴趣。此文写得轻松活泼，调侃辛辣，典型的“毛派”笔调。
一开头，毛泽东便写及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相同，也注意到两人的不同：“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起，蒋介石谈和平，从同年同月二十二日起李宗仁谈和平，两个人都谈和平，这是没有区别的。蒋介石没有下过如像言论自由，停止特务活动等项命令，李宗仁下了这些命令，这是有区别的。但是李宗仁的命令全是空头支票……”
毛泽东笑谈两人的另一不同：“人们骂蒋介石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听惯了，从来不申辩。人们骂李宗仁为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李宗仁没有听得惯，急急忙忙起来申辩……”
毛泽东又指出：
“蒋介石撒起谎来，大都是空空洞洞的，例如‘还政于民’‘我历来要和平’之类，不让人家在他的话里捉住什么具体的事物。李宗仁在这件事上显得蹩脚，容易给人家抓住小辫子……”
毛泽东又指出：“蒋介石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也是凶神恶煞。李宗仁、白崇禧及其桂系，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则有些像笑面虎了。”
毛泽东批驳了李宗仁：“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代总统在其‘致电毛泽东’里面说：‘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谈尚未开始以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执行某项条件，则何得谓之和谈？以
往恩怨是非倘加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罪人矣。’哎哟哟，李宗仁来得厉害，这一枪非同小可。但是李宗仁的枪法，仍然不过是小诸葛桂系教程里的东西，中国自有孙子兵法足以破之。”
毛泽东所说的“小诸葛”，指的就是白崇禧。
毛泽东接着又讲述了这次国共和谈的“故事”：“夫‘在双方尚未开始商谈以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执行某项条件’者，是因为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自兵败如山倒以后，即如丧考妣地要求谈判。中共说：好，待我们准备好了你
们再来谈。战犯们说：不行，非立刻开谈不可。中共说：你们闲得发慌，给你们一件工作做罢，你们去逮捕一批（自然不是全部）战犯。故事的过程就是这样。后来，中共将逮捕改为监视，算是作了一个极大的让步，战犯们就安静下来，不再吵闹了。”
毛泽东最后这样评价李宗仁：“人们请看，李宗仁就是这样反复无常的，又赞成商谈惩办战犯，又不赞成实行惩办战犯，他的脚踏在两条船上。”
毛泽东在二月十八日为新华社写的另一篇评论《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中，则这么论及李宗仁：“如果说，李宗仁别的什么都不好，那末，他说出了这句老实话（引者注：指他承认内战是‘惨绝人寰的浩劫’），总算是好的。而且他对这场战争起的名称，不叫‘戡乱’或‘剿匪’，而叫‘内战’，这在国民党方面来说，也算得颇为别致。”
其实，蒋介石把李宗仁推到前台，自己躲在幕后，有他的打算：由李宗仁出面跟中共谈判，他借此争取时间，以整顿溃败中的国民党军队。
蒋介石作了这样的部署：
上策——通过和谈，实现“划江而治”，即以长江为界，与毛泽东形成“南北朝”对立的局面；下策——和谈失败，失去中国大陆，退往台湾，实现“隔海而治”，即以台湾海峡为界，与毛泽东形成“大陆、台湾”对立的局面。
蒋介石作这样的战略部署，李宗仁并不知道。一九四九年二月，蒋介石瞒着李宗仁，下了手令，把中央银行库存的九十二万两黄金、三千万枚银元装上一艘军舰，极为秘密地运往台湾……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国民党代表团在北平受到冷遇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下午二时，一架来自南京的专机飞抵北平。机上载着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六名代表，即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刘斐、李蒸、章士钊，以及代表团顾问屈武和二十多位工作人员。
中共中央于五天前由西柏坡迁至北平。三月二十五日下午，北平西苑机场人山人海，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这“五大书记”全都来到那里，举行隆重的阅兵式，三万多部队受阅。眼下，机场上冷冷清清！按照国共过去多次谈判的惯例，国民党代表团以为，在到达时，必定会受到中共代表团的迎接。前几日中共已经公布了代表团名单，也是六人，即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
令国民党代表团吃惊的是，机场上空荡荡的，不仅没有周恩来的身影，连其余五位中共代表也没有露面。前来迎接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全是陌生面孔，经介绍，才知是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北平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
国民党代表团一下飞机，就马上意识到受到冷遇。他们原本以为，这一回是败军之将，前来乞和，中共当然给以冷冰冰的面孔。
在极其沉闷的气氛中，代表团驱车前往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东交民巷原本是北洋军阀时期外国驻华使馆群集之处，六国饭店乃是外国贵宾下榻之处。国民党代表团步入六国饭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标语，写着：“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
国民党代表团下榻之后，从窗口望出去，街上锣鼓喧天，男女老少在扭秧歌、打腰鼓，令他们感到甚为新鲜。直到傍晚六时，周恩来等六位中共代表前来六国饭店看望国民党代表，并设晚宴为之接风洗尘，那冰冷的气氛，总算略为回升。不过，平素总是脸带微笑的周恩来，见到老朋友张治中却板着面孔，益发使张治中纳闷。
直到晚宴后，周恩来约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张治中这才解开心中之谜。周恩来的第一句话，便责问张治中：“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原来，中共对张治中此举，极为不快，所以也就给国民党代表团以冷遇……这一代表团是李宗仁派出的。内中，委派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委派邵力子为代表，当然是考虑到他俩是“老经验”，跟中共有着多年的谈判经验。张治中曾三到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友情都不错；邵力子更是中共元老，中共开始创立时他便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黄绍竑、刘斐是桂系人物，李蒸不属什么派系，章士钊乃社会贤达。
张治中受命为首席代表，深知和谈方案，未得蒋介石点头是万万不行的。这样，他先是在三月三日去溪口，和蒋介石谈了五天。蒋介石、张治中的谈话，是由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记录的。据余湛邦回忆，对毛泽东提出的“八条”，蒋介石的意见如下
：一、关于惩办战犯问题，蒋介石认为无法接受毛泽东的条件，不加谈论；
二、关于改编军队问题，蒋介石还念念不忘他所谓“军队国家化”，主张双方军队保持一定的比例；
三、关于政治体制问题，蒋介石根本回避了毛泽东提出的“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只表示同意实现民主化和多党的民主政治；
四、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蒋介石回避了毛泽东提出的“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及“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只表示同意三三制或六六制，使国共双方在政府中保持同等的发言权。
张治中显得很谨慎，在飞往北平前夕，又于三月二十九日由南京飞往溪口，向蒋介石作了请示。临走时，蒋介石对张治中说：“你这次担负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我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中共的情报非常灵敏。毛泽东、周恩来迅速得知，张治中在来北平前竟两赴溪口。这样，当国民党代表一到北平，便受到了冷遇。
在双方会谈时，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直言不讳地提及张治中两赴溪口，质问道：“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这一回的国共谈判，与往日那么多回的国共谈判截然不同。如今，中共是占了绝对优势，以居高临下之态跟国民党代表谈判。用周恩来的话来说，三大战役结束之后，蒋军主力歼灭殆尽，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剩的任务只是打扫战场而已！往日的国共谈判，以“马拉松”著称。这一回，则“速战速决”。中共代表团经过十来天的谈判，于四月十三日早上，向国民党代表团正式提交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这一草案是根据毛泽东意见，由周恩来起草的。
国民党代表团一看，大吃一惊。因为国民党方面希望通过谈判，达到“划江而治”、“南北对立”的目的，而“草案”简直是对国民党政府的审判书，是要求国民党政府举起双手的“投降书”。国民党代表们面面相觑。好在那文件上标着“草案”二字，表明尚有商榷的余地。于是，国民党代表花了一天多时间进行修改，这修改无非是把过分刺眼的字句加以改动而已。四月十五日晚七时，周恩来把标明《国内和平协定》字样的文件，送交张治中。张治中一看，已无“草案”二字，而内容与“草案”相差无几。全文共八条二十四款。
周恩来一眼就看出张治中心中的困惑，特地强调了一句：“这是最后的文本。”
张治中当即反问：“也就是‘最后通牒’，对吗？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周恩来点了点头。张治中无可奈何道：“也好，干脆！”确实干脆，当夜九时，国共双方代表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全体会议。他们在一张长条方桌两侧坐了下来，而长桌两端则坐着双方的首席代表。颇为有趣，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坐在一起，竟大都是光头的，跟他们的委员长保持一致。
会议的主角是周恩来，他对《国内和平协定》作了详细说明。最后，周恩来语出惊人：“这个协定是定稿，不能再作任何修改。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但是，如果南京政府不签字，到本月二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就要横渡长江！”周恩来的话，不折不扣，是最后通牒。毛泽东下的这一步棋，完全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划江而治”、“南北对立”的美梦。
当夜，国民党代表团决定，派黄绍竑、屈武于翌日立即飞往南京，把《国内和平协定》送交李宗仁，并急送溪口蒋介石。
李宗仁看罢，犹豫不决。蒋介石看罢，怒道：“文白（引者注：张治中）无能，丧权辱国！”蒋介石一锤定音，拒绝了《国内和平协定》。
国共谈判，也就告吹。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百万雄师过大江
毛泽东早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三大战役刚刚结束，中共中央便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发出文件，“准备四月渡江”。如果可能，则“准备三月即行渡江”，“于三月或四月占领南京（这是最重要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就在国共和谈期间，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便已公开“正告南京政府”：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再受蒋介石死党的气，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其实，周恩来在四月十五日晚对国民党代表团所说的那番话，也就是重申了毛泽东十天前对南京政府发出的警告。与往日的作战不同，向来讲究奇袭、出其不意的毛泽东，这一回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日子——四月二十日，早早地公开宣布了。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横渡长江，充满着百分之百的把握。
据云，最初定下的渡江日期是四月十一日。因为长江汛期即将来临，晚了就不利于渡江作战。不过，国共谈判尚在进行，毛泽东还是把渡江日期推迟至四月二十日。又据传，斯大林曾劝阻过毛泽东不要过江。内中的依据之一是《司徒雷登日记》，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载，张治中向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说：“中共决心继续打下去，可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关系，盖苏联只劝告他们沿着长江停止进军。”
依据之二，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讲话时，曾说：“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起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其中，毛泽东所说的一九四九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指的就是斯大林反对渡江。
依据之三，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与王方名等人谈话时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直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毛泽东又说：“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正确的，而苏联领导人主张中国革命应当半途而废是一种右倾错误的观点。”
依据之四，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杨尚昆在和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会谈时，就曾提及米高扬在一九四九年初秘密访问西柏坡，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的警告，劝阻解放军过江。但是，也有人以为斯大林未曾发出劝阻过江的警告，主要是在有关档案里查不到依据两种不同意见，可参看陈广相《对斯大林干预我军过江问题的探讨》，载《党研究资料》一九八九年第七、八期；余湛、张光佑《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载《党的文献》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向青《关于斯大林劝阻解放大军过江之我见》，载《党的文献》一九八九年第六期。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坚决主张过江，这是毫无疑义的。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布了由他起草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四五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不久之前，蒋介石下令通缉毛泽东。几曾何时，如今轮到毛泽东下令缉拿蒋介石了。尽管自一九四九年元旦起，国民党官方文件不再称共产党为“共匪”，此时毛泽东干干脆脆地称蒋介石为“匪首”。
蒋介石曾吹嘘长江为天险，国民党的江防固若金汤。
驻华美军司令魏德曼还有一句名言：“一支有战斗意志的军队，就是拿笤帚柄也能保卫长江。”《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虽说国民党军队手中拿的不是“笤帚柄”，而是美式步枪、机枪，却是一支完全丧失战斗意志的军队。三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的“御林军”——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宴清在中共南京地下党员、《大公报》记者陆平等策动之下，率部倒戈，震惊了南京……渡江之战，是在四月二十日子夜开始的——完全是按照毛泽东公开宣布的时间进行。
仅仅依靠木帆船，仅仅依靠“小米加步枪”，仅仅用葫芦和竹筒做成的“土救生圈”，那“固若金汤”的“天险”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了！
毛泽东的兴致特别高，居然亲自执笔，为新华社写了新闻稿，题为《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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