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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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变成对我们说来不是自在的，赋予它某种意义，使它成为“存在于此”的存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的存在。　　　　
　　　　自为是作为自在的虚无化而存在，它不可能单独存在。而自在的现象如果没有意识同它联系在一起，也只是一个抽象物。自为在使自在虚无化的同时，也使自身虚无化，使虚无虚无化，变为与世界相连的偶然的自在。　　　　
　　　　自在与自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存在。这个总体的存在是自因的，同时又是自因的不可能。因为构成这个总体的自为既是其所不是又不是其所是，它总是把自己建立为存在的不断谋划和这一谋划的不断失败。所以，这个自因的总体的存在总是包含着矛盾，它总是被指出又总是不可能。这种不断的努力和不断的失败，既说明了自在和自为的相互联系而不可分，又说明了它们的相对独立性。　　　　
　　　　由此可见，意识与存在的二元论可以休矣。意识是存在不可分割的成分，没有意识就没有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但这并非说意识就是一切。恰恰相反，意识什么都不是，除非它是某物的意识，或者说，它依附于超越它的存在即自在的存在。而与意识完全无涉的存在虽然是存在的，但也是抽象的。因为我们除了说它是存在的以外，就再也无话可说。它对我们不具有任何意义。　　　　
　　　　现实的存在、现实的世界总是自为与自在不断结合与分离的产物，而能够把这两者集于一身，既体现出两者的联系又体现出它们的矛盾的，只有在世的人，以自由为其本质的人，不断作出选择的人，充满无用的激情的人，总想成为上帝的人。于是萨特关于存在的本体论很自然地就成了一种关于人的自由的哲学。　　　　
　　　　《存在与虚无》特别强调了人选择的自主性。自由就是选择，自由是选择的自由，而不是不选择的自由。不选择，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不选择。由于是在战争环境下写了这本书，萨特就用战争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下面是《存在与虚无》中的一段话：　　　　
　　　　如果我被动员参战，那么这个战争就是我的战争；它在我的意象中而我应该得到它。我之所以应得到这个战争，首先是因为我总是可以通过自杀或开小差来逃避它；当我们直面一个境况时，这些最终的可能性总是对我们现实地存在着。　　　　
　　　　因为我没有逃避战争，我就是选择了它。这可能是由于惰性，怯于面对公众舆论，也可能是由于我认为还有比拒绝参战更大的价值（如我亲属的赞赏，我家族的荣誉等等）从而作了选择。无论怎样看，这都是一个选择问题。这个选择在以后会接连不断地进行，直到战争结束。　　　　
　　　　这里并没有强迫，因为对于一种自由来说，强迫无法产生任何作用。我没有任何辩解的理由，因为人的实在的特征就是，它没有任何辩解的理由。因此，只剩下一件事：是我要求了战争。　　　　
　　　　这场战争之所以是我的，还在于这样唯一的事实：它产生于我存在的一种境况中，而只是在我让自己或赞成它或反对它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现它，现在我再无法把我为自己所作的选择同我为战争所作的选择区分开来了。生活在战争中，这就是通过它而选择我自己，也就是通过选择我自己而选择了它。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存在与虚无（2）
　　　　如果我自问：“假如这场战争不爆发，我会成为什么样子呢？”，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把自己选择为这个时代的一种可能的意义，而它在不知不觉间把我引向战争。我不能把自己同这个时代区别开来；我不能无矛盾地把自己转移到另一个时代中去。因此我就是这场战争，而它约束、限制着先前的时代并使之变成可理解的。　　　　
　　　　因此，我是完全自由的，同这个时代密不可分，因为我把它选择为我的意义；我对这场战争负有的责任是如此重大，就好像是我本人宣告了它；只要我活着，就不可能不把它归并到我的境况中去，不可能不把自己整个地放于其中，不可能不在其中打上我的印记；对此我应该毫无悔恨，我没有任何辩解的理由。因为从我涌现为存在的那一时刻起，我就独自承担世界的重量，没有任何东西或任何人可以帮助减轻它。　　　　
　　　　与强调人选择的自主性相一致，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还特别强调人由于选择而必须承担责任。他甚至说，一个人要对自己的出生承担责任；人们通常对萨特的这一说法感到难以理解。我们且看他是如何论证这一点的：　　　　
　　　　人的责任是很特殊的。有人会说：“我并没有要求出生。”这是特别强调那种外在事实性的幼稚态度。实际上，我对一切都负有责任，除了我的责任本身，因为我不是自己存在的根据。因此一切都好像在表明，我是被迫承担责任的。我被抛弃在这个世界。这不是说，我被抛弃和被动地处于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就像一块漂浮在水中的木头；而是说，我突然发现自己是那样的孤独无援，处于一个我必得对其承担全部责任的世界之中，无论我做什么，都不可能有片刻时间摆脱这种责任。因为对于我要逃避责任的欲望本身，我也要负责。让自己在世界上处于被动状态，拒绝去影响事物和他人，这仍然是一种自我选择，甚至自杀也是一种存在于世、存在于他人之中的方式。　　　　
　　　　我的外在事实性（也就是我出生这个事实）是我无法直接把握甚至无法设想的，因为我出生这个事实决不是一个无理性的事实而总是作为我的自为的一个计划而重新建立起来，因此我发现一种绝对的责任。我因自己的诞生而羞耻，或因它而惊讶，或因它而欢欣，或试图放弃我的生命，我都是肯定我活着，而且把这个生命当成一个坏东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选择了自己的出生。　　　　
　　　　这个选择整个地受到外在事实性的影响，因为我不可能不选择，但这个外在事实性只有在我超越它而走向目的时才会显现出来。因此外在事实性是无处不在但又无法把握；我所能遇到的只有我的责任。　　　　
　　　　我不可能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出生？”我不能诅咒自己的生日，或者宣称我并没有要求出生，因为这种种不同的对待我出生的态度都指向这个事实：我在世界中实现了我的在场；它除了是承认这个出生充满责任以及使它成为我的出生外，就再也没有其它任何意义了。　　　　
　　　　在此，我仅仅再次遇到我自己和我的计划，由此归根结底，我的被抛弃──即我的外在事实性──仅仅在于我是被判定要对自己负全部责任的。我是这样一种存在，在其中它自身是有问题的。而我的存在的“是”，既是现在的，同时又是不可把握的。　　　　
　　　　《存在与虚无》是一部继黑格尔之后的新精神现象学。它极抽象，又极具体；极形而上学，又极日常生活化；它很严密，富于逻辑性，又极空灵，融入萨特丰富的联想，其中有着十分文学化的片断：侍者、女人、成为上帝的激情……都写得很有文采。　　　　
　　　　这部著作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只有哲学专业的读者才能读懂。也许开始阅读此书的确有些费劲，一些哲学术语会造成某种阅读障碍，但这并非不可克服。由于该书充满对日常生活境况的具体分析，读者一旦越过障碍就很容易深入进去并发生浓厚兴趣。乐于精神探险的读者，会从中发现一个蕴藏丰富的宝矿。　　　　
　　　　正像《恶心》只有萨特才能写出，具有他独特的色彩一样，《存在与虚无》也具有鲜明的萨特个性。萨特写这书时，是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有一种非写不可的欲望。他要写些“根本的东西”。什么根本的东西？这就是他对人生的体验。他要用哲学形式把它表达出来。到他实际写这本书时，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生活和哲学在他身上成为密不可分的了。　　　　
　　　　从学术上说，是要在《论自我的超越性》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哲学思想作一个全面的清理和总结，看看自己到底能搞出多大个名堂来，有哪些独创的东西。从人生体验上说，关于偶然性和自由的思想，特别是近年来关于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的关系，关于境况的力量，关于自由的异化，关于爱情，关于自主选择和承担责任等等方面的思想，仅仅在小说中，还不足以充分表达，非得以哲学形式才能够淋漓尽致地把它们“宣泄”出来。萨特的这些感受和思想，在《存在与虚无》中上升和抽象为一种以严密的逻辑推论为特点的哲学体系。　　　　


　　　　自由无疑是哲学家们热爱的一个话题。古往今来，许多圣贤对于自由都有精彩论述。但像萨特这样，以这么巨大的篇幅，把哲学的本体问题和人的自由问题如此紧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予以详细阐述的，在哲学史上还极为罕见。把萨特的哲学称为自由哲学，这是十分准确的。　　　　
　　　　研究者有一种通常的看法是，萨特是通过黑格尔而获得一种辩证法思想，《存在与虚无》中有一种类似黑格尔的自在与自为的辩证法。例如一部关于萨特的专著就说：“萨特深受黑格尔的辩证否定的思想的影响。萨特有关意识、人的存在的最初论述就是受到这种‘否定辩证法’的影响。”“萨特的自在与自为的概念是从黑格尔那里借来的。萨特从接受黑格尔自在与自为的辩证思想开始自己的哲学体系。”（杜小真：《萨特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37页）　　　　
　　　　然而萨特本人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在1974年同波伏瓦的长篇谈话中，波伏瓦评论说：“在《存在与虚无》中完全没有辩证法。”萨特回答：“确实如此。我从《存在与虚无》发展到一种辩证法的思想。”　　　　
　　　　1975年萨特同美国研究萨特的哲学家有一个长篇谈话。其中有这样的对话：　　　　
　　　　研究者：我们正好想知道您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辩证法。　　　　
　　　　萨特：很晚，在《存在与虚无》之后。　　　　
　　　　研究者：（感到惊讶）在《存在与虚无》之后？　　　　
　　　　萨特：对。上大学后我就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但我没有运用它。《存在与虚无》中有些地方类似于辩证法，但没有给它辩证法的名称，而且我当时认为其中没有辩证法。而从1945年开始……　　　　
　　　　研究者：有一两位作者仍然认为您一开始就是一个辩证法者……　　　　
　　　　萨特：那是他们的事，我认为不是。　　　　
　　　　研究者：但其中毕竟有一种自在和自为的辩证法吧？　　　　
　　　　萨特：但这样一来，在每一个作家的著作中都有一种辩证法；我们可以在每一个地方发现彼此对立、转化为它物的矛盾，等等。　　　　　
　　　　后面有研究者再次提出萨特哲学使用的方法始终是辩证的，在《存在与虚无》中表现为探究意识中的形象。萨特回答说：　　　　
　　　　那么您就会在任何哲学家，甚至一位非辩证法者那里发现辩证法。但辩证法毕竟是更复杂的东西。最初我是一个非辩证法者，大约在1945年我才真正开始留心辩证法问题。在写《圣•；热内》时，我开始深入研究辩证法，而我认为《辩证理性批判》是一部真正的辩证法著作。现在人们尽可以说，在我不知道什么是辩证法的时候，就是一个辩证法者，我们也可以说柏格森6岁时，在吃果酱面包时就是一个柏格森主义者了。　　　　
　　　　说到最后这句话时，萨特笑了。总而言之，萨特十分风趣同时又十分明确地多次表示，在《存在与虚无》中没有辩证法。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那些似乎已经成为定论的东西。　　　　
　　　　萨特在他后期主要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序言中对作为存在和认识运动的辩证法作了界定：它必须是变化的，它必须成为总体化的。　萨特的这两个要求实际上是一个：所谓变化，也就是一种不断进行的总体化；从这个基本观点来予以观照，个别的事实，如果它们不是通过各个部分总体性的中介而被归入发展着的总体化之中，就是毫无意义的，就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这种总体化只有在历史中才有可能，它是“作为历史和历史真理而永远进行着的”。所以，对于辩证法的要求也可以说它应该是历史的。历史性与总体化应该是同一个意思。　　　　
　　　　从这一观点来看《存在与虚无》，它没有历史性，也就是没有总体化。《存在与虚无》缺乏一种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审视人的眼光。虽然萨特在写这书时已经开始感受到境况和集体的力量、个人自由同他人自由的冲突与联系，但在谈及同他人的关系时，他的重点还是放在他特别熟悉的个人之间心理层面上的东西，如在他人注视下的羞耻感、情欲、性虐待狂和受虐狂等等。个人同社会的关系、群体与群体的关系、个人的发展同历史发展的关系等等，还没有进入这本书的主题。又如：“否定”是萨特的重要哲学概念，虚无化的实质也就是否定。但是，《存在与虚无》中的否定与黑格尔的否定有着根本区别。黑格尔的否定同时就是否定之否定。而萨特的否定，由于缺乏一种总体化的东西，未能达到这一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与虚无》中没有辩证法。　　　　
　　　　《存在与虚无》是萨特为自己的过去清帐。他在结尾处预言要接着写一部伦理学著作，专门探讨人的价值和自由。十几年后，这个设想成了另一本书《辩证理性批判》。这是一本关于历史的构成的人学著作，也是一本辩证法著作。它既是对《存在与虚无》的承绪，又在许多地方扬弃了这书的观点。《辩证理性批判》很好地回答了《存在与虚无》已经提出的但未能解决的问题，萨特的哲学思想达到一个更新的层面。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小说·戏剧（1）
　　　　正如他的哲学著作一样，萨特文学创作方面的主题也是自由。在战争期间，萨特完成了他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第一、二卷。在完成中篇小说《一个工厂主的童年》后，应征入伍前，萨特就开始构思这部长篇小说。他在给波伏瓦的信中说：“我一下子找到小说的主题、内容和书名。你大概会猜得出，主题是自由。”书名最初定为《魔鬼》，第一卷是《反叛》，第二卷是《诅咒》，卷首语是：“我们是痛苦的，因为我们自由！”以后书名改为《自由之路》。　　　　
　　　　应征入伍后，在兵营里除了例行公事，萨特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写作上，首先就是写这部小说。从战俘营回到巴黎后，在投身抵抗运动和从事哲学研究的同时，他仍在坚持写小说。暑期在国内旅行时，他也利用休息时间写作。一次他和波伏瓦骑自行车旅行，吃晚饭时将自行车放在店外，突然大雨滂沱。等他们冲出店门一看，车子早被掀翻在地，发黄的泥水卷走了他们的挎包，萨特的《自由之路》手稿漂在阴沟里，到处都是。他们赶紧把手稿捞起来。　　　　
　　　　“二战”结束前萨特已经完成了这书的第一卷《懂事的年龄》和第二卷《延缓》，但他没有将它们交给出版社，因为考虑其内容，在德国人统治下是不可能出版的。虽然现在他已经是自由人而不再是一个战俘，但在这个占领区他仍然是不自由的。只要纳粹占领法国，他写的小说就是没有意义的──在这种条件下它们不能发表。萨特以后在他的文学理论名篇《什麽是文学》中把这一体验用理论的形式充分表达出来：自由是作家写作的前提，他不能不要求介入的自由。　　　　
　　　　《自由之路》第一卷《懂事的年龄》以1937…1938年法国生活为背景，这时法国处于战争风暴前虚假的平静时期，一些人还可以幻想有自己独立的封闭的个人生活，小说描述这些个人的情状，探求一个人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看成是《恶心》的续篇，但那个孤独者的形象有了很大的变化，孤独者的穴巢已被打破；我们宁可说这里出现了一个徘徊在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边缘人物。　　　　
　　　　小说主要人物玛蒂厄有一个情妇玛赛尔。多年以来，他已经不再爱她，但还是每星期去她那里4次，同她睡觉。她怀孕了，他要她打胎，因为他俩只是同居而从来没有考虑过结婚。他明知他们的关系已很虚假，双方相互欺骗，却仍然因多年前的承诺而继续维持着。而另一个叫丹尼尔的男子是个同性恋者，他愿意跟玛赛尔结婚，以此来保住孩子，满足她做母亲的愿望，同时也改变自己的生活。玛蒂厄得知此事后想：“难道这就是自由？他行动了，再也无法后退。而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目的，就好像我行动的结果被人偷偷拿掉一样。为了做出一件无法挽回的行动，我不知道自己能够付出什么代价。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到了懂事的年龄。”　　　　
　　　　这部小说1945年9月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由于小说是围绕着一个打胎事件而展开，打胎在法国是被视为不道德甚至非法的行为，小说在评论家对萨特大加指责，说他对污秽之事作自我欣赏。许多人感到小说中的人物行为难以理解。萨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为小说作了辩解：“我想，我的小说人物之所以让人不舒服，是他们的清醒造成的。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而且他们选择作这样的人。如果他们是虚伪或盲从的人，也许更容易让人接受。”　　　　
　　　　《自由之路》第二卷《延缓》写作时间是在第一卷之后，却与第一卷同时出版。这一卷的时代背景是第一卷的延续，大致在1938年慕尼黑会议前后。英国和法国在慕尼黑会议上与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签订出卖捷克的《慕尼黑协定》，战争暂时打不起来，但它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得到一个延缓的时刻罢了。因此萨特用了“延缓”做书名。在这个“延缓”时期，个人之间的隔离板纷纷倒塌，重大社会事件直接影响到个人生活。在这一卷中，萨特采用了一种新的写作手法，借鉴多斯•；帕索斯等人的“同时性”写作技巧，类似宽银幕地展现这一时期的人物和他们所经历的重大事件。　　　　
　　　　萨特介绍这两部小说时说，在这一时期他笔下的人物似乎表现得十分怯懦，他们的自由也是虚假的、扭曲的、不完全的，但他们以后会表现出英雄主义的行为。而他正是想写一部关于英雄的小说，只是他关于英雄的看法同那些思想正统的人不是一致的。而且只有在《自由之路》的最后一卷，真正自由的条件才会得到阐述。“人可以自由地介入，但只有当人为了自由而介入时，他才是自由的。”　　　　
　　　　应征入伍后，萨特开始每天记日记，这是以前没有的习惯。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人生境况的根本变化，这些都促使他分外紧张而集中地思考；大量精神活动的爆发，各种纷至沓来的思绪，他来不及慢慢整理成精致的文字，就信笔在日记本上记下来。他对自己的过去作了回顾，对同他人的关系，特别是同女人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反思。他对哲学的探索同对自己的分析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后在《存在与虚无》、《圣．热内》、《词语》、《家庭的白痴》中的一些基本思想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萌芽状态的生发点。他这时仍有一种和平主义的思想，但不是很坚定；他对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十分痛恨，但这种仇恨仍是有些抽象；他在日记中表现出一种软弱无力的感受，同时又因这种感受而苛责自己。这些日记，有些后来丢失了。被保留下来的，在萨特死后由他的养女阿莱特整理，伽利玛出版社1983年出版，题为《奇怪战争笔记》，日记时间是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　　　　
　　　　除了小说和日记，萨特几乎每天都要给波伏瓦、万达以及其他人写信。这些信、这些日记和这些小说稿，再加上他的哲学思维，构成了萨特这一时期的精神生活总体。　　　　
　　　　除了小说和哲学，萨特还产生了戏剧创作冲动。小说写出后不能指望在现有条件下出版；而哲学写作虽然能满足形而上思考的需要，却无法满足他对社会、对他人、对战争、对抵抗直接起作用的愿望。于是萨特想到了戏剧。在战俘营演出《巴里奥纳》的尝试和成功仍然对他有着诱惑力。《巴里奥纳》从艺术角度看不是很有价值，但观众的理解和热烈反应使他激动不已。通过那次写作他似乎已经悟出点写剧本的门道来了，他觉得自己在戏剧方面是有才能的。既然如此，何不再作尝试？　　　　


　　　　实际上萨特很早就在酝酿这个戏剧。还是在第一次偷越边界联络抵抗力量时，萨特就在构思这个剧本。他和波伏瓦来到桑托林的一个小村子，是正午时分，太阳高挂，但所有村子的屋子都空荡荡的，门窗紧闭。这个奇怪的景象给了萨特创作剧本第一幕的灵感。而波伏瓦读了一本关于伊特鲁里亚人的书，对萨特谈到那里的葬礼仪式，这使他在写第二幕时有了一种形象。　　　　
　　　　萨特想通过一个戏剧的演出来唤起法国人的自由意识，消除他们的懊丧情绪，并为抵抗战士大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