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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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不可能，却还在痴人说梦，由此可见熊廷弼此人的天真。他总以为辽东局势到了这样的地步，朝廷总不致于还像以前那样待他。没想到他的结局仍像前一次经营辽东一样，稍有起色即被罢免召回，他更没想到在数年之后，他又被起用，并且最终成了党争的牺牲品，弄得身首异处，死无葬身之地。　　　　
　　　　


第一章崩溃的前奏加　征

　　　　辽东的局势稍稍缓和后，万历帝又故态重现。　　　　
　　　　他依然不上朝。万历四十七年（1619）九月，首辅方从哲恳请万历帝能出御文华殿，召见群臣，面商辽东战守方略，皇帝不予理会。吏部尚书赵焕甚至率朝廷百官跪在文华门，请求皇帝能视朝议政。方从哲则在仁德门跪着，等候消息。他们跪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前，万历帝才命一太监叫他们回去，上朝的事则免谈。赵焕等失望至极，曾上疏责问万历帝：　　　　
　　　　“如果有朝一日蓟门遭蹂躏，铁骑踏京郊，陛下您是否还能在深宫内高枕无忧，称病却之呢？”　　　　
　　　　万历帝不仅不视朝，不批不发群臣奏章，而且他依然不肯出钱充辽东军费。辽东饷绝，户部又无银，朝臣多次恳请万历帝能先从内库借支应急，万历帝却毫不松口。户部尚书李汝华无奈之中，下令扣留当时广东进解的一笔金花银（例应入皇室内库），充辽饷之用。万历帝得知后，大为震怒，罚李汝华俸禄一月，并要求他立即补足交入内库，李汝华只得照办。　　　　
　　　　为了筹集辽饷，朝廷只有加征。万历四十六年（1618）已加征过天下田赋。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二月，朝廷又在前一次加征的基础上，再次加征。至次年三月，又因辽饷不支，第三次加征。三年之内，加征三次，大大增加了天下的赋税负担。这对本已不景气的农村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万历四十八年（1620）五月，万历皇帝终于驾崩了，最终躺进了30余年前就造好的定陵。据说他在临死前，很是后悔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并要新帝为他盖愆补过。现在看来，这很可能是朝廷大臣的杰作。他们借死人之口，用遗诏的名义，来对万历弊政作一些补救。他们在万历帝驾崩后的短短三天内，两次动用内库银二百万两急充边饷，并说这是万历帝临终前的交待。事实上，一毛不拔的万历帝是不太可能这样大方的，不过到这种时候，也由不得他了。　　　　
　　　　万历帝就这样走了，留给自己儿子和朝廷的却是这副烂摊子。后人至今也弄不懂他为什么要如此。不少人试图给他的行为提供一个合理解释，但至今尚没有一种解释能完全令人满意。　　　　
　　　　三百余年以后，万历帝和他皇后的合葬墓定陵被掘开，几近剖棺曝尸。他是明代皇帝中获此厄运的第一人，也是目前为止惟一的一人。在他生前，他事事为自己计较得失，孜孜求利，没想到三百余年后竟是这番情形。这是巧合，还是老天的报应呢？！　　　　
　　　　


第二章荒唐岁月荒唐事国本之争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终于驾崩了。　　　　
　　　　死讯传出，天下缟素，举国尽哀。臣民们个个都显出悲痛欲绝的样子。　　　　
　　　　然而，不少人心里想的并不像他们脸上装的那样。尽管没有一人敢说出来，但许多人当时确实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因为万历帝的时代毕竟结束了。他们寄厚望于新的君主，希望新皇帝能给王朝带来一些新气象，甚至扭转乾坤，摆脱危机。　　　　
　　　　可是，王朝的现实却再一次令他们绝望。苦熬了多少年的泰昌帝，即位仅一个月，竟撒手归天，追随其父而去。随后接位的天启帝，却又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无知少年，根本无法理政。魏忠贤也因此逐步擅权，操持朝政，把大明朝搅得乌烟瘴气。真可以说是荒唐岁月有着道不尽、说不完的荒唐事。　　　　
　　　　本已步履艰难、千疮百孔的大明朝，再经魏忠贤的这番折腾，已是元气大伤，难以救治了。　　　　
　　　　国本之争　　　　
　　　　万历帝死后约10天，太子朱常洛在文官的安排下，经过一番虚情假意的推辞后，终于在八月初一日正式登基即位，年号泰昌。　　　　
　　　　泰昌帝的正式即位，令天下臣民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在万历帝咽气前的最后一刻，他们仍担心这位太子能否顺利即位。　　　　
　　　　既然是太子，又何以要担心他能否顺利即位呢？　　　　
　　　　原来，这位生于万历十年（1682）的朱常洛，其母亲王氏本是一位宫女，地位低贱。当时年轻的万历帝，一时兴起，致使她怀孕生下了朱常洛。对于这位儿子及其母亲，万历帝自然是没有什么亲情的。万历帝宠爱的是郑贵妃和她的儿子常洵。平心而论，郑贵妃和常洵，无论在哪方面，大概都要比王氏和常洛强得多。万历帝的偏心，也是人之常情。　　　　
　　　　但朝廷的绝大多数文官们不能同意万历帝的这种做法。他们认为，既然皇帝的正宫皇后没有嫡出，那么就应该在庶出诸子中立长。朱常洛虽是宫女所生，但他是皇长子，就理应被立为太子。而种种迹象表明，皇帝似乎没有这样的意思。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在大臣们看来，常洛不立为太子，就是违背了朝廷得以立国的根本基础——祖宗之制。因此，保证常洛的法定权利，也就是捍卫朝廷的立国之本，绝对不能让步。　　　　
　　　　万历帝见到这些大臣慷慨激昂的样子，心中就有气，也懒得理会。这种态度，反而更刺激了那些大臣们，加重了他们的担心。双方便越争越烈，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就往此事上扯，越扯越乱。这就是闹了几十年的国本之争。　　　　
　　　　开始时，大臣们要求万历帝速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以免夜长梦多，给郑贵妃的儿子常洵占了上风。万历帝就是拖着不办，任凭他们去争，争到不太像话的时候，就拿几个大臣来惩处，但引起的却是大臣更激烈的抗争。一直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万历帝才立常洛为太子，同时册封福王常洵诸子。但大臣们很快发现，福王常洵仍留在宫中，不去洛阳就藩，而太子常洛虽为太子，仍受到冷落，地位反而不及福王。他们更据此进一步推测，万历帝册立太子不过是权宜之计，福王取而代之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因此必须坚决斗争，逼福王常洵去洛阳就藩，以至冲突再起。　　　　
　　　　文官们的这种做法，或许是过于咄咄逼人了。万历帝是否有立常洵而废常洛之意，至今不得而知。但万历帝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他宠爱郑贵妃，自然也就不愿意郑贵妃因儿子远离而终日伤心难过。因为按照王朝的惯例，诸王就藩之后，几乎就等于放逐，很少再有机会回北京。这种生离死别的滋味，对于任何一个母亲来说，也难以接受。万历帝自然不想让贵妃因此伤心，更何况他自己也很宠爱福王，从中也能享受到一些父子亲情、天伦之乐。否则，福王诸子一离宫，眼前只剩下一个呆头呆脑的太子，日子实在也是难熬。因此，万历帝开始时不立太子，或许就是不想让儿子们因册立而有贵贱之分。后来不让福王很快去洛阳就藩，也可能是出于亲情，倒并不一定就是有李代桃僵之意。废立太子，毕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像万历帝这样的君主，决不会不懂这方面的利害关系。　　　　
　　　　但大臣们绝不会这样认为。他们坚决要求福王之藩，并深信万历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郑贵妃的调唆。他们的这种想法，并不是没依据。按照历史经验，皇帝无疑是英明的。英明的天子，论理本不会做出不英明的事。因此，皇帝的所作所为，假如出了问题，那么肯定是他身边出了坏人，不是奸臣，就是权阉。实在找不出这两类人，那么就要从他身边的女人找原因。孔夫子就说过，女人与小人一样难养！其实，在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中，女人哪有什么资格去做坏事？即使有，也应从男人身上去找原因！但当时的男性是不会也不愿意承认这点的。　　　　
　　　　最后，福王只得去了洛阳就藩。但大臣们仍担心太子常洛的地位，因为郑贵妃还在，并仍深得帝宠，谁能保证郑贵妃不会惹是生非？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果真发生了一件对太子不利的大事，更证实了大臣们的忧虑。此月初四日深夜，一位名叫张差的男子，竟手持枣木棍，打进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的宫门内，击伤守门内侍李鉴，冲至前殿檐下，最后被内侍韩本用等人擒获。　　　　
　　　　尽管从审讯的结果来看，这位男子很可能是一位神经错乱者。他本来是要找郑贵妃宫中的两位太监了结私怨的，只是不熟悉宫中情况而错跑到了东宫。但许多官员，尤其是东林党人，却宁愿相信这是个阴谋。他们认为，张差是受了郑贵妃宫中太监的指使前来谋杀太子的，其幕后主谋自然是郑贵妃。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之所以能审出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为了包庇郑贵妃，其动机值得警惕，因此坚决要求重审，追查元凶。　　　　
　　　　现在看来，这实在有点冤枉。郑贵妃纵然有天大之胆，大概也不敢去谋杀太子。退一步而言，即使郑贵妃要谋杀太子，也决不会出此下策。方从哲之流，也同样没有如此之胆。如果郑贵妃真有谋杀之心，而又证据确凿的话，那么，即使是万历帝自己，大概也没有办法保住她的性命，更不用说是方从哲之流了。现在看来，是党争的因素起了大作用。方从哲之流，当时是当权派，自然希望尽早了断此事，不要弄出事端来。相反，东林党那时正处下风，很想借此机会来反击浙党，大做文章。　　　　
　　　　最后的结果是万历皇帝破例在慈宁宫中召见有关大臣。万历帝让太子常洛与他的三个儿子出见大臣，并严责大臣们的所作所为是离间他们父子亲情。他拉着太子的手，对大臣们说，此儿极孝，朕极爱惜。如果朕有别意，何不早作打算，废立更置，又何必要等到现在，况且朕的诸孙（指太子常洛的三子）现已长成！接着，万历帝要太子说话表态。太子也因事涉贵妃，不愿多惹是非。他要求群臣速速处理张差，并严厉指责群臣道：　　　　
　　　　“我父子是何等亲爱，而你们在外廷却议论纷纭。你们这些无君之臣，是想让我成为不孝之子么？”　　　　
　　　　话说到这分上，群臣们谁也不敢再说三道四。结果是张差被凌迟而死，郑贵妃宫中的两位太监也被乱棍打死。事情总算平息下来。　　　　
　　　　万历帝在此以前，已有25年不见群臣。许多大臣，虽为官多年，也不知皇帝是什么样子。这次万历帝竟然为“梃击案”破例，也说明当时朝廷为太子的事闹得有多凶。　　　　
　　　　为了这位太子，几十年来，朝廷不知闹出了多少风波，也不知有多少大臣，挨了棍子，丢了官职。现在终于等到了登基的这一天，天下臣民此时的心境，就不难想象了。　　　　
　　　　泰昌帝即位后，迅速做了些顺应民心的事。如发内廷积银百万两充辽东边饷，解燃眉之急；罢一切矿税及监税的中官，起用建言得罪的诸臣等等。　　　　
　　　　这一切都是用遗诏的名义进行的，是先帝临终前的既定方针。其实，遗诏往往只不过是一纸借口，是借死人之口，说出活人想做的事情。万历帝临终前，曾召见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各部尚书周嘉谟、李汝华、黄嘉善、张问达、黄克缵等人。万历帝当时还能不能说话，到底说了些什么，只有这些人知道。在这些人起草公布的遗诏中，到底有多少是万历帝本人生前的意思，也只有这些人心中明白。　　　　
　　　　但无论如何，遗诏确实给当时的朝廷提供了一个清除旧朝弊政的机会。　　　　
　　　　遗诏首先承认了万历朝的弊政甚至万历帝本人的错误。举凡皇帝托病多年、不见朝臣、不亲郊庙、不御朝讲、不批奏章，以及寮寀半空、矿税烦尽、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政多事等等，都在检讨之列。这种错误也只有用遗诏形式让躺进棺材中的老皇帝自己去说，否则，其他任何人大概都不便也不敢说。因为老皇帝尸骨未寒，如果由新皇帝来批评他自己的父皇，也不免有不孝之虞；如有大臣出面说出来，则更有不忠之嫌。另外，去批评一个死人，在“以死为大”的社会中，总让人觉得有点不近情理。但要除弊政，则首先要承认哪些是弊政，因此也只能由弊政的制造者自己去承认。不仅要让他承认哪些是弊政，而且还要让他自己说出清除积弊的具体措施，这样新朝方能依此名义动手。反正老皇帝已死，这样做既不怕他龙颜大怒，也不会伤他脸面，说不定还能让他在死后博得知错即改的好名声呢。　　　　
　　　　至于新即位的泰昌帝，对此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他十分清楚，他所以能有今天，是仰仗朝廷大臣们的全力以赴。感念之下，他又何必去说三道四呢。更何况他也十分明白，其父在世时的许多做法，也确实太不成体统，不除不足以平民愤，开新政。　　　　
　　　　因此，泰昌帝即位后，朝廷上下似乎又感到了希望，指望泰昌帝能一改其父之风，与朝廷同舟共济，渡过难关。　　　　
　　　　


第二章荒唐岁月荒唐事猝死的泰昌皇帝

　　　　泰昌帝似乎是天生的命薄福浅。他才过上几天大富大贵的日子，就竟然得了重病，眼看着就要不行了。　　　　
　　　　泰昌帝即位时已是39虚岁。这在平均寿命要远远低于今天的明朝，虽已是不算小的年龄，但也绝对算不上太老。大臣们总指望他能当上几年的皇帝，顺顺当当地过上一段日子。没想到他即位不久龙体就出了问题。　　　　
　　　　或许是压抑得太久，骤遇放松，反而乐极生悲。　　　　
　　　　泰昌帝自万历十年（1582）出生以来，就没过上顺心的日子。他虽是万历帝的长子，但其母亲原本是慈圣太后慈宁宫里的一位宫女，地位低卑不说，其年龄也要大于万历帝，更无相貌、才华或者是家庭方面的优势。当时年轻的万历帝只不过是一时兴起，才青睐她过一次，没想到她竟生下了后来的泰昌帝常洛，拔了头筹。对于这对母子，万历帝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兴趣，也实在谈不上什么亲情，态度自然也就十分冷淡。　　　　
　　　　泰昌帝从小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幼儿时代，他虽不十分懂事，但也能多少感觉到父皇的冷淡甚至歧视，而同住宫中的郑贵妃及其儿子常洵（后被封为福王）却从父皇那里获得了宠爱，耳闻目睹，对他也多少有些刺激。懂事以后，泰昌帝逐步明白了其中的缘由，也知道宫外有许多同情他的大臣们正在冒死维护他的权利，与父皇抗争。他当然不能也不敢说三道四，惟有小心谨慎，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以免招来麻烦，给不喜欢自己的人留下什么把柄。30余年来，他没出宫城一步，犹如紫禁城中的一位囚徒。长期的压抑，使他的身心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他在宫中，就是一个木偶似的人物。没有万历帝的旨意，他绝对不敢去做任何事，甚至常常要说些违心话。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发生“梃击案”时，当时尚是太子的泰昌帝，虽明白外廷一些大臣对他的苦心，但在朝臣面前，他也只能顺着万历帝的意思说话，甚至还严责他们是想让他做不孝之子。其苦衷又有谁知？直到万历帝病重临终前，太子尚慑于父威，不敢进去侍候，只得在乾清宫门外急得只打转。后来还是在杨涟、左光斗等人的鼓励下，才敢进宫尝药视膳，侍候过一次。位尊太子，年近40，到这种时候尚且如此，可见他在宫中的日子是何等的难熬。　　　　
　　　　当万历帝一死，局面顿时改观。泰昌帝从一个囚徒式的太子，一下子成了君临天下的皇帝。这种地位的骤变，对于一个压抑了近40年的人来说，在心理上恐怕是难以承受的。犹如一根长期受挤承压的曲木，突然间负重全释而很容易折断一样，泰昌帝当时的情形，也是如此。　　　　
　　　　在声色方面，泰昌帝也似乎过于放纵了一点。在做太子时，慑于父威和当时的环境，泰昌帝是丝毫不敢越轨的。而即位之后，约束全无，泰昌帝似乎要把以前的损失补回来。郑贵妃为了尽释前嫌，一次就给泰昌帝进美姬8人，泰昌帝照单全收。郑贵妃还请泰昌帝册立他最得宠的李选侍（西李）为皇后，而这位李选侍也不忘郑贵妃提携之恩，竟向皇上请求册封郑贵妃为皇太后，最后只因大臣强烈反对而作罢。泰昌帝与郑贵妃之间，至此已是母子亲情融融，全无往日的怨恨，由此也足见郑贵妃对这位新皇帝的需求是摸得何等透彻，手段是何等精妙。只可惜那位可怜的泰昌帝，全不懂久饿之人不可饱食、久渴之人不可牛饮的道理，遂至不可收拾之境地。　　　　
　　　　泰昌帝病倒后，自知病势凶猛，回天无术，便先后两次召见内阁首辅方从哲等人。至九月初一日，泰昌帝驾崩，距登基之日仅一个月而已。　　　　
　　　　泰昌帝的暴卒，令朝廷众臣措手不及。明朝政治重新陷入混乱的局面，最终导致了魏忠贤的擅权。　　　　
　　　　


第二章荒唐岁月荒唐事移宫案与红丸案

　　　　泰昌帝突然驾崩后，朝廷于仓促之间急忙着手新天子的即位工作。各派人物纷纷登场，争执重起。　　　　
　　　　九月初一日天刚亮，泰昌帝驾崩于乾清宫。当时，其宠妃李选侍与心腹太监魏进忠（即后来的魏忠贤）试图把皇长子朱由校挟持在乾清宫，与朝廷官员讨价还价。当群臣要进宫入临时，宫中的宦官们竟然推推搡搡，不让入内，气得给事中杨涟大声斥骂。　　　　
　　　　大臣们最终还是进入了乾清宫，依礼哭拜了泰昌帝，却发现皇长子朱由校不见踪影。大学士刘一燝追问皇长子下落，乾清宫上下无人应答。刘一燝情急之下，声色俱厉，高声呼喊：　　　　
　　　　“谁敢匿新天子者！”　　　　
　　　　这话当然是说给里面的李选侍听的。这时，有一位叫王安的太监想了一计，打破了僵局。他是泰昌帝做太子时的伴读，历来与外廷关系不错。他见此情形，便走到里面去见李选侍，并骗过李选侍，一把抱起皇长子朱由校，拔腿就向乾清宫门外跑去，群臣一看人已到手，也跟着王安跑。宫中的宦官们一看情况不妙，急忙追赶，在宫门处扯住王安的衣服，要求把皇长子送回宫中。杨涟大声呵斥，与宦官周旋，刘一燝和其他人则乘机把皇长子塞入辇中，急匆匆赶到文华殿。　　　　
　　　　文华殿内，群臣都在急等消息，见皇长子驾到，一片跪倒，口呼万岁，行君臣大礼。礼毕，群臣们就为新天子即位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此日午时就可即位，有人提出等到初三日即位。而护驾出宫出力最多的杨涟，则不同意仓促即位。他说：　　　　
　　　　“今海宇清晏，宫内也无嫡庶争夺之嫌。老皇帝才死，尚未入葬，丧服临朝也不合礼制。”　　　　
　　　　针对有人提出新天子登基则天下人心安定的说法，杨涟反驳说：　　　　
　　　　“天下安与不安，不在于新天子即位的早晚。只要处之得宜，问题也不大。”　　　　
　　　　最后，杨涟的意见占了上风，群臣们决定，另择吉日登基。但为防止皇长子落入李选侍手中，皇长子不回乾清宫，而是去慈庆宫居住。　　　　
　　　　杨涟自以为此事处置得当，没想到被太仆少卿徐养量、御史左光斗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他们连声严责杨涟不速立新君，是误了大事。他们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如果事情出了什么差错，你死后的一百多斤够天下人吃吗？”　　　　
　　　　杨涟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　　　　
　　　　其实，杨涟与左光斗，同是东林党人，后来也同列为“东林前六君子”，惨遭魏忠贤的毒手。左光斗之所以要如此严责杨涟，正是害怕夜长梦多，新君即位遇到麻烦。　　　　
　　　　左光斗的担心，有想象的成分，但也有事实的根据。当时李选侍仍居乾清宫，控制着宫中的局面。廷臣凡有奏章，必先进乾清宫，由李选侍过目，然后才能再到慈庆宫皇长子朱由校手中。对这种局面，许多大臣感到不安。性格刚烈的御史左光斗更是忍无可忍。他上了一个措词激烈、言语刻薄的奏疏，要求李选侍立即移出乾清宫，到她该去的哕鸾宫去。左光斗说：　　　　
　　　　“内廷有乾清宫，犹外廷有皇极殿。只有天子可以居住，也只有皇后和天子可以共住。其他妃嫔，虽可以依次进御，但不可以常住。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避嫌，也是为了区别尊卑。”　　　　
　　　　然后，左光斗话锋一转，直逼李选侍：　　　　
　　　　“选侍既非皇长子嫡母，又非生母，没有名分，却至今不早作决断，搬出乾清宫。这是借抚养皇长子之名，行干政专制之实。武后之祸，将再见于今日。将来之后果，不忍道出！”　　　　
　　　　左光斗这份奏疏，淋漓尽致，毫不掩饰，气得李选侍派员宣召左光斗进宫严责。偏偏左光斗不买账，说什么我是天子法官（御史），非天子召不赴，你们算什么？丝毫不给李选侍面子。大学士中，刘一燝支持左光斗，而首辅方从哲则认为这种事能缓即缓，不必如此急迫。　　　　
　　　　到天启帝正式登基前的一天，杨涟再次上疏，指责李选侍明托保护幼主之名，阴图专权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