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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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　　　　
　　　　萨特想通过一个戏剧的演出来唤起法国人的自由意识，消除他们的懊丧情绪，并为抵抗战士大声呐喊。这是他写这个剧本的主要动力。另一个比较个人方面的动力是，他所喜爱的奥尔加希望能在一出戏中扮演主角。这时奥尔加在迪兰那里学戏，很是努力，迪兰对她也赞赏有加，认为她在表演方面有发展前途。奥尔加此前在一些戏中扮演的都是跑龙套的小角色，她向萨特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在一出戏中演主角。而这就需要有人专门为她写一个剧本。萨特找到导演迪兰说，他愿意写一个剧本，由奥尔加主演。迪兰同意了。　　　　
　　　　这个剧本题名《苍蝇》，由伽利玛出版社在1943年出版。　　　　
　　　　萨特这个剧本是取材于古代传说。俄瑞斯忒斯的父亲、国王阿伽门农被其妻也就是俄瑞斯忒斯的母亲与人合谋杀死，那人夺了王位。俄瑞斯忒斯从小在外被人抚养。他长大成人后回到自己的国家，杀死了篡位者和自己的母亲，为父亲复仇。　　　　
　　　　萨特对这个传说作了根本改造。传说中是神的旨意要俄瑞斯忒斯杀母报仇，最后又被复仇女神追逐而发狂，萨特改为他违背众神之王朱庇特的旨意，杀了篡位者和母亲，又拒绝忏悔，为复仇女神追逐，但他毫不畏惧。剧中还塑造了另一个人物，他的姐姐尼勒克特拉。她本来是他的同谋，最后在朱庇特的劝诱下后悔了，精神彻底崩溃。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萨特的主要意图是要法国人摆脱因战败而产生的懊丧心理。阿耳戈斯人15年来陪同篡位者一直处于悔恨之中，就是一种象征。萨特在剧中对这种懊悔现象作了辛辣的讽刺。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要懊悔，要振作起来，争取自己的自由！这就是萨特在剧中发出的召唤。　　　　
　　　　《苍蝇》还有更直接的寓意就是，关于抵抗战士的暗杀行为。抵抗战士每暗杀一个德国人，就有许多人质被杀害，而他们是无辜的，他们并没参加抵抗活动。这样，这些暗杀者就可能面临着良心的谴责，遭受去自首的诱惑。萨特借这个剧对他们说：“你们用不着悔恨，即使在某种意义上你们使无辜者成为牺牲品，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你们应该承担起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　　　　
　　　　在更形而上的意义上说，这个剧探讨了一个人的自由同他的境况的关系。他只有使自己的行为导致现秩序的消亡，使他人获得自由，自己才能得到境况中的自由。　　　　
　　　　为了不让德国人和投敌分子觉察自己的意图，萨特假托于古希腊神话，同时为了让观众了解他的意图，他又尽可能明确地给予暗示。《苍蝇》公演前，萨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希望用自由的悲剧来对抗命运的悲剧。换句话说，我的戏剧的主题可以总结为这样一些意思：当一个人采取一个行动，充分承担其后果和责任，而这仍然使他恐怖，他将何以自处？显然，这样提问题是与把人看成一种内在自由的原则不相容的，而像柏格森这样重要的哲学家就是根据这种原则，试图努力寻求一条成功之路，把我们从命运中解放出来。但这样一种自由仍然是理论和精神上的。只有当人为他人建立起自由，只有他的活动导致一种事物现存状态的消失，并导致应该存在的东西重新建立，他才能做到不仅在自己的意识中达到自由存在的顶点，而且在其实际境况中成为自由的。　　　　
　　　　1943年春，迪兰信守了他对萨特的诺言，对《苍蝇》进行彩排。女主角尼勒克斯拉由奥尔加扮演。另一个女主角克吕泰涅斯特拉（俄瑞斯忒斯的母亲）由另一个奥尔加──黑头发的奥尔加•；巴贝扎──扮演。她们连同演俄瑞斯忒斯的男演员都是新人，缺乏演重头戏的经验，而剧作者萨特也是新手。迪兰决定演出这个戏剧是担了不小风险的。不过这些新演员在排练时都很努力，进步也很快。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小说·戏剧（2）
　　　　这一年6月3日，《苍蝇》首次公演。幕布拉开后，就像《巴理奥纳》在战俘营的演出一样，这个戏很快就抓住了观众的心。观众们完全明白这剧的真实含义。当“自由”的字眼从俄瑞斯忒斯嘴里迸发出来时，就像是一颗炸弹，在观众中间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他们的感受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已有好多年没有看这么过瘾的戏了。特别是那些富于反抗精神的年轻人，更是产生强烈的共鸣。　　　　
　　　　戏剧评论家对《苍蝇》的态度比较暧昧。也许是他们是真的没看懂，也许是看懂了但为了避免麻烦，他们在评论中都没有涉及这个剧的真实含义，而且对它的评价不是很高。只有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米歇尔•；莱里斯在抵抗组织秘密出版的《法兰西文学》中高度评价了《苍蝇》，强调了它的政治意义。　　　　
　　　　就演出情况而言，不少评论家感到满意，他们充分肯定了奥尔加•；科萨克维茨的表演，认为她很出色。萨特写这个剧本的初衷就是让奥尔加演主角而在戏剧界成名，他的目的达到了。萨特喜欢一个女人，即使她没有成为自己的情人，他也愿意为她贡献出自己可以做到的一切。　　　　　
　　　　萨特本人对自己的剧本还是满意的，但不太喜欢这次演出。他和导演迪兰是朋友，他们谈到这个剧的演出。萨特对舞台知识了解甚少，而他对迪兰谈的那些东西超出了他已知的范围。通过这次演出，萨特才明白导演的工作是那样重要，明白自己写的东西与舞台上实际出现的东西相差很大。舞台上出现的东西是在他写的东西的基础上完成的，但又不是他写的东西。而一个剧作者不应该干预导演的工作。这次他插手了自己作品的演出，所以有一种不太喜欢的感受。以后他的作品演出时，就再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既然一般观众都能看懂《苍蝇》的真正含义，那些投敌分子也不会猜测不出其中的意义。为德国人服务的报刊开始激烈攻击这个戏剧，迫使《苍蝇》在不久之后停止演出。　　　　
　　　　《苍蝇》的成功使萨特倍受鼓舞，他又开始构思新的剧本。就像上次写作一样，这个剧本也是为初出道的女演员写的。万达这时也在迪兰戏校学习表演。《苍蝇》演出时，迪兰曾让她在其中扮演一个小角色。万达不甘心只是跑跑龙套，也想演一回主角。而在《苍蝇》中演俄瑞斯忒斯母亲的黑头发奥尔加同一个药厂厂长结了婚。这位厂长想让自己的夫人在戏剧方面更有发展，建议萨特为她和万达写一个剧本。厂长要求剧本易于排演，可以在全国巡回演出，全部费用由他一力承担。　　　　
　　　　萨特同意这个方案。一部只包括两、三个人物的独幕短剧，这个设想对萨特很有吸引力。他一下子想到一个封闭环境中的场景：在长时间的轰炸之时，一群人被关闭在地窖里。这激发了他的灵感，他决定把角色从头到尾安排在地窖中。他还决定对这两、三位演员一视同仁，不特别优待哪一位。他让他们自始至终同时在舞台上面，这样，演员们就不会有厚此薄彼的感觉了。　　　　
　　　　这个剧本萨特写得十分顺利和轻松。刚开始他将这个剧本定名为《他人》，剧本刊登在《弩弓》上也是用的这个名字。《弩弓》是这个药厂厂长自己办的一个小刊物，一年两期，十分精彩。演出时这个剧更名为《禁闭》。　　　　
　　　　这个独幕剧的人物和情节大致是：三个人，一男两女，他们死后鬼魂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这个叫加尔散的男人本来是个逃兵，他想否认这一点，想借别人的首肯来确证自己是个英雄，他只得依靠一个叫艾丝黛尔的女人；而艾丝黛尔由于自身的情欲，是一个离了男人就没法活的女人，她只得依靠这个加尔散；还有一个女同性恋者伊内丝非得找一个女人为对象不可，她只得找艾丝黛尔。他们三人（确切地说应该是三魂），每一个人都需要其中另一个人，而每一个又都妨碍另外两个人彼此依靠，最后终于没有任何一个人达到自己的愿望，所以，加尔散最后感叹地说：“我明白了，地狱并不是别的什么，他人就是地狱！”　　　　　
　　　　自从这个戏剧公演之后，“他人就是地狱”这句话就流传开来，成为萨特最为人熟知的一句话了。人们认为这句话集中概括了萨特关于一个人与他人关系的思想，对之印象很深。然而也就是这一句话，人们对它的误解也最大。为了让人们正确理解这句话以及他的思想，后来萨特对此专门有一个讲话：　　　　
　　　　写这个剧本较深远的考虑是，我想表达一个思想：他人就是地狱。但“他人就是地狱”这句话总是被误解。人们认为我的意思是，我们同他人的关系总是糟糕的，不当的。但我的意思完全不同。我是说，如果我们同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变了质，那么他人只能是地狱。　　　　
　　　　我同他人的关系之所以很坏，是因为我完全依赖于他人，这样我当然就像在地狱里一样。世上有许多人处在这种地狱般的境况中，因为他们太依赖于他人对自己的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同他人之间不可能有另一种关系，这只是表明所有的他人对我们都是极其重要的。　　　　
　　　　《禁闭》中的“死人”具有象征意义。我想指出的是，有许多人被禁锢在一连串的陈规陋习之中，因他人对自己的评判而痛苦万分，但他们什么也不想去改变。他人对他们行为的无法改变的评判永无休止地包围着他们，他们是活着的死人。　　　　
　　　　实际上，因为我们活着，我希望通过这种荒谬的形式揭示自由对于我们的重要性，也就是由不同的行动来改变我们的活动的重要性。不管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是什么样的地狱圈子，我想我们都有砸碎它的自由。如果人们不去砸碎它，他们仍然愿意呆在里面，那么他们是自由地判定自己下地狱。　　　　
　　　　由上所述，同他人的关系、自我禁闭和自由──作为事物几乎无法被想起的另一面的自由──这就是这个戏剧的三个主题。　　　　
　　　　萨特关于他人的思想，是与他的本体论思想和他关于人的自由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自为的存在，他自己决定自己，自己设计自己。但是，在他人的眼里，这个人只是一个自在的存在，也就是说，是一个物的存在，就像一把椅子、一块石头那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人是对一个人自由的限制甚至否定。　　　　
　　　　但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有另一个的方面：一个人的自由必须通过同他人的关系才能实现。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个体是不可能生存的，当然也就谈不上自由什么的。一个人活在世上，他不断地设计自己，不断地作出选择，而任何设计都是在一定的境况、同他人的一定关系中作出的，任何选择也都是在同他人所可能有的种种关系中选择一种。　　　　
　　　　这样说来，他人对一个人的自由就有着双重意义：既是限制又是条件，既是否定又是否定之否定即更高层次的肯定。如果只看到了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那就不能很好把握同他人的关系，那么，他人就很可能是“地狱”。如果过于强调他人限制和否定自身自由的一面，从而避免同他人打交道，那么一个人的自由只是假想的虚幻的自由，是永远得不到实现的自由，他也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如果过于强调他人决定和肯定自身自由的一面，从而过分依赖他人，那么一个人就会由自为的存在变为完全是自在的存在，成为同椅子、石头没有区别的物，这个人的自由也就丧失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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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萨特看来，一个人的自由在同他人的关系中，既被否定又得到肯定，既被异化了又得到了实现。萨特认为，一个真正要求自由的人，在实现自己自由的同时，要反抗、克服、抛弃对自由的异化。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在把自身的自由当作目的的同时，也要把他人的自由作为目的；在要求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也要要求他人的自由；在实现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也要实现他人的自由。　　　　
　　　　但是萨特同时又认为，在一个人同他人的关系中，自由的异化又是不可能完全克服的。自由的实现同自由的异化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在实现自己的自由的同时，就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使自由异化了。那么对待自由的异化的正确态度是，不要因为自由可能的异化而避免同他人打交道，这样就无法实现自由；也不要对他人所造成的自由的异化置之不理，而应该在实现自由的同时尽可能地克服自由的异化。　　　　
　　　　这样，在萨特那里，在同他人打交道时，一个人自由的实现就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地实现自由同时又不断地克服由此带来的异化的过程。人们总是追求着没有异化的自由──这虽然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但又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目标──而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人也就实现了自己虽然是有限的但又是实实在在的自由。如果一定要用“地狱”的说法来表明人同他人的关系，那么在萨特看来，一个人同他人的关系既不能说完全就是地狱般的关系，也不会就是理想化的天堂般的关系，而宁可说是地狱与天堂的混合物。这里“他人就是地狱”（即他人使一个人的自由异化）的成分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可以尽量减少。这要视一个人自身的努力而定。　　　　
　　　　1944年6月10日晚《禁闭》首次公演，观众反响热烈，掌声不绝，演出大获成功。萨特先是在侧台观看演出，随后又来到观众中间。《禁闭》在观众中产生巨大影响，几天后，萨特应邀作了一个关于《禁闭》的演讲，剧场人坐得满满的。演讲完了后，导演巴罗、剧作家加缪和科克托还向萨特提了一些问题。散场后，一大群女子要求萨特签名。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相濡以沫（1）
　　　　患难之时见真情。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困难的日子里，萨特和波伏瓦相互支持和鼓励，将对方视为自己的精神支柱。萨特应征入伍的当天，是波伏瓦深夜陪他去报到地，并一直送他上火车。在军营里，萨特庆祝了他同波伏瓦互订“两年协议”10周年。他在给波伏瓦的信中说，他本想寄去一片花瓣象征一束花，但这里没有花，只有肥料。他在10月10日的信中表达了对波伏瓦的感激之情：“我的爱，你给了我10年的幸福，我最亲爱的，我要立即再订一个新的10年协议！”　　　　
　　　　大约在萨特走后一个月，尽管波伏瓦在莫雷尔夫人那里过了一段相当舒服的日子，几乎与战争状态绝缘，却突然产生一种面对现实的紧迫感，强烈地希望去看望萨特。她傻乎乎地去警察局要求探望未婚夫，被遭到拒绝，才知道这是犯禁的。于是她又搞了个假证明，说有个妹妹在马莫蒂厄，患了骨疾，这次被批准了。但这时萨特来了信，他又换了个陌生的地方，而且信被邮检过。波伏瓦的努力化为泡影。　　　　
　　　　10月中旬，波伏瓦接到萨特来信，他用密码说明自己已被派到布鲁马斯。10月30日，波伏瓦去警察局办了申请手续，又找医生请了一星期的病假。第二天早晨，她登上去南锡的火车，这正好是萨特两个月前坐的那趟车。到南锡警察局后，负责的官员透过眼镜盯着波伏瓦问，她会不会乘机去看男朋友。她赶紧声明自己没有男朋友。这个官员只批准她在布鲁马斯呆24小时。波伏瓦带着极度失望和恼怒上了火车。　　　　
　　　　在布鲁马斯，波伏瓦设法托一个士兵递给萨特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你把烟斗遗忘在雄鹿餐馆，等着你来取。”萨特一看就知道是波伏瓦的笔迹。从以前波伏瓦的信中，萨特知道她想来看他，但不知道她是否来得了，她临来时给他的电报也没有收到。波伏瓦的突然到来对他无疑是一个意外之喜。他立即请假外出，赶到雄鹿餐馆。　　　　
　　　　这10年来他们还没有这么长时间分开过。坐在雄鹿餐馆的波伏瓦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街头出现，从走路的姿势、拿在手上的烟斗，她一下子认出了萨特。走到跟前时，那一身蓝色空军制服、贝雷帽、以及满嘴胡须，使萨特看起来有些变样。军人不能进咖啡馆，于是他们来到波伏瓦的房间。但一个小时之内他就得回去，她也回到雄鹿餐馆。11点，他又来到这里，胡子也刮了，下巴光溜溜的，人显得精神多了。他们一起吃了午饭。波伏瓦一直有些提心吊胆：她来探亲是非法的，不知道是否会有警察跟踪她。　　　　
　　　　萨特走后波伏瓦去警察局申请延期居留。警察要她去市政厅，市长正忙着办这一类事，他没有多问就在她的证件上盖了章，还同意延长护照有效期到星期日晚上。这样她就可以在这里呆一个星期。波伏瓦高兴极了。萨特在女房东家为波伏瓦找了一个临时睡觉的地方，但他不能同居在一起。他们一起吃了晚饭。萨特说，由于他同一个妇女在一起，人们对他以“您”相称，他有一种重新被当做一个个体而不只是战争机器上的一根螺丝钉的感觉。9点以后军人不许上街，他们早早分了手。　　　　
　　　　第二天波伏瓦还是在雄鹿餐馆呆着，看萨特的小说手稿。萨特在干完气象观测的活后，就来这里一下。下午，萨特和他的同事一起，终于在黑牛旅馆找到一个房间，住的问题才算是解决了。他们在彻夜长谈之后，就是相互交换日记看，以此了解对方离别后的情况，他们还就这些日记交流了彼此的思想。　　　　
　　　　波伏瓦之外，萨特最关心的是万达。1940年5月中旬，萨特接到万达的信，她写道：“亲爱的上帝，我多么希望你来，不惜任何代价来。”萨特从这信判断万达不一定是病得很厉害，但她肯定感到非常孤独，特别是她现在需要他，这让他震动，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她消除痛苦和孤独。因此，他作了一个决定：给万达写信，告诉她，如果有必要，他准备同她结婚来换取3天的假期。他在给波伏瓦的信中说，他知道这一决定对于波伏瓦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但他希望波伏瓦理解，他这样做纯粹是象征性的，仅仅是获得假期的一种手段，也是自己承担义务的一种表现。总之，他愿意为万达做一切可以做的事情。当然，如果取得这3天假期，他不会都用在同万达在一起，他要拿出一天时间来看波伏瓦。　　　　
　　　　同时他也设想了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万达的病情不严重或者她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了，他就以部队由于发生某种事件不给结婚开假期为理由不去万达那里。他问波伏瓦的意见怎样，这样做是否妥当。半个月后，他给波伏瓦写信说，他已经给万达写了信，说明不可能回去同她结婚的理由。　　　　
　　　　萨特决定同女性结婚，一生大概只有两次：一次是波伏瓦毕业后被分配到马赛，萨特为了让她避免“流放”而决定同她结婚。再就是这次打算同万达结婚。这对他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举动，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结婚。结婚是他愿意为对方作出的最大牺牲。尽管这只是一种形式，但形式离不开内容。万达对萨特有一种强烈的依赖关系；除了一般的男女之爱外，萨特对万达还有一种对于孩子那样的怜爱和保护的感情。在萨特给万达写去那封提议结婚的信两天后，荷兰军队向德国投降，德国军队攻破法军在色当的防线；5月19日，萨特得知德国人已经占领鲁昂，赶紧给波伏瓦写信，要她离开巴黎并把奥尔加和万达送走。　　　　
　　　　萨特从战俘营回到巴黎后，除了建立“社会主义与自由”抵抗小组那段时期外，几乎没有什么新的人际交往。他的个人生活圈子主要就是波伏瓦、万达、奥尔加和博斯特等几个“自家人”，他们几乎不同其他任何人来往。在这几个人之间，也不总是都在一起，往往是三两人单独在一起。大家充分尊重每个人的自由。　　　　
　　　　说到“自家人”，萨特不在巴黎的这段时间，波伏瓦身边又多了个年轻姑娘，类似奥尔加，但比她更加任性，而且对波伏瓦有一种完全独占的同性恋感情。这姑娘叫纳塔丽•；索罗基纳，也是一个白俄。纳塔丽没有见过萨特。当她进入波伏瓦生活时，萨特已应征入伍。波伏瓦向她介绍了萨特的情况。而纳塔丽幸灾乐祸地说，她非常高兴萨特在外服役而不在波伏瓦的身边；如果他不走，波伏瓦肯定不会有时间同她在一起。一天，她讲着讲着，竟愤怒地喊道：“我希望他死了才好。”由于波伏瓦和博斯特在一起时经常谈萨特，纳塔丽很生他们的气。她对波伏瓦说：“你的萨特总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天才。”萨特被俘的消息反而使她高兴：“我敢肯定，要不是萨特被俘的话，你一定不再理睬我了。”　　　　
　　　　由于这种独占的感情，听说萨特回来了，纳塔丽很不高兴。一天，萨特和波伏瓦一起上街，波伏瓦无意中看到纳塔丽站在一处门口并立刻躲了起来。原来，她躲躲藏藏地跟了他们一整天。他们在一家咖啡馆坐了下来，这时纳塔丽站在对面的街上，恶狠狠地盯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