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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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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一度改变了原先的反共态度。然而即在他赞颂联共政策时，也用的是以我为主、居高临下的口吻。孙科把联共政策解释为国民党的一个“策略”，他声称，共产党只是代表一个阶级的党，而“国民党是代表全中国被压迫民众的党”。孙科以貌似公正的姿态把破坏国共合作的责任推给“两个党中的昏庸分子和幼稚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告诫国共双方切勿“互相猜忌、互相冲突”，这种骑墙的态度，为以后公开反共埋下了种子。孙科十分重视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领导，对中共在工农运动中的影响深怀恐惧，一旦发现民众运动已不在国民党控制下，孙科就把民众运动和共产党一齐否定了。于是，在反革命逆流袭来之时，孙科立即就从三大政策的拥护者变为反对者。1927年5月以后，孙科“至是无日不对共党下酷烈的批评”③，他攻击共产党使“原拟以国民党为主体而来运用的联俄容共政策，根本发生了变质”，指责联俄、联共政策，“不是联，也不是容，乃是降……三大政策变成了两大政策，降俄！降共！”④孙科并改变对鲍罗廷尊崇，转而骂鲍是“国民党里的共产主义阴谋家”⑤。1927年6月11日，孙科在郑州会议上攻击共产党，鼓吹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驱逐”出去。7月初，孙专门著文，“说明国民党之三大政策之一，为容共而非联共”，此文影响甚劣，“予时社会以甚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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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革命政府最近两月的经过》（1927年6月20日），转引自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73页。
② 《武汉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7月15日），转引自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344页。
③ 陈公博：《苦笑录》上，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版，第106页、133页。
④ 《武汉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7月15日），转引自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3页。
⑤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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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7月15日，汪精卫召集“分共”会议，汪在会上作了“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报告，孙科对此报告极力赞成。7月20日，孙科呼吁和南京政府合流，并作为可被南京方面接受的代表，参加和南京方面的谈判。孙科以其反共态度，表明他已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尽管孙科声称“不愿向右转”同帝国主义妥协，但是事实上，他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①而转到了右派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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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rold。R。Iss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19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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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拥蒋到反蒋：1928—1931年的孙科①
1927年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重组的过程，蒋介石凭借军事实力，很快占据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作为武汉时期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孙科，在步蒋介石后尘走上公开反共道路后，仍然位居国民党非主流派的地位。为了与蒋介石等国民党主流派争夺政治权力，从1927年到1931年，孙科展开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呼吁“再造”国民党和高唱“以党治国”，就是他在这一阶段主要的政治诉求。伴随着孙科与蒋介石的政见分歧，孙科与蒋介石的关系也经历了从分裂到合作，从再分裂到再合作的戏剧性的变化。孙科的上述言论与行动，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国民党内部政见分歧与权力消长的互动关系，同时也反映了孙科作为一个温和改良派在国民党主流派强势压力下的脆弱性。
一、孙科与《再造旬刊》
《再造旬刊》是一份得到孙科与胡汉民支持、由一批青年国民党员于1928—1929年在上海创办的政论刊物。它集中反映了孙科与蒋介石的矛盾以及孙科政治思想的改良主义倾向。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占据了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大部分政治资源，引起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争斗愈演愈烈。此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种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社会思潮开始逐步蔓延，而这种思潮又和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争夺权力的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1927年后，在孙科周围，原先的“太子派”逐步产生了分化，傅秉常、马超俊等继续追随孙科，吴铁城则投靠了蒋介石。此时，又有一批青年国民党员，包括梁寒操、钟天心、王昆仑、谌小岑、周一志等因对国民党内的现状不满，而同情孙科的政治主张。在这部分人中，有人曾奉胡汉民为政治领袖，以后由于胡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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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名《从“再造”国民党到“以党治国”：论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孙科的政治主张》，载《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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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原先拥胡的人均转向拥孙。这些人参加了由孙科支持创办的《再造旬刊》的编撰工作，并在政治上积极支持孙科，因此人们习惯上把这个围绕孙科的圈子称之为“再造派”。
《再造旬刊》是孙科在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领导权遭到失败的背景下创刊的。1927年“七一五”反共政变后，孙科与蒋介石的矛盾并没有立刻消除。为了促成国民党各派力量的统一和争取在重新组合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获得有利地位，孙科作为武汉方面的代表，积极奔走于宁、汉、沪之间。经过孙科的斡旋，并在孙的提议下，1927年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9月17日，新的国民政府组成，孙科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当天，国民党宣布党政统一完成。
“特委会”是国民党内以桂系、西山会议派和原武汉方面的谭延辏А⑺锟莆行模谂懦饬私槭崃送艟馈昂戏ā绷煨涞匚缓蠼岢傻囊桓霾晃裙痰牧稀Ｒ虼耍疤匚帷痹獾搅私槭⑼艟赖牡种坪头炊浴�1927年11月10日，蒋介石结束了3个月的下野生活，自日本返回。为了达到复职和全面控制国民党的目的，他采取了联汪制桂的策略，决定取消“特委会”，以扫清复职的障碍。1927年12月3日至10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在沪举行。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1928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集二届四中全会，由蒋介石负责筹备，届时“特委会”正式宣告结束。由蒋介石操纵所通过的这些决定，对“特委会”主要策划者孙科，无疑是一沉重打击。1928年1月13日，国民政府再次改组，蒋介石安排宋子文代替孙科出任财政部长，孙科仅担任一个新成立的、空有虚名的建设部部长虚职。对此，孙科拒不受命，以此表示对蒋介石大权独揽的抗议。
1928年1月25日，孙科、傅秉常与也和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的胡汉民、伍朝枢等，以赴欧考察为由，结伴自上海乘船西行。在孙、胡临行前，他们曾要求当时主持两广军政的李济深拨出一笔经费给孙、胡的追随者在沪创办一个杂志，用来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在这样的背景下，《再造旬刊》于1928年3月在上海创刊。
《再造旬刊》系统地反映了孙科走“第三条道路”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七一五”反共政变后，当国民党统治集团陶醉在“胜利”的狂欢时，孙科和“再造派”就比较清醒地看到了国民党内的严重危机。他们提出“再造”国民党的口号，试图以此为国民党开辟一条“新路”。孙科和“再造派”在《再造旬刊》上的言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现象已造成“全党大失信仰于国人”。①“再造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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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八十述略》，载《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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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曾抱有很大的希望，原以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太阳就要出来了”。可是不久，他们就发现，现实却是“冰冷、黑暗”，“阴沉沉死灰一片”。 ①“再造派”开始认识到，“所谓‘统一’无非是维持暂时的均势”，②他们批评“党的领袖”为了取得对国民党中央的控制，只顾忙于争执法统，把所有的精神都移来对内，造成国民党内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趋势。党的领袖以“是不是我的嫡系”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一般党员“只图个人升官发财，或则依草附木，各树派别，作党内斗争之工具”。这样，在国民党内“只剩下一群混水摸鱼的人兴高采烈”。③对此孙科大为不满，他惊呼，国民党已“危机四伏，在在堪虞”，他慨叹由于党的腐败，社会动荡加剧，产生种种“可怖的现象”，致使“民生凋敝，人心骚动”，“失业青年之充塞于社会，饥饿农民之遍布各省”。④“在革命力量未到长江一带的时候，长江人民无不大旱云霓般的仰望；现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近一年了，人民对党的政治逐渐由失望而冷淡——他们觉得革命政治的西洋镜拆穿了，任凭你建设呀，北伐呀，他们都觉得漠不关心”。⑤
第二，抨击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使国民党“生命力已经将迫中断”。⑥孙科和“再造派”自视为国民党党权的化身，把造成“党国的忧患已达到极点”的原因归结于“党的制度既不集权又不民主”。⑦所谓“不集权”，指党权操纵于军权之下；所谓“不民主”，蒋介石手握兵符一人独裁也。孙科和“再造派”批评蒋介石迷信“军事万能”，以手中掌握的军队，操纵党务，以派办党，“把以前对敌人之方法在党内运用来取得党权”。⑧“他想从‘我’或‘我们’用力把‘非我’和‘非我们’的力量统一起来，由‘我’、‘我们’做党的重心”。“谁不赞助‘我’、‘我们’，就认为他是破坏革命力量之集中，当他反革命不可”。⑨孙科和“再造派”指责蒋介石的独裁已造成党权衰落的严重恶果。“国民党不但没有控制一切政治军事的力量，反时常受到军事政治的转移，政治军事既失去党的统驭……党既已寄生于军政力量之下的危险”，“党的本身既已麻痹疯瘫……其存在已是仅留躯壳”。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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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
② 钟天心：《东方未明》，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
③ 《中国国民党之再造及其方案》，载《再造旬刊》第35期。
④ 《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孙科：《三民主义的建设》（1929年3月），载《孙科文集》，第23页。
⑤ 《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
⑥⑦ 《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
⑧ 《中国国民党之再造及其方案》，载《再造旬刊》第35期。
⑨ 孙科：《建设大纲及其说明》，载《再造旬刊》第21期，1928年10月7日。
⑩ 《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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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标榜“重振改组精神，再造国民党”。①孙科和“再造派”认为，造成国民党腐败的原因是党的“历史过于悠久、范围过于扩大，内中的分子逐渐复杂”。②要摆脱国民党的困境，只有重振改组精神，对国民党实行“再造”。孙科鼓吹：“再造”不是“从主义更换起，另组新党”，③因为国民党与其“社会阶级背景并无冲突”，“国民党各派对政治理论并无争执”。④他并以“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为由，指责中共的各项政策，对“改组派”和第三党的政治主张也百般非难。“再造派”批评“改组派”关于国民党应以农工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理论，是“一种共产主义为体，三民主义为用的两栖学理”，攻击第三党“脱离今日的中国国民党，却以本党的主义为主义，本党的政纲为政纲，给国民党带来党脉中绝的极大危险”。孙科和“再造派”坚决反对从国民党内分离出去，另起炉灶，认定救中国唯一的组织仍是中国国民党。⑤
孙科和“再造派”一方面否定了共产党，另一方面又不满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以及“改组派”、第三党的政治主张，他们所鼓吹的“再造”只能是一种空洞无力的空谈。孙科提出“再造”国民党具体目标是，用淘汰党员及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的方法，打破国民党的各种派系，“彻底革除国民党目前一切不良的现状”，实现“以党训政、以党训国”。以此限制蒋介石的一部分权力，从而结束国民党内的“派别争执”。孙科和再造派的主张声明，他们是想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基础上，实行某些温和的改良，而这恰恰背离了1924年国民党改组的主要精神。孙科等的主张和同一时期改组派的主张有某些接近之处，但比改组派主张更加软弱，改组派的“激进”姿态在孙科和“再造派”那儿几乎无存。因此，孙科与“再造派”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像改组派主张那样，在国民党内和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引起强烈的反响。孙科等的主张，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围绕国民党权力再分配问题上孙科与蒋介石间的矛盾，但是孙科与蒋介石的矛盾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根本冲突。孙科等从自己的立场观察了国民党内的矛盾，批评了蒋介石的独裁，固然与蒋介石的立场存在差异，但由于这种批评之肤浅和表象，所以当孙科、胡汉民拟定的关于“实施训政”、“建立五院制政府”的建议被蒋介石认为可资利用时，孙科、胡汉民与蒋介石的矛盾就暂时得到缓解，而孙、胡与蒋的新的政治联盟也就建立了，于是《再造旬刊》也就宣布关门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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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 《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
⑤ 《中国国民党之再造及其方案》，载《再造旬刊》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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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党治国”与孙、蒋合作
走党治国家的道路，这是包括孙科、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上层集团在1928年对于中国国家政治体制的一致选择。孙科是“党治”的积极拥护者，但孙科的党治观与20年代初至30年代初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中心的主流派的党治观有重要区别。他的有关“党治”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比较模糊到比较系统的变化过程。孙科企图以自己的党治观，建立开明、温和的社会形象，从而向蒋介石等国民党主流派争夺政治资本。
“以党治国”是孙科作为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用以抵抗蒋介石的一面政治旗帜。1928年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将游离于国民党主流势力的孙科、胡汉民等吸纳进国民党上层集团，并且正式宣布国家进入了“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
“以党治国”，这是最早由孙中山提出的旨在强调由革命党来领导与治理国家并防止个人独裁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个口号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孙中山希望吸取苏联一党制经验，用于中国国民革命的实践来防止个人独裁倾向，以国民党领导管理中国的一切事务，把中国推向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道路；另一方面它也存在严重的消极倾向，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它并不能保证这个“党”能否实现它对民主制的承诺，换言之，它本身并不具有能够有效防止一党专政的内在机能。
正因为孙中山“以党治国”口号具有复杂的内涵，不同的人都可以从中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作为孙中山先生之子，并自封为三民主义信徒的孙科迅速将“以党治国”的口号转变为抗衡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武器。1928年6月，孙科、胡汉民出国考察途经巴黎，即是本着这个想法，由孙起草了一份《党国训政大纲及应付外交方法》，电陈南京国民党中央，要求迅速成立五院制政府，实施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所规定的建国步骤，从军政阶段转入到训政阶段。
根据孙中山的设计，在训政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实际上即是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国民党手中。孙科等企图套用孙中山这一主张，提高党权的地位，以党权统辖军权、政权，并用分权的方法限制蒋介石的权力。蒋介石则认为，孙、胡的建议并不能真正限制他的权力；相反他还可以利用“以党治国”口号和“五院制政府”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蒋介石接受了孙、胡的建议，同意建立“五权政府”，堂而皇之地把“以党治国”的口号，改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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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军事独裁专制的护身符。
自1928年9月，孙科返国重新进入国民党中枢机构，孙科和蒋介石就实现了新的政治合作。孙蒋合作是以胡汉民与蒋介石合作为前提的。孙科和胡汉民之间，因胡汉民与孙中山存有悠久关系，来往一直比较密切，在政治观点上也比较接近。1928年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孙科、胡汉民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蒋介石都采取了全力支持的态度。然而，胡、孙与蒋介石的合作，并不能消除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并没有改变孙科成为国民党内非主流派的现实。孙科在历史上曾与蒋介石发生过严重的政治对抗。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孙科曾与中共密切合作，公开谴责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成为名噪一时的左派领袖。1927年宁汉合流后，孙科虽然支持反共，但与蒋介石仍貌合神离。1928年后，孙科与蒋介石再度合作，双方的隔阂与不信任继续存在，孙科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真正信任和重用。蒋介石为了加强自己的独裁地位，一方面重用CC派，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另一方面，又有意提高黄埔系的地位，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蒋介石的这些活动，使一向高喊“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孙科、胡汉民极为不满。对孙科而言，在蒋介石独裁地位不断加强的形势下，维持和蒋的合作自然摆脱不了内心的矛盾和苦闷。他声称，1928年“到了南京以后”，“见蒋全以个人权术淫威势利笼罩一切”，自己原先在广州、武汉时“精神兴奋、愉快无限的心情完全消失”，从此“无聊倦思”、“凡事皆苟且敷衍”。①尽管孙科对蒋深为不满，然而彼此并未发生重大冲突，孙科解释其之所以“勉为隐忍”，乃是考虑“党国艰危”，指望蒋介石“能有日觉悟”，“由统一和平到训政建设，以克慰举国隅隅望治之情”。②但实际上，孙科之所以勉强维持与蒋氏合作，实与其缺少政治资本相关。孙科在国民党内无雄厚的革命历史，其唯一凭借的仅是其特殊的家世背景。1927年后原聚集在孙科周围的所谓“太子派”、“再造派”，在蒋介石的分化拉拢下早已溃不成军。孙科与蒋介石的合作，蒋是主导者，孙是从属者。由于孙科不能彻底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种表面的合作随时都有解体的可能。1931年初，孙蒋合作开始出现危机，此时，围绕“约法”问题，胡蒋矛盾爆发，2月28日，蒋介石扣压胡汉民，引起全国政局极大震动，终于导致了国民党内一场大规模反蒋斗争的爆发。胡之被扣，使孙科原来对蒋所抱的希望全化为泡影。此时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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