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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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损教育的全面性。延安的初小教育，基本上是国防教育，女作家陈学昭当时就对此现象有所质疑，她说：“政治水平高于文化水准，这是一个长处，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十岁以下的小孩，如果装进去许多空洞的理论进去，是不是适合小孩智慧的发展？这些小孩是十几年后建造新中国的一代，那个时代我们不再需要许多政治工作人员，我们需要的是工业工程师、农业工程师、各种科学技术专家和技术工人”。②即使是社会教育，也始终强调突出政治，苏中根据地的冬学教育就明确规定“明理第一，识字第二”，③即将政治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有时会因突出政治思想的训练而冲击和取代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2．在战时环境下，一味追求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固然会产生偏差，但若走向另一极端，一切仅从眼前需要出发，也会造成教育的短视和片面性。1938一1941年，张闻天负责指导边区的文教工作，由于抗战阶段中共的局面已大大改善，尤其在边区已获得相对和平的环境，因此张闻天主张现阶段的教育应向正规化过渡，在继续突出政治思想训练的同时，也要加强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边区在1938年后将一些分散的学校合并，成立了一批完全小学，除此之外，也创建了几个中等师范学校。然而，这些努力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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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4月7日。
　　　　②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l年版，第38—42页。
　　　　③　　张正屿：《苏中抗日根据地冬学回忆》，載《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上海教育出版杜1979年版，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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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指责犯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1941年9月后，延安开始系统检讨几年的延安教育的经验和教训，《解放日报》批评边区教育对于实际斗争“几乎麻木到没有感觉”，认为边区的受教育者已被完全荒废了，已被错误地教育成为“大时代的废物”①。在这以后，边区通过各种政治学习和1943年召开的整学会议，全面清理“教条主义”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影响，今天看也有矫枉过正之处，例如：明确宜布，在目前根据地，不发生升学问题，“普通高小以上的教育应入予干部教育的范围”，甚至将普教的出路归结为培养不从事生产的“二流子”，正面鼓吹教育只限于培养“能读会算”，“认识路条”即可，所谓“能写会算即毕业”。②这种“需要第一”的教育在当时情况下或许适应现实斗争和生产的需要，但作为一种革命教育的经验，以后被加以神圣化，则对未来的教育带来不良影响。

　　　　3．忽视受教育者兴趣、个性的发展和培养，在今天看来，也是失之偏颇的。由于认定办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斗争，生产斗争的实际需要”，进而认为教育注重兴趣、个性等是“失去了分寸”，从这个观点引申下来，一些教育工作领导者反对将儿童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其理由是重视儿童教育是欧美和“中国封建的办法”，而且批评重视儿童教育“完全是本未倒置的现象”，即认为儿童年龄太小，不能马上参加社会和生产斗争，比不上干部教育那样，可以马上“立竿见影”③。这种过分急功近利的思想及其措施，事实上是有碍于边区教育的全面发展和青少年的长期成长。

　　　　4．过分强调“学用结合”、“学中学”、“干中学”，在实际操作中又经常流于只重视生产劳动而忽视系统知识的传授。在那几年，“百年树人”、“培养建国人才”的观点，被斥之为“空洞”④，讲授自然科学诸如太阳系、人的神经系统被批评为教条主义⑤。延安对国统区的教育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责大后方的“别有用心的教育家”鼓励青年埋头在物理、化学、教育等等书库里⑥。这种风气一开，在一段时期内，学校教育几乎被完全否定，据有关资料披露，1943年下半年延安的普教系统的知识学习已经完全终止，而转变为参加生产劳动，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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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打破旧的一套》，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9月11日。
　　　　②　　李鼎铭：《文教工作的方向》（1944年12月6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第45、44页。
　　　　③　　《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延安《解放日报》l944年3月11日。
　　　　④　　《中共冀鲁豫分局关于普通教育改革的指示》（1944年10月27日），《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第103页。
　　　　⑤　　周而复：《人民文化的时代》，《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第141一142页。
　　　　⑥　　《提倡自然科学），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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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走向了取消学校教育的地步。

　　　　5．在严重缺乏师资的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知识分子和教师为发展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那时的主流观点认为，这些教师旧的教条知识多，解决新问题的实际知识少，因此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有余，重视、团结不够，甚至一度走到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极端地步，一些文化人因自己是知识分子而深感内疚，“感到有罪，感到对不起劳动人民”①，“懊恼自己成了知识分子”，宁愿自己从小做“童养媳”，一直从事农业劳动②。不少知识分子在“抢救运动”中遭受严重打击，阻碍了他们工作积极性的发挥。

　　　　6．新文字运动具有试验性，表达了使底层人民在知识上文化上翻身的美好愿望，但是事实上却让老百姓不胜其烦，它实际上只是一些激进共产党人文化改造的理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分的否定超越了群众的想法和要求，在实践中是不成功的。

　　　　近代以来教育改革与国家现代化紧密联系，20世纪是中国几千年社会变动最剧烈的一百年，人们为了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进行大规模的革命和改革，“五四”时代，一批先贤先哲为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作了很大努力，使中国教育面貌发生重大改变，对国家的进步起了促进作用。中共致力于社会改造，从瑞金时代的照搬苏联，到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逐渐探索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教育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作了重大选择，对其有利于革命的一面作了继承、改造和转换，同时也抛弃了很重要的内容。根据地教育是一种大规模的教育改造的实验，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亦有负面性，这就是教育的泛政治化和过分实用化，这些都对1949年后的教育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然而，根据地教育又是20世纪中国教育遗产的重要部分，它留给人们丰富的启示，给中国教育未来的变革提供了某些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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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的》，渐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8—270页。
　　　　②　　陈学昭：《天涯归容》，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7一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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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的诞生①




　　　　1942—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全党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其中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改造——即用毛泽东的理论和概念转换党员干部的思想意识，是延安整风运动重要的一环。毛泽东领导的这场浩大的思想改造工程迄今已五十多年，笔者认为，无论从毛泽东的个人创造力，抑或是从思想改造对日后中国人的广泛影响而言，延安整风期间锻造“新人”的经验都是值得充分研究的。然而学界对有关这一课题的叙述，基本集中于全党思想统一的政治意义方面，对整风运动中的政治操作层面及与思想改造的关系、制度创设对整风的有效推动、锻造“新人”过程中的“思想”和“组织”因素的交互作用等，均极少涉及。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由中央总学委领导的、广泛推行的“和风细雨”和“急风暴雨”的思想改造的路径，作为整风运动政治操作的基本方式，对于整风运动目标的实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从“思想”打开突破口
　　　　
　　　　
　　　　延安整风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极其繁重，难度也极高，它所涉及的既有政治层面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问题，又有思想层面的全党的思想转换，确立中共的独立自主地位和新的思想路线以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新人”等问题。然而，在彼时彼地，可供毛泽东活动的空间却相对狭小，首先是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尽管此时苏德战争激烈，但是苏联及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司令部，对中共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寻求独立自主道路时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又分为实际的具体压力和无形的精神压力两个方面。前者是拥有大功率电台的苏联在延安的观察组，他们随时向莫斯科汇报在延安观察到的有关中共的一切战略情报；后者主要是中共内长期存在的盲目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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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原名《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思想改造、制度创设与政治运作》，载《领导者》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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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的浓厚的精神氛围。在这两种压力以外，在党内一部分同志中还存在着对开展整风、反教条主义“正当性”的疑虑和抵触。

　　　　在1941年9—10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1931—1934年党的政治路线的批判，得到了中央领导层绝大多数成员的拥护，毛泽东已获得对王明等“教条宗派分子”的绝对优势。但是，王明等在全党，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党员中仍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全党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可以迅速将党的核心层中的路线分歧向全党公开。然而为了彻底摧毁“教条宗派”在党内的基础和影响，又必须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搞清路线是非”，既对事，也对人。只有将上层与中、下层的斗争全面展开，才能为全党转变思想，接受“教条宗派是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这一命题扫清障碍。

　　　　从延安整风运动推动中共革命胜利之巨大成效看，毛泽东的意图是有充分正当性的，俄式革命概念若不经中国化的改造和转换，事实证明，是难以在中国真正发挥作用的，而“无产阶级革命新人”又确保了中共干部队伍在严酷的战争年代和建国后，实现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只是在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既要清除党内的盲目崇苏的思想，又不能损伤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更要维护斯大林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形象，还要考虑到全党思想认识的现有水平，故而毛泽东不能操之过急，他只能因势利导，循序渐进。整风之初，他暂时回避了敏感的领导层班子改组的问题，选择先从较为“形而上”的，也是所有问题之基础的“思想”入手，从而使得从1942年开始的行动显得颇为扑朔迷离。在一段时间里，党内上下并不都能完全理解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意图，即确立中国党的独立自主的地位，推倒和清除王明路线在全党的影响，重建党的思想路线和改组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尤其不理解为什么要在抗战艰苦的年代，将各根据地的重要的领导干部调回延安？为什么当各地的七大代表到达延安后，又推迟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为什么要把延安中央机关和各根据地的许多日常的工作停下来，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党的思想路线的学习和讨论？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不仅需要沉稳细致，耐心等待一些同志的思想觉悟，更需要采用一些政治上的方法和步骤，包括创设各种制度，来落实他对党的思想和组织重建的思考，而他在政治上所拥有的强大优势则有力地保障了他的意图的落实。

　　　　1942年，党、军队、政治保卫机构，都在毛泽东的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在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尤其在1935年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层后，他的政治智慧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既有顽强的革命意志，又有敢于突破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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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胆略。毛泽东是党内最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但他又不是从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走出来的“书院型”思想家，在进行复杂的革命斗争，在解决党内矛盾，落实、贯彻他的革命策略思想方面，毛泽东的所有思考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政治性。与此同时，他的政治领导能力和领导风格又是极其强势的，换言之，毛泽东在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的同时，还是一个极其成熟的政治家，他拥有巨大的政治才干，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1942年春，整风运动初兴之时，其主要内容是号召全党干部学习中共中央指定阅读的一系列文件。整风以学习文件先行，反映了毛泽东在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上所具有的独创性，毛泽东以“思想”为突破口，这既是全党思想转变的重心，也是扭转党的一切活动的前提。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作动员全党整风的报告——《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易名为《整顿党的作风》），2月8日和9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两次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在此之后，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几个有关整风学习的中央决议，至1942年4月3日，复以中宣部的名义，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向全党正式提出开展“思想革命”的号召。

　　　　毛泽东在2月作的报告和他主持制定的有关动员整风的决定，都没有直接点出王明、博古的名字，只是号召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一年前的1941年5月，毛泽东当着王明等人的面，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中，指斥教条主义者只是“言必称希腊”的留声机，控诉他们用教条主义来毒害青年：“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①　现在毛泽东又在演说中历数中共党内的盲目崇拜苏俄情结在思想宣传形式上的错误。毛泽东说：


　　　　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只要你认得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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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毛泽东在1941年5月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把教“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反杜林论》”列为教条主义最恶劣的表现之一。毛泽东的这句名言随之在延安不胫而走。1949年后，毛泽东的这段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除。原文见边区总学委编：《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延安：1942），第4—5页；另参见王惠德：《忆昔日》，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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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

　　　　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么用处呢？①

　　　　
　　　　毛泽东亲自登台作报告，矛头直指教条主义，表明他已决心全力发动整风运动，并以此昭示全党，他本人是整风运动的最高领导者。紧接着，2月21日，康生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向延安2200余名干部传达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他说，“目前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最无知识，工农分子反而有一点知识”。　②3月7日，康生又在同一地点向3000多名干部传达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4月18日，康生再次在八路军大礼堂向中直机关、军委直属机关干部作长篇动员报告。通过这几次大型报告会，毛泽东的新概念，在延安3万名干部中迅速传播开来。

　　　　整风运动既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教育运动”，那么理所应当，负责全党思想和宣传工作的中央宣传部将处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心地位。然而，由于历史上中宣部因长期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它自身也有一个思想和工作方法转变的问题，也需要在整风运动中进行整顿。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后期阶段曾经决定成立以中宣部部长张闻天为首的教育委员会，负责改革全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但是张闻天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后，实际上就离开了党的核心层，这个“教育委员会”还没开展工作就不复存在了。张闻天为了“不妨碍毛主席整风运动方针”，在1942年1月26日率领一个“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去了陕北和晋西北农村，中宣部部长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何克全）代理。但是凯丰在历史上犯过严重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也是这次运动所要触及的对象。凯丰为了表示与过去的错误彻底决裂，亲自在《解放日报》发表《如何打破教条主义的学习》的文章，他写道：“过去我们的学习方法，受教条主义熏染太深，形式逻辑的思想方法习惯太多”，③　凯丰还联系实际，检讨了中宣部没有把贯彻毛泽东的整风报告作为目前宣传工作中心任务的错误。④对凯丰的进步，毛泽东表示欢迎，在当年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还让凯丰做了会议的召集人，但为时不久，凯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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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上述内容在收入《毛泽东选集》中已被删去，原文见《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
　　　　②　　《解放日报》1942年2月22日。
　　　　③　　《解放日报》1942年6月11日。
　　　　④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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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于是毛泽东派了自己的秘书胡乔木前去“暂代”凯丰，①用这种方式改组了中宣部。

　　　　毛泽东运用自己的政治优势，大胆引进党内资历较浅的年轻新锐，首先对党的意识形态领导部门进行了新的人事布局，对于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毛泽东也采取了和改组中宣部的类似的办法。1942年2月，毛泽东将老干部陆定一派往该报，4月，《解放日报》改组，陆定一成为主编，但博古仍继续担任《解放日报》社和新华通讯社社长一职。

　　　　在1942年冬春之交的延安，广大中下层干部对眼下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的意义，理解得并不深刻，他们还以为这是类似1939—1940年学习运动的新一轮学习运动。延安各机关、学校在听了康生作的传达和动员报告后，纷纷成立了整风领导机构，基本停止了日常的业务工作。干部们正兴趣浓厚地按照上级的布置，制订各人的学习计划，日夜精读指定的文件材料，一时间延安似乎又再现了前几年的景象，成了一所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大学校。



　　　　二、“和风细雨”：听传达报告和精读文件


　　　　延安整风运动是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渐次展开的，可仅仅依靠他一个人，还不能够确保运动全面、有序地进行，他还需要一些助手，也需要在既有的领导机构之外，成立某些新的临时机构来领导运动。众所周知，党的正式的领导机构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然而当时这两个机构的组成人员都是在过去历史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整风开始后，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绝大多数同志虽已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有关整风的部署，但是，对于一些过去犯过严重路线错误的同志，认识和改进自己的错误需要一个过程，而且他们犯过路线错误的事实，也使得他们不适合再来领导运动，所以必须成立一个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新的一元化的机构来落实毛泽东对整风运动的部署。1942年后，政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