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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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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自由观是同偶然性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很小就有一种自由感，正像他自小就有一种偶然性的感受一样。但那时他对自由这样的词语还不理解，更不用说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观了。直到回亨利四世学校的第二年，也就是在哲学班，他开始学得自由这个词的哲学意义。一旦他把自小就有的体验同他新获得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他就成了自由观念的坚决拥护者，而且终生没有改变。
而尼赞此时信奉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时，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同自由观念似乎是针锋相对的，因此这两个年轻人经常为此争论不休。在课后的休息时间，他们来到一个阳台上，两人来回走着，激烈地争论着。这时的辩论一般来说，尼赞要略占上风。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有一整套确定的东西，而尼赞对此十分熟悉，可以立足于理性的具体论据上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而萨特的那一套东西多半是他自己独有的，他在为自己的观念辩护时提不出多少成熟的论据。但萨特对自己的思想坚信不疑，他仍然很起劲地阐释自己的想法和反驳对方的观点。最后的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辩论也就不了了之。
不光是思想和理论上，在实际生活中萨特也有许多不理解尼赞的地方。有一个星期五，尼赞离开学校，直到下个星期一下午才回来。萨特问他到哪里去了。尼赞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我去动了割包皮的手术，在旅馆住了3天。”确实是这样，现在尼赞的阴茎头还用绷带包扎着。萨特困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尼赞的回答是：“这样要清洁一些。”
这样的解释不能让萨特满意。他是深知尼赞的，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尼赞是天主教徒，他母亲也是。从天主教的传统找不出这种行为的动机，因为天主教是不行割礼的，而尼赞也不是犹太人。萨特还是不明白尼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尼赞向他隐瞒了动机，在萨特看来，他的行动是无缘无故的。50年后萨特回忆这事时，说了一句十分幽默的话：“尼赞干了一件唯物主义的事情，给我证明了他的自由。”
如果事情仅仅是争论自由和唯物主义，或者仅仅谈论割包皮的事，那对萨特来说没有什么，不会影响他和尼赞的关系。问题在于，尼赞还有一些让他几乎无法忍受的怪癖。例如，他的这位朋友可以一连许多天不同他说话，不为什么，就是不说话，极端沉默；其实萨特并没有得罪他。或者说，尼赞似乎有一种病，精神上的病，也许可以称为沉默症。
萨特为此十分苦恼，因为尼赞是他唯一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是个比较外向的人，心里有话没有人可以倾诉，非常难受。问题是他不知道尼赞是怎么回事，看着好好的突然就不理睬他了，这实在让他难以接受。就因为这个原因，在考大学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俩的关系足足疏远了半年之久。
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萨特写了一篇题为“种子和潜水衣”的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写的。其中的“我”是泰勒尔，也就是萨特自己。另一个人物叫露西莱斯，这个名字有点女性化，萨特暗指尼赞。泰勒尔和露西莱斯本来是一对好朋友，后来露西莱斯又同一个阿尔及利亚的犹太男孩好上了，不再理睬泰勒尔。泰勒尔很伤心，同时也进行了自责。他自我分析说：“我很强硬，又很嫉妒，就像一个癫狂的情人，既不体贴又不温柔。而露西莱斯，他既自负又狡滑，总是在找机会欺骗我。”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保尔·尼赞（2）
泰勒尔还进一步自我表白说：“他这些天来老是躲着我，他觉得我这个人太粗暴，心胸也不开朗，其实我是想表达温柔之情而总是表达不出来，这种感觉几乎让我透不过气来。不管怎么说，当我离开他时，我还是高兴得浑身颤抖，因为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个露西莱斯。”
这篇小说当时没有发表，萨特自己后来一直没有提起过，恐怕像其它许多手稿一样，被他完全遗忘了。只是到了将近半个世纪以后，在1971年，才被他的朋友翻了出来，却只剩下开头的两节，发表在这一年的《文学》杂志12月号上。
这篇小说从文学价值来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属于一个青少年的稚嫩之作，但具有重要的传记价值。它对于我们了解和分析萨特与尼赞的关系很有帮助。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萨特对尼赞的感情。不论尼赞怎样，就萨特来说，在他对尼赞的友谊中，确实夹杂着一种爱情的成分。在经历了母亲再婚的悲惨岁月之后，萨特的感情生活呈现出一片空白。在同尼赞的友谊中，他寻求着这种感情的补偿，他是全心全意地喜爱这个朋友。
由于在拉罗舍尔深受暴力的影响，回到巴黎后，萨特在同尼赞的交往中仍然存在某种障碍：他无法温柔待人，往往显得强硬和粗暴。在这篇小说中，萨特不加掩饰地把自己这些性格特征表现出来了。就尼赞而言，他也很珍视这份友谊，但有较多的保留，他的情感中没有什么爱情的成分，不是像萨特那样完全将自己交给对方。双方在感情的交流上是不对等的，因此萨特感到某种悲哀和失望。
据我的分析，萨特对于尼赞的爱情虽然是一种同性之爱，却几乎不含性的成分。萨特回到巴黎后，成了寄宿生。在拉罗舍尔时他没有任何异性朋友，初来巴黎时也没有。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子有一种性本能的躁动，有一种性宣泄的要求，反映在行动上，萨特有时冒险去脱同宿舍男孩的裤子；但这也不是明确的性要求和性行为，只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冲动。也许这是由于长期缺乏同异性的接触和交往，与同性在一起时的自然反应。
与此形成对照，虽然萨特同尼赞的关系十分密切，却从来没有这样的行为。他对尼赞的爱有着较多的柏拉图式的成分，完全是情感上的。性和爱在这里有了明确的分野。所以我认为，萨特同尼赞的关系不是通常意义的同性恋；但在把这种情感的爱转移到异性之前，同尼赞的友谊是萨特唯一的情感宣泄渠道。
萨特在写于35岁时的《奇怪战争日记》中回顾和分析了自己同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他说，他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同年龄的男性，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尼赞。谈到暴力对于自己的影响时，他说，他有可能对男性朋友施行暴力，也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尼赞，他肯定不会去揍尼赞这样的好朋友。萨特晚年回忆说，尼赞是他唯一有着深厚感情的男性朋友。在尼赞之后，再也没有哪个男性能够获得他如此亲密的友情。
上大学后，萨特和尼赞仍然维持着亲密的友谊。他们住在同一个宿舍，两人常常是形影不离。但他们的友谊继续受到尼赞怪毛病的影响，尼赞还是跟以前一样，常常一连许多天不与萨特说话。有时他突然几天不在学校，回来时喝得醉醺醺的，还带着几个完全陌生的人。周围的同学问萨特，尼赞是怎么回事。萨特只有苦笑，他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尼赞什么都不对他讲。他只有随口回答：“也许他的性情有点问题。”
终于有一天，尼赞突然失踪了。后来才知道，他谁也没告诉，跑到亚丁当了家庭教师。所有的同学都不理解尼赞的行为，猜测不出他这样做的动机，最后只有归结为“可能尼赞很喜欢旅行”。萨特也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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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段时间尼赞又回到巴黎，他们还是好朋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萨特更多地发现他与尼赞的差异。例如在政治态度方面。尼赞不仅热衷于政治活动而且态度多变。他在文科预备班时就参加了共产党，后来突然变成了君主主义的拥护者。到巴黎高师后不久，他态度又变，再次加入共产党。这种忽左忽右的大转变让萨特瞠目不知所对。而萨特自己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一门心思搞自己的写作。
尼赞的宗教信仰也是可以随时变化的。他原来也跟萨特一样，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有一天他对萨特说：“我今天同牧师一起共进午餐，我觉得自己可以皈依新教。”萨特感到非常惊讶和气愤：“但你并不相信上帝呀！”然而尼赞毫不在意地回答：“我发现他们的道德对人们还是有吸引力的。”只是到了很久以后，萨特才知道，尼赞之所以作出这个改变，是因为他那虔诚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牧师。而萨特一旦失去宗教信仰，否认上帝的存在，就再也不会重新返回上帝的身旁了。
萨特发现，在同女性的交往中，两人态度也完全不同。萨特对于情人的过去从不计较，只要此时她心中只有自己就行了。而尼赞不是这样，他要求自己的情人必须是处女。因此他往往拒绝那些有过浪漫史的姑娘们，不论她们对他是多么倾心。一次，一位姑娘随尼赞来到他的住处，要把自己奉献给他。他很有礼貌地拒绝了：“亲爱的女士，我们只能一个一个地进入这个房间！”尼赞从亚丁回来后不久就结婚了，接着就有了孩子。他几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小家庭生活之中。这也让萨特大失所望，因为他自己是个独身主义者，以为尼赞也会跟他一样丝毫不以家庭为意。
最让萨特不能容忍的是尼赞对文学“不忠”的态度。在大学的第二年，尼赞突然向萨特宣布，文学已使他厌烦，他想改行当一个摄影师，而且他已经让一个朋友给他上有关摄影的课。虽然最终他并没有真正去搞摄影，但这种将文学视为儿戏的态度对萨特打击很大，因为萨特自己是将文学看成生命一样珍贵的东西。他以为尼赞跟他一个样，他们的友谊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实际上尼赞不是，虽然他在词语的使用上要比萨特轻松自如得多，写得也更好。
35年后，萨特在《回忆尼赞》这篇长文中对他的朋友作了分析，搞清楚尼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俩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区别。
由于家庭的变故特别是父亲的遭遇，尼赞从来就没有感受过自由，而且失败感和死亡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他的心中。他热心政治是为了摆脱这种失败感和死亡的阴影；巴黎高师的沉闷气氛让他感受到死亡，所以他无法忍受，于是出逃。他认为文学、宗教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都不可能使他获得拯救，所以根本不当回事；至于同异性的关系，他认为那种罗曼蒂克的生活有点类似死亡，是他所不愿意要的；他宁可有一个稳定的家，一个妻子，孩子，他靠这来拯救自己。他常说人是定居的，他又说：“把我的领域、我的需要和我的人给我。”但萨特当时并没有听懂他这些话的意思。
萨特在回忆录中还将自己同尼赞作了比较：他仅仅希望用词语作炸弹来摧毁自己所不喜欢的世界；而尼赞不但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这个世界包括大学对他的压迫，还希望联合所有的人去共同炸毁那块要压碎他们的石头，而不是只在想象中。所以尼赞积极投身政治，接受唯物主义和决定论。而这些都是萨特当时无法理解的。
由于他们之间有这许多不同而且彼此难以沟通，渐渐地，萨特同尼赞的关系冷了下来，但没有中断。他们还是好朋友，只是会面的时间较少；见了面也只是随意聊聊天。
在这以后，在萨特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对尼赞的深厚感情。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始前，萨特在与波付瓦讨论战争问题时，十分激动地说：“一定要消灭纳粹！我不希望被迫吞下自己的手稿，不希望别人把尼赞的眼睛挖出来！”这话表明，尽管这时他同尼赞的交往已经很少了，在他的心目中，尼赞仍然是他最好的朋友。
尼赞在战争中阵亡。战后，尼赞曾受到一些人的诬蔑，他的作品也被封杀，长期不能出版。这时萨特站出来为尼赞说话，为他的小说重新出版作序。萨特的回忆文章充满深切的怀念之情；他据理回击了对亡友的恶毒诬蔑，为尼赞遭受的不公平对待呐喊，为他俩的青春和友谊而自豪，为他们的误会而遗憾。这篇文章获得读者特别是年轻人的好评，而评论家也认为这是萨特写得最好的散文作品之一。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性爱游戏（1）
萨特回到巴黎，跟尼赞成为最好的朋友，这时他还没有异性朋友，更没有性经验。此前缺乏与年龄相当的异性交往的原因，是拉罗舍尔的生活环境。在拉罗舍尔的几年里，经常到家来的那些继父的同事，正巧都没有女孩子，萨特在家中基本上接触不到同龄女孩。同母亲交往的有几个成年女性，但她们从不对萨特作出爱抚的举动，也许是因为萨特已经大了，看着不那么“好玩”，也是是因为拉罗舍尔的人文气氛与巴黎不一样，总之，萨特对她们也没有特别的印象。
关键在于芒西先生的态度，他是不主张萨特同女孩子多接触的。在他看来，，像萨特这样年龄的男孩子，只应该同男孩子在一起，不应该同女孩子玩。既然是这样想，自然不会给萨特创造接触女孩子的机会。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种态度只是减少了萨特接触异性的机会，却没有改变他“诱惑”异性的愿望，反而加强了萨特的这一特质。
有一次，芒西向朋友这样评价萨特：“他像我，永远也没法跟女人攀谈。”他说这话实际上是褒扬萨特，同时也是漫不经心的。而坐在一旁的萨特却深深地听进去了。他并不因为继父的赞扬就高兴，就按照继父所说的做，而是相反，“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芒西在他心中是一个夺去母亲的头号敌人。于是，他痛下决心，一定要成为一个最能用语言来诱惑女人的人。
到后来，芒西先生偶尔看到萨特跟女孩子黏黏糊糊的，又对他作出另一个评价：“你真是个女人堆里的男人！”继父说这话是批评的意思，但萨特丝毫没有接受批评、改正错误的意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于是他更加起劲地向女士们大献殷勤，跟她们更加黏黏糊糊。
在许多年后，萨特认为，继父这两句对他的评语对以后他同异性的关系有着最为深远的影响。他打了个比喻：继父说这话就象一个吸烟者走进森林，随便扔了一根还在燃烧的火柴，结果这一漫不经心的举动烧毁了整个森林。萨特说，也许就是这两句话，使得一些年后，他把那么多时间花费在对女性的甜言蜜语上；而芒西先生早就忘记了他说过的话。萨特在作这样的回顾时，也许带着一点自我调侃的味道。他对异性的态度恐怕不仅仅跟继父的话有关，而是涉及多种因素，但继父的态度显然也起了重要作用。
虽然同异性接触的机会很少，在拉罗舍尔，萨特也有过一、两次类似恋爱的事件。偶尔在外游玩时，萨特常常见到一个叫莉塞塔的姑娘，她是一家杂货店老板的女儿，长得很漂亮。而莉塞塔也知道自己长得漂亮，因为身边总有一些追求她的男孩子。萨特在同两个朋友交谈中流露出想同她接触的意思。他们说，这很容易，由他们来安排。过了几天，他们告诉萨特，散步时只要跟着她就行了。
萨特散步遇见莉塞塔时，她正在同周围几个男孩说话。大概是萨特的朋友通过什么途径，让她知道自己又多了一个追求者，她见到萨特后就就骑上自行车往一条小巷走去，意思很明显：给萨特一个同她单独相处的机会。
萨特跟着去了。但他既不敢快速追上，又不甘心无果而终，因为他很紧张，一旦追了上去，两人面对面，他该说些什么呢？他该怎么做呢？就这样，在犹豫之中，他不紧不慢地跟着，始终未能赶上去同她说话，白白地耗了一场。
第二天，萨特和两位朋友在散步的路上又遇见了莉塞塔。萨特向前迈了一步，准备同她搭讪几句，不料莉塞塔当着大家的面，恶狠狠地对他说：“丑八怪，带着你的眼镜和大帽子滚吧！”这无异于给了萨特当头一棒，使得他痛不欲生。他不明白这姑娘为什么要当众羞辱他。
实际上莉塞塔的心理活动是不难推测的：当她听说又多了一个追求者，心里肯定很高兴；即使她对萨特没有什么意思，也不妨听听这个追求者的表白，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她有意躲进小巷，就是为了让他跟上来单独接触；谁知这个傻瓜竟让她白白花了一番心思，她怎能不生气。但这时萨特年龄还小，无法体会一个漂亮姑娘的复杂心态。他只有一个印象：自己长得太丑，所以漂亮姑娘看不上他。从这时起，萨特开始对自己的丑陋有了深切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因此在异性面前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
尽管莉塞塔是这样的态度，萨特对她仍存爱慕之心。一个朋友看出这一点，就同萨特开个玩笑。他故作神秘地对萨特说，莉塞塔让他带口信来，要萨特在第二天上午11点在某某地方见面。而这个时间正好有希腊文考试。萨特信以为真，十分激动。考试时他胡乱做了一通；考试结束时间是12点，他１１点差一刻就交了卷，然后匆匆忙忙跑向那个同学说的地方。当然没有任何人同他见面，而这次考试他是一塌糊涂。
据萨特晚年回忆，后来他同这姑娘还见过一次面。他在一个船码头闲逛时，看到莉塞塔在下面的沙滩上玩。于是他不顾跌伤的危险，从码头上一跃而下，走向莉塞塔。但是，当他站到她的旁边时，又像个傻瓜似的，什么都说不出来。而莉塞塔虽然看见了他，也没有说话，只顾玩自己的。也许她等着他先开口。慑于那次“你这个丑八怪”的叱骂声，萨特像得了失语症似的，怎么也说不出话来。于是他又白白地丧失了一次机会。
这个近乎恋爱的事件就这样过去了。直到萨特离开拉罗舍尔，他没有同她说过一句话，没有单独散过步，没有一起做过游戏，总之，什么也没有，是一场毫无结果的事件。如果拿萨特日后一连串成功的恋爱事件看，成年萨特和少年萨特判若两人。少年萨特显然不是一个成功的诱惑者和追求者，他显得那样笨拙和毫无作为。但如果我们更深入地对照和分析一下，仍然可以从中发现某些相同的特征。
例如，他为了恋爱可以不顾一切。可以放弃重要的考试，可以不怕摔伤，而去追求那可能的一次次机会。这一特征想必是他日后获得许多女性青睐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拉罗舍尔的失败是暂时的、偶然的，“失败乃成功之母”；有这样一种精神，日后的成功是必然的。
回到巴黎后，萨特的生活再次发生根本变化。他在很大程度上远离“敌人”芒西，精神上受束缚的压力减少了许多，作为住宿生在行动上也获得更多的自由和独立性。由于母亲再婚而造成同她在情感上的破裂，对于萨特来说当然是不幸的，但也并非完全是坏事；它至少部分地打破了萨特的“恋母情结”，使他将注意力转向那些同龄的女性。所以萨特晚年回忆说：“这个婚姻对我的重大意义是，迫使我在精神上同母亲破裂。即使我不希望受到伤害，即使我想去逃避它，我还是觉得，造成这个破裂要更好一些。”（《萨特自述》）在回巴黎后不久，他开始有了同年轻姑娘的单独约会。她是尼赞的一个远房表妹，有着一头金发。他们一起去卢浮宫看画展，萨特在欣赏绘画方面比她内行，就不断地向她讲解。刚开始邀请她的时候，萨特还有一点忐忑不安，因为害怕被再次当成“丑八怪”而遭到拒绝。实际上这位金发少女一点都不嫌弃他，非常乐意跟他在一起。
看来萨特对于年轻姑娘还是有吸引力的。这种吸引力在于，他把对方十分当回事，很能为对方着想，十分愿意奉献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知识、金钱来为对方服务，如果对方需要的话。正如萨特后来遇到的终身伴侣波伏瓦概括的那样，萨特对于女性的特点是慷慨，这种慷慨不仅仅指金钱方面，包括他所有的一切。有哪一个年轻女子会不喜欢热情豪爽、对自己慷慨大方的男子呢？
萨特在亨利四世学校读了两年，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接着准备读文科预备班。家里让他从亨利四世学校转学到路易大帝学校，因为后者的文科预备班可能要好一些。在路易大帝学校，萨特遇到一件对他来说十分突兀的事情，使他同异性的关系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
这天一个女人来学校找他。她是萨特原先就读的亨利四世学校医生的妻子。他们认识，萨特去校医院看病时能见到她，有时候说说话，但没有任何特别的关系。萨特对她的到来深感惊诧。校医的妻子问萨特现在能不能同她一起外出。萨特不清楚为什么要他外出，就回答说不能。
她接着问：“你星期四和星期六也不能外出吗？”她知道学校星期四和星期六休息。萨特只有回答说可以。
校医的妻子有点难为情地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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