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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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你自己估估你自己的兵力能否剿灭农民军。熊文灿连说不能。空隐又问他：“诸将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意思是问手下是否有独当一面的大将。熊文灿对此也无把握。空隐一针见血地指出，兵将既不足于剿灭农民军，而皇帝却仅以空名把你推到这样的位置，一旦失败，则必诛无疑。熊文灿听后，呆立良久，然后冒出一句：“抚之如何？”空隐答道：　　　　
　　　　“吾料公必抚。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　　　　
　　　　空隐似乎早已算定熊文灿的命运，并警告他流寇不同于海寇，要慎之又慎。然而，面对重重困难，熊文灿仍决意以抚代剿。　　　　
　　　　崇祯十年（1637）年底，熊文灿即派生员卢鼎进入张献忠、刘国能营内招降。张献忠一面表示愿意接受招安，一面却犹豫不决，把队伍经安陆移到承天（今湖北钟祥）、襄阳地区。　　　　
　　　　春节前后，太监刘元斌在10天之内，连续两次向朝廷上疏，报告张献忠愿意接受招安的信息。　　　　
　　　　正月初九日，张献忠部移驻湖北谷城（今湖北谷城），将闯塌天的部队赶走，并发布告示，说什么“本营志在匡乱，已逐闯兵远遁。今欲释甲归朝，并不伤害百姓”。同时，拘集当地绅士为他具结担保，要求朝廷同意招抚。　　　　
　　　　就在张献忠积极准备接受招抚时，闯塌天刘国能却先行了一步。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刘国能在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正式向朝廷投降。　　　　
　　　　刘国能是与张献忠、李自成同时造反的，而且此时的实力已与张献忠不相上下。但他的情况与其他首领又多少有点不同。他本是位庠生，家庭也较富裕，当初卷入造反浪潮，多少带有点偶然性。数年来，虽转战南北，稍具势力，但毕竟仍是流寇，且前途渺茫，既谈不上建功立业，也不能回乡安居，与张献忠等更是矛盾重重，因此便产生了改悔之意。朝廷招安，无疑是一条生路，加上他母亲也力主投降朝廷，于是便决意立即归附朝廷。　　　　
　　　　刘国能的归附，令熊文灿喜出望外。熊文灿立即为他向朝廷乞请赦罪，授予守备职衔，隶属左良玉指挥。刘国能也是知恩图报，竭尽全力为朝廷服务，终于在崇祯十二年（1639）被破格提升为副总兵。　　　　
　　　　刘国能的投降，对湖广的局势产生了很大影响。刘国能当时有部众五六万人，是农民军的主力。刘国能一降，朝廷顿失重负，官军不仅信心大增，而且更能集中力量攻击其他的农民军，局势因此大变。　　　　
　　　　四月，张献忠在谷城接收了朝廷的招抚。　　　　
　　　　刘国能一降，张献忠明显感到了压力，加紧了投降的步伐。他得知熊文灿贪财这一信息后，便派孙可望拿着两块1尺多长的碧玉和两枚直径逾寸的珍珠献给熊文灿。这一招果然有效！熊文灿立即上书朝廷，建议招抚张献忠，并派张大经为其监军。　　　　
　　　　张献忠是位老谋深算之人，深知受抚仅是权宜之计，不论是真降还是假降，保存实力最为紧要。于是，他利用熊文灿等人急于招抚的心理，辅之以行贿等手段，与朝廷讨价还价。　　　　
　　　　他坚决不遣散部众，更不愿交出兵权。在乞抚之时，他不说“解散归农”，而是称带兵万名“剿贼自赎”。当熊文灿要调他4千兵马时，他却又以“安集未定”为借口，不肯奉命。　　　　
　　　　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出其中的问题。兵部尚书杨嗣昌就很担心张献忠可能是假降，弄不好要养虎贻患，所以他主张要张献忠先袭杀李自成或老回回（马守应）后，方许招抚，否则就应借此机会“厉兵剿杀”。不过崇祯帝却在太监刘元斌和总理熊文灿的影响下，惟恐剿之不胜，错过了招抚的机会。于是崇祯帝便当面驳斥杨嗣昌道：　　　　
　　　　“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　　　　
　　　　皇帝的话自然是一锤定音，没有人敢再罗嗦。　　　　
　　　　三月二十五日，郧阳巡抚戴东旻造报了招献忠部的花名册，其中解散归农的约1万8千人，精兵约1万1千人。　　　　
　　　　张献忠就抚后，把大营安扎在谷城外10余里的白沙洲，造屋买地，定居下来，并派兵监视谷城。　　　　
　　　　对这种情形，朝廷中不少官员表示担心。有人主张把张献忠部调至前线作战，也有人主张予以彻底遣散，以免后患。最后还是崇祯帝发了话，说张献忠在谷城“造房种田，正是招抚的好处，又要遣散往哪里去”。　　　　
　　　　有了这句话，张献忠便能在谷城立住脚了。张献忠派人去北京，遍行贿赂，以求支持。对熊文灿等地方大员，更是大献媚心。他向巡抚林铭球行跪见礼，求封总兵职务，但又不到驻地襄阳驻防。兵饷不足，他就自立关梁征税，并抄没豪绅大户家产。张献忠显然想通过招抚成为一方霸主，并不是像刘国能那样死心塌地地投降。　　　　
　　　　朝廷竟然能容忍这种局面，真不知是自身无能、腐败，还是张献忠神通广大！　　　　
　　　　对张献忠的所谓成功招抚，大大鼓励了熊文灿等主抚官员。熊文灿积极派人去招抚曹操（罗汝才）、老回回（马守应）、射塌天（李万庆）、革里眼（贺一龙）等，其手法也相当妥协、软弱，以至于当时不少人讥笑他的做法是在“求贼”。　　　　
　　　　至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一度战火又起，双方互有胜负。　　　　
　　　　但是，随着李自成在陕西战败的消息不断传来，湖北、河南的农民军首领开始动摇。　　　　
　　　　十一月，罗汝才率一丈青、小秦王、一条龙、过天星、王国宁、常国安、杨友贤、王光恩等首领，从均州（今湖北均县）上了武当山太和宫，向太监李继政投降。李继政移文熊文灿，熊文灿立刻派人招罗汝才等至襄阳，大宴于官署，并奏授罗汝才为游击，分驻其众于上津、房县、竹山、保康、南漳等地。但罗汝才不肯受官领粮，愿为山农耕稼过活，并暗中与张献忠来往。　　　　
　　　　早在此年的七月，顺义王就已在河南信阳投降。不久，射塌天李万庆也在河南投降。　　　　
　　　　一时之间，农民军投降之风盛行。即使没有投降的，像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刘希尧、蔺养成等（即革左五营），也由于势单力孤而进入低潮。陕西方面的李自成等部，也被彻底击败，不成气候。10年以来一直困扰朝廷的内乱，至此似乎已得到初步平息。　　　　
　　　　其实，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内乱并没有彻底解决，只不过是暂处低潮。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时机成熟，那些暂时归顺朝廷的首领必将卷土重来，再树大旗。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照顾到整体性，这里必须先叙述一下清军方面的情况。　　　　
　　　　


第七章　深谷寒风卢象升战死疆场（1）

　　　　崇祯九年（天聪十年，1636）四月，皇太极在盛京（今沈阳）正式登基即位，建国号大清，定年号为崇德，仍以盛京为国都。　　　　
　　　　皇太极建元立国，充分显示出他将与大明朝争夺天下的决心。自此以后，他展开了一系列攻势，与明朝进行决战。　　　　
　　　　崇祯九年六月底，勇敢善战的阿济格率领10万八旗兵，自喜峰口攻入长城，于延庆集结。然后，阿济格率部深入京畿，攻城略地。　　　　
　　　　七月初八，清兵攻下昌平，再攻西山受挫后，转而南下良乡。十六日，攻下宝坻，二十二日，又下定兴，然而攻入房山。　　　　
　　　　面对危急形势，崇祯帝及其大臣们几乎是没有招架之力。清兵犯边的消息传来时，崇祯帝首先任命太监分守各关隘。至于为什么不用大臣而用太监拒敌的原因，崇祯帝的解释是太监动作利索，赴任速度要比大臣快得多！随着战局的发展，崇祯帝除了急命各地边兵火速入卫外，似乎拿不出什么办法来。　　　　
　　　　清兵攻到房山后，京师戒严，斗米300钱，人心大乱。崇祯帝在平台召见大臣，希望能议出个办法来。大臣们仍然是陈词滥调，老生常谈，到最后还是崇祯帝想出了个主意，却仍然是“蠲助”两字。兵部尚书张凤翼无奈之下，只得自请总督各处援兵出师，勉强做出个姿态来。　　　　
　　　　阿济格一路势如破竹，连破房山、安肃（今河北徐水），攻大城。至八月，攻入文安、永清，分攻诸县，先后进攻漷县、遂安、雄县，然后攻香河，进河西务，还涿州，克顺义。再绕到京城东北，至怀柔、大安，西陷西和，分兵屯密云、平谷，再返回雄县，向北侵扰。直至九月初一日，才从冷口出塞。有意思的是，他在出塞前还在塞上树了一块柏木，上面写道：“各官免送！”　　　　
　　　　此次清兵入关，连陷12城，大小50余战，京畿损失惨重。除少数将领外，明朝各处战将几乎没有组织起像样的反击。仗打成了这种样子，也实在没有什么好叙功论赏的，但崇祯帝却仍要奖赏，不过受赏的主要是太监，依次是：太监曹化淳因进马赐彩币；太监曹化淳、张国元因守卫京师有功荫指挥佥事，各世袭；太监高起潜弟荫锦衣卫中所百户世袭，等等。仗打到这种份上，不知还有何功可叙？！　　　　
　　　　倒是兵部尚书张凤翼、宣大总督梁廷栋，深感罪孽深重，先后服毒自杀。而依此两位的人品和原先的表现，应不至于会有此举的。不过，他们幸好及时自杀，否则也难逃重罚，因为不久后，崇祯帝又改变了主意，追论其罪，张凤翼被免职，梁廷栋被处大辟，因其已死，免于实施。张、梁两位，对此似乎已有先见之明！　　　　
　　　　兵部尚书、宣大总督自然不能久缺，崇祯帝便破例把在家守制的杨嗣昌调来任兵部尚书，又任命刚从湖广前线赶来勤王的卢象升为宣大总督，负责守边。　　　　
　　　　这一人事变动，对边防并无多大积极作用。新任兵部尚书的杨嗣昌，始终认为朝廷的主要威胁是来自于农民军，而不是皇太极。他上任后的工作重心，也一直是放在镇压农民军一事上。而出任宣大总督的卢象升，虽在镇压农民军上做出了成绩，但对于边事，则毫无经验。据说卢象升的这一调动，本是首辅温体仁对他的算计，因为两人之间颇有积怨。后来的事实也表明，卢象升在任职期间，确实受到了温体仁的压制。即使在温体仁下台后，卢象升也没有得到杨嗣昌等人的有力支持，反而处处受制。　　　　
　　　　更严重的是，崇祯帝等人对皇太极的勃勃雄心一无所知。对清兵的入侵，崇祯帝仍认为只是一般侵扰，没有意识到这已是到了两朝争天下的关键时刻。因此，朝廷尚存侥幸之心，在战略和行动上自然不会得力、有效。如此次清兵入侵后，崇祯帝也觉得边关需要加强，否则还要吃亏。但他为此做出的决定，则令人哭笑不得：他竟下令兵部向武清侯李诚铭等借款，以用来练兵买马，制器修边，到日后加上利息再归还。　　　　
　　　　就在崇祯帝举债借贷之时，皇太极却又瞄准了朝鲜。　　　　
　　　　早在即位之初，皇太极就出兵朝鲜，以剪除来自东方左翼的后顾之忧，破坏毛文龙从海上进袭辽南的陆上基地。这次出兵虽没有达到消灭毛文龙的目的，但却严重打击了朝鲜，逼迫其缔结了城下之盟，双方约为兄弟之国，朝鲜对后金春秋输岁币，互市中江。　　　　
　　　　朝鲜虽与后金订约，但并非真心结盟，相反却力图保持和明朝的友好关系，维护明朝的利益。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631），朝鲜国王李倧拒绝后金要求征调兵船的命令，不肯助后金抢占原由毛文龙占据的海岛。李对后金使者明确表示：“明国犹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国可乎？”同时，朝鲜还减少每年向后金交纳的岁币，收容后金逃人，并议罢遣使、互市等。崇祯五年（天聪六年；1632），朝鲜又拒绝向明朝叛将孔有德等提供军粮。此后，双方关系一直十分紧张。　　　　
　　　　崇祯八年（天聪九年），皇太极打算登基，建元开国，希望能得到朝鲜的支持。朝鲜国王坚决予以拒绝。在崇祯九年（天聪十年）四月举行开国典礼上，朝鲜使者开始不肯参加典礼，后来虽被迫参加，但也坚决不肯行跪叩大礼。最后，两位使者在遭受百般凌辱后，被迫依皇太极等人的意志行事，并接受了大清有辱朝鲜的国书。两人回国后，朝鲜上下纷纷怒斥他们是“奉使辱命”，要求予以处罚。朝鲜国王也以檄文形式回击皇太极，不甘屈服。两国关系已发展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平心而论，当时的朝鲜对明王朝是相当忠诚。而正是这种忠诚，使得皇太极下决心征服朝鲜，解决后顾之忧。遗憾的是，明朝当时已自顾不暇，无法给朝鲜这个属国提供任何保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朝鲜罹难。　　　　
　　　　崇祯九年（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皇太极决定亲征朝鲜。十二月初，皇太极率领和硕礼亲王代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王多铎、多罗贝勒岳托、多罗贝勒豪格、多罗安平贝勒杜度，共大军10万，从沈阳出发，进攻朝鲜。初九日，皇太极渡江进入朝鲜。岳托部于十三日到达了平壤，多铎部则于十四日进逼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李倧逃离国都，避入南汉山城，凭险死守待援。双方僵持不下。　　　　
　　　　崇祯十年（崇德二年，1637）正月，多尔衮出骑兵袭击江华岛（汉城东北汉江入海处），俘获朝鲜国王及重臣的家属二百余名，并以此胁迫朝鲜国王李倧。　　　　
　　　　李被迫于正月三十日出城投降，献出明朝所颁给的敕印，向清臣服。皇太极也释放了被俘家属，只留下了李的长子和次子作为人质。　　　　
　　　　二月初二日，皇太极班师回国。又命硕托和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进攻当时仍由明朝控制的皮岛（今朝鲜椴岛），后又派阿济格前去助战。四月十二日，阿济格奏报攻克皮岛，杀守岛总兵沈世奎，消灭守岛驻兵1万7千余人。　　　　
　　　　至此，一直制约清政权发展的东部威胁，已被彻底解除。　　　　
　　　　至崇祯十一年（崇德三年，1638）八月，皇太极再次决定奔袭明朝，发动了清朝入主中原前最大的一次入关奔袭战。　　　　
　　　　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命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以豪格、阿巴泰副之，统率八旗左翼军；以岳托为扬武大将军，以杜度副之，率八旗右翼军，分两路攻明。八月二十七日，岳托自率右路军自沈阳出发；九月初四日，多尔衮率左路军从沈阳出发，浩浩荡荡，杀向大明。　　　　
　　　　为配合多尔衮和岳托，，皇太极亲率大军于十月初十日离开沈阳，向山海关进发，以牵制住辽西的明将祖大寿等入援关内。皇太极率部先后骚扰义州、锦州，一直至中后所，遍扰辽河以西地区，牢牢地牵制住了辽西的明军。　　　　
　　　　多尔衮、岳托率部分别从墙子岭、青山口等关隘攻入长城。正在密云为监视太监邓希诏祝寿的总兵吴国俊急忙率兵至墙子岭与清兵激战，溃败退至密云。蓟辽总督吴阿衡率兵救援，兵败而死。太监邓希诏不战而逃。两路清军会合后，乘胜挺进，越过迁安、丰润，至通州以西地区，绕过北京，南下涿州，然后分兵8路，在京师南部地区往来扫荡。　　　　
　　　　面对清军的凌厉攻势，崇祯帝急令各地兵马勤王，并赐卢象升尚方宝剑，总督天下援兵。　　　　
　　　　十月初二日，京师戒严。　　　　
　　　　十月初四日，崇祯帝在武英殿召见文武大臣及卢象升，商议御敌之计。卢象升向崇祯帝明确提出主战的基本方针。卢象升列举了消极防守的诸般困难，认为与其处处被动防守，还不如主动出击。崇祯帝认为言之有理，便命他与兵部尚书杨嗣昌、总督中官高起潜商议具体之策。当时杨嗣昌、高起潜并不同意卢象升的看法，于是双方意见不一，不欢而散。卢象升返回昌平前线。　　　　
　　　　当时卢象升正遭父丧，本应卸职丁忧，但崇祯帝令他夺情留任，所以他是穿着麻衣草履做督师的，心中不免会有些悲壮。　　　　
　　　　


第七章　深谷寒风卢象升战死疆场（2）

　　　　初五日，卢象升以3万兵马扼守昌平。当时，清兵正在南下，势不可阻。卢象升偏不信邪，想迎其锋芒，与其碰一碰。他下令手下诸将，挑选精兵锐卒，约定于十五日夜里分4路袭击清军营地，并下死令：“刀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违者斩！”这在当时确实是个大胆的计划，大概也只有卢象升才会有这样的胆子。　　　　
　　　　总督中官高起潜得知后，很不以为然。他说：“只听说过雪夜下蔡州，未曾听说月夜突袭。”意思是你卢象升搞夜袭，也不应该把日子挑在月半。于是，高起潜便以骑师应该少而精为借口，不肯出兵助战。　　　　
　　　　卢象升哪里能受得了这种气，便要求分兵。杨嗣昌便以宣府、大同兵归卢象升，以关宁诸路兵归高起潜。如此一来，卢象升手中只剩下不足2万兵马。不过，决意要战的卢象升，仍如期在巩华城誓师。他慷慨激昂，说到激动处，泪如雨下。　　　　
　　　　杨嗣昌见卢象升真要拼命，心中不安起来，便令卢象升赴通州与高起潜会合，卢象升根本不听，认为这是有意阻挠他出师。杨嗣昌不得已，便急冲冲赶到卢象升军中，劝说卢象升不得轻举妄动。卢象升哪里能听得进去，反而痛斥他道：　　　　
　　　　“你们决意要与清军议和，难道不想想城下之盟是春秋大耻吗？况且我身负重任，京城中口舌如锋，如果一开和议，肯定是袁崇焕第二。即使不惧杀身之祸，那么像我这样身服重孝之人，现在不去奋身报国，移孝作忠，则是忠孝两失，我还有什么脸面立于人世呢？！”　　　　
　　　　杨嗣昌被说得无言以对，过了很久才说道：　　　　
　　　　“你是用尚方剑架在我脖子上吗？”　　　　
　　　　卢象升接道：　　　　
　　　　“尚方剑须先架在我的脖子上！如果自己不能歼敌，尚方剑哪会轻易架到别人脖子上。不战而言抚，我决不同意！”　　　　
　　　　当时杨嗣昌等人主张与清兵议和。在他们看来，清军势不可挡，打起来大概不是其对手。另外，当时陕西的局势虽趋稳定，但河南、湖广仍在激战，朝廷也实在无力两面开战。如果让卢象升一味浪战，弄不好会把京师丢掉。不过，杨嗣昌也知道，议和毕竟不光彩，危险也很大，袁崇焕就是一例，况且崇祯帝现在也决意要战，所以经卢象升这么一说，也就不便再争下去了。　　　　
　　　　卢象升如期发动了进攻，可惜没有得手。也就在同一天，高起潜部的刘伯禄也在卢沟桥被清兵击败。形势陡然紧张起来。十九日，崇祯帝下令诸大臣分守京师各门，并火速檄召陕西前线的军队入援，于是，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等率15万大军匆匆北上救援。　　　　
　　　　十一月初，清兵掠良乡、高阳、涿州等地，然后分兵出击，势如破竹。　　　　
　　　　初八日，崇祯帝再次召集文武大臣等商议战局。工科都给事中范淑泰说：　　　　
　　　　“现在敌已临城，朝廷却无定议，不知是战？还是款？”　　　　
　　　　崇祯帝反问谁人言款？范淑泰答道：　　　　
　　　　“外面都是如此之说。而且凡有警报，秘而不传，俱讳其事。”　　　　
　　　　崇祯帝则辩解说，这是因为事涉机密。　　　　
　　　　不过，范淑泰讲的确是实情。当时形势如此危急，朝廷竟态度不明，或战或和，连许多大臣都弄不清。崇祯帝还以事关机密为由，不向臣民公布实情。如此做法，岂能让天下臣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　　　　
　　　　范淑泰还针对崇祯帝抱怨粮饷匮乏而发表看法。他说：　　　　
　　　　“戎事在于行法，今法不行而忧饷，即天雨金，地雨粟，何济？”　　　　
　　　　他这句话大概说得过重了，逼得崇祯帝说出了真话：　　　　
　　　　“朝廷何尝不欲行法！”　　　　
　　　　此言足见崇祯帝的无可奈何。连位居九尊的皇帝也讲出了这种话，由此也不难知道当时的朝政了。君臣们讨论了半天，仍是拿不定主意。倒是大学士刘宇亮，一时热血沸腾，站出来自请视师，着实让崇祯帝高兴了一阵。不过，刘宇亮过后又有些后悔自己的一时冲动，便自己把视师改为阅视，令崇祯帝很不高兴。　　　　
　　　　清兵继续攻掠。十一月初九日，清军围攻高阳城。原大学士、辽东督师、少师孙承宗就住在高阳城中。当时76岁的孙承宗，亲率家人上城抗敌，视死如归。初十日，高阳城破，孙承宗被俘。清兵不忍加刃于他，而让他自尽。孙承宗望北叩头，投环而死。全家子侄男妇百余口，及家中佣人，除一个6岁的孙子及其母亲2人幸免于难外，全部罹难。在其感召之下，城中数千人，在城陷之时，仅有数十人逃亡。　　　　
　　　　孙承宗之死，令朝野震惊。崇祯帝令有司优恤。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对孙氏的优恤直至第二年才进行，据说是首辅薛国观、兵部尚书杨嗣昌在暗中压制。　　　　
　　　　攻克高阳后，清兵连下衡水、武邑、枣强、鸡泽、文安、霸州、阜城、平乡、南和、沙河、元氏、赞皇、临城、高邑、献县等地，而明朝却始终无法进行有效反击。督师卢象升处处受制。崇祯帝在薛国观、杨嗣昌的影响下，打算以孙传庭替而代之，并拿掉了卢象升的兵部尚书衔，令其戴罪立功，又令大学士刘宇亮督察各镇援兵。　　　　
　　　　当时清军兵分3路，分头进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