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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民国文人风骨民国那些人(精选)-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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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其事的教师后来回忆，陈贻煟救艘彩潜豢墼诔档紫碌模彼莱隼词保醇橛瞿训木跋螅姑娑宰琶Ｃ［堆艉派纯奁鹄础！懊挥泄思桑挥薪谥疲乔榫埃嫦袷且桓鍪デ兹说暮⒆印Ｋ薜媚敲炊椋敲凑嬷浚敲锤挥诟腥玖Γ钡饺缃瘢强奚梯尤贫省薄�
到了晚年，陈贻煟氖始霭妫銎涞茏痈鹣糇餍颉８鹣裘挥兄苯悠缆巯壬拇醋饕帐酰前炎约核私獾南壬娜似泛托郧樽魑蛭牡闹氐悖衔约菏嵌孟壬氖碌摹５彼研蛭哪罡玛轃｛听时，让她难忘的是，先生竟像孩子一样哭出声来。葛晓音于是明白了，“先生心里的积郁，其实很深”。
背影渐远，犹低徊
司徒雷登：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国人，基督教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官。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及校务长、美国驻华大使。
这是一个奇怪的洋人：他在中国大大地有名，在自己的祖国却默默无闻。自从伟大领袖“钦点”之后，他的名字就成了声名狼藉的代称。
“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毛泽东一语断定。
1949年8月2日，这位73岁的瘦高个老人，黯然离开中国。8月18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的著名檄文《别了，司徒雷登》，该文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从此，“司徒雷登”成为一个失败的符号，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嘲讽的对象。
然而，历史学者林孟熹告诉我们：“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从血统上讲，他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父亲是美国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母亲也是美国人。但他出生在杭州，从小说的是杭州话，11岁时回到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上学，邻里小孩嘲笑他是个不会说英语的“土八怪”。1904年，年轻的司徒雷登像当年他的父亲一样，带着新婚妻子回到杭州，开始从事传教事业。
“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大请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大学生宣布罢课。学校里的多数外籍教授反对学生罢课，而未南下的学生与中国教授们坚决不许开课，双方严重对立。司徒雷登匆匆赶回后，立即召开全校大会。一些人以为，作为校务长，他是绝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司徒雷登却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是否也来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的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抗战期间，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曾被囚禁近4年之久。
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当时曾有人这样评价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曾为燕大学生、时任燕大教员的冰心这样赞扬自己的校长：“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据近年披露的史料，司徒雷登在离开中国前夕，曾与中共高层秘密接触，甚至计划好了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事宜，但最终被召回，未能成行。
不论司徒雷登当时的政治倾向如何，但他在那个历史转折关头，力图避免使中国与美国乃至西方完全隔绝所作的努力，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更加理性的选择。
毛泽东讽刺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知是不是“一语成谶”：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晚年寂寞而悲凉，被国务院下“禁言令”，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终因患脑血栓，终成半身不遂与失语症。
他的遗愿之一是将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但这一心愿未能实现。
2005年1月3日下午，记者在未名湖畔看见，一只寒鸦掠过临湖轩。那是当年司徒校长为年轻教员冰心和吴文藻主持婚礼的地方。
杨晦：沉默的“五四”英雄
杨晦（1899－1983）原名兴栋，字慧修，后因痛感社会黑暗，改名为晦。辽宁辽阳人。现代作家、文艺理论家。
杨晦被认定为一个英雄。成就英雄的舞台背景是五四运动。“大师传略”中关于杨晦一条这样写的：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为火烧赵家楼领导者之一。
但他始终沉默着。
杨晦的老友臧克家曾回忆说：“我读到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别的老同志所写的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回忆录。文章说，当年冲在前头，越墙而过的有七八个英雄人物，杨晦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我与杨先生相识这么多年，未曾从他口中听到这消息。”
他的学生吴泰昌说：“杨晦老师不愿谈起自己。我是从一位北大老校工那里知道他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勇士之一的。”
他的另一个学生黄修己说：“只凭他是‘五四’运动中带头跳进赵家楼的健将，而又绝口不提当年勇，就够我们佩服一辈子了。”
“我父亲是从小地方出来的，家里很穷，他的性格里其实有一种保留了一辈子的农民的影响。”2004年5月19日，杨晦的小儿子杨铸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父亲。
在杨铸眼里，父亲话不多，也不太爱交际，在当时的北大，绝对算不上是一个出风头的人。“不过，我感觉那个时期北大的风气始终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参加‘五四’是很自然的事。”杨铸强调。“后来就传得比较神了，好像说他是第一个跳墙进入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学生。我父亲曾经偶尔提到过，他肯定是比较早进去的，至于是不是第一个，他的原话是‘不一定’。他从来不认为他当时是领导者，而只说是一个参加者。”
与杨晦相交60年的冯至，说起他这位挚友称，“他在一般人面前沉默寡言”。
杨晦50岁生日那天，他在北大哲学系的同班同学朱自清发来贺信，信中写到：“我直到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您的脸，您的小坎肩儿，和您的沉默！”
曾师从杨晦念研究生的郁源回忆说：“既是北大的一级教授，又是北大的系主任，多么了不起！所以在我见到他之前，我想像中的杨晦先生应该是高大轩昂且有些脱俗的、傲气的。结果，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身穿旧拉呱几中山装、面容消瘦、身材矮小、年近60的土老头儿，这大出我的意料。”
郁源还提到，“文革”期间，在一次批判杨晦先生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会上，杨晦先生仍然说一些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话。当学生们叫了一通“打倒杨晦”的口号后，要把他轰出去，可是他竟舍不得离开，一边被拖着，一边口里叫着：“年轻人，我是爱你们的呀！”
从1950年直到“文革”，作为北大中文系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杨晦留给中文系的不仅有这些故事，还有一句流传广泛，并深刻影响了中文系学风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直到今天，这句名言仍然不时被提及，或褒或贬，或仅为谈资。只不过，很多学生已不知道这句话原本出自他们的老系主任杨晦之口。
杨晦打消了学生们的“作家梦”，但他并不是反对作家。事实上，他自己的“头衔”之一便是作家。在他看来，作家不是靠大学里的学科教育和学术训练就能培养得出来的，中文系应该培养并且能够培养的是，文学和语言的研究者和工作者。
因此，他要求中文系的学生接受全面的训练，尤其是要上好语言课，“因为文学和语言关系密切，有着有机联系”。于是，“作家梦”破灭的学生们就画了一幅漫画，贴在北大文史楼中文系办公室的走廊上。画上是两摞并列的资料，一摞写着“文学”，另一摞写着“语言”；一只大公鸡一脚踩在“文学”上，一脚踩在“语言”上，题为“有鸡联系”。
没有人知道杨晦看见这幅漫画后的反应，但学生们猜测，“以杨先生的大度，对学生的调侃当然不会介意，所以也就不可能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张申府（上）：记忆的证明（1）
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以字行，河北献县人。哲学家，积极的政治活动家。
张申府起身，离席，走出激烈争论的会场。周恩来在过道拦住他，劝他不可一时冲动。
“但我终于离开。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张申府说罢，仰天大笑。他为想到这四个可以表达他性格的字而高兴。他把这四个字写在纸上递给舒衡哲，然后，又满意地低低一笑，“是，我时常都是这样：1925年、1948年、1957年。”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与李大钊、陈独秀联系密切、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筹备活动的张申府，在讨论党的纲领时因意见分歧而负气离席并提出退党。尽管李大钊、赵世炎等人反复劝说挽留，但他仍执意持“在党外来帮助党工作”的立场。
1935年，他参加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任游行总指挥，并因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国共内战爆发后，他在1948年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严厉批判，并被民盟开除盟籍。
面对前来访谈的美国女历史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张申府讲起，自己经常与同代人发生冲突：1921年在欧洲时与中国驻法教育长官摩擦，1957年“反右”时顶风支持章伯钧（结果连带自己也遭批判）……说完这些故事后，他仰头向天，又是一轮大笑：“我想，我是太不世故了。任何时候，我和大部分人意见不合时，我就走我的道路，我退出。我不通，所以我不干。”
忆起历史，张申府经常仰天大笑，声震屋瓦，笑声发自他的喉咙深处———这与舒衡哲熟悉的那些历尽劫难的知识分子的拘束、紧张的笑声不同。
关于张申府不甚多的描述中，他显得异常奇特：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但又长期被政治所冷落；是他介绍周恩来、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自己不久便又退出。
章乃器之子章立凡这样概括这位“先父的老友”：他半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本可以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可以成为政治领袖，但最终两者都没有结果。他有心提携了一位伟人（周恩来），也无心忽视了一位伟人（毛泽东），栽了花也栽了刺。他参与筹建了一个政党，中途退出后仍与之合作；但当这个政党即将在内战中获胜时，他却又呼吁和平。为此，他在共和国成立后坐了20年冷板凳，晚年才成为“出土文物”。
1986年6月，张申府去世。7月，《人民日报》刊发讣告，给予他最后的评价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香港出版的报纸似乎补充了《人民日报》只重视其政治活动的不足，张申府以政治以外的面貌出现，“学界耆宿，文章楷模”。然而这让舒衡哲感到疑惑：张申府，一个学者模范？“像张申府被塑造成一个爱国同志一样，这个称谓对在王府仓胡同他的家中和他长谈了5年的我来说，显得有些平淡。我觉得张申府太奇特，不能归入模范学人一类”。
舒衡哲第一次与张申府会面是1979年11月，在张1949年起一直供职的北京图书馆。这个86岁的老人给她的第一印象是十分虚弱，然而谈起话来却是精力充沛，谈笑风生。“张申府的记性，好的令人惊奇。”当时，外国人还不能随便探访中国人的家，舒衡哲却提出希望到他府上拜访，进一步交谈。张申府望着坐在对面的图书馆党委书记，回答说：“我也希望这样，很希望这样。我们一定要坦率地谈，说出真相的时间不多了。”
后来，“说出真相的时间不多了”成为舒衡哲所著《张申府访谈录》的标题。
1980年3月的一次访谈前，张申府不舒服，“眼神模糊，在陈旧的帽子下游移不定”。可是经过一下午的谈话，当舒衡哲离开时，他已经变得“双目炯炯有神，精神亢奋”。舒衡哲不由感叹：“记忆能治病，我今天算是领教到了。”
5年的访谈，舒衡哲感觉自己“进入了张的生命”，这生命“挑战和克服了要它遗忘历史的政治压力”。
张申府（上）：记忆的证明（2）
然而时间真的不多了。张申府的记性迅速衰退，这让尝试为他记录回忆录的章立凡受困于零散的记忆片断，最终作罢。章立凡因此有些伤感：“老人曾被历史遗忘，待到历史想起他的时候，他却记不起历史了”。
张申府（下）：真相的颜色
直到晚年，张申府仍然记得狱警凶神恶煞地喊叫着他的名字：“张崧年！张崧年！”从1936年的那段日子起，他开始憎恶自己的名字，出狱后便不再用了，而只用自己的字：申府。
于是很少有人把他同中国哲学界一个显赫的名字联系起来：张岱年。后者在文章中写道：“吾兄申府，原名崧年。……因参加‘一二·九’运动任游行总指挥而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后由冯玉祥将军保释出狱。”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相当光荣的履历。1980年5月25日，张申府向来访的美国女历史学家舒衡哲（VeraSchwarcz）回忆起他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的角色。他仰起头，迎着透过窗帘照射进来的阳光，描述了自己怎样“不经意”地参加了这个“自发事件”。
12月9日，学生游行当天，张申府与清华学生姚克广（姚依林）、女一中校长孙荪荃、学生郭明秋，四人同到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喝茶，算是组成了一个临时指挥部。他只是静静地与三个年轻人坐在楼上，看着游行队伍平静地走过，慢慢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在舒衡哲看来，张申府记忆的这个片断是“黑白色”的，与另一种“带有火红颜色”的回忆十分不同。
1983年5月26日，舒衡哲在人民大会堂一个巨大的会议厅里访问一位参与“一二·九”运动的当事人，他准备向她回忆自己在运动中的角色。一些报社记者也来了，围着这位老人拍照。“大概注意到了有记者在场以及他的话对日后可能产生的影响，”舒衡哲写道，“他作了一个英雄式的描述，整个画面充满了共产主义的英雄色彩：我们组织了这个运动，我和妻子负责领导。我妻子来自湖南，是毛主席新民学会的早期会员。12月9日，我们带领示威群众开始大游行，警察拿着水炮在后面追赶我们。但我们胜利了……”
舒衡哲听着这位当事人讲他的故事，摄像机的灯光照得她精神不能集中。她知道，这位当事人已经无数次写过他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回忆闪烁着许多被官方认可的英雄色彩，这些英雄色彩在张申府的叙述中是没有的。与他不同，张申府只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旁观者，他只是不自觉地被一起自发的学生游行事件拖了进去。“他不认为需要加进警察啊、水炮啊等等惊险的情节”。
关注清华大学校史的清华退休教师虞昊告诉记者，他查阅了1935年12月23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707号，上面刊登了北大、清华等6所大学校长联名告同学书。“经过几天的实地调查”，校长们告诉学生，“9日北平学生游行，并无女生受伤致命之事。至于城内各校所传清华有学生伤亡之谣言，查明亦非事实”。
结合他看到多种清华老校友的回忆文章，虞昊开始质疑长期以来人们所接受的“一二·九”叙述。在他看来，个别学生领袖以大无畏气概“英雄造时势”的说法，也许不那么准确。
对于革命，张申府曾说过这样的话：“革命被人误解了。革命是一桩人为的自然的事。革命是不得已的。然而人乃以为名贵。然而人乃以为名高。”
在见惯了太多出于种种原因而被扭曲的历史叙述后，张申府被视为一位真正意义上有价值的“幸存者”。他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幸存者之一，是“一二·九”运动的幸存者之一，也是中国思想界曾经有过的那个多元格局的幸存者之一。所以有人感叹：“这位杰出的人物竟然在现代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上被忽略了，简直不可思议！”
舒衡哲写出以“说出真相的时间不多了”为题的《张申府访谈录》后，曾谈及指导她完成这一访谈的历史哲学，她引述了这样一种呼吁———历史学家应当停止说教式的编史工作而去倾听幸存者的声音：“历史学家是回忆的医生，医治创伤、医治真正的创伤是他的光荣。作为医生，他必须不顾医学理论而采取行动，因为病人患了病。所以，历史学家应该在道德压力之下行动起来，去恢复一个民族的记忆。”
曹聚仁：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曹聚仁（1900－1972）浙江金华人，作家、记者、学者，一个传奇人物。
曹聚仁踏上罗湖桥，一步一回头。前面是香港，后面是大陆，他“如屈原一样眷怀反顾，依依不忍去”。
1950年，到香港第四天，曹聚仁在《星岛日报》的专栏“南来篇”上发表第一篇文章。第一句就是“我从光明中来！”他赞扬“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但又以不偏不倚的“中立派”自居，对肃反、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做法提出异议。
这样一个备受各方瞩目的人物，发出这样的声音，顿时引来舆论大哗。反对共产党新政权的人，指责他“对于中共大力而深心地似帮闲而帮忙，实际上帮凶，做中共文特文工所不能做的工作”，称“《南来篇》是矫情之作……称大陆是光明的地方，但自身却又舍光明而远徙”。
另一方面，左派文人却视曹聚仁为“反动文人”，认为他在文章中“一连串散布着毒素，我们不能再缄默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抨击这些毒素的充分权利，指出这些毒素，提高读者警惕，作为一个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我们更有这些充分的权利”。
这场“围剿”整整持续了20个月，批曹的文章，经人剪存，竟达800余篇。
事实上，曹聚仁在恪守中立、独立原则下，确实潜藏着内心的矛盾。1950年6月，他赴港之前一个月，艾思奇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说中谈道：“一块砖砌到墙头里去，那就推不动了，落在墙边，不砌进去的话，那就被一脚踢开了！”曹聚仁读后感触很深，他写道：“……像我这样离开了齿轮的地位，到自由主义的圈子中来，对于我以后的命运，关系是很大的。我也如屈原一样眷怀反顾，依依不忍去，然而我终于成行了，这也是我心理上的矛盾。”
有研究者对曹聚仁的定位是“自由报人”，并且指出，他的“自由”并非源自现代西方自由主义，而更像是讲究自由自在的中国文人传统，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这个人，从来不领导别人，也不让别人来领导我。”
因为1950年这个“自由”的选择，曹聚仁在大陆和台湾几乎被湮没。虽然，他22岁时就笔录了国学大师章太炎奇崛深奥的讲演录，并以此出版了《国学概论》，被视为章太炎的关门弟子；虽然，他仅毕业于一个5年制师范学校，但却昂然走上复旦、暨南等大学的讲坛，当了20多年的教授。
抗战期间，他投笔从戎，深入前线，是最先报道台儿庄大捷和首先向海外披露“皖南事变”真相的著名记者。
台湾作家回忆，当年岛内视曹为毒蛇猛兽，他的著作被列为禁书，胆敢偷偷带进台湾，“一旦被发觉，坐牢，绿岛管训，都很难说。”
大陆一方，也是直到1980年代之后才出版了少量的曹著。直至今日，提及曹聚仁，最好的定语不是其他任何身份，而是“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曹景行的父亲”———知道“名嘴”儿子的多，而知道“名家”父亲的少。
曹景行说：“来香港后，曾看到好几篇文章，作者都讲到早年如何受益于我爸爸之教，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一种奢望，难以企及。其实，我连父亲的书都没看过，因为内地不出版。他的著作，我是在香港期间才看到的。”
1969年底，曹聚仁曾给在上海的女儿曹雷写过一封信，信中如此倾诉道：“19年来，我的孤独寂寞生活，只有窗外月知道，我要是不会写文章的话，我早变成疯子了。”
所幸，曹聚仁会写作。他一生写了4000多万字，单把这些文章的题目凑起来就有三四万字。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笔写，也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纸上写，他“好像随时都可以写”，甚至可以在陪人吃饭时突然掏出纸笔，在饭桌上写起文章来。他不爱带帽，因为这样会“影响写文章的思路”。
曹聚仁曾在重病住院期间写成《浮过了生命海》一书，谈病中所悟：“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里面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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