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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的晚风-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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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知温体仁本性的大学士何吾驺好意提醒说：
“此人机深，不可轻信！”
果然，时间稍长，温体仁就故意设下圈套让正直的文震孟钻。温体仁先唆使吏部尚书谢升弹劾御史许誉卿营求高官，因为这位许御史曾以中都凤阳失守而重参过温体仁，温体仁自然要还以颜色，然后便在谢升的奏疏上故意降低处罚程度，拟旨贬谪。深知皇帝性格的温体仁当然知道皇帝不会如此轻易放过，必定要加重处罚，发回重拟，而耿直的文震孟也肯定要帮许誉卿说话、辩护。这样一来，文震孟就会与皇帝发生对立，撞到枪口上。
不出温体仁所料，崇祯帝果然认为原定处罚太轻，退回票拟要求内阁重议。温体仁随即提高了处罚程度，将许誉卿削职为民。耿直的文震孟自然不会同意，当即与温体仁发生了顶撞。温体仁则以帝意之名坚持己见。几天后，圣旨传下，许誉卿果然被削籍为民，文震孟则愤愤不平。
温体仁接着走了第二步。他向皇帝密报说，文震孟到处讲，言官（指许誉卿）被罢是光荣之事，这分明是讽刺皇上您赏罚不公等等。崇祯帝哪里能受得了这种气，一怒之下，罢了文震孟的官。文震孟入阁仅3个月，就被赶下台，创了崇祯朝的记录。大学士何吾驺也受到牵连，被罢了官。温体仁一箭双雕，一下赶走了两个政敌。
温体仁心机很深，手段老辣。当时曾有人这样描述温体仁的伎俩：如果他要推荐某人，一定嘱咐他人先出来提名，自己则跟附其后，暗处使劲，显得其正大无私。如果他要排挤某人，则故意予以宽假，但一定设下圈套，让皇帝发怒生气，从而改重处罚，他自己还落得人情。此法屡试不爽。从文震孟被罢免之事，可知此言不诬。
当时也不是没有人奋起弹劾温体仁的。朝臣如刘宗周、许誉卿，宗藩如唐王朱聿键，勋臣如抚宁侯朱国弼，布衣何儒显等等，都先后弹劾过温体仁，但都受到了处罚。更有一位名叫杨光先的千户，先准备好棺材，然后上书弹劾温体仁，结果被崇祯帝下令打了80大板，遣戍辽西。
自恃英明的崇祯帝，之所以如此倚信温体仁，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崇祯帝自己的性格及用人方式，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与温体仁权术手段的高超有关。
不过，温体仁虽如此工于心计，精通权术，但最终还是露出马脚。他忘了别人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
崇祯十年（1637），温体仁接到常熟奸民张汉儒状告其死敌钱谦益、瞿式耜乡居不法的状子后，如获至宝，便想借机置之于死地，拟旨逮钱、瞿两人下诏狱严刑追查。没想到一向清高的钱谦益情急之下竟求助于太监曹化淳，请其援手。获悉这一情节后，温体仁立即上书崇祯帝，要求追治曹化淳之罪，却忘记了崇祯帝当时与太监的关系。崇祯帝接到其疏后，竟示之于曹化淳。曹化淳惶恐之极，竭力辩白，并最终弄清了原委，禀报了崇祯帝。深受蒙蔽的崇祯帝，一气之下，下令枷死了张汉儒，罢免了温体仁。圣旨传出，据说北京城中欢声雷动。回到老家浙江乌程县的温体仁，气急攻心，很快就病死了。
温体仁之后，朝廷党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文官内部的斗争，到后来几乎就变成了争权夺利的代名词。在这种情形之下，统治帝国的这些大臣们又有多少精力去处理朝政、应对时局呢？更何况他们本身的能力原本就平庸不堪。
明季文官的普遍无能，可以说是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三言两语也说不清，这里仅以内阁为例。
内阁是当时最高决策机构，朝廷大事，基本上先由此决策，再由皇帝定夺认可后即付诸实行。按理说，进入内阁的大臣应该个个是精明能干之人，才不枉担此重任。然而，纵观崇祯朝阁臣，真正具有干练之才的并不多见。
阁臣的选拔，虽需一定的程序和条件，但真正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皇帝手中。崇祯帝选拔阁臣，一度曾以抓阄之法来决定人选，把这种大事视作儿戏。后虽弃之不用，但崇祯帝的个人倾向仍是决定性的。现在看起来，被崇祯帝看中而选入内阁的，似乎也没有几个真才实学之人。
如在崇祯帝即位之初，通过抓阄被选入阁的阁臣周道登，就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人物。某日，崇祯帝御经筵，问他道：
“‘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
周道登竟回答说：
“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
对这种迂腐之言，崇祯帝开始十分不悦，到后来也只好一笑了之。他接着又问：
“近来诸臣奏疏中，总有‘情面’两字。何谓情面？”
周道登竟又答道：
“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这种回答，竟然出自堂堂阁臣之口，令崇祯帝哭笑不得，就连边上的太监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再如稍后的另一位阁臣郑以伟，据说是过目不忘，学问很好，但就是不会票拟。对此，他自己也很着急，曾自叹道：
“我记诵万卷，却窘于数行（指票拟），竟要被后进所看不起！”
他有一次甚至把奏疏中的“何况”两字，误以为是人名，竟在票拟中随手写道：
“何况着按、抚提问。”
直到崇祯帝改正发回后，他才恍然醒悟。
这种成为一时笑谈的书呆子行为，当然只是少数。但当时阁臣之选，多重翰林、进士，却也是实情。这些人虽有文学之才，但不谙政务，不熟吏事，很难有经世作为，更枉谈因时应变以济时艰了。这确实是当时阁臣普遍存在的问题。
像周延儒，状元出身，出道很早，在当时也算得上一个才子。他在入阁前入阁后也都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应对时局，除了揣摩帝意迎合讨好外，好像也没有特别之处。再如在阁长达8年而且做了4年首辅的温体仁，更是个无能之辈，而恰恰是这种庸才，却能长居高位。
第六章 罪己诏颓靡的士风（2）
温体仁不仅无能，而且还在皇帝面前以无能为荣。当崇祯帝召他询问兵饷诸事时，他竟然说：
“臣原先以文章待罪禁林，皇上不知臣笨而把臣拔到这个位置上。盗贼越来越多，真是万死不能塞责。然而臣虽愚笨无知，但票拟时却不说假话。兵饷之事，只有靠圣明裁决。”
温体仁身居如此要职，竟然以愚笨为借口，把军政职责推得干干净净，而崇祯帝竟然不治其罪，不去其位，反而觉得温体仁笨得可爱，笨得忠诚。说穿了，就是因为温体仁在说自己笨的同时，衬托出了崇祯帝的英明，崇祯帝听了十分舒心。在舒心之余，崇祯帝大概也觉得有自己这么英明的皇帝，大臣稍微笨一点，也无妨大局。
温体仁所引用的同类，也大都是平庸之辈。对内阁中的温体仁、王应熊、吴宗达3人，当时有一段民谣，专门予以讽刺，民谣称：
“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
温体仁是乌程人，王应熊是巴县人，所以取其籍贯谐音，分别被名之为乌归、王巴，而吴宗达也因无所作为，被人讥之为篾片。事实上，这种说法也没有冤枉他们。温体仁等人在阁之时，内乱外患加剧，尤其是农民起义军越演越烈，而他们不仅未曾有什么大的建树，反而误事坏事不断。
如在崇祯七年（1634），当时农民军已遍布各地，形势相当危急，而身居相位的温体仁竟对山西巡抚吴担骸 �
“流贼，癣疥疾，不足忧也！”
但是，就在1个多月后的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竟火烧了中都凤阳和皇陵，天下震动。温体仁对形势判断的水平，由此可见！
又如崇祯九年（1636）九月对卢象升的调动，也可以充分说明温体仁的为官之道。当时中原战场的形势，一度曾十分有利于朝廷。但就在此时，镇压农民军最得力的前线大将卢象升，竟被召入援京师，从而给农民军以极好的喘息机会。更不可思议的是，卢象升旋即又被改调为宣（府）大（同）、山西总督，负责他很不熟悉的边事。卢象升的调离，使农民军失去了一个强劲的对手，而朝廷的剿灭局面也因此而日陷困境。卢象升的调动，名义上虽是由崇祯帝主持，实际上却是由温体仁操纵。温体仁不满卢象升不为己所用，又忌其功高，于是明知其不习边事，却仍力推卢象升出任边塞，使之身置重地，只要稍有闪失，便可任意治罪。最后卢象升战死边关，朝廷也失去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将帅。
像这种内耗，在崇祯朝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大明朝步步溃退以至后来灭亡的原因，与其说是外患与内乱，还不如说是朝廷本身。而文官集团对此是要负相当的责任的。像上述的这些内耗，严重地影响了文官集团的精诚团结和统治能力，使其根本无法来应对时局，挽救危机。
文官集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自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原先约束该集团的伦理道德——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是该集团用以立身处世、统治天下的根本武器——在新的形势下沦丧了。道德沦丧，导致文官私欲横流，普遍腐化；而文官不顾一切追求私利，反过来又在更大程度上瓦解道德，造成更普遍的腐败。如此之恶性循环，最终使局面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
明末文官集团的腐败，真是触目惊心！真难想象这些自幼诵读圣贤书的精英们，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对这种情况，崇祯帝在登基伊始就十分清楚。他曾明确提出“文官不爱钱”之语，要求文官自律戒贪。对此，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一针见血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皇上要求文官不爱钱，但现在的世局，何处不是用钱之地？何官不是爱钱之人？皇人亦知文官不得不爱钱，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文官本来就是以钱晋官，做官之后自然要把本钱捞回来！”
韩一良接着就毫不客气地揭露当时的官场风气。他说：
“据臣所闻见，要谋得一督抚之位，至少须用银五六千两；而道府之美缺，也非用二三千两白银不可。以至于州县及佐贰之缺，也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矣。像科道之官、馆选之进，半数也是靠钱通关节而获得的。”
韩一良还以自己为例，来说明当时官场贿赂公行的情形。他毫不掩饰地说：
“臣是从做县官起步的，现居言路做给事中。对官而言，县官是行贿之首，而给事则是受贿之魁。现在只要一提蠹民搜刮，则全归罪于州县官之不廉。然而州县官又如何能廉？！他们俸薪才多少？而开支却不少！上司票取、书仪、岁送、荐谢之费等等，无不要钱。近来则发展至每遇考满朝觐，动辄三四千两白银。这些银子不会从天而降、自地而出，州县官能清廉吗？科道上的官员称之为开市。臣于二月之内就辞谢书仪五百余两。像臣这样交结不广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韩譬一良敢于直陈其事，自然难得，崇祯帝不久便提拔他做右佥都御史。不过，文官集团的腐败，却丝毫没有改观，反而是愈演愈烈。到崇祯六年（1634），崇祯帝在文华殿召见群臣时，又提到了官场的腐败行为。他说：
“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来听说被选官员动辄要借京债若干，一旦赴任，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还不是要靠盘剥小民。这样怎么能选到好官？选拔的官员又怎么会爱吾百姓？”
崇祯帝心里十分清楚官场积弊，但对这种普遍腐败却无能为力。所以有人在长安门贴上一首诗谣，来讽刺当时的腐败风气。诗云：
督抚连车载，京堂上斗量。
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官员选拔在这样的氛围中进行，则整个文官集团难免要散发出呛人的铜臭味。靠钱谋得职位的平庸之辈们，最关心的自然是如何捞钱。他们不仅要捞回本钱，而且还要为进一步的升迁准备更多的资金。相比之下，像报效朝廷社稷之类的“琐事”，则显得无足轻重了。
据说崇祯帝后来自缢身亡而被陈尸禁门之外时，农民军的军师宋献策与李岩偕行散步，见2位僧人在为崇祯帝诵经礼忏，而明朝降臣却绣衣怒马，叱道而过，惟恐避之不及，毫无故臣惨戚之意。李岩对此大惑不解，便问宋献策道：
“何以纱帽（指官员）反不如和尚？”
宋献策不屑一顾道：
“此等纱帽原是陋品！”
李岩仍是不解，又问道：明朝科举取士，制度周备，为什么到了国家多事之秋，却不见多少报效之人？对此，宋献策作了一段精辟的回答：
“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所以到了国破君亡的时候，鲜见忠义之臣。
满朝公卿，哪一个不享朝廷的高爵厚禄？以至一旦君父有难，各思自保。那些做官不久的人就会说，我这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寒窗辛苦，才博得一顶乌纱帽上头，一事未成，哪有即死之理？这说明科举之不得人也。那些旧任老臣则又说，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翼翼，才熬到这一地位。大臣又非我一人，我即独死无益！这说明资格之不得人也。这两种人都认为功名是自己苦熬而得，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也难怪他们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了。可见如此用人，本来就不显朝廷待士之恩。而朝廷却责其报效，不是痴人说梦吗？
而那些依仗权势、通过情面而被提拔的官员，骄慢贪婪，孝悌尚且不能，怎能指望忠义？那些夤缘而进的富豪子弟，既然花了本钱，自然要捞钱赢利，哪里还能顾得上忠义？
这就是近来朝廷取士之大弊也。“
宋献策与李岩的对话，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但上述的分析，真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作为当时朝廷的中坚、社会的精英，文官集团要对晚明的悲剧负绝对的责任！
第六章 罪己诏凋敝的陕北
明末的内乱，虽遍布全境，但最终酿成大祸的，却是陕西杀出来的农民军。陕北的局势，之所以会弄到那种地步，则既有陕北的特殊原因，也有朝廷方面的原因，即边政的败坏。
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虽风起云涌，代代不绝，但细究起来，则有明显的地域性。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动乱总是在某几个区域首先开始，然后才席卷各地。陕北就是其中之一。
陕西北部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处于汉民族农耕文明圈与少数民族游牧文明圈的交汇处。在明代，它的涉及范围要远远大于今天。它北控整个河套地区，西、北则是宁夏、甘肃以及青海，明朝西北的防卫全系于此。如果陕北出了问题，外族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威胁京畿、中原，也可南进关中平原，再东击河南，动摇中原。
也正是因为陕北地处战略要冲，关系重大，所以明廷也十分重视这里的防卫。明长城自晋陕交界的河曲附近，一直西延至嘉裕关，全都在明代陕北的境内。沿长城一线，朝廷广设边镇、卫所，驻扎重兵，以北镇蒙古，西控河西、关陇。因此，兵多可以说是明代陕北的一大特点。
民悍则是陕北的另一大特点。这里地处西北，历来是民族交汇、融合之地。长期的民族融合，加之其他种种因素，养成了此地居民独特的民风。陕北人性格刚毅、凶悍、争强好斗，与中原汉民大不相同。他们往往会铤而走险，甚至揭竿而起。
除兵多、民悍之外，贫穷大概也是陕北的又一特点。且不说明代陕北的那些边缘地区，单就其中心地区黄土高原而言，其自然条件之差，经济水平之落后，也是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黄土高原高低不平，坡陡沟深。更严重的是，这里属半干旱地区，严重缺水。降水量本就不足，而黄土又蓄不住水。由于地形等方面的因素限制，凿井取水也十分不易。因此，即使是正常年份，这一地区的用水也十分吃紧，更不用说到了灾荒之年了。一旦老天几个月不下雨，则干旱必至，而饥荒也就接踵而来了。
除缺水外，这里的气候也很恶劣，其中最严重的是农作物生长期短。像怀远地区，阴历三月尚未解冻，到九月却已落雪。像米脂等地，也是“春当种而冻弗解，秋未收而霜已降”。这种气候是很不适合农业的。
深山巨壑、地瘠天寒、亢旱少雨等恶劣的自然条件，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严重滞后。像延安地区，农民不知施肥、灌溉，甚至不壅不耕，因此生产效率很低，即使在丰收年份，亩产也不过数斗。农民极其贫困。
相对于农业而言，此地的工业和商业更是落后。此地民众，受传统影响，绝不轻易从事商业。而本地的手工业水平又极其落后，农作物不能制成货品，如有丝无绸，有棉无布，有毛皮而不能制成毯毡，即便像斧斤炉钟之类极简单之手工业，也要依靠外省人。因此，此地商业贸易全由外地人操纵，本地人只能低价销售原料，甘受外人的商业剥削，十分贫困。
像这样的地区，社会经济本已十分脆弱，只要稍有天灾人祸，便会不可收拾，历来就属于难治之地。如果朝廷能派遣得力官员前去抚治，做到政治清明、地方有序的话，则局面尚可勉强维持。但是，明末陕北的吏治却根本做不到这点。
陕北一带，地瘠民穷，交通不便，许多官员都把此地视作畏途，不肯赴任就职。那些在任的官员，也纷纷托关系、找路子，想方设法要调离。因此，明末陕北的许多州县，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缺官难补的问题。到了农民起义爆发后，这种情形则更加严重。崇祯二年（1629），延安、庆阳、平凉3府的州县官竟已缺额半数以上，却又迟迟补不上去。
从素质而言，陕北地方官也是每况愈下。在正德、嘉靖朝，陕北的地方官尚有不少是进士出身，但至万历朝时，这样的情形就不再存在了。此时的地方官，绝大多数是年老的岁贡或升任的教官，副榜的举人已不多见，进士出身的则更是凤毛麟角。即使偶尔有进士出身的官员赴任，也往往如蜻蜓点水，速调他处。有人曾对万历、天启、崇祯3朝陕北宁州、安塞、延川、安定、安化、真宁等六州县官的出身作过统计，结果是该6州县130位州县官，只有5人是进士出身，而举人、贡生出身的却占95％以上。
这样的官员结构，是不利于吏治的。在明代，科举的身份是被十分看重的。像这些举人、贡生们都是多年场屋失意，没有进一步晋升的机会，才不得已而去补缺的。这些人年老力衰，日暮途穷，已没有什么进取的志向，因此多持得过且过的态度。事实上，朝廷对这些人也不甚重视，甚至会因他们的出身低微而歧视、排挤他们。而地方上的那些豪贾富室，也根本不把这些出身不高、威望不够的地方官放在眼里，照样我行我素，武断乡曲，违法犯禁。“官轻俗悍”的局面也就在所难免了。
既然没有晋升的机会，又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那么，这些被放逐到陕北的地方官们自然也就自暴自弃起来，贪污腐化，不问政事，也就是明末陕北地方官的普遍行为了。这对于本已地瘠民穷的陕北，自然是一种灾难。
不过，这仅仅是明末陕北多灾多难中的一面而已！明季的陕北，灾难不断，尤其以旱灾为最重。在万历朝48年间，陕北有记载的旱灾年份达25年。在天启朝，更是旱灾、蝗灾不断。到了崇祯年间，更是年年旱灾。如崇祯元年春夏，陕北滴雨未下，庄稼全被枯死。到了崇祯二年，旱情更加严重，延安、庆阳一带，便是灾情最重的地方。此年四月，有一位叫马懋才的陕北人给崇祯帝上了一疏，描述了陕北的惨状。
马懋才是陕北安塞县人，天启五年进士，备员行人。他先后到过关外、贵州、湖广等地执行过公务，对各地惨状比较了解。但他认为，各地情形，“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即最惨烈的是陕北。其实际情形远远超出有些大臣所描述的那种“父弃子，夫鬻其妻”、“掘草根以为食、采白石以充饥”之程度。他说：
“臣之家乡延安府自去年以来，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份，百姓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像粪糠皮，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勉强延以不死。到十月以后，蓬草已无，只得剥树皮充饥。榆树皮的味道稍好，所以百姓以此与其他树皮相杂而食，可稍缓其死。到年终树皮啃尽，百姓只得掘山中石块而食。石头性冷而且味腥，稍稍吃点便觉饱胀，几天后便腹胀下坠而死。那些不甘饿死的饥民，便开始相聚为盗，抢掠财物。政府也不能禁止。偶尔有被捉捕的饥民，也毫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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