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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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效尤，帑将安给？”　　　　
　　　　崇祯帝一听，有道理！忙问道：　　　　
　　　　“卿谓如何？”　　　　
　　　　周延儒接着说道：　　　　
　　　　“事迫不得不发，但当求经久之策。”　　　　
　　　　什么是经久之策呢？周延儒几天后又说：　　　　
　　　　“饷莫若粟。山海粟不缺也，缺银耳。何故哗？安知非骄弁拘煽，以胁崇焕邪？”　　　　
　　　　这句话真是说到崇祯帝的心坎上了。当时崇祯帝正疑心边将以兵变要挟朝廷，请发军饷，给周延儒这么一点拨，更是豁然开朗。　　　　
　　　　周延儒这番话，很得崇祯帝欢心。只要能少出他内库的银子，他都听得顺耳。但周延儒的话，却害苦了带兵的将领们。当时的官军，都是招募来的，帮朝廷打一天仗，朝廷就得给一天银子，因此并不像周延儒所讲的那样，有粮无银也能应付。当时朝廷欠饷普遍，不仅欠辽东的军饷，也欠其他地方如陕西等地的兵饷。因此，袁崇焕在平定宁远后，便立即向朝廷请饷。鉴于当时辽东的形势和袁崇焕的面子，崇祯帝尚能基本满足。　　　　
　　　　袁崇焕随即着手整饬辽东的防务，调整人事安排。毕自肃自杀后，袁崇焕上书请求不要再设巡抚。后登莱巡抚孙国桢被罢时，袁崇焕又上书请求罢除不设。同时，袁崇焕把宁远、锦州合为一镇，由祖大寿仍旧驻守锦州，加中军副将何可刚都督佥事，代替总兵朱梅驻守宁远（朱梅已被解任），而将驻守蓟镇的赵率教移至关门。这样一调整，山海关外仅存两员大将，而袁崇焕自己则镇守宁远，基本上做到了事权归一，理顺了人事关系。　　　　
　　　　到了崇祯二年（1629）闰四月，崇祯帝以春秋两防的功绩，诏令加袁崇焕太子太保，赐蟒衣、银币，荫锦衣千户。袁崇焕意气风发，原先的小心谨慎已被抛之脑后。不久，他就做了一件令朝野大为震惊的大事，那就是诛杀毛文龙。　　　　
　　　　


第四章　后金的挑战毛文龙被诛

　　　　这位毛文龙，也是当时的一位奇人。他的祖籍在山西太平。因其父到浙江杭州做生意，毛文龙生在杭州，便落籍杭州府仁和县。一般人都认为毛文龙是杭州人，而实际上他是个地道的山西人。　　　　
　　　　毛文龙虽生在杭州，但仍像当时的许多山西人一样，天生不爱读书，也不事生产，而是阅历江湖，空口谈兵，属于无赖不正之徒。到后来，他出走投奔他的叔父毛得春，世袭其职充百户，开始到军队中去发展。到天启元年（1621），他已是巡抚王化贞手下的练兵游击。　　　　
　　　　也就在这一年，毛文龙策动后金的镇江（九连城）守将陈良策反正，一举占领该城，侥幸成功。这次胜利被广宁巡抚王化贞称之为“镇江大捷”。王化贞立即组织兵力，准备一举剿灭辽东，结果是无功而还。不久，镇江城也被后金收复。　　　　
　　　　毛文龙因有“镇江大捷”，而被提升为副总兵，累加左都督。天启二年（1622）春广宁失守、辽东全线崩溃之后，毛文龙及其据守的皮岛就显得重要起来了。此年六月，朝廷在皮岛设东江镇，再升毛文龙为平辽总兵官，挂将军印，赐尚方剑。除皮岛这一基地外，毛文龙当时尚占据着朝鲜境内的铁山，设有营寨。　　　　
　　　　毛文龙一心一意经营他的东江镇。这皮岛（椴岛）居鸭绿江口之南，离朝鲜本土仅一水之隔，地理位置险要。岛上居民多是从辽东逃出来的汉人。毛文龙便招募一批手下，做他的“海外天子”。　　　　
　　　　平心而论，毛文龙仍是明朝的将领，因为他确实在打击后金，牵制敌军，而且还常常上书朝廷，慷慨激昂，说些中听的大话。如他在天启三年（1623）曾上书兵部，说“得饷百万，明年可以灭奴。”实际上他根本做不到。两年之后，他又说：“两年之间，有不平辽灭奴，复三韩之旧业，甘治欺君诳上之罪。”这些大话，他说了不少，不仅魏忠贤爱听，一般人也喜欢听。对于一个这样的朝廷来说，能说些大话的人毕竟还是有用的，至少符合气可鼓而不可泄的原则。况且，毛文龙也做了一些实事，为辽东的战局起到了某种牵制作用，尽管他把斩杀6人说成六万之众等等。　　　　
　　　　话又说回来，明末说假话、大话的人，也并非毛文龙一人，至少是真正说真话的人不多，因为朝廷上下愿听真话的人本来就不多。事实上，就算毛文龙不说大话，他也承担不起收复辽东的重任。朝廷的大军在关外尚且节节败退，何况毛文龙这样的乌合之众。　　　　
　　　　或许毛文龙本人就十分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一方面不断与朝廷吹些大话，要官要饷，另一方面，也实实在在地为自己做事。他不断地要饷，不免也吃些空额，落入自己腰包。更严重的是，他还利用皮岛的地理优势和军队的特权，做些生意赢利，经营的商品中也有不少是违禁品。他还代朝廷征收过往商贾的商税，但不上缴。总的来说，毛文龙在皮岛，兵练得不怎么样，但钱赚得还可以，很有些经济头脑。　　　　
　　　　毛文龙赚的钱，除落入自己腰包外，开支也不少。手下的一大帮兵马要靠他养活，指望朝廷有时候也的确不可靠；朝廷那么多官员也得罪不起，需要打点。毛文龙在这方面从不吝啬，朝廷上下拿他钱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帮他说话。毛文龙的最大问题是得意忘形，失了分寸，忘了自己的身份。他总以为朝廷没有了他，辽东局势就会如何。他还以为他上下使了钱，朝廷的官员就都会帮他讲话，奈何他不得。在崇祯帝刚即位的天启七年（1627）九月，毛文龙上了一个措辞激烈的奏疏，说他“七年苦楚，百事勤劳，有不平者五事”，具体而言，则是衣服不足、待遇不一、赏罚各异、抹杀战功、传言不断等等，最后甚至以辞职相威胁。崇祯帝拿到这个奏疏后，不明真相，想想毛文龙也真是不易，便下了一个令毛文龙浮想联翩的诏书，称：　　　　
　　　　“文龙远戍孤悬，备尝艰苦，屡建捷效，心迹自明。东顾方殷，岂得乞身求代。还宜益奋义勇，多方牵制，以纾朕怀。”　　　　
　　　　崇祯帝的这种态度，无疑更加刺激了毛文龙的狂妄自大，以至发展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后人在后金的“满文秘档”中还发现了毛文龙与后金往来的密信。毛文龙在密信中曾与皇太极议降，提出所谓“尔（指皇太极）取山海关，我取山东”之类的投降条件。假如这些档案的真实性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历史真是开了个大玩笑。因为明末不少人认为，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就是为了投降后金，没想到毛文龙却曾有过降后金的举措。这真是冤杀了袁崇焕！　　　　
　　　　毛文龙此等狂妄，自认为朝廷缺他不可，不料朝廷新任命的辽东总督袁崇焕也是个敢作敢为的人。这位当时尚深受崇祯帝宠爱的袁崇焕，原本就与毛文龙有矛盾。在任辽东巡抚时，袁崇焕就曾提出撤销东江镇的建议，朝廷没有采纳。在天启七年（1627）皇太极出兵攻击皮岛时，袁崇焕的救援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慢了半拍，令毛文龙吃了大亏，丢掉了铁山大营。袁崇焕也因此事而被毛文龙在朝廷中的那些代理人猛烈攻击，最终乞请致仕归里。　　　　
　　　　袁崇焕此次重掌辽东帅印，毛文龙的问题当然是绕不过去的。所以，在袁崇焕赴辽之前，大学士钱龙锡曾问及袁崇焕赴辽后的具体方略，袁崇焕明确表示：　　　　
　　　　“当自东江始。文龙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处之，易易耳。”　　　　
　　　　此言表明，袁崇焕在赴辽之前，就有除掉毛文龙的打算。　　　　
　　　　袁崇焕一赴任，果然就以毛文龙开刀。袁崇焕很精明，知道毛文龙的要害所在，因此他上了《策画东江事宜疏》，要求朝廷改变运往东江粮饷的饷道，并派兵部部臣参与皮岛的粮饷管理，以便用粮饷来控制住毛文龙。毛文龙当然不干，立即上疏抗辩，而且话说得很难听。他说：　　　　
　　　　“臣读毕，愁烦慷慨，计无所出。忽闻哭声四起，合岛鼎沸，诸将拥进臣署，言兵丁嗷嗷以至今日，望粮饷到、客商来，有复辽之日，各还故土。谁知袁督师将登州严禁，不许一舡出海。”　　　　
　　　　毛文龙的话虽有点夸张，但说的也是实情。袁崇焕把山东半岛一封锁，不仅粮饷之船来不了，而且商船也不能赴皮岛，加上朝鲜已降了后金，所以皮岛就成了海中孤岛。难怪毛文龙要说这是“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　　　　
　　　　以毛文龙的禀性，话自然不会到此为止，更难听的话还在后头。他接着说：　　　　
　　　　“督臣策画舍近求远，弃易图难，臣竟不知故。今事实难做矣，臣之热肠冷矣，性命危于旦夕矣。每自譬于林畔一日七战时，今又多活数年，即死亦瞑目矣。只不愿如抚臣故事，又有非议于其后耳。督臣为臣上司，臣辩驳其疏，臣亦自觉非体、非理，听皇上或撤或留，臣随（遂）亲抱敕印，竟进登州候旨，逮臣进京，悉从公议，治臣以罪，完臣一生名节，免误封疆大事矣。”　　　　
　　　　这些话明显带有要挟的色彩，正在兴头上的袁崇焕自然是恨之入骨，杀心顿起。不过，毛文龙的这番话虽不中听，到是基本上在后来应验。他本人不久被诛杀，尽管未等到进京而是被袁崇焕立斩于帐外，应了那句“性命危于旦夕矣”。袁崇焕诛杀毛文龙，后来被视作是其降后金的主要步骤和罪证，应了那句“只不愿如抚臣故事，又有非议于其后耳”。　　　　
　　　　毛文龙在上此疏时，未必料到他自己真会丧命，而袁崇焕却真的在布置诛杀之事。崇祯二年（1629）五月底，袁崇焕乘舟泛海到达皮岛附近的双岛，名义上当然是检阅兵马。毛文龙在六月初一日由皮岛来到双岛，以下属的身份进谒，后又陪袁崇焕上了皮岛。酒足饭饱之余，袁崇焕也曾试探过毛文龙，给毛文龙一些台阶，如整治部队、返乡养老等等，让毛文龙能顺此体面收场。不幸的是，毛文龙仍是懵懂不解，失之交臂。于是，袁崇焕便准备痛下杀手。　　　　
　　　　六月五日，袁崇焕终于动了杀手。他预先在一座山上设置大帐，并在帐中埋伏了亲兵。接着，他邀毛文龙前来，一起上山。毛文龙赶到山下，袁崇焕与他寒暄道：　　　　
　　　　明天早晨我就要离开此地，你一人担负海外守御重任，请受我一拜！　　　　
　　　　毛文龙赶紧回拜。互拜之后，袁崇焕请毛文龙上山，却把他的随从兵卒挡在山下，只许一些将官跟随上山。袁崇焕边走边问那些从官的姓名，回答多为毛姓。毛文龙赶紧解释说，他们都是我的子孙。袁崇焕又笑着说：　　　　
　　　　你们远处海外，整日辛苦，为国效力，而每月米粮只有一斛，真是令人痛心，请再受我一拜！　　　　
　　　　毛文龙的从官吓得赶紧叩头答谢。就这样你一拜我一拜，一行人就进了大帐。一进大帐，袁崇焕把脸一翻，突然责问毛文龙违反朝命之事。毛文龙哪里受得了，立即反驳。袁崇焕喝令随从扒掉毛文龙的冠戴，捆绑起来，并从容不迫，历数其“十二斩罪”：　　　　
　　　　“尔有十二斩罪，知之乎？　　　　
　　　　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　　　　
　　　　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　　　　
　　　　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　　　　
　　　　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　　　　
　　　　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　　　　
　　　　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　　　　
　　　　自宁远还，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　　　　
　　　　强取民间女子，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　　　　
　　　　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　　　　
　　　　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　　　　
　　　　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　　　　
　　　　开镇八年，不能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　　　　
　　　　这“十二斩罪”中，有的确实是事实，有的则有些牵强。如给魏忠贤行贿、在皮岛给魏忠贤塑像这一条，就算不上可斩之罪。当时给魏氏建祠塑像，是一种风气。袁崇焕自己也曾上书朝廷，要求在宁远给魏忠贤造生祠，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造成而已。再如开镇8年未复寸土那一条，也有些勉强。毛文龙未复寸土是事实，但比起那些连连丢失疆土的大吏而言，也算不得弥天大罪。袁崇焕复出之后，好像也是未复寸土，只是一味防御。所以，要求毛文龙以一孤岛之乌合之众，去收复失地，不免苛求。不过，既然袁崇焕要斩杀毛文龙，那么，不要说是“十二斩罪”，就是更多的罪状也能找得到。因此难怪也有人说，袁崇焕捏“十二罪”，矫旨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旨杀岳武穆，是古今一辙。　　　　
　　　　毛文龙至此已明白事态的严重性，便不再开口，只是一味叩头求免一死。袁崇焕问毛文龙的从官道：　　　　
　　　　“文龙罪当斩否？”　　　　
　　　　众官们吓得连连称该斩。但也有人为他辩护，说其数年劳苦。袁崇焕勃然大怒，斥责道：　　　　
　　　　“文龙一布衣耳，官极品，满门封荫，足酬劳，何悖逆如是？”　　　　
　　　　接着，袁崇焕跪下顿首，请旨道：　　　　
　　　　“臣今诛文龙以肃军。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不能成功，皇上也以诛文龙者诛臣！”　　　　
　　　　此言一出，杀气腾腾，在场诸官谁也不敢出声。袁崇焕便取出尚方剑，在帐前斩杀毛文龙。毛文龙当时也有皇帝所赐的尚方剑，没想到自己却被另一把尚方剑斩杀。据说毛文龙曾祈过梦，在梦中，他的同乡前辈于谦授其一诗：“欲效淮阴，老了一半；好个田横，无人为伴。”当初大家都不解其意。直到毛文龙被斩，大家才恍然大悟，韩信27岁任大将，文龙52岁作元戎，老了近一半；田横死在荒岛，尚有500人殉死作伴，而文龙被斩时，却无人作伴。　　　　
　　　　袁崇焕随即对毛文龙的部队进行了改编，重新任命首领，并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算是稳住了毛文龙的旧部。　　　　
　　　　袁崇焕诛杀毛文龙，虽不像后来不少人所误解的那样，是出于降后金的目的，但此举确实有点过分。毛文龙也是一位由皇帝钦命的边塞大将，袁崇焕虽有尚方剑和崇祯帝“便宜行事”的圣旨，但也不能说杀就杀，不通过正常的程序。这一点袁崇焕本人也十分清楚，因此，他在诛杀毛文龙后，立即上疏为自己开脱，并向朝廷请罪。崇祯帝虽然没有追究，甚至还“优旨褒答”，但心中的震惊、疑虑是难免的。袁崇焕后来的命运，或许与此举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从当时的敌我情形而言，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也是失策。尽管毛文龙有种种不是，但他仍然是明朝的总兵，他驻守的东江镇，在朝鲜降后金之后的崇祯初年，是朝廷惟一能在敌人腹背起牵制作用的重镇。而毛文龙一死，东江镇失去约束，不久便土崩瓦解。毛文龙的许多部下也纷纷投敌。其中尚可喜、耿精忠、孔有德等，成为后来清兵入关的急先锋，立下赫赫战功。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人帮明朝打仗时似乎不怎么样，但到打明朝时却是胜多败少。　　　　
　　　　诛杀毛文龙之后不久，辽东的战局便急转而下，战火蔓延到了京畿。袁崇焕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第四章　后金的挑战大冤案（1）

　　　　崇祯二年（1629）十月下旬，一直与袁崇焕商谈议和的皇太极，突然率兵绕开宁远、山海关一带的明朝防线，由蒙古境内开拔，抵达老河。然后兵分3路，分别从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突袭长城防线，并迅速得手，至十一月初二日，皇太极的3路兵马已到达了遵化城下，形势告急！　　　　
　　　　皇太极这次突袭，有内外双重因素。崇祯二年（1628），不仅新附后金的蒙古诸部遭受严重灾荒，后金本身也遭重灾，日子艰难。皇太极为了摆脱经济困难，巩固汗位，急于开战。而当时的形势，也有利于进攻。虽说袁崇焕统辖的宁远、山海关防线不容易攻破，但由于蒙古已经归附后金，后金的军队可以在蒙古军的协助下，选择山海关以西的薄弱之处，作为突破口，攻破长城防线。而且此时朝鲜也已归附后金，皇太极不必像原先那样担心朝鲜人在后面攻击他的大本营，没有了后顾之忧。　　　　
　　　　当时明朝在山海关以西的长城防线十分薄弱。在蒙古喀尔沁等部尚未依附后金前，这段防线尚有缓冲地区，形势不算严峻。但至蒙古诸部归附后金之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因为这段长城防线直接面临着后金的威胁。对此，袁崇焕已清醒地意识到了，所以，他一再上书朝廷，要求在这一线增兵，尤其要用重兵把守蓟州镇（今河北迁西）、遵化（今河北遵化）、蓟州（今河北蓟县）等要地。但朝廷未能依此具体实施。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朝廷无力布防，二是因为崇祯帝及朝廷上下都认为，对付后金只要袁崇焕就行了，不必再另作筹划。没想到，袁崇焕担心的事，皇太极也想到了，而且迅速实行并一举成功，把明朝打了个措手不及。　　　　
　　　　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得知长城防线被攻破的军情后，立即率守关兵马飞驰3昼夜，赶到迁西西北的三屯营，却被驻守此镇的总兵官朱国彦阻止，不得入城。赵率教无奈之下，继续西行，遇后金军队伏击，双方激战，结果赵率教战死，其部也全军覆没。　　　　
　　　　打掉援军的后金军队，乘胜攻打遵化城。巡抚王元雅、保定府推官李献明、永平推官何天球以及现任、前任两位知县和几位武官，或自尽，或战死，遵化沦陷。　　　　
　　　　遵化一破，三屯营随即军心动摇，一批守将临阵脱逃。总兵官朱国彦愤怒之余，在城中张榜公布逃跑将领的名单，并散尽家财，与妻子张氏双双上吊自杀。形势十分危急。　　　　
　　　　袁崇焕在十一月初一日赶到山海关后，才得知后金军队已从蒙古攻入长城的有关详情。他立即调兵遣将，进行堵截，自己则亲率祖大寿、何可刚入卫，于十一月十日赶抵蓟州。崇祯帝对袁崇焕“温旨褒勉”，并发内帑犒赏将士，令袁崇焕统率各路兵马。袁崇焕立即作了布置：　　　　
　　　　以原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等守山海关；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邵忠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仍还镇护诸陵；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扼其西下；保定总兵曹鸣雷、辽东总兵祖大寿驻蓟州遏敌，保定总兵刘策还驻密云。　　　　
　　　　同时，袁崇焕命游击钟宇，中军王应忠、李应元为右翼，继副总兵张弘谟而进；中军何可刚，游击靳国臣、赵国忠、孙志远、陈景荣、陈继盛，都司刘抚民组成中权，继朱梅而进；祖大寿为后援，继何可刚而进。袁崇焕自己率军居二线之中策应。　　　　
　　　　朝廷当时一片混乱。当后金军队突破长城防线的消息报到京师，毫无准备的朝廷上下大为震惊。崇祯帝立即下令京师戒严。遵化沦陷后，京师大震，人心惶惶。崇祯帝任命吏部侍郎成基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又召原先赋闲在家的孙承宗任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督理兵马，负责京师防卫。一时间，只要听说有能用之人，崇祯帝便毫不吝啬，立即给官给钱，予以实权，可见崇祯帝当时的心态。而原任兵部尚书的王洽，则倒了大霉，被逮捕入狱，不久便死于非命。这位王尚书，本是位不错的文官，没想到却丢了性命。王洽被杀，与周延儒有很大关系。在遵化失陷后，崇祯帝召见群臣，周延儒阴森森地说了一番话，而正是这番话要了王尚书的命。周延儒是这样说的：　　　　
　　　　　“世宗斩一丁汝夔，将士震悚，疆敌宵遁。”　　　　
　　　　此言就是要崇祯帝杀一儆百。崇祯帝认为言之有理，便把王洽下了狱。这位周延儒，总是出这样的鬼点子，害了不少人，最终也害了自己。崇祯帝实用主义的做事风格和变化无常的性格，由此也暴露无遗。　　　　
　　　　皇太极攻陷遵化后，并没有像袁崇焕所预计的那样强攻蓟州城，而是与蓟州城稍有接触之后，便绕城而过，迅速向西挺进，连陷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直逼京师。在通州以北20里处扎营后，又分兵向彰义门、天津、密云、居庸关、良乡、固安推进。形势已是十分严峻。　　　　
　　　　袁崇焕弄清了皇太极的意图后，立即率兵火速向京师靠拢，于十五日赶到了通州附近的河西务。当时朝廷上下已有谣言说袁崇焕勾结后金，所以朝廷命袁崇焕的驻地不得越过蓟州，而袁崇焕此时已越界到了通州附近。因此，部将中有人提醒他，干脆就把部队停驻在河西务，不要再往京师靠近，视敌情而作攻守进退。但袁崇焕勤王心切，没有采纳，反而亲率9000兵马，于十六日抵达左安门（外城即外罗城的东南门。外城在内城之南，呈长方形，环抱内城东西角楼，共有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