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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的晚风-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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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字秉吾，又号敬轩，陕西延安人，（一说延安卫柳树涧人，属军籍）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九月，与李自成同岁。
关于张献忠的家庭出身，可谓是众说纷纭，大相径庭。
有人说，他的父亲是做鞋的，母亲是织席的。张献忠幼时读书不成，便随逃兵为盗。
也有人说，张献忠的父亲是做小生意的。有一次，他随其父贩枣至四川内江县。他父亲顺手把驴系在一乡绅的石牌坊上，没想到驴粪弄脏了石柱。乡绅家的恶奴跑出来痛骂、鞭打其父，并逼其父用手把驴粪捧走。年幼的张献忠目睹了这一情景，怒火中烧却又不敢争，便暗暗发誓：今后必来此地，赶尽杀绝此辈。后来张献忠入蜀至内江，果真大开杀戒。
又有记载说，张献忠是肤施人，阴险狡猾。其父名快，是一位屠夫，其母姓沈，早亡。张献忠依靠乞丐徐大过活。他有一次偷吃邻居家的鸡，不巧被撞见遭骂。他愤愤不平地说：我一旦得志，也要让此地人像鸡一样。其残忍之心，少年时代已萌。长大后，张献忠更加无赖。正逢王嘉胤作乱，张献忠便投其帐下，号称八大王，又号黄虎。
甚至还有人称，张献忠本是铁匠之子，从小刚狠。他一度以承造军器为生。当时虽有种种陋规，但煤铁等原料却有余，尚能维持生计。到后来不仅煤铁越来越少，而且工食也遭克扣，生产期限更是越来越急，工匠不堪重负，纷纷破产，而官府追逼却更是变本加厉。张献忠活不下去，便追随王嘉胤造反。
还有一种说法称，张献忠为肤施人，隶延安卫籍，将门之后。年轻时从军犯法，因总兵陈洪范救助而幸免予难，等等。这种说法至今广泛流传，为人采用。
总之，张献忠的家庭背景和早年经历，至今仍如谜一般令人难解。现在看来，张献忠早年大概是读过一点书的，并能粗通文字。据说，在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十三日，张献忠率部攻下河南宝丰县后，曾把读书人都集中到城东河仄龙王庙，一一问过姓名，并劝慰大家不要惊慌。之后，张献忠竟用陕北方言说了一句：“咱是斯文一气，老子学而未成。”说完之后，不语良久，最后把这些文人放回城中，拔营而去。这件轶事说明张献忠是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不完全是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莽夫。
按通常的说法，张献忠在造反之前，先是做过延安府的捕快。张献忠之所以去做捕快，是因为他与同学斗殴，一拳打死了同学，家里为他消灾，几乎是倾家荡产。他父亲一气之下，把他赶出了家门，于是他便去做了公差。
在延安府做公差时，张献忠常受同事的欺负。据说张献忠曾叹道：
“大丈夫安能久居人下耶？”
依其性格，张献忠大概是会讲出这种话来的。据称，张献忠身材高大，状貌魁伟，脸上有些许麻子，其性情也是不同一般，常常以豪杰自居。像他这样既有抱负，一心想出人头地，又极具逆反心理的不安分之人，往往是乱世魔王，不会安于现状，久居人下的。
既然捕快做得不舒心，又不见得能出人头地，于是张献忠便去投军。在军中，张献忠勇敢善战，立功受赏，获得了不少财物。邻居们见财眼红，常向他借贷。只要他稍有不肯，邻居便以告官来威胁，由此也可见他的财物来得也有些不明不白。县衙的吏胥，也经常向他敲诈勒索。不巧张献忠的族人去做了强盗，县官便把他拿去拷问。张献忠大怒，说道：
“我的资财得之于战阵，是以身家性命去搏来的，不曾做过有负于人的事情。族人被胁迫去从乱，我怎么能知道？你们逼迫如此，是驱虎入山耳！”
张献忠竟然敢采取这种态度，结果自然是被重处，坐淫掠罪而被判死罪。幸而他命不该绝，正要行刑之时，主将陈洪范至，见其奇伟状貌，便替他向总兵王咸求救，最后张献忠被鞭打100后释放，捡了性命。
如果此事属实，那么，陈洪范真是罪该万死。要是当时他不去多事，为张献忠求情，那么张献忠必死无疑。砍了张献忠，至多是陕北多一条冤魂，而放了张献忠，天下则多了一个混世魔王，纵有10个陈洪范，也无能为力了。
崇祯三年（1630），王嘉胤占据府谷，攻下河曲，张献忠在米脂以18寨应之，从此开始了他的造反生涯。因他身材高大，面长而黄瘦，加上作战勇敢，便得了个“黄虎”的名号，又称“八大王”。与他一起造反的，还有罗汝才。罗汝才足智多谋，人称“曹操”，其军队也被命为曹营。
至崇祯四年（1631）王嘉胤战死，王自用起而代之，率部攻掠山西时，张献忠已是“三十六营”中之一营的首领，已能算作一位人物。此年冬天，洪承畴督三边军务，张献忠、罗汝才曾率2千人投降了朝廷，不久又重新叛逃，进入山西。
此次投降，是张献忠多次投降中的第一次。在后来的造反生涯中，张献忠又多次向朝廷投降，并在渡过难关后，又无一例外地重新叛乱，让其对手吃尽了苦头。由此也不难看出张献忠的性格。相比较而言，李自成投降朝廷的次数则要少得多了。
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张献忠追随高迎祥，用行贿、诈降之法，偷渡黄河天险，逸出山西进入河南，窜入卢氏山区，然后突至内乡，经邓州（今河南邓县）等进入湖广的郧阳（今湖北郧县）、襄阳（今湖北襄樊）两府，把湖广西北部搅得天翻地覆。
崇祯七年春，五省军务总督陈奇瑜，一度曾把张献忠等部围在汉中栈道（也有人称之为兴安境内车厢峡），几乎可不费吹灰之力而全歼之。在万分危急之下，张献忠又用行贿、投降之法，骗过陈奇瑜，死里逃生。
崇祯七年（1634）底八年初，在新任兵部尚书、总督七省军务的洪承畴的追杀之下，张献忠随高迎祥再次杀入河南，并于正月中旬攻下了明中都凤阳，大震天下。
据说，张献忠与李自成在凤阳还闹下了点不愉快。两人为争中都的那些唱曲阉人，伤了和气。据说后来李自成落难时，曾两次去投张献忠，张献忠都没有接纳，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攻下凤阳后，张献忠率部南攻，围庐州、掠舒城、安庆，陷庐江。屠戮巢县、无为、潜山、太湖、宿松诸城，然后从皖西英山等地进入湖广境内，弄得罗田、麻城、黄安等地，处处报警，最后又借道河南，转回陕西。
在崇祯八年（1635）底至九年（1636）上半年，张献忠追随高迎祥，转战于河南、安徽、湖广，主要对手是刚刚由湖北巡抚升任总督五省军务的卢象升。
崇祯九年正月，张献忠随闯王高迎祥东下安徽，一度曾围攻滁州，大震留都南京，逼得卢象升火速来救。农民军转而攻打凤阳，未果，便又进入河南。至七月，高迎祥在陕西被俘，张献忠成为势力最大的首领，活跃在河南、湖广一带。
至秋天，张献忠曾与其他各部合攻过襄阳城，没有成功。于是，张献忠便与罗汝才等向东移动。至崇祯十年（1627）正月，诸部顺江而下，与久踞在皖西英山、霍山一带的贺一龙、贺锦合营，烽火直达淮扬，搅得江北一片惊慌。
张献忠等部先攻安庆，未果。三月，农民军复攻蕲州、黄州等地，并在安庆附近重创官兵后，连下数城。
不久，张献忠重回湖广，杀向郧阳地区。六月，滇将龙在田、楚将许名世援郧，击败张献忠。张献忠被迫北撤，进入河南的南阳地区。在南阳，张献忠吃了大亏。
此年八月，张献忠部伪装成官军，想骗开南阳城的大门，不战而取之。没想到正遇上悍将左良玉率部前来，识破了张献忠之计。张献忠被左良玉部将一箭射中了肩膀，幸部将孙可望力救，才幸免于难。
吃了亏的张献忠，把部队拉到了湖北麻城、蕲州一带，与射塌天刘国能等合营。此时朝廷在军事攻势的同时，也展开了强大的招抚攻势。而张献忠、刘国能等，最终未能抵得住诱惑，于崇祯十一年（1638）纷纷投降。
第七章 深谷寒风熊文灿的抚局（1）
在叙述张献忠谷城受抚之前，有必要追述一下朝廷方面的有关情况。
崇祯七年（1634）正月，因农民军势力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朝廷特进延绥总督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诸省军务，以重臣开督府，统摄讨伐之事。没想到陈奇瑜这位书呆子，在汉中上了张献忠等的诈降之当，失去了全歼农民军主力的绝好机会。崇祯帝大怒之下，查办了陈奇瑜，并重用了洪承畴。
十二月，洪承畴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督晋、陕、豫、川、楚诸省军务。洪承畴依靠镇压农民军，由一位小小的道员接连破格升迁，至此而极。崇祯帝全力支持洪承畴，并令他于6个月内必须彻底解决问题。
没想到农民军竟于崇祯八年（1635）正月由河南奇袭凤阳，一举得手，令天下大震。至同年八月，崇祯帝见洪承畴一人难当重任，便又任命湖广巡抚卢象升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并规定卢象升负责东南，洪承畴负责西北，联手合剿。
卢象升接手东南战事后，敢打敢拼，竭尽全力，其局面虽不能说占尽优势，却至少尚能维持。到崇祯九年（1636）春夏，正当卢象升与洪承畴对农民军展开东西夹击，形势极为有利时，朝廷却因清兵入侵，不断抽调中原战场上的边兵精锐入卫北京。到九月份，崇祯帝竟下令当时正在郧西追杀农民军的卢象升，总督各镇兵马对抗清军。不久，卢象升又被任命为总督，主持宣大、山西军务，正式离开了中原前线。
卢象升的调离，是朝廷的重大损失，直接导致了中原战场的恶化。这一重大人事变动，虽说是首辅温体仁暗中操纵，但崇祯帝也难辞其咎。
接替卢象升的是王家桢。
王家桢，直隶长垣人，天启年间进士，素喜谈兵，官至兵部侍郎。至此，因卢象升调赴边关，王家桢才又被召复出，总督五省军务，不久又兼河南巡抚。此人少有将才，既无才能，又无魄力，上任后除在河南南阳进剿当地农民军首领杨四处外，竟然举兵不知所进，更不敢出中州半步。他认为自己的处境比卢象升更难，注定难有起色，于是从一上任开始，便以身体有病为由连上辞呈。崇祯帝先是准他辞去总督之职，专任河南巡抚。不久，他的家兵竟发生了哗变。一方大将，竟连自己的家兵也约束不住，哪里还谈得上剿匪灭贼！崇祯帝一气之下，将他革职。
当时的西北，因有洪承畴及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力战，尚可维持。而原由卢象升主持的东南，自从卢象升调离后，则因将帅无能而显得困难重重，十分被动。除王家桢外，其余如郧阳抚治苗胙土、继任者陈良训、总兵秦翼明等，都只能龟缩在郧阳、襄阳城中，不敢出战。他们当时写的报告，内容大多是匪情。不过偶尔也有妙语，说什么“大小数十战，我既未败，贼势也未衰”云云。
在这种局势下，崇祯帝急于任用新人，以求局面改观。崇祯九年（1636）十月，兵部尚书张凤翼因清兵入侵损失惨重，不能安于其位，便自请赴边带兵御敌。此举正合崇祯帝之意，他立即同意了张凤翼之请，同时准备起用新的兵部尚书，即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万历年间进士，湖广武陵人。崇祯二年（1629），其父杨鹤曾因力主招抚而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赴陕北招抚农民军，结果大败而归，被崇祯帝逮捕严办，差点丢了性命。当时杨嗣昌为救父亲，先后3次上疏要求子代父罪，不仅使其父终免一死，而且还多少感动了崇祯帝，对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崇祯五年（1632），杨嗣昌被任命为永平、山海关巡抚。崇祯七年（1634），又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不久，因其父杨鹤去世，杨嗣昌卸职回家守制，又再居母丧，一直赋闲在家。
崇祯帝选中杨嗣昌，也不是偶然的。杨嗣昌博涉文史，多识先朝故事，口才很好，酬对敏捷。更重要的是，他不肯浮沉宦海，而是想有所建树，具有强烈的责任心。早在陈奇瑜主持剿局时，他就曾屡次上书，献计献策，颇得名誉。兵部尚书张凤翼自请外放后（不久即自杀），兵枢要职空缺，而朝中诸臣中也无合适之人，崇祯帝便想到了杨嗣昌。此时正好田贵妃之父田弘也上疏称赞杨嗣昌之才，于是崇祯帝便正式下诏，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崇祯十年（1637）三月，杨嗣昌抵达京城，崇祯帝立即召见，君臣相见甚欢。崇祯帝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位能敢作敢为、能以宏大的气魄彻底解决多年祸患的能干之臣，因此他屡屡召见杨嗣昌，商讨军国大计，并予以绝对的支持。如此知遇之恩，也使得杨嗣昌决心一倾其才，竭尽全力为崇祯帝出谋划策，排忧解难。
不久，杨嗣昌便向皇帝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宏大计划，即“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战略。“四正”，即陕西、河南、湖广、江北4个地区，此4区被作为正面战场，由当地巡抚主剿。“六隅”，即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此6地被作为辅助战场，由该6地巡抚分防协剿。以此“四正六隅”，形成“十面之网”，由总督、总理协调。这一计划，是朝廷主动出击的攻势计划。杨嗣昌企图步步围逼攻剿，把农民军一网打尽。
杨嗣昌与洪承畴有明显不同。洪承畴老于世故，对农民军能剿则剿，不过分强求，有时甚至是抱着“知其可为而不为之”的态度。杨嗣昌则不然，他具有盲目的自信心理，不讲条件，不看主客观形势，总以为只手也可力挽狂澜。不过，他的这种态度，崇祯帝当时实在是太需要了。
为了贯彻这一计划，杨嗣昌一方面议兵议饷，一方面物色人选。
杨嗣昌建议增兵12万。其中：凤阳和泗州祖陵官兵5千，承天祖陵官兵5千；陕西三边总督官兵3万，总理军门官兵3万，作为追剿之用；凤阳、陕西二巡抚官兵各1万，湖广、河南二巡抚官兵各1万5千。
为了应付新增官兵的军饷开支，杨嗣昌要求增饷260余万两。户部尚书程国祥则认为至少需要280余万两。这笔饷银，崇祯帝当然是拿不出来的，因此杨嗣昌建议按田亩加派。但其具体办法，却与卢象升不同。卢象升主张让地主、富户承担重头，而杨嗣昌却主张依田亩一体均输，不计贫富。崇祯帝接受了这一主张，并于崇祯十年（1637）四月正式下诏加征剿饷。剿饷之征，可谓是饮鸩止渴，给本已艰难的穷苦小民加上了重压，朝廷因此也大失人心。北京城里的百姓甚至称崇祯为“重征”。
杨嗣昌还竭力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王家桢为总理。他上疏说：
“臣思总理一官，与总督专任剿杀，须得饶有胆识，临机应变之才，非现任两广总督熊文灿不可！”
熊文灿何许人也？ 与他素无交往的杨嗣昌，为什么却要如此力荐呢？
熊文灿，贵州永宁卫籍，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崇祯元年（1628）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不久升任福建巡抚。在巡抚任内，他成功地招抚了海盗郑芝龙，得以升任两广总督。后又借郑氏之力，平定了海盗刘香，一时声誉鹊起。崇祯四年（1631），徐光启曾向崇祯帝推荐过熊文灿。后来，崇祯帝为了了解熊文灿其人，曾以赴广西采办药材的名义派出一位亲信太监，赴广东密访。熊文灿不明真相，自然不敢怠慢，不免馈送宴请。没想到他酒后一时失言，竟把自己从两广总督这个肥缺位置上推到了中原火山口。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一日熊文灿宴请太监。席间太监谈到了日益严重的中原形势，连称无人能为朝廷出力。已有几杯酒下肚的熊文灿，听到此言，故作姿态，竟拍案而起，大声骂道：
“诸臣误国！要是我去，怎么也不会弄成这样！”
太监见到熊文灿义形于色，正中下怀，便推心置腹地告诉他实情：
“我此行目的，并不是赴广西采办，而是奉旨来专门考察你的。此事非你不可！我这就回去覆命，圣旨很快就会下来，你赶快早作准备。”
熊文灿没想到竟有此等巧事，深悔失言，连忙补救，举出“五难四不可”等客观原因，希望能推辞掉此职。太监听后笑道，这些事等我见了皇帝后立即帮你请求解决，如果皇帝能不吝答应，你也就不能推托了。
太监回京后，果然如实汇报，崇祯帝便有了重用熊文灿的念头。杨嗣昌见此，也就投其所好，力荐熊文灿出任总理。
崇祯十年（1637）十月，杨嗣昌准备就绪后，便正式上疏，提出了“下三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的所谓“三月平贼”的狂妄计划，经崇祯帝批准后正式下达。
杨嗣昌的计划，十分详细。其主要内容是，以河南、陕西作为主战场，并彻底切断陕、豫之间的联系，防止两地义军合流。具体分工是，陕西巡抚扼守商、洛，郧阳巡抚扼守郧阳、襄阳，湖广巡抚扼守德安（今湖北安陆）、黄安（今湖北红安），安徽巡抚扼守英山、六安，凤阳巡抚扼守住颍州、亳州（今安徽阜阳、亳县）。同时，应天巡抚应堵住太湖、潜山一带，江西巡抚应堵住湖广之黄梅、广济一线，山东巡抚南下堵住徐州、宿州等地，山西巡抚应截住河南陕州（今陕安）、灵宝一线，保定巡抚应前推至河南延津一带。
各地守住之后，由总理提督边兵，监臣率京兵禁旅，河南巡抚率左良玉、陈永福等部，合剿中原。如果陕西的闯王、过天星诸部杀出潼关，则洪承畴应率左光先、曹变蛟、祖大弼等部进入河南作战。
杨嗣昌的计划，首先遭到了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反对。他认为，各边精锐已经调空，各地民膏也已刮尽，增兵加饷只能是句空话，而且农民军的主力集中在陕西，因此应先集中力量解决陕西的问题，只要陕西一定，各地的农民军自然就会平定。
第七章 深谷寒风熊文灿的抚局（2）
孙传庭的看法，代表了陕西将领的立场。洪承畴、孙传庭等秦将，与杨嗣昌是有矛盾的。不过，他们也明显感到了杨嗣昌的压力。尤其是李自成等部突入四川，朝野纷纷指责洪承畴有意纵寇入川后，洪承畴更是日子难熬，惟有竭尽全力，加紧拼杀。至崇祯十一年（1638），洪承畴、孙传庭基本击溃了李自成部，总算是保住了面子。
就在洪承畴在川、陕拼杀时，熊文灿也想竭力做出点成绩。不过，熊文灿本钱不足，无法像洪、孙那样风光，无奈之下，他又施出了旧法，最终酿成了大祸。
熊文灿走马上任后，请求以左良玉部6千为亲兵，另外招募了2千粤人和精通火器的“乌蛮”作为自卫。十月，熊文灿到安庆。左良玉不大看得起他，更不愿受其节制，便纵兵与熊文灿的卫兵发生冲突。熊文灿只得把那些粤兵和乌蛮兵遣开，而左良玉也不受其节制。无兵可调的熊文灿，只得再请调边兵。朝廷便把冯举、苗有才部约5千人拨给熊文灿。
熊文灿自江北进击湖广后，便在通衢大道上张贴招降告示，劝张献忠、刘国能投降。十一月，熊文灿到达了广济（今湖北蕲春东南、黄梅之西）后，便正式上疏，一方面提出冯举、苗有才的5千之兵，人少势弱，请求增调边兵，另一方面又说什么蕲春、黄梅一带，农民军在此活动已近一年，原因就是此地野有鸡鹜，食有稻粮，沿江一带物产丰富，所以招来了农民军。他竟然建议，如果把百姓移入城中，坚壁清野，使农民军得不到给养，则肯定不战而退。
崇祯帝阅后大怒，连斥熊文灿是在“玩寇”。杨嗣昌也是哭笑不得，但仍为熊文灿辩解，并增调了真、保、山西之兵3千人给他。
熊文灿此举，虽遭否决，但从中已能看出他想用非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企图。
熊文灿确实想用招降的办法来不战而胜。在他看来，武力解决困难重重，不如走偏锋，用招安之法瓦解农民军，说不定事半功倍。他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早在崇祯元年（1628），他就成功地招降了海盗郑芝龙，立了大功。崇祯七年（1634），熊文灿曾试图招抚海盗刘香，没有成功，还受了处分。不过，熊文灿并未因此而放弃此道。到了湖广，他便又想再试此法。
据说熊文灿赴任时，曾专程上了趟庐山，去拜谒熟识的僧人空隐。空隐见他就说：“公误矣！”熊文灿急忙令人退避，询问原因。空隐说：“公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意思是说你自己估估你自己的兵力能否剿灭农民军。熊文灿连说不能。空隐又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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