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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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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尼·派尔是一位最受欢迎的二战记者。每星期他的专栏都被刊登在世界各地700多家报纸上。派尔战地记者生涯的大部分是在欧洲战场度过的，但后来在1944年，他转到了太平洋战区继续他的工作。他在文章中以这样的方式把日本敌人介绍给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在欧洲的时候我也见过日本人，当时虽然觉得他们既讨厌又恐怖，但依然还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可当我来到这里时，我很快发现这些日本人简直就不是人，他们就像蟑螂和老鼠般惹人讨厌。”他第一次看到日本战犯时对读者说：“他们在那儿摔跤，大笑，说起话来和正常人一样。但我还是觉得恶心——看了他们的样子后，我就特别想去洗脑。”
日野芦平就是日本的厄尼·派尔。他认为美国人来自“那个自负的国家，他们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还曾试图非法侵略我们日本”。他这样描述巴丹半岛的美国战俘：“我觉得我看到的就像是从一个国家下水道里流出的污水。这个国家出身下流，它的国民已经不配被称作为人了。日本兵看起来帅极了，我为自己是个日本人感到无比骄傲。”
日本人认为他们的人种“纯正”，没有外来移民的搅和，不像美国人的种族那么繁杂，他们为自己的血统深感自豪。就连教室里的宣传画上都在鼓动学生们去“杀死美国狗杂种”。一本很受欢迎的日本杂志上这样说道：“他们的呼吸和身体上都散发出畜生的味道……美国佬的野心是想征服全世界。”这些“野蛮的、粗俗的美国人就像是披着人皮的魔鬼”。
“我们不知道美国到底是怎么来的。美国人到底是什么种族的。他们算是什么东西，”
木山辉山说道。他后来成了一名神道教祭司。“我们只是知道‘这帮混蛋’的另一种说法——美英魔鬼。我们把他们看作是低等动物。这些词语在日本广为流传。”
“当你看到刚刚降落的敌人时，你就要把自己想成是一个复仇者，最后终于有机会与杀父仇人面对面的决斗了，”陆军大佐NFDF9政信这样写道。他曾策划了日本军队入侵马来半岛的行动。“眼前的这个人如果死了，你长久以来积聚的愤怒才能得以平息，你心头沉重的包袱才能卸去。可如果你没能把他杀死，那么在你的余生，你的心灵将永远得不到平静与安宁。”
“那个时候的人，只要有人夸奖自己比别人强就很容易高兴起来。”熊井回忆说，1941年他17岁。
第四部分第十章 黄祸，白祸（2）
战争领袖在开战前总要鼓动民众。希特勒通过宣扬人种优越来煽动德国人。在日本，激励民众的方式是向他们宣称，日本的开国祖先在预言中曾说过日本将会成为一个神圣的国度，成为世界的皇冠，永远有至高无上的皇帝统治这个民族。日本人认为自己在种族上具有优越性，所以他们可以参与到天皇神圣的使命当中去。只要有人夸奖德国人和日本人的这种优越性，他们就会很高兴，但这却使他们失去了公正的判断力。以至于他们认为侵略别的国家、消灭别的人种是正当的。
海军准将佩里对日本人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是未经开化的异族。同样的，大多数没见过日本人的美国人也知道自己该怎么想象那些日本人。“1942年夏，在纽约为期一天的胜利游行中，最受欢迎的一辆花车上的标语是‘东京：我们来了’，车上画着几颗炮弹落在一堆疯狂乱窜的老鼠上。”在1943年好莱坞拍摄的电影《瓜达尔卡纳尔岛》中，有个天真的小孩问一位上年纪的陆战队队员，杀日本人时什么感觉？那位老兵答道：“他们不是人。”各种宣传都在强调这种感受。正如一位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老兵所写：“日本人真是一帮出色的敌人。他们身上有太多太多的东西让我们美国士兵去恨了。从外形上看，他们身材矮小，肤色奇怪，而且可以说是，样子让人讨厌……美国兵并不觉得是在杀人——他们是在消灭肮脏的动物。”作家斯塔兹·特克尔当时把日本人的样子描绘成“低等动物，长相特别，眼睛歪斜”。他们的文化来源单一，这样就导致他们具有无法形容的且千篇一律的性格，就像一窝蚂蚁一样。特克尔还记得在卡通片里，“德国人，尤其是希特勒的样子常常遭到嘲笑，还有墨索里尼那突出的大下巴，可要换到描绘那个日本人的样子时，就找不到什么突出的特征了……你知道：他咧着嘴笑，眼睛有点斜，还带着副眼镜，这就是日本佬的样子。”一部在塔拉瓦岛拍摄的描写海军陆战队的电影把日本兵的样子描写成“活的、不停乱叫的老鼠”。日本人在刊物上、演讲中，以及卡通片里的形象总是一成不变地被刻画成动物，还有许多流行歌曲，比如《我们就要去打该死的小日本》等都强化了日本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卑劣形象。
日本人被看成是可鄙的异类。因此当富兰克林·罗斯福1942年下令将那些日裔美国人拘留起来时，大多数美国人都为之拍手叫好。国会听证会要求负责拘捕的将军证明该行动是正当的。当这位将军给出下面的回答时，全国人民都明白了他的理由：“印度裔美国人和德裔美国人都是可以信赖的，但‘小日本儿就是小日本儿’，不管他是不是美国公民，他终究是个日本人。”一年后，国会议员又问这位将军为什么那些守法的日裔美国人现在又被释放时，他答道：“小日本儿也就是小日本儿……我们不用担心他们，总有那么一天我们会让他们从这片土地上消失的。”
日本士兵一直希望珍珠港袭击能摧毁美国佬的信心。可事实恰恰相反：珍珠港事件点燃了全体美国人心中的怒火，平日里任凭政府怎么鼓动民众也不会激起这种愤怒。美国人恨不得把日本这个民族给彻底消灭掉。商店橱窗里的标语上写道：“狩猎小日本的季节到了。”（最近，我在家乡威斯康星州安蒂哥的图书馆里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事记，我从里面找到了一个“狩猎日本人执照”。）海军上将哈尔西将军发誓说，战争结束时，将只有在地狱里才有人说日语。将军有句口号就是“杀死小日本，杀死小日本，杀死更多的小日本”。
若是说起去杀掉别的国家的人，美国士兵几乎没什么兴趣，可一说起去杀日本人，他们就立刻情绪高涨起来。有人在一个美国陆军步兵团里做了一项调查。当士兵们“被问到‘你想杀死一名德国士兵吗’时，只有7％的人从一堆可能的回答中选择了‘我很愿意’一项。当问题中出现了‘日本’这一字眼时，选择十分想去杀死日本士兵的百分比竟一下子升高到44％”。
海军陆战队的乔治·佩蒂奥当时参与了对贝里琉岛的第一轮袭击，他回忆起当时高音喇叭里广播的指示：“我们登上坦克登陆舰时，上校下了一道命令，让我们不要留下战俘。”美国兵们并非效忠于神明一样的天皇，他们也不一定非要听从所有命令。他们是民主国家的公民。他们深知在现实中非法的命令也是存在的。但尽管这样，还是没有人反对这个要求杀掉日本战俘的命令。
在贝里琉岛，海军陆战队队员尤金·斯莱奇正把刺刀从一个已经被刺死的日本兵身上拿开，这时候，他发现附近还站着另一位陆战队队员。
他和我们并不是一个分队的，但当时他碰巧经过，想和我一起瓜分战利品。他走近我，拖走了身旁的那具“尸体”。可那个日本人还没死。他后背受了很重的伤，胳膊动不了；否则别人拿他身上东西的时候他一定会拼尽力气反抗的。
日本人嘴里的金牙闪闪发亮，于是那个美国兵开始打这些金牙的主意。他把卡巴军刀对准了一颗牙的根部，然后用手掌拍了一下握柄。因为那个日本人的脚来回乱踢，翻来覆去地挣扎着，刀尖擦过了他的牙齿，深深的刺进了他的嘴里。那个美国兵骂了他几句然后猛地划开了他的脸颊，一直割到了耳朵下面。他接着把脚踩在那个可怜的日本兵的下巴上，尝试着再次弄掉那些金牙。这时日本兵的嘴里涌出了好多血，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并且挣扎的更猛烈了。我朝那个陆战队队员大喊：“你杀了他吧，别再折磨他了。”可他完全不理会我的话。这时另一个陆战队队员跑了过来，朝着那个日本兵的脑袋开了一枪，结束了他的痛苦。那个残忍的家伙嘴里不满的嘟囔了几句，然后继续在那个日本兵身上搜来搜去，把那些能拿走的东西全都拿走了。
战争期间，有一期《生活》杂志上登出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漂亮的金发姑娘正坐在桌旁写信，面前摆着一摞信纸。她把钢笔放在唇边，注视着桌上的一件装饰品，好像受到了鼓舞。那件装饰品其实是一个日本人的头骨。照片边上的文字说明这样写道：“亚利桑那的一位姑娘正给她在海军服役的男友写信，感谢他送给她的那个日本人头骨。”战争进行到后来，罗斯福总统说他曾拒绝接受一把用日本人骨头做的开信刀。如果那些头骨和骨头是德国人或意大利人的，那么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热衷于用骨头做出各种装饰品了。
士兵丹尼斯·华纳还记得当时站在一群双手上举的日本战俘旁边的情景。一个将军下命令把这些毫无防备的战俘全部枪毙。“可是长官，他们都受伤了，而且他们也想投降，”一名上校表示反对。“请按我说的去做，上校。”那个将军说道。“我们不需要战俘。把他们全部枪毙。”
陆军士兵尼尔逊·皮里记得在新几内亚，“那些日本士兵有的正准备投降，有的已经投降了，可是他们还是遭到了枪毙或是棒打。我们都亲眼目睹他们受到了怎样残暴野蛮的虐待。真的，他们真的受到了非常残酷的虐待。”
美国人还朝空中那些乘降落伞逃生的飞行员开枪。“日本飞机遭创后，很少有飞行员会跳伞逃生，”一位年轻的水手在1943年末的日记中写道。“可是，有的水手和海军陆战队队员用20毫米口径机枪朝那些跳伞的飞行员射击，所以当他们落到水面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达德利·沃克·莫顿中校毕业于海军军官学校。他是“坚头鲣”号潜艇的指挥官，1943年1月，这艘潜艇击沉了一艘从新几内亚出发的日本运输船。浮出水面后他命令手下的士兵在甲板上向水中无助的幸存者开枪。一个多小时后，他们就杀害了上百个，也许是上千个无法保护自己的日本人。“坚头鲣”号潜艇上的一个军官想起当时的场面，说起了这位指挥官“对敌人的无比憎恨”。许多美国人对这种冷血的残杀行为很排斥，但莫顿指挥官的上司们非但不谴责这种行为，更为此授予他一枚海军十字勋章。麦克阿瑟将军还授予他一枚卓越十字勋章。美国海军甚至还以他的名字为一艘军舰命名。
1943年3月4日，在为期三天的俾斯麦海战役结束后，盟军的飞行员用机枪将救生艇上的日本兵全都击毙了。一位美军少校在报告中写道，“虽然这么做很不负责任，很多小伙子也很讨厌这么做。但这就是你们要学的东西。敌人来这儿就是为了消灭你们，你们的任务也就是要去消灭敌人。战争中是没有公平可言的。”有些人可能认为遵守《日内瓦公约》的美国人会把那些航拍的电影胶片藏起来，因为在那些镜头中美国士兵正在用机枪扫射救生艇上恐慌的日本小伙子。但是美国人并没有这么做。相反，他们还在美国的电影院里自豪地放映这些片断。文明的美国观众一边大嚼手中的爆米花，一边为这种战争罪行鼓掌欢呼。当银幕上出现日本人被炸得血肉横飞的镜头时，评论员用夸张的语调说道：
……到了最精彩的部分了……我们的小伙子们将会让小日本儿好好地吃顿枪子儿，那些军舰和汽艇上挤满了想要逃命的日本兵……今天的场面可够东条受的，好样的……早就该这么收拾这帮小日本儿了。看，他们来了！那些开枪的美国小伙子真会摆弄他们的宝贝。嘿！让他们尝尝挨打的滋味！对，就这么打，再给他们一枪！再来！……那艘护航船上载着几千名日本兵……海面上的汽艇和救生艇上还有好多小日本呢。看，那有条小船！就是屏幕中间的那个小白点……哎呀，没打中！毕竟想打中大海上的一艘小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瞄准！瞧，又有一群小日本去见他们的祖先了。表演结束了，小伙子们。
当美国战俘被杀害的时候，人们说那是“谋杀，是对《日内瓦公约》的公然蔑视”。可是当美国人杀害别人时，“却声称自己是遵守公约内容的。”
第四部分第十章 黄祸，白祸（3）
在阿留申群岛为争夺阿图岛而展开的战役进一步表明了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巨大分歧。1943年5月，开战两周后，日本军队只剩下了800人。这时他们手中剩下的军火不多了，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展开任何军事行动。这种情况下，如果换成别的国家的军队也许就会投降了。1943年5月29日夜里，这些日本兵接到命令开始进行攻击。最后，只有不到30个人活了下来。
对于美国人来讲，发生在阿图岛的这一幕是无法理解的。《时代》杂志的战地记者罗伯特·谢罗德写道：“日本人对天皇的狂热衷心简直超乎人们的想象。这幕惨剧在西方人的心中是难以理解的。这些人……因为肩头的职责宁可战死也决不投降，最后被打得粉身碎骨……这些既普通又缺乏理智的日本人真是太愚蠢了。或许他们也是有人性的。但在阿图岛上的行为却无法说明这一点。”
他们打输了那场战役，那些日本小伙子们做出了不必要的牺牲。可在日本，那些缺乏同情心的皇军将领却并不把这种事放在心上。对他们而言，重要的就是日本军队通过不投降向世人展示了大和民族的精神。他们认为日本兵在阿图岛的表现是英勇的，而且也反映出了日本人的精神，就像古时候的神风海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也能使美国佬感到恐惧。东京的那些纸上谈兵的将军们甚至还发明了一种委婉的说法来美化这些败仗。不用为输掉战役或士兵被杀而担心。反倒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因为它表明了“戈尤库塞”的含义。
在日语中，“戈尤库塞”这个词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字的意思是“玉”，另一个字是“粉碎”的意思。这个含义来自于一则中国古代故事，讲的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宁可毁掉自己最珍贵的财产也不愿向自己的原则妥协。所以现在看来，那些死去的日本小伙子们就是令人尊敬的“碎玉”，而天皇的士兵们也把那些败仗当成一种道德上的胜利。
毕竟随着岁月的推移，那些死去的士兵终会成为受人尊重的军中之神。只要人们记得他们是为效忠天皇而死的就够了，难道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式吗？
有太多太多的日本小伙子被迫成为“戈尤库塞”了，因为东京的那些将军们无法制定出一种切实的战略。相反，他们只是不管怎样都要把这些“碎玉”撒落到太平洋的各个地方。他们不去支持那些打仗的士兵，战败了也不让他们撤退。举个例子，日本派出超过15万名士兵前往新几内亚，但当他们意识到无法继续支持那里的军队时，就把那些官兵们搁在那里不管不问了。小川昌次中士的部队在新几内亚岛登陆时有7000人。“但只有67人活了下来，”他回忆说。他和很多士兵“就像一支由泥娃娃组成的军队，”绝望地游走在新几内亚岛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因为“死去的那些士兵的尸体就堆在地上铺成了路。”在路边，有个秘密警察问小川，你的好朋友呢？他回答说，他被落在后面了。“那你们为什么不杀掉他呢？”这位秘密警察要求道。“如果你们一直等那些落伍的人，就将永远走不出这些大山。你们可以杀掉他们。死那么一两个人没什么的。”
小川保是南太平洋战区的实习医生。他后来把自己描述成“年轻、头脑简单。我真的认为我的工作就像一名日本士兵一样——是天皇陛下的孩子。”可是他很快就知道天皇并不怜悯那些受伤的士兵。正如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家永左武写的：“伤员对于军事行动来说就是累赘，常常是因为救他们而导致更多伤亡或是战斗力骤然下降。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战场上的道德就是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于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伤员们就被迫自杀或是被击毙。久经沙场的老兵们曾经说过，‘在战场上，无情有时是种美德。’”
大多数军队里的军医都是挽救别人生命的。但是在“碎玉”们的军队当中，他们的职责却是结束别人的生命。就像小川保回忆的那样：
我成了一个杀人犯。我杀了那些不反抗，也不能反抗的人。我杀了那些找药吃的人，我杀了那些我本该帮助的战友。但这一切都好像是天经地义的，那些该死的军官们决不自己去做这些事情。他们把这种事都留给护理员去做。我们常常是从连长那里接到命令，用椰子树叶子把那些尸体盖上，然后就把他们放在那儿。
我自己常想：我真的应该被判死刑。我杀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只有战争允许这么做——我必须一直忍受着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我思想里的斗争也将一直持续到那一刻。我还活着。但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哭泣。这真是太让人感到惭愧了。我深知眼泪并不能洗脱我的罪孽。
一名被俘获的日本军官发现美军军医竟试图在那些已经腐烂的尸体中寻找日军伤员。美国人给这些人提供食物和医疗，可这些人已经受了重伤，根本无法再投入战斗了。这一点让这位日本军官吃惊不已。“你们会怎样对待这些人？”一位海军陆战队的军官问他。他的回答是：“我们会给每个人发一枚手榴弹。”“而且如果他们不用这颗手榴弹把自己炸死的话，我们就切断他们的颈静脉。”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军队的死亡人数中只有1/3的人是死在盟军的子弹下的。导致大部分日军伤亡的主要原因在于：皇军没有制定出合适的战略和计划。事实上，当美国士兵停了一站又一站，最终赶到东京去轰炸的时候，他们只是避开了那些被遗弃的可怜的日本军队。他们被扔在那里，自生自灭。“在贾卢伊特、米利、沃杰和瑙鲁岛，日本人曾试图通过种植庄稼和捕鱼生存下来。但有超过1/3的人死于疾病和饥饿。在沃尔维，一支7000多人的队伍在战争结束时只剩下不到2000人。马努斯岛是个被人遗忘的小岛，那里曾被用来当作训练场。日本军队的新兵被送往那里接受强化训练，他们就住在岛的中部和东部。”
日本人愿意为天皇效忠而死的狂热心态也令美国人深感震惊。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海军陆战队的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中校写道：“我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读到过这种打仗的方式。这些人拒绝投降。受伤的伤员只能等着有人走上前去检查他们是不是还活着……如果还活着，就发给他们一枚手榴弹让他们把自己和身边的战友炸成碎片。”
新几内亚岛的沿海地区都是臭气熏天的沼泽地，一队泡在水里的日本士兵在恶劣的条件下战斗着。他们知道自己被困在了那里，终将必死无疑。当盟军的炮火不断炸死身边的战友时，空气中弥漫着绝望的气息。他们甚至无法将自己的尸体埋在那片沼泽地里。身旁很快地就堆起了被水泡得发胀的尸体。赤道上空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那些尸体，直到他们变腐烂，被烧焦。那些死人的嘴里和鼻孔里不断地爬出无数条蛆虫。“我们在想，”一位盟军的战地记者说道，“那些活着的日本人到底是怎么忍受的。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因为身边尸体发出的恶臭，都带上了防毒面具。”
这些天皇的士兵很快就赢得了许许多多“戈尤库塞”式的“胜利”，但这些胜利在美国人眼里看来都是日军的失败。在阿图岛，2350名日军官兵战斗到了最后时刻，结果只有29人成了战俘，其他的人都死了，死亡率高达98。8％。1943年11月在塔拉瓦岛，2571名帝国海军中有99。7％的人坚决不投降，最终死在了美国海军的枪口下，而活下来沦为战俘的只有8名。在塔拉瓦岛附近的马金岛，300多名日本兵在一场战役之后只有1名活了下来。“1944年2月在马绍尔群岛的罗伊那幕尔，日军有3472人丧生，只有51名沦为战俘，死亡率高达98。5％。日本驻守在夸贾林环礁的部队有4938人丧生，只有79人沦为战俘，死亡率同样高达98。4％。”
美国在马金岛和塔拉瓦岛大获全胜为进一步向太平洋中心深入铺平了道路。按照常理来讲，如果军人具备理智的头脑，日本这个时候就应该想办法着手谈判了。可是皇军的首领东条却在1943年12月27日告知国会：“真正的战争现在开始了。”
然而，即使是东条英机也并不清楚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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