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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香港(选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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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利用香港股票市场集资，将企业做强做大。
香港在证券市场方面的经验，对内地来说有哪些借鉴意义？
投资者的信心，是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首要条件。记得2002年7月我初上任时，香港股市很差，每日大市成交曾低至40亿元，与现时每日成交超过200亿元比较，当时的市场可以说是处于谷底。曾有记者问我，香港是否应学习有些国外市场的做法，将公司上市的门槛降低一些，让更多公司在香港上市，以此搞活市场。我明确地告诉他。香港必须保持市场的高素质，而降低上市的门槛，对长远只有负面影响。香港采纳的信条，是政府、法定规管机构、交易所本身以及其他执法机关共同携手努力，建立公众对市场的信心。
除了国际水平的规管外，香港也可与内地企业分享企业管治方面的经验，一起进步。
马时亨也是从社会底层打拼出来的。
马时亨幼年时代，家境与当时香港大多数人一样——“很穷”。一家６口蜗居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板间房里，与好多户邻居共享一个厨房和浴室。“当时大家都有君子协定，谁家几点用厨房、几点用厕所，都要预先约定。最难以忍受的，是住户将盛粪便的马桶放在厨房里，但当时许多香港人都是这样生活的。”
由于居住环境很差，“连看书的地方都没有，要上床钻进被窝里看书，考试要去图书馆温习功课。”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学生一样，马时亨曾经沉迷金庸的武侠小说，“可惜生活迫人，看课外书的时间并不多”。为了补贴家计，他很小年纪就在香港文华酒店一间鞋铺当杂工，月薪180元，负责每天将客人订做的尺码、式样送到工厂，再将做好的鞋送回铺面。当时还没有海底隧道，他每天就在天星码头过海，有时一天要搭十趟八趟船，在炎热的夏天，衣服一天到晚都像在水里泡过似的。
读中学时，马时亨曾因交不起16元学费，一度几乎无法继续学业。“我惟有硬着头皮向校务主任求情，最后学校破例容许延迟交学费。”这件事在马时亨心里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时隔30多年，回忆起来还如同发生在昨天。
在香港大学读书时，虽然有政府贷款，但日子一样难过，马时亨平时只能在学校吃一元一餐的快餐，只有当自己考了好成绩时，才到大学附近的“莎厘娜餐厅”掏四元吃一餐当作庆祝。为筹得学费，他替人补习和代课，最“高峰”时竟有两份补习、两份教书。“当年还没有地铁，我在油麻地授课后，搭船过海，再转巴士去太古城补习，很浪费时间。如此条件下怎能安心读书？我能以荣誉学士学位毕业，很幸运。”1973年，马时亨从港大文学院毕业后，很快在一家美资银行找到一份见习生工作，月薪1600元，当时已算高薪。在兄妹四人中排行老大的他，挣来的工钱大部分用来养家，其余的用来偿还学费贷款。因为时时担心失去这份工作，所以他特别卖力，屡获上司的赞扬，在事业上也开始步步高升。
谈起这段难忘的人生经历，马时亨感慨万端：“现时不少香港人叫穷，那个年代的港人更穷。而他们不但挺过来了，而且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香港各行业都有很多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这正好说明了香港是一个充满机会和希望的地方。”
一般人总认为，因为当年香港经济起飞，很多港人才得以脱贫。但马时亨却从不同角度看：“香港经济能够起飞，是港人前仆后继地拼搏来的。港人只有保持这种逆境自强的精神，并在教育方面做好准备，才会有发展和成功的机会。”
凭着这种人生经历和体验，马时亨无论在商界还是在政坛，也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和压力，都坚信“不经历风雨，就不会有彩虹”。2002年他初入政坛的经历就是一例。
2002年，在香港交易所关于细价股的一份公众咨询文件公布后，二三线港股全面下挫，不少小股民损失惨重，这就是香港有名的“仙股事件”。当时出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还不到一个月的马时亨根本不知情，但因为是政府主管官员，一时成为各方批评的主要目标。最后，他不仅成为首位问责制下在镜头前“鞠躬谢罪”的局长，而且其民望一度跌至三司十一局的倒数第一，并创下特区政府官员支持度的最低记录。
虽然“出师不利”，但靠着勤勉努力和显著政绩，加上其后香港经济逐步回升，如今马时亨的民望已显著上升，金融界对他也多有赞扬。忆述这段“官场辛酸”，他豁达地说：“我永远是个survivor（生存者），过去曾遇到过无数逆境，我都是从逆境中找出路。事情发生后，我不会停留在那宗事件中回想自己是否无辜，相反，我会想办法继续尽力服务市民，让时间去证明我真的可以奉献给香港。”
有29年商界生涯的马时亨，早在1990年出任熊谷组（现名香港建设）董事时，就已是年薪超过千万的“打工皇帝”，并在英国和加拿大等地拥有物业。2001年转任电讯盈科集团财务总裁时，获李泽锴主席赠送的电盈股票当时市值就达2300万港元。只是出于“一种无法言喻的使命感”，他毅然放弃了高薪厚禄，走到政治舞台的最前沿。谈及商场和官场的不同，他坦言做官较从商难。“在商界工作，面对的只是股东和上司，只要做好业绩便可以；但做官面对的却是全港六百多万市民，时刻要处身市民的角度看问题，有时就算做对了，也可能会挨骂。但服务社会就要有挨骂的准备，只要对市民大众有益的事情，就要一往无前去做，并尽力做到最好。”
虽然表现得笑骂由人，但从以往高高在上的“打工皇帝”，变为经常被责骂的政府官员，马时亨承认“有好大压力”。酷爱打高尔夫球的他，便借此减压。“我40岁开始打高尔夫球，从此就爱上了这项运动。因为高球场有山有水，又不用讲公事，感觉非常的好。”高尔夫球不但令他减压，也让他领悟到人生的道理：“打高球不能用盲力打，击球不是斗高斗远，而是要讲策略，否则你要经常在水中找球。即使开出好球，也不能因而自满、松懈，否则最终会被对手追过；相反，即使开球之初打得不理想，只要抱着不认输的心态，坚持到底，很大机会反败为胜，就算跌入丛林的球也能救出来。”
谈到为官之道，马时亨认为，重要的是要有一颗真心、具诚信、谦卑、智慧、宽恕、坚持和慎言。为官不应有个人偏见，要真心为人民服务；不应自以为高人一等，自诩为王；不仅要宽恕攻击自己的人，还要宽容持不同意见的人，和自己所不喜欢的人——即使自己是真理在手，绝对正确；而慎言并不是要谨小慎微，有话不说，藏在心里，而是在面对攻击和批评时心平气和，不说“过头话”。
在特区政府高官里，马时亨人缘好是出了名的。他2002年7月出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以来，在加强同各方沟通方面下了很多工夫，证券业界和监管机构之间的矛盾比以前大为减少，他还十分注重和传媒的关系，连续两年自掏腰包举行“烤羊大会”，让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旗下的高级官员与传媒见面与沟通。他的办公室里，除了夫人和女儿的一幅幅照片引人注目外，还醒目地摆放着参加部门内部活动时同事赠送他的纪念品：一件是下属创作的花鸟画，一件是用彩纸精心折叠的孔雀。他这个外来的问责局长与公务员同事的融洽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也足见他对这份情意的珍重。
对于有人说他“圆滑”，他这样回应：“我的成长经历，令我自小就要学习如何生存，对任何人都抱以谦卑之心，在任何时候都待人以诚，为人着想。我做人的哲学如此，绝对不是刻意的。”
在马时亨看来，投身政府令他损失最大的，不是丰厚的收入，也不是每天要面对攻击和责骂，而是“不能去台湾”。而令他恋恋不舍的，不是台湾的风景，也不是台湾的食物，而是台湾的一个亲人——他的舅舅。“（著名艺人）曾志伟的爸爸是我舅舅，志伟是我表弟。我们家境不好，多亏舅舅帮我们，病了都是他给钱看医生。所以，我们家人一直很感激他，与他的感情也很深。他后来去了台湾，我没有加入政府之前，经常去看望他。自从加入政府后，就不能去了。”
马时亨1979年与大学同学王培琪在加拿大结婚，20多年来夫妻非常恩爱。太太是多年的基督教徒，马时亨则于2003年受洗。马时亨夫妇有一对非常引以为傲的女儿。小女儿是英国会考十Ａ状元。2005年她前赴北京参加一个交换生计划，立志要学好普通话。大女儿在英、美两地完成学业后，在港大攻读教育学博士。问及他有何“秘方”，能够教出这样两个出色的女儿？他轻松地说，其实他一直没有给她们压力，最重要的是灌输他们正确的思想、价值观。鼓励她们，总好过敦促她们，也不会将他们与别人比较。言谈中，他也透出当中玄机，就是太太对女儿的培育。“这全是太太的功劳。学校的功劳也很大。”
马时亨读过不少名人传记。“我是读历史出身的，读传记可重温历史，温故而知新；也学习伟人们的处世素质。”这些伟人，有公司总裁、外国领导人，如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也包括中国领导人。“我读了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胡锦涛等领导人的治国心得。他们的高瞻远瞩、胸襟广阔，令我衷心敬佩。”
认识马时亨的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他记忆力过人，很多与他只有一面之缘的人，下次见面他都能说出那人姓啥名谁。他当年在商界的朋友则称他为“超级太傅”，赞扬他知识“十分广博”。
谈及成功之道，他认为一个人要成功，必须具备“3A”：Aptitude（热忱）、Ambition（抱负）和Attitude（态度），其中态度最重要。人生好多事情，都是不如意、不理想的，最紧要的是时刻保持积极态度。
马时亨简历个人背景：1952年出生于香港；1973年获香港大学文学士，主修经济及历史家庭状况：与妻子育有两女任职履历：先后任职于摩根大通私人银行、美国大通银行、熊谷组（香港）及加拿大多美年证券，并曾在纽约、多伦多及伦敦工作近十年曾任香港联合交易所理事、香港证监会收购及合并委员会成员、港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地产代理监管局委员，电讯盈科财务总裁、执行董事兼执行委员会成员2002年7月，出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
领袖香港 第三部分
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1）
梁振英34岁当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42岁任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45岁就当上了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
面对外界持续不断的关于他将成为未来特首的传言和猜测，他以孙中山的名言：“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作答，强调自己只想恰如其分地当好行政会议成员的角色。
专访：时间能证明一切
在香港特区行政会议中，您是惟一的连做两届的成员。在过去8年中，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过去8年最大的感受，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成功落实。这话如今听起来似乎是句套话，但这个过程确实给人以很多启发。
回想1997年前许多港人对回归的疑虑甚至恐惧，比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大多了。虽然那时候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明确了一系列保障，但香港人还是不放心。1988年做基本法咨询的时候，我当秘书长，到各区听大家的意见。在九龙公共屋村，有人向我提出：“梁生，不用多讲，你只回答我一个问题，1997年7月1日到楼下买早餐，用什么钱？”一些老人家对我说：“年轻人，你没见过，每次政权的转移，不管是1949年后的中国内地，还是日本统治香港之后，都要换钞票的。港币如何流通？”我说，原有的银行可以继续发钞，他们问：“原有的银行就是汇丰和渣打是不是？”我回答：“当然是了。”他们说 ：“汇丰已经把注册地从香港迁到伦敦了。渣打是英国注册的银行，是谁去发钞？”我说，“中国银行不是也可以发吗？”很多人就说，“要是中国银行发钞的话，只能以一个打了折的价值在市面上流通。”当时一位西方著名的经济学者，在从广州到香港的列车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不敢说一个国家是否可以有两种制度，但我可以肯定一个国家不可能有两种货币，1997年后港币不可能与人民币并存。而且由于港币流通量比较小，必然会被人民币取代。”这种预测当时对香港人冲击很大。不仅如此，香港的专业人士还忧虑是否能够维持原有的一套专业制度，内地的工程师、医生等会不会大批来香港执业，影响他们的饭碗？孩子在香港的大学念法律，出来后是不是能当律师？香港是不是还沿用普通法？等等。都是关乎在一个国家里，另一种制度能否保持下去，以及与资本主义有关的生活方式能否保持不变的根本问题。
回归8年来，香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冲击，如亚洲金融风暴，以及非典疫情带来的后遗症等，我们开行政会议做有关应对决定时，感到难度都很大，但无论如何都比不上回归过程中经历的困难大。当年大批的人不惜变卖家当移民到国外，在外面吃了很多苦头，说明当时想像的困难肯定比我们今天遇到的困难大得多。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怀疑护照、钞票和学历是否被认可了，很多移民出去的人又纷纷回来了。如今经济复苏和转型的问题、失业的问题等，也都是可以解决的。社会事物往往如此，在问题出现的时候不一定会有解决办法，但只要持之以恒去做，就一定能够解决。
您如何自我评价过去8年中作为行政会议成员的表现？
作为一个服务社会的人，评价一是应该由别人做，二是应该在将来做。作为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我是协助行政长官决策，在基本法中有一个特定的角色，我本人和其他行政会议的非官守成员，都是本着从香港全社会和我们国家最大的利益出发，着眼点是整体的而不是个别人的。在此前提下，尽最大能力提供最好的意见给行政长官。
社会上的利益关系是多元化的，所以经常有一个如何平衡的问题。香港有一个说法，某一个决定如果能得到社会上一半人的支持，就已经很好了。
您为CEPA的诞生奔走多年，该协议签署以来您又多方大力推动。在实施一年之后，您毫不客气地批评“香港政府的推动力远远不足”，内地省市部门“仍保持保护主义”。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在殖民统治期间，香港是英国专业服务的主要市场，英国人关心的只是怎样多向香港出口专业服务。那时英国当权者从来没有想过协助本港专业服务出口到其他地方。因此，我希望两地政府官员打破旧思维，在推动专业服务进入内地市场方面，“胆子大一些，步伐快一些”。
我曾在北京看到一些情况，令人心酸。那是北京奥运投标，别国的专业团体代表，是由大使馆商务参赞带着去拜访内地有关单位的，以显示政府对专业人士的尊重和支持。但香港特区政府只会做一般的事，不会带业界人士一起出访，他们好像很忌讳这样做。在外国也经常看到，如果美国总统知道中国要购买波音飞机，他便会和有关公司高层一起推动，丝毫没有忌讳。即使是发电厂、农产品，只要有需要，他们都会帮忙推销。但特区政府没有这个传统和文化，至今也没有这个能力，这是需要加以研究和改进的地方。处理得好，对香港经济转型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香港还没有发展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只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货柜港而已，因为与航运有关的服务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伦敦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航运中心，可是没有码头。码头业与航运业是两码事，码头业主要是搬运，而航运业是提供服务，是不同层次的，产值也不一样。伦敦做什么呢？做所有与航运有关的服务，从船舶的买卖、租赁、融资、保险、中介及其相关的法律服务等。所有这些，香港也都很有条件做。香港教育水平较高，有很好的专业人才和制度，有基础发展与航运有关的专业服务，包括法律服务等，但遗憾的是到今天还没有做起来。香港土地少，价格高，长远来说怎样与盐田、蛇口港竞争？今天尚有的竞争优势，主要是由于内地对我们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司机能够开着香港的货车到内地，但内地司机不能开着车到香港提货。所以，我们必须抓住机遇朝专业服务提升。我们搞工业，一百万的订单，七八十万要从外面进口原材料或零配件，我们能赚到的不过20万；而出口100万的专业服务，纸张、计算机等耗材加起来只几万，90多万都进了香港人的口袋。
CEPA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但并不一定水到渠成。CEPA是在两个不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独立关税区之间实行的，两地的法治也有很大差别，政府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现时内地不少专业事务所与政府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地政府仍有一种保护思维。比如要求香港估价师须在内地注册后，具一定经验才可开设估价师事务所。但香港估价师在未注册前，根本不能在内地独自执业，也就无法积累经验，这岂非令他们完全没有机会在内地开设事务所？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特区政府出面协调才能解决。
香港有人提出，香港的专业人士应该搭建起一个平台，把世界上最好的专业人才及其服务引进到中国内地，而不只是推销自己的服务。您怎样看待这个意见？
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并不是局限于为香港业界提供发展空间，而应站在国家的角度，建立一支以中国人为主的专业服务队伍。内地服务业比制造业、商业、金融业等开放的时间晚，其所面临的竞争并非来自香港，而是国际市场。
为什么您说内地和香港的合作，是内地市场开放后应对外国竞争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组建中国人自己的金融和专业力量的惟一办法？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内地的一些产业和企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第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业。内地金融业是开放得最迟的行业之一，而外国的金融企业往往是全球效率最高、管理最好、竞争力最强的企业。金融市场的功能，类似人的心脏，是把社会的余资，输送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部位，一如心脏把养料和氧气输送至人体各部。动物的心脏都在体内最受保护的位置，而且最不能承受外来体。
外国的金融市场，都是在本国的金融业有了主导性的竞争力之后才开放的，美、日的金融业都是以本国的金融机构为主。内地金融业开放后，是否仍以本身的金融机构为主？如果不是，总体竞争力会是怎样的局面？这是第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其次是专业服务。我所说的专业服务，是在香港和国际上习惯指的法律、会计、工程和金融等行业，在香港共有十几个，有专业资格的达5万多人。
内地的专业人才，还没有形成具有规模的团队，以法律界为例，规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仅有几百人，而且有此规模的也只有几家。反观英国，规模较大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仅在伦敦一地就有1000多名律师，全球分所30多家，律师超过3000人。在这样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内地市场开放之后，很容易在短时间内被外国人所垄断。
我曾应邀到东北农业大省进行交流，省长的一番话发人深省：“国家加入WTO了，我们出口粮食，但美国人经常指责我们违反WTO，于是我们需要聘请一些懂得WTO规条的律师来处理。但是，在本地懂英文的律师就不多，懂WTO规条的更是绝无仅有。这令我们十分担忧，难道我们和美国发生贸易纠纷时，要到美国聘请美国律师来帮我们打官司吗？”
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不仅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而是在争取制定国际竞争规则的较量，专业力量就是制定国际竞争规则的力量。例如在国际评级方面，香港一直是俯仰由人，任何其他国家的评级机构，可以今天说一套话，三个月后又是截然不同的说法。今后评估中国的企业竞争力，必须有专业服务和金融两个关键组成部分；评估整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也必须有这两个部分。
面对挑战，惟一的出路就是内地与香港专业人士携手，建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专业团队，利用香港专业人士百多年来在市场化、社会化的环境下提供专业服务的经验，结合内地的专业技术，才有可能与外国的庞大事务所竞争。否则，我相信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在未来的五年十年间，整个内地的专业服务市场会被外国人全部垄断，到时香港专业界也只能俯仰由人。
您曾以水库落差比喻深圳和香港两地人流、物流扭曲的现象，您可否具体谈谈您的见解？
我觉得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深入的、全面的研究。以往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学校以及研究机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都不多。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港深和珠三角地区的卫星图挂在办公室里的原因。
深圳今天人口1000万，香港将近700万，距离只有一个小时车程，世界上、历史上从来没有两个这样规模的城市距离这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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