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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的晚风-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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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张居正的做法，在当时就有不少人看不过去。现在看来，张居正之所以要这样做，除个人利益之外，也实在是有迫不得已的客观原因。
张居正交纳冯保，并通过冯保影响慈圣太后和小皇帝的做法，就引起不少非议。其实，张居正此举也是传统做法。张居正的所作所为，必须借皇帝的名义进行，才具有合法性。但此时的皇帝，还仅是个孩子，事实上并不具备亲政的能力。因此，张居正自然要交结内廷，取得支持，而同时也希望通过严格的教育，来引导小皇帝能走正路。尽管小皇帝在臣民心目中拥有至高无上的至尊地位，但张居正深知小皇帝也是个孩子，只有严加督导才能成为明君。前任首辅高拱曾说当时的万历帝，是“十岁幼童何能尽理天下事？”真可谓是一语中的。虽然张居正就是用这句话扳倒了高拱，但他心底里也完全明白高拱道出的是实情。他后来对小皇帝的管教是如此之严，其“不敬”的程度远远要超过高拱的那句话，以至于万历帝只要听说“张先生来了”，就打心眼里感到害怕。当然，张居正在死后也为他的做法付出了惨重代价。
张居正在任用亲信、打击异己、独揽大权方面的做法，也招致了许多攻击。张居正在统治期间，大量安插自己的亲信，不仅在北京有一批得力干将，如吏部尚书张瀚、王国光、都御史陈玠等等，绝对听命于他，而且在地方行政以及军队等部门也安插亲信，执行旨意，控制地方。张居正要这样做，原因自然复杂，也不能排除私情方面的因素，但最根本的是帝国体制方面的原因。因为张居正虽位尊首辅，但实际上却不能对现行制度做出重大修改，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没有立法权。不仅如此，即使在具体行政事务上，他往往也只能先用私人渠道，把自己的意见通知下面的亲信，再由这些亲信用公文的形式上达，然后张居正才可以堂而皇之地正式表态，提出处理意见，并用皇帝的名义向下面推行。以张居正为中心的这套非正式的网络，其效率之高，是本朝的行政机构所难以相比的。
因此，从体制的角度来看，张居正所用的手法，在本质上与后来的魏忠贤并无二致。他在内依凭皇帝的信任和权威，在外则广植亲信，自成体系，以避开行政系统的低效率及其干扰。这也是明代权臣首选的政治手法。至于对朝廷的影响，则要看具体的操作者本人如何了。
这并不是要替张居正说什么辩护词。事实上，张居正也确实做了不少传统权臣难免要做的事。他的两个儿子竟先后考中了进士，入了翰林院，别人则自然要起疑心，怀疑张居正是否做了手脚。张居正在其父亲去世后，尽管再三要求“丁忧”回乡，但最后还是不得不遵照皇帝之旨，“夺情”留京，带孝理政。但在许多人看来，张居正是贪恋权位，不遵孝道。张居正回家省亲时，竟用了32人的大轿。尽管这是皇帝特许的，但不少人仍坚持认为，这种行为是有逾大臣身份的。更严重的，张居正在家乡的财产急剧增长，而仅靠他每年数百两白银的俸禄，是绝无可能做到这点的，这样也就难免别人有进一步的联想了。到张居正一死，这些都成为他罪行中的一部分。
第一章崩溃的前奏首辅身后凄凉事
张居正死时，万历皇帝已是近20岁的青年了。在痛哭流涕之余，万历皇帝隐隐约约也感到了些许的轻松。那位令人敬畏的张先生终于走了。
平心而论，万历皇帝早年的表现是令人满意的。他比他的父亲隆庆皇帝要聪颖得多。在母亲慈圣太后和张居正的督察之下，万历帝接受了长期而又严格的正统教育，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圣明的君主。尽管他偶尔也因醉酒、骑马等行为而受到太后和张居正的批评，但总的来讲，仍是个合乎传统道德标准的年轻皇帝。而且在即位初期，他也一直为自己有张居正这样的辅佐大臣而感到庆幸，并自然而然地在许多方面以张居正为榜样。
但在张居正死后不久，万历帝逐渐听到了不少他原先根本无法听到的言论。张居正的对立派开始试探性地放出风声，旁敲侧击地把张居正的所谓种种罪行揭露出来，丑化其形象。万历帝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原先那位令人敬佩的“张先生”的形象，已逐步在脑海中消失，代之而来的是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人唯亲、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的奸臣形象。
冯保家产的籍没，似乎已使万历帝确信了外面对张居正的闲言。冯保官至司礼监秉笔太监，长期与万历帝生活在一起，深得宠信。他与张居正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冯保家中被抄出财物之多之精，大大出乎万历帝的意料。既然太监冯保尚且能积下如此财物，那么万历帝自然有理由相信，张居正的家产肯定是一笔天文数字。联想到张居正生前对他的那种“道貌岸然”式的严厉教育，以及由此而受的委屈和羞辱，万历帝当时的心境是不难想象的。他决定对张居正进行清算。
清算是逐步进行的。张居正首先被剥夺了生前所获的太师头衔，几个儿子的官职自然也被罢免。万历十二年（1584），万历帝决定查抄张居正的家产。圣旨一到湖广，地方便立即派员封锁张府，任何人员不得出入，以等待钦差大臣前来查封。此举本是防止张家暗中转移财产，没想到钦差却姗姗来迟，以致张府中粮薪不济，饿死了不少人。
按本朝惯例，追没的财产应是张居正死时的全部家产。因此，其家族在张居正死后两年中的花销，自然要被追补，甚至还要加上可能被转移的那部分。这不仅给查抄带来了技术上的困难，而且也有很大的随意性。依万历皇帝等人最初的设想，张居正留下的家产应该是个大数目，没想到查抄的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钦差大臣想当然地认为查抄数目远远不符合实际，便对张居正长子张敬修进行严刑逼供。张敬修最后被迫自杀身亡，而张家确实也交不出更多的财物，最后不了了之。张家的财产，后来被运到了北京，共110抬，并没有什么值得注目的珍品。不知万历帝过目之后有何感想，大概多少有点失望吧。
假如按张居正一年数百两白银的俸禄来计算，张居正的财产也不能算少。明初朱元璋确定的官员俸禄，本来就低，在后来的200余年中也基本上没有动过。官员如果只取俸禄，则连其基本的生计大概也难以维持。因此，绝大部分的官员，往往会在俸禄之外，另辟一些财源。只要不太过分，朝野也视之为合理。当然，也有例外，如海瑞就是典型。不过，能像海瑞那样吝啬地生活的上层官员，毕竟是少数，事实上明朝也只有他一个！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海瑞之所以这样做，主要也是为了博取政治名声。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在绝大多数的官员看来，即使是圣贤先哲们，也主张“齐家”和“治国”并重，假如官做到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分上，还不如不做。这也就是人人都讲海瑞好但没有人愿意自己成为海瑞的原因。因此，在明朝后期的这种风气下，做了10年首辅的张居正，仅留下了这点财产，即使像要整他的万历帝之流，大概也觉得不能算是过分。
不过，既然抄了张居正的家，万历帝自然要给他安一个罪名。至于是什么罪名，似乎无关紧要，只要能证明万岁爷的明察就可以了。
在张府被抄四个月后，朝廷终于总结性地公布了张居正的罪状，大意是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专权乱政等等。本当剖棺戮户，仅仅是念其多年效劳，万历帝才加恩宽宥。张居正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被送到烟瘴之地充军，而对其老母则额外加恩，允许以空宅一所和田地一千亩予以赡养，以体现浩荡皇恩。
张居正及其时代就这样凄惨地结束了。许多人在事过境迁之后，尤其是在明末时局日益恶化之时，才纷纷想起了这位权臣的种种好处，甚至盼望大明朝还能再出一位像他那样的人物来扭转乾坤。可惜的是，大明朝没有也不可能再获得这样的机会了。
第一章崩溃的前奏万历帝亲政
万历帝终于大权独揽了。
亲政以后的万历帝，也未尝不想有一番作为。他精神焕发，励精图治，俨然想成为一位臣民们理想的贤君。皇太后和张居正十余年的严格教育，此时对他仍有一定的影响。他对臣僚的腐化感到忧虑，自己亲自草拟手诏，禁止官员互赠。他对于各种礼仪也颇为重视。早朝、经筵也十分讲究。他热心参与各种典礼，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诚意；同时，还策励臣工勤俭笃实。万历十三年（1585），万历帝为解决长期的旱灾，曾十分努力地去履行祈雨的礼仪。在干旱炎热中，他亲自步行去天坛祭天祈雨，同时也破例让京师的臣民亲眼目睹这位年轻万岁爷的天颜。亲政之后的短短几年中，万历帝曾四次外出祭祀祖陵，不辞辛苦。因此，当时许多人都对这位年轻的皇帝寄予厚望。
张居正死后，上层文官班子作了重大调整，很快就形成了以首辅申时行为首的新内阁。申时行与张居正共过事，深知张居正为何在死后会落得如此惨局的真正原因。因此，他吸取了教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一方面与皇帝保持良好的君臣关系，另一方面他也一改张居正严厉刚正的为政风格，扮演和事佬的角色，竭力维护文官集团的团结，协调朝廷方方面面的关系。在他看来，既然朝廷的制度无法作根本性的调整，那么，只有理顺君臣关系，加强文官之间的合作和团结，同舟共济，才能维持局面。
也正因为如此，在万历亲政后的最初几年中，朝廷也没出什么大乱子，反而颇有些中兴的新气象。包括万历帝在内的许多人，在那时也都觉得，张居正死后，天也没有塌下来。没有张居正和他的那一套，大明朝的日子照样一天天地过了下去，而且也似乎过得很不错。想到这些，大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不少人甚至还暗暗庆幸：倒张算是倒对了！
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种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
首先感到别扭的是万历皇帝。他在抄没张居正家产以后不久，就逐渐发现，张居正的倒台并不像他原先认为的那样简单。在倒张的文官中，有不少人是出于私人恩怨，挟私报复，也有人是出于个人名利，其动机并不见得就冠冕堂皇。不过，在他看来，这些人虽然可恶，但并不可怕，也不难对付。令他感到可怕而且难以对付的，倒是倒张运动中的另一类文官。
这类文官，属于那种强硬而坚决、顽固又拘泥的道德型人物。他们有一套正统的道德和礼仪规范，并认为这是救世治国的惟一灵丹妙药。帝国之所以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危机，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他们的那一套没有得到彻底的实行。因此，他们绝对不能容忍那些不合乎道德的言行。他们用警惕的眼光，仔细地挑剔着任何人和事，一旦发现问题，便会毫不犹豫地群起而攻之，其道德狂热和牺牲精神令人生畏。
这些人在倒掉张居正后，并不满足，他们又瞄准了年轻的万历皇帝和文官领袖申时行。万历皇帝越来越感到，这批文官有着十分传统和固定的模式，并竭力要引导自己踏上其理想中的“贤君”之路。自己虽有帝王之尊，但实际上往往只是个摆设，根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事，更谈不上什么保持个性。自己的行为，只要稍有偏离之处，便会招致群臣们各种各样的反对。就像有一张无形的网，罩住了自己，令他感到压抑甚至是窒息。
万历帝曾想亲自训练军队，大臣们便以此举不合祖制为由，力劝他放弃这样的念头。他曾几次去视察自己的陵墓，大臣们又觉得过于招摇，便以安全为由予以取消。诸如此类的事情，已越来越令万历帝不快。而最令他伤心的是，他虽贵为天子，却不能给自己心爱的女人提供她想要的东西。
位尊天子的万历帝，身边自然不缺女人。拥有众多妃嫔，本是皇帝分内的权利，万历帝也不会例外。更何况武宗无后而引起皇位继承危机这一前车之鉴，也令张居正等人觉得有必要让万历帝早日成婚，免得节外生枝。因此，万历六年（1578），在母亲慈圣太后的安排下，年仅14岁的万历帝娶了一位比自己小一岁的平民之女，即王皇后。在此以后，万历帝又册封了许多妃嫔，其后宫也已颇具规模了。
但是，对于周围佳丽如云的惟一男性来说，皇帝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女色本身。当然，万历帝也会偶然兴起，做出一些与他身份不符的事情来。如在万历九年（1581）冬天，万历帝看中了慈宁宫一位年长的宫女，并使她怀上了身孕。可能是万历帝在事后也觉得自己此举不太雅观，所以就一直没敢向太后启齿提及。不过，当时的太后，求孙心切，对此不仅没有责怪之意，反而还很高兴。次年秋八月，这位宫女生下了一个男孩，即后来的光宗。母以子贵，这位宫女也一步登天，被封为恭妃。不过，这种册封，也只是依例而行，倒不见得是万历帝的特别眷宠。
真正让万历帝动心的，是一位后来被称作郑贵妃的女性。这位郑氏，在万历十年（1582）与其他八位女性一起被册封为淑嫔。当时，她才是一位十三四岁的少女。从一开始，她就赢得了万历帝的一往情深，而且可以说是终生不渝。能得到如此恩宠，大概不仅仅是因为她有闭月羞花的容貌，更多的倒是因为她聪明伶俐，意志坚决，喜欢读书，并能与万历帝进行心灵上的沟通。也难怪万历帝在众多的后宫佳丽中，惟独对她宠爱有加。
对于这位郑氏，万历帝自然愿意特殊照顾，尤其是在她也生下一位贵子以后。到万历十四年（1586），万历帝不顾群臣反对，毅然册封郑氏为贵妃，其地位明显高于恭妃王氏。至于万历帝是否真得像群臣猜测的那样，还想进一步提高贵妃及其儿子常洵的地位，不得而知，但他坚决维护贵妃母子应得的权利这一念头，却一直毫不动摇。而文官们的做法也与他一样，只不过他们要保障的却是王恭妃及其儿子常洛的权益。双方针锋相对，毫不妥协，也弄得一心想协调双方关系的首辅申时行，出力不讨好，碰了一鼻子灰。在万历帝看来，申时行是压不住群臣，难以服众。而大臣们却又偏偏认定申时行是为了贪图高位，不坚持原则。如此一来，申时行苦心经营的平衡局面，就难以为继了。
第一章崩溃的前奏三十年不出宫
万历帝选择的办法就是消极对抗，不与文官进行合作。
他从万历十三年（1585）起，就再也没有踏出皇宫一步，直到他驾崩后被扛着去定陵，前后达30余年之久。
他虽是这个帝国的皇帝，却不大想承担他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他宁愿呆在宫中，与宫女、太监们厮混，喝酒作乐，醉生梦死，用自己的方式享受人生，也懒得理会宫外的文官，几乎到了天塌下来他也可以不管的地步。
他几乎不见朝臣，即使像首辅之类的文官首领也很难见到他。大臣的奏章大多“留中”，不作任何处理。甚至连帝国最神圣庄严的庙祀，万历帝也不亲祭，而是派员代祭。帝国的政治中枢机构实际上处于半停顿状态。
他的这种做法，自然引起了大臣的不满，他们纷纷提出批评。万历十八年（1590）春正月，有一位名叫雒于仁的大理寺评判，上了一个措词激烈的奏章，痛斥万历帝“圣体违和”的病因，就是酒色财气：
“我在朝做官已一年有余，仅朝见过皇上三次。此外只听说圣体违和，一切皆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自处理，讲筵也停止了很久。我知道陛下之病，是有病因的。我听说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
接着，这位大理寺评判一一列出万历帝嗜酒、恋色、贪财、尚气的事实，毫无遮拦，淋漓尽致，把万历帝骂得是体无完肤，也骂出了当时不少大臣的心里话。万历帝自然十分震怒，要严办这位胆大妄为的评判。幸亏有申时行从中全力调和，这位评判才保住了性命。
首辅申时行的日子已越来越难过。尽管他竭力调停皇帝与文官之间的紧张关系，竭力维护文官间的信赖和团结，但这种做法已越来越不起作用。至万历十九年（1591），申时行最终因立储问题而不得不离开相位。
本来，在万历十八年（1590）春，申时行已与万历帝就立储问题达成了默契。万历帝当时曾表示，假如朝臣能不再就此事继续打扰他的话，他准备在两年后册立常洛为太子，否则，就要继续推迟。申时行认为皇帝能作这样的让步，也算是有了交待，因此他要求朝臣不要再在这件事上刺激皇帝，以免弄巧成拙。没想到第二年就有一位叫张有德的工部主事，又旧话重提，惹得万历帝十分生气。而大学士许国、王家屏竟也顺势举疏，要求皇帝兑现前诺。可能是为了增加分量，他们竟然把申时行的大名列在首位，而申时行本人对此并不太知情。在得知皇帝的态度后，申时行给皇帝上了密疏，说明情况。不想此举引起了轩然大波。激进的文官指责申时行表面上佯附群臣请立之议，暗中却又和皇帝勾勾搭搭，极不诚实。申时行有口难辩，终于在万历十九年（1591）秋九月致仕。
申时行的下台，给朝廷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申时行在任之时，朝野几乎一致认为他过于听从皇帝，而不能大有作为。很少有人能真正体会到申时行的良苦用心。申时行所起的微妙作用，直到他罢职之后，才逐渐为人所知。申时行的继任者，已根本无法像申时行那样，左右逢源，维持朝廷的基本局面了。
申时行下台前，文官之间的矛盾已开始尖锐。申时行下台后，更是愈演愈烈。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春天，王锡爵被重新任命为首辅。当时万历帝计划同时册封常洛、常洵两子为王，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还是不想立长子常洛为太子。这一做法引起大哗，许多文官纷纷反对，新任首辅的王锡爵夹在中间，备受攻击。最后，尽管万历帝暂时放弃了这样的念头，但文官的分裂已不可避免。
在这一年的京察中，当时已掌握相当权力的顾宪成（吏部员外郎），与吏部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一起，操纵吏部，把那些与内阁成员关系密切的官员尽量罢免。顾宪成等人的做法，实际是对阁臣不满的体现，弄得刚刚回朝的首辅王锡爵很是下不了台。这种水火不相容的做法，挑起了党争，结果是王锡爵罢职，而顾宪成之流也被撤职，朝廷从此不得安宁，再也没有申时行时代的那种局面了。
朝鲜战争的爆发，也加速了明帝国的衰落。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丰臣秀吉悍然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战争。明朝作为宗主国，自然出兵援助。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九月，双方签定了第一次停战和议。但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丰臣秀吉又重启战火，明朝则再次出兵增援，但起初打得并不顺手。幸亏丰臣秀吉于次年七月病死，战局才开始有利于明朝。到年底，日军基本上被击退。朝鲜战争前后长达七年，明朝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大大消耗了本已不强的国力。
其他如播州扬应龙之乱、宁夏啺葜遥哺鞒戳瞬簧俾榉场６笔鄙胁惶艹⒅厥拥呐啵惨言诙毖杆籴绕稹！ �
边疆的安定与否，历来是中原王朝政局的晴雨表。大明朝的乱相，由此而渐见端倪。
财政匮乏的压力，也越来越沉重。张居正死时，曾给朝廷留下一笔不小的国库积累，国家财政尚能应付。但至万历亲政后，朝廷开支日增，而收入却不见增。像宁夏用兵，耗费180万两白银；朝鲜之役，军费开支780余万；播州用兵，也用掉近200万两。这还仅仅是军费开支。除此之外，皇室及宗藩的开支也是相当惊人的。万历帝为自己修建陵墓，花掉了朝廷一大笔银两。皇长子常洛及诸王子册封、冠婚用掉了900多万两，另加袍服之费270余万两。此外，宗室人口的激增（至万历四十年已达60余万），使朝廷每年要耗费大量禄米和开支。像这样的巨额开支，朝廷是无论如何难以承担的，国家财政也必然难以为继了。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万历帝似乎不太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他依旧出手不凡，照用不误。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他以诸皇子婚娶为由，要求从太仓银库（国库）取用白银2400万两。这对于当时的朝廷财政而言，几乎就是一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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