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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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暑期，萨特在意大利度假，得知李奇微继艾森豪威尔当上欧洲盟军总司令。在巴黎反对李奇微的游行示威中，共产党人雅克•；杜克洛被捕。游行示威几小时后，他坐小汽车准备通过。他的车座上有两只鸽子，于是他被逮捕。警察的理由是那鸽子是信鸽，是用来同苏联进行密谋联系的，而实际上这两只鸽子是菜鸽，不过是杜克洛准备用作星期天的一道菜而已；加给杜克洛的，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个“鸽子事件”促使萨特写一篇文章为共产党人辩护。　　　　
　　　　而在此之前，一本关于拿破仑三世的书《十二月二日政变记》给了萨特很大的触动，使他决心采取行动来支持共产党。这是亨利•；吉耶曼写的，其中对当时的报纸、私人日记和拥护拿破仑三世上台的作家的书作了大量的摘录。萨特由这书产生类比和联想，他把杜洛克被捕看成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　　　　
　　　　还有一个事件也对萨特造成很大刺激：6月4日发生的罢工由于右派的抵制而失败，右派欢呼雀跃。萨特十分气闷。后来他回忆这一时刻说：“回到巴黎时，我必须立即拿起笔来，否则就会被活活闷死。我夜以继日地写了《共产党人与和平》第一部分。”　　　　
　　　　他写作时充满激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他有5天彻夜未眠，其余的夜晚，只睡四、五个小时。这时他想，他不能不采取某些会使他成为“他人”的步骤，他不能不在总体上接受苏联的观点，同时又坚持自己的观点。萨特在这篇文章中谈到杜洛克被捕是一个可耻的事件，回答了右派与非共产党左派对共产党的种种指责。他试图说明，共产党在何种程度上是工人阶级的必然代表，在何种程度上又是后者的确切代表。　　　　
　　　　11月，《现代》又发表了《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对6月4日罢工失败作了分析。萨特指出，这次失败是由于工人的泄气造成的。他对群众和工人阶级作了基本的区分：群众是由孤独而软弱的个人组成的结合体，而工人阶级则是由革命实践联合起来的。共产党就是这种实践的必然中介。在文中，萨特说明自己为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同共产党人保持一致。　　　　
　　　　《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三部分完成于一年半以后。萨特在这篇文章中进一步分析了造成6月4日罢工失败的工人泄气的根源。他还引证了19世纪的历史，分析了造成1848年6月和1871年大屠杀的社会气氛。萨特认为，无产阶级的泄气是工业生产不足的产物，这在主观上反映了经济结构加于实践之上的客观限制。随着自动化生产，技术工人与熟练工人之间产生分裂，而熟练工人所受压迫最深，对社会具有唯一真实的观点，也就是生活条件最差者的观点。一种“需要的人道主义”就是以熟练工人、也就是广大群众为基础的。而群众只有通过唯一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共产党才能改变社会从而超越他们的群众地位。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同路人”（2）
　　　　开始写《共产党人与和平》时，萨特同共产党还没有任何交往，而且总的来说是厌恶它的。到后来，这文章逐渐变成对共产党的半颂扬性质的文章，而到最后，它反对法国流行观点，实际上成了颂扬共产党的文章。对于萨特现在的政治态度，《现代》编辑部多数人都是赞同的，也有一些人因此逐渐离开了《现代》，其中包括梅洛─庞蒂。　　　　
　　　　而共产党这一方，很自然地，向萨特表示友好。此前萨特曾应共产党人的约请参加抗议逮捕亨利•；马丁的集会。马丁是法国共产党员，因拒绝参加印度支那战争而被捕。萨特还同其他人联名写信给法国总统要求特赦马丁。　　　　
　　　　为了提供论据，萨特提议：写一本要求释放马丁的书，一本由他提供评论、由各种有关文章组成的书。这或许是受到吉耶曼的《十二月二日政变记》的启发。萨特干了起来，书名是《亨利•；马丁事件》。由于技术性的困难，这书出版得较迟──1953年10月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而马丁已于8月获释，但这本书的出版是有意义的。而萨特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也由于他们的这种合作日益密切起来。　　　　
　　　　1952年底，萨特参加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明将在大会上支持这样一些提案：建立在贸易基础上的东西方和平共处，统一德国但不改变双方的经济制度，实现印度支那的和平，接纳中国参加联合国。萨特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说：“如果能够证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各国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共存的，也就是说，如果生活于其中任何一方的人民必得以摧毁另一方才能工作和填饱肚子，只有这时双方的战争才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并没有任何人可以这么说。”　　　　
　　　　这时萨特的政治立场以及它的影响不仅在法国，而且存在于其它国家和地区之中。1954年初，波伏瓦和一个朋友驾车去阿尔及尔旅行。在阿尔及尔和突尼斯，他们感受到当地人对法国人的敌意。修车铺、旅馆、饭馆都在营业，但就是不愿意为他们服务，哪怕是端一杯水也不愿意；到处都是敌视的目光。后来他们打算乘飞机回去，把汽车放到一条船上托运。一个突尼斯工人看到车上有萨特的名字，就向其他的人喊道：“喂，这是让─保尔•；萨特的车，咱们先把他的车弄上去！”他又向波伏瓦说：“请代我们向他问好！”波伏瓦十分感动：她真羡慕萨特：这些人一见法国人就露出敌意，而仅凭萨特的名字就能让他们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友好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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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5月，应苏联作家的邀请，萨特访问了苏联。在莫斯科，他住在民族大饭店，从那里可以看见红场。他观看了红场上百万人的庆祝游行，参观了大学和工厂，还到苏联作家家中作客。以后在苏联各地的旅行使他疲于奔命。每到一地，都是不断地会见、谈话、观光、旅行、赴宴、……几乎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更没有个人独处的时间。当他提出希望有一天能独自呆着时，陪同的官员们感到疑惑不解，认为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不过最后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最要命的是吃饭。一路之上总像在过节，总有宴会，总是狂饮。在离开塔什干的那天晚上，一个壮得像牛的工程师提出要同萨特比赛喝伏特加。他们喝完酒，这位挑战者送他去飞机场，一到机场这人就瘫倒在柏油路上。萨特赢了，他支撑着自己走到座位上，但马上就酣睡起来。一觉醒来，他觉得自己不行了，就对译员说，希望到莫斯科后休息一天。但一下飞机，作家西蒙诺夫接他去吃午饭，而他的陪同人员没有提出推迟一天的建议。于是又是一顿丰盛的饭菜，又是哗哗如流水的葡萄酒。饭后，萨特在莫斯科河畔散步，觉得心脏不停地撞击肋骨，到晚上，心跳得更厉害了。第二天，他住进了医院。他的高血压病发作，医生为他作了诊治。萨特本想在６月２１日那天赶回巴黎过４９岁生日，这一下不行了。　　　　
　　　　萨特对他在苏联看到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他特别注意苏联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作家与读者、工人与工厂之间的新型关系。在那里，工作、闲暇、读书、旅行、友谊──这一切都包含着与其它地方不同的意义。在萨特看来，苏联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折磨人们的孤独。　　　　
　　　　1955年6月，萨特和波伏瓦飞往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萨特在大会发言中谈到要求和平与要求自由的关系。他说：“和平要求每个民族都获得独立，要求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我们的和平只有一个意义，每个民族、每个人都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自由。在我看来，我们事业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要通过自由来建设和平，又通过和平使各族人民都获得自由。”　　　　
　　　　这一年的9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到中国访问。对他们来说，中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他们对它几乎一无所知。而在中国，除了两三个法国文学专家之外，人们对萨特也几乎一无所知。因为报纸介绍说，萨特刚刚写过一本《涅克拉索夫》，所以与他们交谈的人就经常客气地表示对这部作品感兴趣。除此之外，他们的共同话题就只有烹调了。这种双方的互不了解严重妨碍了他们的交流。　　　　
　　　　金秋之夜，他们散步在灰色的胡同里，有时似乎忘掉了自我而融入北京古老的文化之中。但在更多的数情况下，他们感到，这是一个他们很想去了解而又找不到入门钥匙的世界。不过中国的京剧使喜欢音乐的萨特欣赏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程式化的做功、悲剧性的急迫打击乐、细致悠长的嗓音，都对他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魅力。　　　　
　　　　他们在中国呆了大约两个月，这个国家给他们最深的印象是贫困。后来波伏瓦在回忆录中谈到他们当时的感受说，看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后，他们对地球的看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他们总是把欧美的繁荣作为看问题的标准，而世界其它地方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十分模糊的存在。从这时起，他们才真正看到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人长期处于饥饿贫困状况；与之相比，西方的富庶和安乐只是一种有限的特权罢了。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中国人为了克服这种贫困所作的努力。11月2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文章《我对新中国的感受》，后来他在法国《观察家》上也发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国》一文，谈到他对中国的感受，赞扬了新中国的建设。　　　　
　　　　1956年暑期，萨特和波伏瓦在罗马度假，他们喜欢罗马的景色和文化氛围，既有历史也有现在，历史和现在联系在一起。战后意大利左派之间的团结从未被破坏过。他们看到，在法国希望实现的目标在意大利成了现实。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支持共产党，而共产党也一直信守他们的人道主义立场。在意大利，人们常常就政治问题进行气氛热烈、开诚布公的讨论。　　　　
　　　　在意大利期间，萨特得知匈牙利发生流血事件，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十分痛心。回巴黎后，正逢苏联第二次入侵匈牙利，萨特立即对《快报》记者发表谈话。他说：“我完全彻底地谴责苏联入侵，但我并不认为这一事件应由苏联人民负责。我将彻底地同那些没有揭露（或者不能揭露）匈牙利屠杀行径的苏联作家朋友断绝关系，尽管对此我非常遗憾。我不能与苏联官僚领导集团保持任何友谊。”萨特在谈话中还谴责了对苏联军队的血腥干涉表示支持的法共领导，指出他们的反应是根本不负责任的。萨特还同一些作家在一份反对苏联干涉的抗议书上签了名。这份抗议书在《观察家》周刊上发表。　　　　
　　　　1957年1月，《现代》杂志出了一期匈牙利问题专号，内容包括从苏共20大到匈牙利10月事变期间发生的一切。萨特写了《斯大林的幽灵》一文，进一步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他批判了苏联同卫星国的关系，反对苏联的干涉。同时，他又认为，尽管苏联领导人犯了种种错误，但苏联仍然是社会主义，是血肉筑成的社会主义。　　　　
　　　　许多年以后，在1974年，萨特回忆这一段经历，他认为自己这话是弄错了。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苏维埃夺取政权后消失不见了。当时它本来有一个发展的机会，但由于斯大林，甚至也包括最后一些年的列宁，它逐渐改变了。他不再认为共产党是革命的，但他认为共产党人是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因为当时他看到同这个党联系着的充满错误的罢工、工会政策。　　　　
　　　　萨特在4年多的同路人经历中对共产党人深有认识。他觉得他们的一大特征就是掩盖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微笑着，回答他的问题，实际上作答不是他们。他们“消失”不见了，变成了知道他们的原则并根据《人道报》在这些原则的名义下给予的东西来进行回答的人，他们好似一种有程序的计算机。萨特和他们之间，除了一起解决某个特定问题时的暂时一致外，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团结一致。　　　　
　　　　萨特发现，实际上这些共产党人有一种个人生活，那是在他们多少去掉假面，在他们自己人中间时。他们在同外来者的关系中是没有兄弟之情的。后来萨特总结这一时期说，战前和战后他本来是可以同那些不是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但他没有注意到他们。而这些人对正统的共产主义提出挑战，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　　　　
　　　　萨特并不认为自己同共产党人打交道没有意义或浪费时间。正因为他有这段同路人的经历，后来在1968年，他才可能继续介入政治并站在毛主义者一边。否则他会一直不关心政治而置身事外。　　　　
　　　　萨特晚年说明他为什么只是作为共产党的同路人而没有参加共产党。他说：“为了参加这个党，我不得不去否定《存在与虚无》，否则他们将不允许我入党。或者如果我不正式拒绝这一点，至少我必须写一些多少是按照党的要求特制的文章。无论是这种或那种方式，我都不得不去否定它。而事实是，我没有打算否定任何东西，首先是没有打算放弃我自由探索的基本权利。无论在什么时候，这对我来说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我总是想为自己发现事物。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始终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我的基本哲学格言。”（《萨特自述》）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爱的考验（1）
　　　　1945年1月；萨特作为法国记者团的成员第一次来到美国。接待他们的是一位身材娇小的法国女士。她叫多洛丽丝•；瓦内蒂，战前是巴黎一家小剧院的演员，战争开始后去了美国，在美国战争情报处做宣传方面的工作。她同一个有钱的美国医生结了婚。据说在巴黎时她曾经见过萨特写作，不过两人并不认识。萨特当时在文学界还只是小有名气，而多洛丽丝作为一个演员大概也不太出名。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萨特就提出希望同她约会。　　　　
　　　　看来萨特是一见钟情。而这里似乎还有其它的因素。同萨特一起的记者都是男性，萨特同他们不可能有深入交往。在美国，由于萨特的英语十分蹩脚，他也无法同只懂英语的美国女人交往。没有语言的沟通，萨特就毫无用武之地。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法国女郎，萨特真有他乡遇故人之感。萨特和多洛丽丝很快就陷入热恋之中。对于多洛丽丝来说，陷入情网，显然是由于萨特那些非同寻常的情话。萨特在纽约时，将他的语言诱惑的特长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这也许是因为在美国，除了多洛丽丝以外，再难找到其他可以说话的人；不象在巴黎，可以让他发挥特长的女性是较多的。　　　　
　　　　萨特在美国呆了大约４个月，大大超过了他预定的时间，同多洛丽丝的恋爱是他滞留的主要原因。由于多洛丽丝十分熟悉美国，同萨特希望了解的美国文化界也有交往，她成了萨特在美国的导游和与纽约社会名流交往的中介。她还为他翻译那些必需的英文资料。总之，萨特是通过多洛丽丝来了解这个让他一直深感兴趣而又陌生的国度。晚年他回忆这一时期说，是多洛丽丝给了他整个美国。　　　　
　　　　刚开始他俩谁也没有考虑这一恋爱事件可能带来的后果，认为不过是一段普通情缘而已。正如对其他任何女性那样，一开始萨特就向多洛丽丝谈到波伏瓦，说明他和波伏瓦是怎样一种关系。而在多洛丽丝这一边，虽然同丈夫的关系不好，处于半分居的状态，也没有确定地要与他分手。所以他俩都以为，随着萨特回法国，这种关系就会自然终结。　　　　
　　　　回到法国后，萨特将这一切都告诉了波伏瓦，没有什么保留。虽然这是自战争时期以来，萨特重新开始的第一桩风流韵事，波伏瓦并没有当很大回事。她想，这可能只是类似在柏林时同那个“月亮”女人的爱情事件，萨特浪漫狂热一阵子也就过去了。　　　　
　　　　但实际情况不是如此。这个女性对于萨特的吸引力远非“月亮女人”可比。萨特回到巴黎后继续同她联系，多洛丽丝也情不自禁地给了回应，两人书信往来频繁。于是萨特谋求机会再度去美国看她。正好美国有几所大学邀请萨特讲学，他欣然答应。1945年12月，他登上去纽约的轮船。这次他在美国又呆了4个月。　　　　
　　　　如果说上一次去还有公务在身，那么这次纯粹是为了多洛丽丝。几个月的时间，除了有数的大学演讲外，他几乎没有干任何事情，全部空余时间都用来陪多洛丽丝，完全是以她为中心生活。他在给波伏瓦的信中叙述了每天的时间安排。大约早上9点起床，然后是洗澡，刮胡子，吃早饭。11点去赴某个预订的约会。午饭是同多洛丽丝或其他想见他的人一起吃。午饭后他一个人围绕纽约散步（大概是多洛丽丝必须上班，不能陪他）。他说，现在他对纽约熟悉得如同巴黎一样。6点在某个地方再同多洛丽丝见面，他俩在她的住处或某个安静的酒吧一直呆到凌晨两点。他向波伏瓦承认，他喝得很多，但以没什么问题为限。星期五的晚上萨特到多洛丽丝的住处，在那里一直待到星期天下午4点。萨特说，这是为了避免引起公寓门卫的注意。多洛丽丝虽然已经同丈夫分居，还没有离婚，所以他俩的交往仍然要慎重行事，以免引起麻烦。因此多洛丽丝开玩笑地将萨特称为“我的囚徒”。而有的星期五他们也到外面去度周末。　　　　
　　　　像这样长期脱离自己的常规写作活动，是萨特自结识女性以来未曾有过的。此前他总是按照学校的习惯，将一年划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工作时期，一个是休假时期，严格按照这一规律写作和休假。这一生活和工作规律，在同卡米耶、波伏瓦和万达恋爱时都没有打乱，而这次为多洛丽丝破了例，他来美国的时间并非休假期。　　　　
　　　　萨特最后在信中说：“除了多洛丽丝有些让我惊吓的爱，再没有别的什么可谈的了。此外她绝对是迷人的，而我们彼此从不疯狂。但这整个事情的未来是非常严峻的。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你写这些才不至于对她是不诚实的（因为写出来的词语总是冰冷的），而你应该知道这事具有怎样的意义。以后我将详尽地对你谈到它。”　　　　
　　　　一个月后，萨特在给波伏瓦的另一封信中进一步谈到多洛丽丝：“我也给你谈谈多洛丽丝，她是一个楚楚可人的尤物，真正是在你之后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个。现在我们被卷入离别的痛苦之中，而我每天都不快活。由于担心门卫，我们移居到德•；海尔的工作室，在商业区。她对于邻居有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你简直无法想象她那种特殊的气质：恐惧和坚定、深刻的悲观主义和表面的乐观态度、激情和谨慎、羞怯和毅力的奇妙结合。她的激情实在是惊吓了我，特别是因为那不是我的强烈要求，而她独自承担了它并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这表明她的诚意以及象一个快乐小孩般的天真无邪。”　联系萨特在美国的表现再看他的信，我们大致可以琢磨出这样几层意思来。首先，他完全被多洛丽丝迷住了，在纽约尽管经济方面相当拮据，他的精神状态仍然是“乐不思蜀”。萨特对多洛丽丝的评价高到不可能再高的程度：“绝对迷人”、“尤物”、“波伏瓦之后最好的”，万达显然被排到多洛丽丝的后面。　　　　
　　　　实际上相当长一个时期，萨特都将自己与异性的生活界定为：与波伏瓦，是首位，这是“永恒的爱情”；与万达，是第二位，这是“偶然爱情”的极品。与其他女性的关系凡是有碍于这两位的，均将遭排除。而现在多洛丽丝被排在万达之前，那么萨特与她的关系到底是“永恒爱情”还是“偶然爱情”，这就是一个问题。　　　　
　　　　其次，萨特在入迷、兴奋、幸福之余又感到多洛丽丝的爱、她的激情让他受到“惊吓”，对于他俩关系的前景感到“非常严峻”，这看起来殊不可解。对方爱得越深，他应该坦然享受，越发感到幸福才对。这种惊吓和对未来的恐惧恐怕不是针对他俩关系本身，而是针对不在场的另一个人，就是波伏瓦。对方爱得越深，奉献越大，越是“让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我的理解是，可能这时多洛丽丝已经提出，为了他俩的爱，她可以放弃在美国的一切，随他回巴黎），那么她对萨特在情感方面的要求就会越高。如果这种要求涉及到他同波伏瓦的关系，那就是给他出了一道无法解决的难题。因此他对她激烈的感情有所疑惧：害怕导致不希望的后果。这表明萨特同多洛丽丝的关系一开始就有矛盾和微妙的地方。　　　　
　　　　也许萨特当时的感受还不是这样明晰，也许已经有了明晰的意识但不好怎样对波伏瓦说，总之，萨特在给波伏瓦的信中是欲言又止；说“不知道该怎么说”；表示以后再详细谈。这在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