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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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维垣驳斥我“假借”、“矫激”。当初魏、崔得道时，个个任真率性，颂德建祠，如果有一人敢“假借”、“矫激”，而能不颂不建，局面或许会有所改观。　　　　
　　　　杨维垣竟然说什么，真小人到其恶贯满盈时，自然就可攻而去之。我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如果要等到恶贯满盈，那坏事已做绝，即使翦除，不也太晚了吗？即使像崔、魏之流，恶贯满盈已非一日，如果不遇圣明之主，谁能翦除！　　　　
　　　　杨维垣还始终以“无可奈何”为那些替魏忠贤颂德建祠者开脱，我认为这也说不过去！如果只有崔呈秀一人献媚称臣于魏忠贤，魏忠贤能成这样的气候吗！？如果魏忠贤以武力挟持诸臣叛逆造反，诸臣亦能以“无可奈何”而靡然从之吗！？　　　　
　　　　杨维垣还说什么，今日之忠臣，不应当以反不反崔、魏作为标准，我认为就应该以此为标准。只有通过崔、魏之案，才能确定人品。因此东林之人，反对崔、魏而遭迫害者，当然是正人君子。即使是那些攻击过东林，但因不附崔、魏而遭贬被逐之人，也可算是正人君子！杨维垣不以崔、魏定邪正，是因为他不敢这样做！　　　　
　　　　最后，倪元璐提纲挈领地说，东林得罪魏逆最深，受到的迫害最酷。时至今日，应当体谅他们被杀被压之苦，而不应当抓住他们的小节不放。魏忠贤之流曾以贬杀东林为首功，而东林党人今天竟然与魏忠贤之流一样，同为邪党恶逆，这算什么逻辑？倪元璐大声疾呼：　　　　
　　　　“人才不可不惜，我见不可不除，众郁不可不宣，群议不可不集。”　　　　
　　　　倪元璐之疏，撕开了脸面，把该说的都说了出来。崇祯帝当时尚不想依倪元璐的办法去扩大打击范围。如果依倪编修的严格标准，那么在魏忠贤当权时在台上的官员，大部分都脱不了干系，要是个个严查，打击面自然很大，人事变动就相当剧烈。因此，崇祯帝也就遵从那些稳健派官员（大多是与魏氏有些瓜葛的人）的意见，表达了他不想进一步扩大打击面的想法。他做出批示，说：　　　　
　　　　朕总揽人才，公正清明，你们这些大臣，同舟共济吧，不要再互相攻击，纠缠于门户之见了。　　　　
　　　　但既然开了口子，想压下去就不太容易了。继倪元璐之后，又有一位叫瞿式耜的官员，上了一疏，为东林党鸣不平。瞿式耜，常熟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当时居官户科给事中。他在此疏中，大言他有“六不平”，对往事大发议论，要求把清算运动推动下去。这在当时代表着一种政治呼声。　　　　
　　　　政治运动一经开始，便会层层深入，刹不住车，想挡也挡不住。既然崇祯帝倒掉了魏忠贤集团，那么许多与魏忠贤有关的人和事，就得重新评价。既然魏忠贤是十恶不赦之徒，那么反对魏忠贤而遭贬杀的那批人就要平反复出。只要案子一有松动，而有人能为他们讲话，或有人复出，自然又要牵动一片，继续造成人事上的变动。原先遭打击的人越来越多地复出，原先在台上的人则自然要被贬被罢，而这种人事变动又会推动运动的继续深入。因此，在魏忠贤刚倒台时，像杨维垣之类还是倒魏的功臣，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杨维垣之流最终成为了运动的对象，沦为魏氏的党羽或倒魏运动的绊脚石，从而被清除出局。　　　　
　　　　不知崇祯帝是否清楚这一点。不过他的态度不久便有了改变。至崇祯元年（1628）三月，崇祯帝下令追恤天启时遭冤屈陷害而被迫害至死的诸臣，像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被魏忠贤直接逮捕迫害而死的，都被平反昭雪。而像冯从吾、邹元标、高攀龙等被魏忠贤贬削的旧臣，也都有赠恤。那位敢说敢讲的编修倪元璐出了大名，崇祯帝也没有过分追究。在当时的氛围中，这无疑是一个鼓励。　　　　
　　　　当时力主调和并阻止给东林党人平反的内阁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至此也被罢免。出头攻击他们的是御史罗元宾。这位罗御史措词激烈地说，施、张两位，身为大学士，却在魏忠贤擅权之时，贪图高位，一味迁就迎合，让魏氏为所欲为：赏公封爵，颂德建祠，诛杀削夺，无恶不作。这实在是误国徇私！施、张两位坐不住了，要求辞职，崇祯帝立即同意。这两位阁臣的去职，更有利于运动的深入。　　　　
　　　　到了四月下旬，那位出了大名的倪元璐，再次出头，上疏要求崇祯帝焚毁那部给东林集团定性的《三朝要典》。这又是一个惊人之举！　　　　
　　　　《三朝要典》的内容包括万历后期的梃击案、泰昌时期的红丸案及天启即位之际的移宫案。魏忠贤通过《三朝要典》的编修和刊印，不仅给东林党人定了性，为其贬杀东林党人提供了历史和现实依据，而且还把自己大大美化一番。当时为了奉承魏忠贤，有人竟把魏忠贤抬高到与孔子一样，同是圣贤，列举的理由就是魏忠贤杀东林、修《三朝要典》，与孔子诛少正卯、编《春秋》可以相提并论。此说虽荒唐，但也足见《三朝要典》的分量。现在魏忠贤既败，东林人要彻底翻案，就必须搬掉这块绊脚石。倪元璐是聪明人，所以提出毁掉《要典》。　　　　
　　　　问题在于要毁《要典》，谈何容易？天启皇帝曾为这部书御制了序言，给定了性。《实录》中有关三案问题的记述上，全都参照了《要典》。更重要的是，主张修《要典》、参与修《要典》的当事人，不少仍在位，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来宗道、杨景辰就是天启朝编修《要典》的副总裁。　　　　
　　　　因此，当倪元璐提出毁《三典》时，大学士来宗道赶忙票拟圣旨道：　　　　
　　　　“所奏关系重大，着礼部史馆诸臣详议具奏。”　　　　
　　　　崇祯帝看了不太满意，便笔一挥，添了一句：　　　　
　　　　“听朕独断行。”　　　　
　　　　这句话已有明显的倾向性，所以礼部与史馆诸臣商量的结论也就不难预料。就像来宗道这样的当事者，见风向已变，也竟然要求毁掉此书。当时只有两人公开站出来反对。一位是翰林院的侍读孙之獬，一位是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尚书霍维华。　　　　
　　　　孙之獬当时跑到东阁，力主不能毁《要典》。话说得相当难听：　　　　
　　　　“皇上同枝继立，非有胜国之扫除，何必如此心狠手辣？于祖考则失孝，于熹庙则失友。”　　　　
　　　　孙之獬的话分量很重，意思也很明白：崇祯皇帝你是以兄终弟及的身份继位的，即位前你也是天启帝的臣民，即位后更应心存感念，你何必如此心狠手辣，在皇兄尸骨未寒之际，竟要毁掉《要典》这部由天启帝钦定的传世之作，叫天启帝颜面何存？　　　　
　　　　当时孙之獬情绪很激动，说完之后失声痛哭，响彻殿廷内外。而且他立即要求辞职，不干了！这位孙之獬或许是通过此事看穿了世事的多变。清军入关后，他降了大清，最后入了《明史·贰臣传》。　　　　
　　　　霍维华也力主不可毁《要典》，不过不像孙侍读那样激动。其实，当时与《要典》有染的在朝官员，大有人在。像前述的两位大学士，像这位霍维华，都是《要典》修撰的“功臣”，因此也实在用不着像孙之獬这位侍读那样大出风头，痛哭流涕，弄得贻笑后世。不过，在那种大气候下，孙之獬竟敢如此出头，且不论其动机如何，单凭其勇气而言，也是难能可贵的。　　　　
　　　　崇祯帝倒没有深究孙之獬，只是让他解职回乡，尽管请求严惩孙之獬的不乏其人。当时崇祯帝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做到既要把运动向前推，又要不太伤了皇兄天启帝的面子。孙之獬的话虽然偏激，但也有几分道理。到了五月上旬，崇祯帝终于下定了决心，下令销毁《三朝要典》。不过他出言仍相当谨慎，说天启帝“止慈止孝，炳若日星”，不过这些光昭盛美的“功绩”，已载于《实录》，不必再用《三朝要典》这样的书来重复，因此《要典》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毁掉算了。这些当然都是废话，但又不得不说。最重要的也并不是这些，而是后面的几句话：　　　　
　　　　“自今以后，官方不以此事定臧否，人材不以此书定进退，惟是三朝原无遗议，绍明前烈，注意编摩。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异论，务衷朕清平之治。”　　　　
　　　　此话一出，套在东林党人头上的紧箍咒便失去了效力，等于给东林党人彻底平了反。东林党人大批复出立即变成可能。至于崇祯帝所说的“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异论”之类的客气话，则恐怕就是一厢情愿了。复出后的东林党人，能放过那些魏氏旧党吗？　　　　
　　　　


第三章中兴之梦的破灭内阁大换血（1）

　　　　首辅李国？在此年五月致仕。他是魏忠贤的同乡，能入阁多少沾了点魏忠贤的光，别人一般也是这样想的。但李国？做事，尚有分寸，每持正论。他继黄立极出任首辅5个月，日子极为难过。朝廷对魏忠贤集团的清算愈演愈烈，而他却是天启旧臣，靠魏忠贤提携才入了阁，因此有些话也说不出口。到五月初，他见事已不可为，便上疏乞归，返乡不久后就去世。临去职前，他推荐了韩鑛、孙承宗这两位带有东林色彩的大臣代替他。　　　　
　　　　李国？去职后，来宗道出任内阁首辅。这位来宗道与魏忠贤的关系也说不清楚。他做事诡秘，为人圆滑。在魏忠贤时代，他与另一位内阁大学士杨景辰出任过《三朝要典》的副总裁，而到崇祯帝要毁该书时，他也举双手赞成。他对东林一案的平反，态度不是很积极。他曾笑着对倪元璐说：　　　　
　　　　“你这人也真是多事！按照成例，像你这样的翰林编修，只是香茗一杯而已。”　　　　
　　　　意思是怪倪元璐为东林出头，是过于多事。因此当时朝野给了来宗道一个“雅号”，称他是“清客宰相”。当时朝廷的气氛，自然容他不得。东林派的官员，纷纷上疏弹劾。来宗道便与杨景辰一起，在六月被罢免。　　　　
　　　　也就是在这个月，魏忠贤原先的两位干将魏秉谦、冯铨被削籍。这两位干将在魏忠贤擅权时，便因内部矛盾，卸职不干，至此也被处罚。另一位干将许显纯也在此时被斩首。据说在会审许显纯时，后来成为大思想家的黄宗羲，乘隙上去用铁锥狠狠地刺了一锥，算是为自己惨死在许显纯手里的父亲黄尊素报了一锥之仇。　　　　
　　　　来宗道下台后，刘鸿训实际上就是内阁的当权派。这位刘鸿训做事刚正果断。他利用当时朝廷的局势，毅然罢斥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孙之獬、阮大铖等人，据说是人心大快，但也引起了对手的仇恨。到了十月份，刘鸿训竟被赶下了台，落得个充军戍边的惨局。　　　　
　　　　刘鸿训在开始时深得崇祯帝的欣赏，也多次给崇祯帝出谋划策，所以他的对手一时也奈何他不得。但到了十月份，他最终还是被对手抓住了把柄。　　　　
　　　　刘鸿训栽在一件可大可小的事情上，说起来也是够冤的。　　　　
　　　　当时惠安伯张庆臻被命总督京营，但在皇帝给他的诏书中竟有“兼辖捕营”这样的内容。按朝廷成例，总督京营者不得兼辖巡捕军，免得兵权过于集中。因此上述的任命是严重违制行为，有一位名叫郑其心的提督立即向皇帝提出非议，认为这是不合适的。　　　　
　　　　崇祯帝很生气，立即要追究责任。当然他不会追究自己的责任。虽然诏书是以他的名义下的，但事实上却由内阁预先起草好的。皇帝总揽天下大事，日理万机，像京营总督不能兼辖巡捕军这样的琐事，他很有可能就不太清楚，这也情有可原。但对内阁及兵部而言，这样的事就是大错误了。官已做到大学士这分上，就应该知道这些具体规定，绝不应该出错。现在出了这样的错误，说轻一点是疏忽，说重一点则是难以开口的大问题了，因为这涉及到京师的兵权。　　　　
　　　　处理的结果是一位叫田嘉壁的中书舍人，被逮捕下狱，罪名是妄改敕语。这多少有点冤枉，这位中书舍人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妄改这样的文件，而且中书舍人也只是负责誊写，即使想改，恐怕也无从改起。这一点明眼人一看即知。　　　　
　　　　刘鸿训的对手们自然也知道这点。他们立即抓住这一把柄，猛攻刘鸿训。给事中李觉斯上疏说：　　　　
　　　　“此事由兵部拟稿，再送内阁辅臣审定，中书舍人缮写。因此仅处理中书舍人一人，不合情理。内阁和兵部也应追究责任！”　　　　
　　　　多疑的崇祯帝仔细一想，此言也有道理，便亲自赶到便殿询问那些内阁大学士，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学士们个个说不知道。崇祯帝不禁大怒，令廷臣劾奏。这样一来，朝廷就像炸开了锅，热闹非凡。　　　　
　　　　李觉斯立即上书，说刘鸿训接受了惠安伯张庆臻的贿赂。御史吴玉也上疏说妄改敕书一事，是由刘鸿训一手操纵的。细心的崇祯帝则去查阅内阁的有关文书，发现在兵部呈进内阁的揭帖原件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刘鸿训的批语：“批西司房。”这说明刘鸿训是看过这份文件的，并明确批示把这份揭帖下到西司房（即制敕房）去的。崇祯帝立即下令内阁说：　　　　
　　　　“事情已十分明白。内阁立即拿出处理的意见来！”　　　　
　　　　内阁这下子慌了，全体大学士马上合奏申辩，但崇祯帝此时已听不进了。他立即下令，大学士刘鸿训撤职削籍，谪戍代州，最后死在戍所。兵部尚书王在晋削籍，惠安伯张庆臻因是世袭之臣，被停禄3年，以示处罚。　　　　
　　　　此案多少有点糊涂账的味道。刘鸿训即使有罪，也不至于要被处罚到这种地步。崇祯帝的这种做事风格，也令人不敢恭维。他大概是害怕廷臣结党营私，所以只要稍有迹象，便立即痛下杀手。这种做法，正好被刘鸿训、王在晋的对手所利用。　　　　
　　　　当时崇祯帝的心境很不好。他本以为像自己这样英明的君主，即位后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扭转乾坤，实现中兴。可现实中的许多事情，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简单。坏消息要比好消息多得多。辽东发生兵变，浙江发生海啸，陕西的饥民闹起了事。到九月份。京师又发生了地震。而去年的十月，南京就发生过地震。即位仅一年，南北二京就都震了一次，这莫非是什么不祥之兆？因此，崇祯帝就更加谨慎从事，尤其对于吏治，更是盯得紧，不想让朝廷再出现以往那种结党营私的局面。　　　　
　　　　不过，当时朝廷的形势，加上崇祯帝自己的为政作风，党争的局面在所难免。到十一月，朝廷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当时崇祯帝下令廷推阁臣。廷臣推举了吏部侍郎成基命、礼部侍郎钱谦益以及郑以伟、李腾芳、孙慎行、薛三省、盛以宏、罗喻义、王永光等12人，钱谦益名列第二。钱谦益是常熟人，人称“东林浪子”，当时很有些声望，一般都认为他入阁应没有问题。没想到未能入围、心中不满的吏部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猜测到崇祯帝对这一廷推结果有怀疑，便谋划攻击这些人中最具东林色彩的钱谦益，阻止他入阁。　　　　
　　　　温体仁突然上疏，揭发钱谦益在天启二年（1622）主持浙江乡试时，曾关节受贿，人品不佳，不应入阁。这一疏，真可以说是毁了钱谦益的前程。　　　　
　　　　这件事说起来还真有点冤枉了钱谦益。当时他主持的浙江乡试，确曾发生过舞弊行为，舞弊者已被惩处，主持乡试的钱谦益虽不知情，但因失察之过，也被夺俸两年。本来此事已过了7年，世人也已淡忘。而老谋深算的温体仁此时突然重提此事，就是为了迎合崇祯帝肃清吏治、严惩贪官的想法，击中了要害。　　　　
　　　　这一招果然厉害！崇祯帝在第二天就召集阁部科道大员进文华殿，并令当事人温体仁、钱谦益到场对质。　　　　
　　　　钱谦益根本就没有思想准备。到了皇帝面前，他虽想竭力与温体仁争辩，说清问题，但似乎言辞颇曲，底气也不足。而早已精心准备的温体仁，此时却口若悬河，言如泉涌。他慷慨激昂地说：　　　　
　　　　“我职非言官，本来不应该在此多说。而且这次会推阁臣，我也没有入选，就更应避嫌，不能说三道四。但是，在这种关系到宗社安定的选官枚卜大典举行之际，朝廷上下竟无一人站出来，揭发钱谦益结党纳贿的丑行！我实在不忍心皇上孤立于上，被人蒙骗，因此不得不说！”　　　　
　　　　这一番肺腑之言，说得崇祯帝连连称是。崇祯帝环视群臣，要他们表态。大部分大臣都说钱谦益无罪，帮他说话，只有周延儒帮着温体仁。他说：　　　　
　　　　“田千秋（指科场案中那位作弊的举子）关节是真！”　　　　
　　　　大学士钱龙锡等人则说：　　　　
　　　　“关节实与钱谦益无干！”　　　　
　　　　崇祯帝立即插话道：　　　　
　　　　“关节既真，他为主考，如何说不是他？”　　　　
　　　　有一位叫章允儒的吏科给事中争辩最力。他指责温体仁说：　　　　
　　　　“温体仁你是热衷大学士的位置，才会揭发钱谦益的。如果钱谦益应当惩处，你早就应该揭发，怎么要等到今天！”　　　　
　　　　温体仁马上反驳道：　　　　
　　　　“在此以前，钱谦益只不过是个闲曹轻职，问题不大，所以就没有揭发，而现在揭发他，正是因为他要入阁，关系重大，目的是要朝廷谨慎用人。如果真要像章允儒说的那样，在此以前就打击他，那才真叫党同伐异呢！”　　　　
　　　　章允儒不服，又影射温体仁道：　　　　
　　　　“党同伐异之说，是小人陷害君子的借口，天启朝之事可鉴！”　　　　
　　　　此时崇祯帝已经不耐烦了，大发脾气，下令把田千秋的那份弊卷拿上来，责问钱谦益作弊是否属实？作弊当然属实，白纸黑字俱在。问题在于钱谦益并未直接参与，而仅仅是失察，两者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崇祯帝认为，只要你钱谦益承认天启二年（1622）浙江乡试确有科场案就行了，至于上述的本质区别，他就不必深究了。面对皇帝这样的逻辑，钱谦益还有什么话可讲，只好认罪。既然认罪，崇祯帝更觉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崇祯帝至此连喊侥幸，庆幸自己明察秋毫，英明果断，没让钱谦益这样的人进了内阁。他大发感慨道：　　　　
　　　　“要不是温体仁，朕几乎就要犯下大错！”　　　　
　　　　他越想越气，因为对钱谦益这种人，竟还有这么多人为其如此出力。他叱令把那位叫得最凶的章允儒逮捕下狱，并严厉谴责了那班不识大体的群臣。　　　　
　　　　周延儒不失时机地向皇帝进言：　　　　
　　　　“会推的做法，表面上看起来公正，实际上作主的只有一二人而已。其他的人都不敢乱讲话，否则就会招来麻烦。况且田千秋之案已有定论，不必再费口舌。”　　　　
　　　　周延儒的话，犹如火上浇油。崇祯帝在当天就决定罢掉钱谦益的官，回籍听勘，最后的处罚是坐杖论赎。田千秋更是倒霉，原已判充军，才遇大赦，没想到又进班房再审，最后丢了性命。为钱谦益辩护的人，除上述的章允儒外，其他如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人，都坐了与钱氏结党之罪，被分别处罚。　　　　
　　　　温体仁、周延儒两人略施小计，就让崇祯帝上了当，从而把当时正得意的东林党人打得大败。　　　　
　　　　崇祯帝的本性，此时已开始暴露出来。尽管他登基以来，为政勤奋、辛苦，很有责任心，但他的许多致命弱点也越来越明显：他性格多疑、武断，甚至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意见，缺乏良好的政治判断力，也不熟谙帝王的驾驭之术，除了罢官杀人之外，也没有什么有效手段控制局面。此时的他还只是听信温体仁罢免了钱谦益，上了一次小当。一年多后，他竟上了满洲人的大当，把自己最得力的辽东主将亲手杀掉。　　　　
　　　　既然这次廷推没有结果，崇祯帝便任命刚刚还朝的韩鑛出任了内阁首辅。　　　　
　　　　韩鑛属于东林派的官员，但处事温和老成。在天启年间，他曾出任过首辅，后因与魏忠贤集团不和，便辞职引退。崇祯元年（1628）五月，崇祯决定重新起用韩鑛。此时韩鑛才到京复职，便被任命为首辅。　　　　
　　　　韩鑛到京时，正逢大学士刘鸿训被重谴，韩鑛立即上疏申救，但崇祯帝没有给他面子。当时有御史，如毛九华、任赞化因不满温体仁攻讦钱谦益的做法，上疏攻击温体仁。崇祯便再召内阁及九卿诸大员质询。温体仁竭力攻击毛九华、任赞化是钱谦益的私党，崇祯帝同意这种看法。崇祯帝秉烛召韩鑛至内殿，严加训导说：　　　　
　　　　“进言者不忧国而植党，当重绳以法！”　　　　
　　　　韩鑛在退朝后立即上了一疏，劝诫崇祯皇帝。他说：　　　　
　　　　“做臣子的不可以植私党以事君主，但做君主的，也不可以随便以私党之类的名目来怀疑大臣。贬黜奖拔，应根据大臣的才品高下、朝事修废而定。如果朝堂官府，戈矛妄起，畛域横分，则不是朝廷宗社的福祉！”　　　　
　　　　韩鑛的意思，就是要皇帝不要动辄疑神疑鬼，不信任大臣，更不要偏听偏信，主观臆断，随便贬黜升迁官员，而应该根据正常的考核原则和手段来定夺。否则，不仅不能消除大臣植党营私的恶习，反而会引起文官的分裂，于朝政不利。　　　　
　　　　韩鑛一向以老成持重而闻名。他对朝廷政治体制及其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