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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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的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与40年代以后的革命文化、根据地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异的，其间最大的差别就是，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还保有一种在革命框架下的多样性及较为广阔的国际视野。

　　　　当40年代初革命在根据地走向制度建构后，经过全面的改造，“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被改造成了毛泽东的“革命文化”，或者叫“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质就是“党文化”。其实这个词我觉得没什么不好，马雅可夫斯基最先就用这个词，“党文化”一词在革命年代是顺理成章的，它其实也可称之为“整体性文化”。

　　　　整体性文化内含30年代左翼文化的元素，例如“阶级斗争”、“人民反抗”，更有40年代制度建构之后产生的新元素，诸如“立场、观点、方法”及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命题的提出；对个性主义的扬弃和对集体主义一致性的高度强调；对民族特点、风格，尤其是对底层农民文化的重视和吸取；以及较为单纯的本土视野等等。

　　　　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三十年代左翼文化”的某些元素，如“阶级斗争”等被不断强化，而“国际视野”、“小资产阶级个性主义的反抗”、“革命罗曼蒂克”等等，则迅速被稀释、退隐，到了“文革”前夕，“三十年代左翼文化”已被完全改造为“整体性文化”，“三十年代左翼文化”也就成了“三十年代黑线”，和“十七年黑线”一道，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江青的那个有名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实际就是一个升级版，是整体性文化的极端形式。

　　　　最后，我的看法是：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左翼元素的存在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左翼文化其中的进取、参与、反省、批判的气质应是需要的，它对今天发展中的某些弊端也许是一个“解毒剂”。我觉得有两种情况是值得反省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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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的绝对主义思想逻辑是不利于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的。另外，在今天全球化、市场化的背景下，是否也有资本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隐性控制的问题？我想在任何时候都应有多样性的存在，特别是在艺术的表达、内容的多样性方面应该有广泛的选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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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①



　　　　
　　　　长征作为英雄史诗，在中国早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是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却鲜为人知。

　　　　什么叫“历史的叙述”？就是随着人们对某一事件的认识的不断提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新的观察视角，对某一历史事件反复进行追忆、回味、体会、发现，挖掘新的史实，再以不同的表达方式为载体，对之进行新的描绘和解释，使有关这一史实的叙述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犹如“英雄创世纪”，如果没有“长征”这一段，不仅是难以想像的，而且有关中国共产革命的叙述就褪色许多。“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连接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
　　　　
　　　　
　　　　早在30年代，长征就已中外闻名，苏联和共产国际知道它，宣传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西行漫记》）一书的广为流行，对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访莫斯科的毛泽东特别指示，对外发布任命张闻天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新华社稿件，需标出张闻天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闻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极大关系。当时，还有一个由巴西共产党领袖普列士得斯参与领导的巴西农民的长征，也很有名，但他没有成功，巴西共产党没有开创出新局面，以后更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人们就忘记了它。红军到达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又极为短缺，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军队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几个月，情况更加艰难，所幸共产国际来了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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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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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等迅速调整政策，经过红军东征、西征和建立与张学良、杨虎城的统一战线，才缓解了陕北苏区的危机，打开了新局面，一年后中共取得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中共的力量得到大发展，“长征”就此天下闻名。

　　　　现在我们知道，中央红军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败而被迫转移的，最初的目标是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后毛泽东在批判王明路线时称之为：从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到逃跑主义，也就是说最初没有“长征”的计划，也没有“长征”这个词语。而国民党从3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一直将中共的长征诬称为“西窜”。

　　　　一直到1935年夏，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才出现“西征”这个词，这还是红四方面军先用的。与此同时，陈云到达莫斯科，写了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也用了“西征”这个词，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刊物，传到了中国。

　　　　1935年5月，红军进入四川大凉山后，朱德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第一次提到“长征”一词，他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对“长征”一词作全面的政治解释，他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从此，“长征”一词进入史册，也应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1936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本来，在长征结束后，党的领导人就有计划，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有关个人日记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东征等军事紧张，此议就被耽搁下来。到了下半年，全国的形势有新的发展，两广发起反蒋运动，周恩来等对张学良的统战已见成效，陕北的局面出现转机，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经三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时已到达陕北，她和另一个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征的成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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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并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是为《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国内著名的时政文化杂志《逸经》上发表的《两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其内容也是取之于这份书稿。



　　　　二、徐梦秋这个人


　　　　说起《红军长征记》这部最早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录文本，就不能不说到它的总编辑徐梦秋，他就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那个“红色历史学家”，可是他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徐梦秋是安徽人，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进入江西苏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在长征过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锯掉，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是唯一的。众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50多岁的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四老”，也没有一个不是安全到达陕北的（“五老”中的另一老吴玉章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没有参加长征）。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徐梦秋特别痛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苏联治腿。

　　　　徐梦秋的妻子李玉南，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1937年，组织上安排李玉南和徐梦秋结婚，之前，两人互不认识。李玉南初不愿意，后组织上对其进行劝说，要李玉南“为革命做更大贡献”，才和徐梦秋结了婚，并随丈夫一同去了新疆。到达迪化（今乌鲁木奇）后，徐梦秋听闻苏联正在进行大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苏联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鸣”，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代厅长及新疆学院院长，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梦秋去苏联安装假肢。后苏联方面因其伤重，又将其送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行至边境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全家辗转经哈萨克回国后滞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梦秋被捕，毛泽东指示要重点营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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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初，徐梦秋在重庆向政府自首，即被长期关押，政府给了李玉南一笔钱，让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梦秋离婚，她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李玉南从此一直单身，其子徐维陶虽然成绩优秀，但因其父的历史问题“不能升入高中”，“文革”中，全家几次躲进山里，也不知道徐梦秋是何时去世的。李玉南说过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三、最真实的长征记忆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迄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通常回忆录都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写作时因年代久远，事主对当年发生的事件等已记忆模糊，但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就在长征刚结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主编徐梦秋也是长征的亲历者，完整经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协助他编辑的成仿吾也是长征亲历者，他们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术性方面，就是删除重复，文字精练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不似后来的各种叙述已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写作要求的影响。

　　　　这样的叙述和编辑方针，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确的。

　　　　1．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确实是长征的灵魂。

　　　　2．“路线斗争”和党内斗争也是事实，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在长征中或他们写作的1936年，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党和军队的中高级干部，离核心层较远，而这方面的内容又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大多数红军干部并不了解详情。

　　　　3．最重要的领导同志没有参加写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刘少奇、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罗迈（李维汉）、聂荣臻、罗荣桓、杨尚昆、邓小平、邓颖超等；他们才是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参加者和目击者，但他们知道“内外有别”，不会把这方面内容向外界（国统区和外国）去展示，如毛泽东在1936年和斯诺谈话时，也没有去展现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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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张国焘等的分歧，而是尽量表达党和军队的团结一致。

　　　　红军长征除了中央红军，还有二、四方面军的长征，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为什么在很长的时期里，世人知道的多是中央红军的长征，而对其他红军长征的历史却很少了解呢？

　　　　其实道理并不复杂，中央、中央军委是和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在战时状态下，是几块牌子，一个“单位”，中央红军的领袖就是党的领袖，上有共产国际的承认，又有最多的政治局委员，是中国革命的司令部，所谓“正宗”和“名正言顺”，加之红一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较多，留俄生也多，写史或写传，就很自然以红一方面军为中心了。

　　　　其次，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重要力量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历经艰难险阻，在徐向前等的指挥下，取得过许多重大战绩，但其将士多为不识字或识字少的贫苦农民出身，由于张国焘长期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厉行“左”的歧视知识分子的政策，识字者常是肃反的对象，故而四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很少，识字不多的一般红军干部更难在短期内写出有关四方面军长征的回忆文本。

　　　　更重要的是，张国焘在长征中“另立中央”的分裂行为，1937年春在延安被全面批判，其间一度出现扩大化的倾向，波及和伤害了许多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加之红西路军的失败，使得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一时也没有心绪来写自己的长征经历。随之，有关红军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草地分家”等重大事件，又被中央作了结论，成为认识和评价这些事件的有着巨大约束性的前提和标准，这样，为了维护党和军队的高度团结和统一，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全貌和更复杂、更细致的长征历程，也就无从叙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叙述就以红一方面军为主体了，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四、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外报章都有报道，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从日本新闻社的报道才获知红军突围的消息的。

　　　　这个时候国人对中共和红军的认识受到国民党或国内中产阶级报章的很大的影响，国民党方面曾组织新闻界人士去江西“共区”参观，《大公报》等一些报章也派出了自己的记者单独前往采访，国民党军队的长年军事围剿，战争的严重破坏，极左经济和社会政策造成苏区百业凋零，人民生活艰难，《大公报》、《逸经》杂志等对此都有报道，使得国内中产阶级和知识界对中共和红军畏之如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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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对国统区的民众宣传红军长征就得面对这个现实，直接歌颂之，必定受到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而不能通过，只能转换角度，以旁观者的视角，向国人介绍长征。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陈云，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长文，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细致叙述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纲领，以及红军长征至四川阶段大量生动的事例，文中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和“白匪军”，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和《救国时报》一样，再通过巴黎—上海的海路，流传到国内，成为最早向世界和国内介绍和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而董健吾为了适应国统区的言论环境，甚至借用了国民党诬称长征的“西窜”一词，却丝毫没有减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价值。

　　　　这是中共和红军自己对长征的叙述，这在当时，外界是不知道内情的，没多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国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再度合作，国人通过《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关长征的史实。

　　　　抗战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达延安，许多是被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吸引而来的，参加过长征的人，除了“红小鬼”，都被这些后来者尊称为“老干部”，不少在白区坐过国民党监狱、正接受组织审查的同志，更对自己缺少这一段长征经历深感遗憾，从此，参加长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而在这之前，到达陕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参加过长征的，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长征的英雄事例也开始作为训练干部的思想教材，使得有关长征的叙述越来越丰富。



　　　　五、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以后的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

　　　　随着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建国后，党和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事例进行广泛的宣传，通过建立红军纪念碑、纪念馆、红军烈士陵园，推出戏剧、电影（《万水千山》）、歌曲、舞蹈，创作美术作品，包括年画、宣传画、连环画以及更重要的中小学教科书，使全国人民对长征史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并深入人心，那就是：红军战士为革命，为抗日，冲破敌人封锁线，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穿过六盘山，突破腊子口，奠基直罗镇，胜利会师在陕北，奔向抗日最前线。笔者至今还记得小学时读过的两篇课文：陆定一的《老山界》和吴华夺少将的《我跟父亲当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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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仍然作为党内参考资料。这一次的刊印，对1942年版的错字做了校订，并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其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遵义日记》、李月波《我失联络》、莫休《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

　　　　1954年被删去的几篇的主要原因，是依着50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竟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剪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反而对遵义会议没一字的描写。

　　　　可是这能成为删去这篇文章的理由吗？红军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特别是过草地的那一段，红军战士牺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粮食极度短缺的最艰苦的阶段，但是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