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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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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扎根于人民之中。”萨特表示：“这是一个正确的论断。”
对话者问：“面对那种限制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换句话说，一种开始变味的革命──怎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一个人应该对这种境况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萨特的回答是：“我觉得，你应该尽可能支持它直到它完全变了质，哪怕要冒它后来背叛你的危险，而共产党人正是这样背叛了革命。然后你得看看事情会怎样发展：如果官僚政治真正开始掌权，你就应该像对待任何一种官僚政治那样来对待它，也就是反对它。这里没有另一条路可走。但在古巴，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至少在一开始。”
1960年，萨特在“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不服从命令的宣言”上签名。签名者共有121人，所以被称为“121人宣言”，它的主要内容是，法国士兵有权不服从命令，拒绝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它先是以传单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后来刊登在《现代》杂志8月号上，但这一期《现代》立即被查禁。在紧接着这一期之后的《现代》杂志留有两页被查禁的白纸，上面只印着这个宣言的名称。在空白纸后是这个宣言最初几批签名者的名单。萨特不是这一宣言的发起人，而是最早在上面签名的人之一。
在“121人宣言”发表之前，萨特有一个对采访者的谈话，首次表达了成为这个宣言思想基础的观点：“法国左派应该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联合起来，两者的命运是连结在一起的。民族解放阵线的胜利就是左派的胜利。”萨特因为这个谈话被当局指控为“煽动士兵不服从命令而有害于国家安全”。结果刊登这个谈话的杂志被查封，杂志主要负责人也遭监视。
8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去巴西访问。在里约热内卢大学，萨特举行记者招待会，直接对戴高乐和马尔罗作了抨击，各家报纸作了报道。以后，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每家报刊在每一期上都刊登有萨特活动的照片和详细报道，许多人赶来听他的演讲。他在大学教育中心作了演讲，是关于殖民体系问题，会场上人挤得满满的，不少人挤在阳台上、花园里听他演讲。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国家公敌”（2）
有朋友建议把萨特关于古巴的系列报道《糖的风暴》出版成书，他同意了。书印出后，为了表示对古巴的支持，他公开在新书上签名。他和波伏瓦并肩坐在一个大厅，背后摆满了刚刚印成的书。萨特签名，波伏瓦也签了一些名。萨特在演讲、文章、电台和电视上不断阐述自己对于阿尔及利亚和戴高乐的看法，还会见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巴西的代表。这一切都激起了当地法国侨民的敌视，而他们毫不掩饰这一点。
接着萨特和波伏瓦去了圣保罗。那里工业化程度比里约热内卢高，知识界更活跃。在机场，一群人举着“支持古巴，反对美国佬’的标语牌，喊着萨特和卡斯特罗的名字，这是萨特社的成员，由一些学生和几位年轻教授组成。参加记者招待会、在电视上露面、出席集会、与年轻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座谈、在书上签名、与作家们吃午饭、与画家一起参观博物馆、……萨特和波伏瓦整天忙个不停。
萨特分别就文学和殖民主义问题作了两次演讲。萨特演讲时人拥挤得满满，许多不能进来的人急得团团转。当萨特的演讲已经开始时，他们在外面失望地叫喊。突然他们突破警察的警戒线，冲了进来。在一片喝彩声中，他们在过道和墙边拥挤着，听萨特的演讲。
离圣保罗有一个小时车的阿拉卡是一个小城市，但有一所大学，邀请萨特为哲学家作一个关于辩证法的讲座和为学生讲讲殖民主义问题。在一个阶梯教室，挂着标语：“古巴万岁！萨特万岁！你讲过古巴了，现在谈谈贫民窟吧！”萨特很受学生欢迎，他们同他讨论巴西有无可能发生类似古巴的革命。这时正巧有一名法国政府代表在里约热内卢，人们为他举办了鸡尾酒会。一位巴西朋友乘着酒意，把这位贵宾拉到一旁，对他说：“你可不能代表法国，代表法国的只能是让─保尔•；萨特！”那位官员笑了笑，圆滑地说：“我们代表法国不同的方面。”里约热内卢授予萨特和波伏瓦荣誉市民的称号，市政府为此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颁发了证书。
这时在巴黎，当局加剧了对那些反对战争的知识分子的迫害。9月7日，对尚松的审判将要开始。尚松的律师希望萨特出庭作证。但萨特还有一些事情要干，不能马上赶回。他原想写封信寄去自己的证词，但时间来不及了。于是他在电话中向《现代》同事和朋友郎兹曼、佩吉口述了他的证词。电话的声音很糟糕，几乎听不清楚，萨特只能说几个要点，其余的只有靠他们去加工。9月22日，它在法庭上被宣读。萨特回巴黎后读到这个证词，觉得他们写得十分恰当，完全符合自己的意思。
在证词中，萨特明确表示，他同尚松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是一致的，他支持民族解放阵线，支持尚松的地下活动。萨特的证词被认为是向当局的挑战，许多人对他恨之入骨。对萨特的中伤和威胁铺天盖地而来，他被称为叛徒和法国之敌。《巴黎新闻》登出头条消息：“让─保尔•；萨特等100多人可能被判刑5年”。法国大使馆的人在里约热内卢散布消息说，萨特一回到巴黎就会被逮捕。
这期间郎兹曼来信告诉他们巴黎的情况：对尚松的审判已经结束；对“121人宣言”的控告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宣言上签名的人不允许在电视和广播上露面，连他们的名字也不许在任何节目里提及；包括《现代》在内的多家杂志被搜查，还有人被捕，《现代》10月号被没收；被右派鼓动的五千名退伍老兵在香榭丽舍大道游行，高呼“杀死萨特”；当局宣布，以后对煽动不服从命令的人判处1到3年徒刑。郎兹曼代表所有的朋友要求他们不要回来；要回的话，先到巴塞罗那，他们会到那里向萨特和波伏瓦通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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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塞罗那，博斯特和普隆向他们介绍了这两个月来法国事态的发展。郎兹曼这时已被拘留，他带口信要他们不坐飞机，而坐小汽车回巴黎。如果坐飞机，人们会在机场自发举行壮观的欢迎仪式，争斗不可避免，萨特不得不回答记者的问题，警方也就可以当场拘捕他。
萨特和波伏瓦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过境时，博斯特拿出４张护照交给警察。他们估计会受到警察的粗暴对待，没想到对方还挺客气。过了一会儿，警官来了，他带着歉意说，他受命在他们过境时报告巴黎。他让部下为他们买来报纸，还送给他们几盒香烟。临走时，这位警官还请萨特在客人留言簿上签名。他劝萨特一到巴黎就与警方联系。
巴黎警方也相当客气，他们主动来到波伏瓦的公寓，对萨特和波伏瓦作口头审查。其中年轻的一位由于紧张，动作僵硬，打印供词时手被拉开了一道口子，鲜血流淌在打字键盘上。负责的警官为他们起草了供词，还作了推敲润色。最后，他安慰萨特和波伏瓦说：“请放心，你们得到的指控会是恰如其分的！”
在受审的那一天，他们得到通知说，主审官病了，审判时间推迟。新的日期到了，时间再次推迟。这次理由更荒谬：他们的档案还在检察官那里。以后干脆通知他们，不再对他们起诉了。大概当局经过权衡，觉得冒险审判一位著名作家，似乎有些得不偿失，对他们不一定有利；另外他们还想用这种手段来分裂“‘121人”。深谙政治谋略的戴高乐说：“那些知识分子，他们爱怎么搞就让他们怎么搞。……我们不要去抓伏尔泰！”在他心目中，萨特此时的影响可以与18世纪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伏尔泰相比。
为了揭穿当局的花招，萨特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大约有30名法国和外国记者聚集在波伏瓦的公寓，萨特向他们说明了自己在“121人宣言”中所起的作用，证实自己曾参加该宣言的起草和收集签名的工作；由于已经有30个签名者受到指控，萨特要求承担与他们相同的责任。
现在萨特和波伏瓦很少出门。许多法国人被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情绪所激动，视萨特为民族的叛徒、国家的公敌。即使在饭馆吃饭，他们也常常感受到许多顾客的敌意，无法同这些人坐在一起。晚上他俩就在波伏瓦的公寓里吃饭，通常是吃几片火腿，然后聊聊天，听听唱片。
1961年意大利授予萨特奥莫尼亚奖。授奖原因是萨特为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所作的贡献。萨特一向是讨厌一切评奖授勋活动的，这次他却去米兰领了奖，因为它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秘密军队组织开始用恐怖活动来对付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人。他们在公共场所引爆了几枚可塑炸弹。埃维昂市市长在家中被炸死。这些极端分子还在左翼知名人士家中安放可塑炸弹。《观察家》编辑部在一次袭击中被炸毁。萨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作了评论，他马上收到恐吓信。信中说他们要立即消灭“121人宣言”中的121人。为了防备他们对萨特的住所下手，萨特让母亲搬出住所，把她安置到一家旅馆，他自己住进波伏瓦的寓所里。1961年7月19日早晨，萨特和波伏瓦正在打点行装准备外出度假，7点半，萨特母亲打来电话：一枚可塑炸弹在波拿巴街42号萨特原来的住所爆炸，但破坏并不太严重。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国家公敌”（3）
接着萨特和波伏瓦去了罗马。萨特应弗朗兹•；法农的要求，为他的书《全世界受苦的人》作序。法农是一个黑人，一位精神分析医生，他曾取得法国国籍，有一个法国妻子，但他仍然经常感受到种族歧视。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他毅然放弃法国国籍，宣称自己是阿尔及利亚人，为它的独立而战，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关于暴力的文章曾在《现代》上发表。萨特哲学对他有很大影响，《辩证理性批判》中关于恐怖和兄弟般友谊的部分让他着迷。
这时法农也在意大利北部休养，他患了白血病，是不治之症。他要来拜访萨特和波伏瓦。波伏瓦和前一天到达的郎兹曼去机场接他。他们４人相见，一起吃午饭，谈话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波伏瓦委婉地对法农说，萨特需要睡眠。法农听了大发脾气，他对郎兹曼说：“我不喜欢人们把精力贮藏起来不用。”他俩一直聊到早上8点。法农每天只睡4个小时。他说，他要告诉萨特许许多多事情，还有许许多多事情要问。他笑着对郎兹曼说：“只要萨特能从早到晚同我聊两星期，我愿意每天出2000法郎。”
这人思路清晰，知识渊博，性情活泼，口才出众，富于幽默感。虽然他也有夸大自己过去功绩的毛病，但这与他是一个黑人、又得了白血病的遭遇分不开。他说，他是殖民地民族的一员，因此必须不断地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形象。
他同萨特谈起哲学来十分轻松。他突发奇想，责备萨特没有充分赎罪：“你们怎能像往常那样生活和写作呢？”他甚至要求他们去牺牲生命。他想象，如果萨特宣布直到战争结束不再写一个字，就会从根本上动摇舆论。他还建议，萨特应该故意让自己被关押起来，这就会引起全国恐慌。萨特无法说服他事情并不是这样的。看到这样一个充满热情、犹如一团火的人就要被病魔夺去生命，萨特他们有说不出的惋惜和难过。后来法农去世，阿尔及利亚为他举行国葬，郎兹曼还专程去参加他的葬礼。
回到巴黎后，秘密军队的暗杀活动比夏天更加猖獗。萨特打算住进一家旅馆，旅馆经理得知萨特身份后一口回绝。萨特只好让他的秘书克劳德•；福克斯先以自己的名字在圣日耳曼大道租了一间带家具的公寓，萨特和波伏瓦随后搬了进去。
9月5日，戴高乐终于承认撒哈拉属于阿尔及利亚，秘密军队组织试图暗杀他，同时对穆斯林进行更大规模的迫害。10月1日，萨特和其他左翼分子号召知识分子在莫贝尔广场参加静坐。萨特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解释人们为什么要举行示威。11月18日，巴黎举行了一场突然发生的游行，为了防止警察事先获得情报阻扰，会合地点保密，各部分人临时才得到通知。当一列高举“阿尔及利亚要和平”标语的队伍突然出现时，一群群的人马上加入其中，人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
萨特和波伏瓦挤到队伍前列，他们手挽着手，紧随标语牌前进。大家高呼口号，走过许多地方。突然，前面出现大批警察，手舞特制警棍驱赶群众。队伍开始溃散，许多人跑向右边一条街，萨特、波伏瓦和郎兹曼跟着往那边跑。然后他们向左一拐，进了一家小饭馆。饭店老板认出萨特，马上关上门，向他苦笑着说：“你也许会以此为题写一篇小说，把我也写进去；请你千万不要这样做，这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我有３个孩子，我不想搅和到政治里去，那是有钱的人干的事！”虽然觉得很滑稽，萨特仍然郑重答应了。
1962年1月7日，萨特在波拿巴街的住所又挨了炸弹。这次炸得很厉害：门被炸开，壁橱被炸得粉碎，楼顶开了天窗，地板上尽是纸片，墙上、天花板上、地板上蒙着一层烟垢：萨特再也不能搬回来了。波伏瓦和博斯特去看了现场。这时，楼里住的一个50多岁的有钱人向他们吼道：“都是因为你们搞政治才弄到这个地步，让我们跟着遭罪！”
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萨特立即收到许多表示慰问的电报和信件，福克斯还代他接了不少慰问电话。他的一些朋友还在被炸现场示威，高喊：“秘密军队组织杀人犯！”在一家饭馆，一个顾客走上来同萨特握手说：“尊敬的萨特先生，您是好样的！”
萨特现在寓所的房东也知道萨特的身份了，他怕引火烧身，想撵他们走。萨特再次搬了家。正好搬家那天，对面一栋楼又被炸，虽然这次目标不是对着萨特的。他和波伏瓦找了一所公寓，离塞纳河很近，环境还不错。公寓坐落在一所大军营的中间，后来他们才知道，有两名秘密军队组织的杀手就在这个军营里，这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1962年春，萨特应邀去布鲁塞尔作一个关于阿尔及利亚和法西斯主义的演讲，博斯特开车送他和波伏瓦去。由于比利时的法西斯分子力量很强大，一路上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直到临出发的前一刻，对方才以事先约定的暗语通知萨特他们怎样走，中途还换了车，有几辆载着荷枪实弹的士兵的汽车护送。
到达的当天晚上，萨特在一个工厂大楼的6楼作了演讲，听众多达6000人。在大楼附近，每一个角落都布满了警察。萨特就主题作了全面而简洁的阐述，演讲产生极好的效果。一位在现场守卫的警官对波伏瓦说，他也完全被萨特的逻辑力量征服了。
1962年4月8日，法国举行公民投票。结果表明，差不多每一个法国人都赞成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但这可能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结束的。7月初，萨特在莫斯科，得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和秘密军队组织之间达成协议，实际上秘密军队已开始投降。7月5日，阿尔及利亚人欢庆独立。7年来，萨特和他的朋友时刻盼望着这一天，它来得太迟了，而且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萨特此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情。
回顾过去这一段经历，萨特既是在极度痛苦中度过的，同时又充分体验到自己的自由。从十四、五岁起，萨特就有了一种明确的政治态度：把殖民主义看作一种反人类的兽行、一种为了物质利益毁灭人的行为。自由使他成为一个人而殖民主义却毁坏了别的人。因此，要使自己立身为一个人，就意味着要反对殖民主义。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辩证理性批判（1）
1958年，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由于左派在全民投票中的惨败，萨特精神状况极坏，身体也出现危险症候。他开始经历一场危机。这时他正在写新的哲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沉浸到复杂艰深的哲学世界中，对他或许是一种解脱；但过度紧张的脑力劳动，也许是他的危机状态的重要诱因。
萨特对于辩证法的探讨开始于1945年。在写《圣•；热内》一书时，他已经对辩证法有深入的研究，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融于这书中。这本书虽然不是哲学著作，却充满了关于自由思想的辩证意识，萨特对它是很满意的。
从1952年开始，萨特的思想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一段时期他停止了文学阅读和写作，用大量时间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哲学对他成了一种政治性的东西。1956年因匈牙利事件与共产党决裂，而他又不想向右转，在政治上处于一种被流放的状况。这时他觉得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努力把共产党人拒绝加以思考的东西一直思考到底。正好他的波兰朋友约请他写一篇关于存在主义在1957年的境况的文章，这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把数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系统地论述出来，实际上是想确定自己哲学的地位，首先是同辩证法的关系。萨特写得很快，他在三、四年的笔记中匆匆记下来的思想得到清理。这篇文章以《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为题发表在波兰《创作》杂志1957年第4期上。后来这个长篇论文在《现代》杂志上重新发表。为了适应法国读者的要求，也因为原来的本子不是很好，萨特改写了它，并改题目为《方法问题》。
正如这篇论文的题目所显示的，它探讨的是方法论，也就是“今天我们是否有方法来创立一种构成的和历史的人学”这个问题。在结束《方法问题》3个月后，他开始写《辩证理性批判》，这是他的哲学或人学辩证法本身。
萨特集中精力写这部哲学巨著，还有一个原因是想结束长期以来文学、哲学串流的状况。自从他花大工夫研究辩证法以来，他一方面进行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又坚执地进行着紧张的哲学思考。结果这两个方面老是串流，哲学思考对文学创作有了干扰。不论他在写什么东西，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把这些思考加于其上。现在他感到这样下去不行了。他得首先把自己的全部哲学思考──用他的新术语说就是人学的政治基础──作一番清理，放进一部专门的著作中，然后才能安下心来从事文学创作。
萨特怀着极大的热情来写这本书，甚至达到疯狂的程度。平时写东西，他总要停下来思考思考，修改修改，有时还把写完的一页撕掉，然后从头开始。这次情况完全不同。他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写，写完一页又一页，根本不回过头来读一读，看看自己写了些什么。萨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他的笔赶不上思想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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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这种状态，萨特服用兴奋剂科里特拉纳。一天的剂量是常用量的１０倍。这样干了一天，到了下午五、六点钟，他终于精疲力尽，神经松弛下来。于是他的表情发呆，说话颠三倒四。晚上他们在波伏瓦的公寓里度过，萨特常常要喝一杯。这时波伏瓦就对他说：“就喝这么多吧！”但他不够，波伏瓦只好为他斟上第二杯，接着他要第三杯。但这样他就会酩酊大醉。长期服用兴奋剂，使萨特的动作表现出一种神经质。他甚至在坐着的时候手肘也在不停地动。他激动起来就喜欢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波伏瓦房间的地毯，因为他的走动被磨破了一大块，她不得不去把它补好。
实际上，这种用过量兴奋剂支撑着的长期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已经对他的身体造成危害。他的舌头糜烂了，听力大大减退，有时处于半聋状态。一次波伏瓦去他那里，足足按了5分钟的门铃没有人答应。她想他是不是出去了，就坐在楼梯口等他或萨特母亲芒西夫人回来。坐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现出来：“会不会是他突发心脏病倒在房里了！”她越想越可怕，赶紧橇门扭锁，闯进他的房间：嗨，他正好好地坐在书桌旁写东西呢！原来他什么都没有听见──波伏瓦虚惊了一场。
《辩证理性批判》是一部奇书。它大气磅礴，行文如长河巨流，一泻千里；时有突发异想和神来之笔；放得开也收得拢，在错综复杂的分析之中显得游刃有余。但它在文字上不够简练，有许多长句子长段落，篇幅也过长，让一般读者难以读下去，这也许跟他当时那种近乎疯狂的写作状态有关，但这不是根本问题之所在；正如萨特自己在几年后所说，即使他当时能够写得更好一些，也不会与现在的书相距太远。他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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