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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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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让他当了《抗敌报》的主任、科长，《晋察冀画报》的主任，这都叫破格重用。我认为，沙飞遇到聂荣臻，是他的人生的机遇，成就了他的创作高峰。聂荣臻是摄影爱好者，很喜欢照相。他念念不忘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照的一些相片，这些照片以后都遗失了，他和沙飞既是上下级的关系，也是一种知音的关系。
当然沙飞也拍了很多珍贵的聂荣臻的照片。这个时期还没有经过整风运动，这些照片都刊登在《晋察冀画报》上，送到延安，延安不太高兴。其实毛泽东对摄影还是喜欢的。1938年秋，延安摄影团成立后，毛泽东亲自接见工作人员，对他们的工作更是给予大力支持，“每当摄影团给他拍摄电影和照片时，室内光线不够，又没有照明设备，毛便愉快地接受他们的安排，搬到室外去拍摄”。电影团负责人吴印咸“是被专门请来延安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的，每月给他老家120块大洋的生活费，供其家用。党为发展自己的电影事业，考虑得很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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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①。1939年斯大林派了一个苏联摄影队来延安，领头的就是著名的纪录片摄影家罗曼·卡门（Roman Karmen），斯大林要他们拍一部反映中国抗战和革命的电影，罗曼·卡门拍了《中国在战斗中》和《在中国》，在延安也给毛泽东拍了不少镜头，毛泽东对他们的工作，也很配合。有一组镜头，时间是1939年，毛泽东拿了一本书，就是刚刚出版的斯大林的《联共党史》，从窑洞里走出来，然后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这样翻看。这组镜头究竟是延安摄影团还是罗曼·卡门拍的，现在已不易说清了，如果是罗曼·卡门拍摄的话，斯大林是一定要看的。罗曼·卡门还在苏联《消息报》上发表过通讯《毛泽东会见记》。我倾向于相信是罗曼·卡门拍摄的，因为延安摄影团此时已去了华北根据地，《联共党史》在1938年还没有中文本，而此前延安摄影团拍摄的《延安与八路军》，在1940年袁牧之带胶片去苏联冲洗时，因卫国战争很快爆发而遗失了。这是我看到沙飞作品时的联想，想到了毛泽东。
沙飞摄影理念是“武器论”，在这种思路下，他确实是拍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充满战斗性和鼓动性的，当然有一些是“摆拍”。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叫“观念摄影”的说法？对这个“观念摄影”，我认为要放在一个大背景下来看。当时我们的老百姓不认识世界，照片的作用就太重要了，至于以后“观念摄影”怎么发展，责任不在他。我们中国传统讲究“文以载道”，写小说要有“思想”在里边，要“启蒙民众”。他这个摄影也是“文以载道”，他要表达一种观念，表达一种思想，至于以后怎么变成“高、大、全”，那是以后的事，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环节。那主要是革命胜利以后领袖要建立文化新秩序，沙飞则是在抗战时期，我的意思是要分开。我看到沙飞拍摄的《战斗在古长城》那几幅照片，有很深的感动。在民族战争的大背景下，显现出中华民族的崇高和壮丽。
沙飞也很重视“即时”，他拍鲁迅时捕捉的一瞬间，非常感动人，这些保留下来的东西都是非常动人的。作为学历史的，我还特别重视沙飞拍过的那些反映晋察冀边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照片。这些照片在以后的历史叙述中全都被遮蔽了，比如晋察冀开一些重要会议，会场上既有毛泽东的照片，也有蒋介石的照片，所以沙飞拍的这些照片都是很有历史价值的。在我看，摄影的纪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都重要，当然还有一个时代性，以及作品中的人文内涵，这就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沙飞在晋察冀这13年中的作品，都包含了这些重要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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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吴筑清、张岱：《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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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林先生和王璜生先生都提到沙飞的结局，我觉得沙飞的个性对他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影响。在革命的体制内，张春桥完全不说话，或是非常听话，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党务工作者”，所以他以后步步高升。1949年在革命胜利的前夜，沙飞的紧张、焦虑和疾病，还有那种无名的恐惧感，可能使他精神崩溃，也可能使他做出非常极端的行为。我有些怀疑，那段没有交代的历史成了沙飞的一个心病。如果我们置身在当时的党的集体中间，在那种环境下，就会体会到沙飞内心中所承受的一种巨大的压力。因为共产党员任何事情都要跟组织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说，1942年入党时不说，1944—1945年的整风时也不说（晋察冀在1942—1943年处于日寇严酷的“扫荡”，整风运动推迟至1944—1945年进行），1947年、1948年还不说，包袱越背越重。沙飞的“不说”很严重。因为建国以后马上就可以“外调”，别人的交代也会把你扯出来，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他在1948年整党的时候坚持把其他同志打成“反革命特务”，这说明什么呢？可能是他的精神高度紧张，也可能是他“以攻为守”吧。到了1949年10月的开国大典，他居然无动于衷，这时已是权力再分配的时候，我觉得与他的心病有关。我非常同意王雁的看法，以沙飞的个性，他过不了建国以后政治运动一道一道的“关”的。
最后我讲一点，革命是破坏一切秩序，革命战争年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沙飞成长在这个年代，他的激情和癫狂，他的敏感和偏执都和它有关。沙飞的结局是不幸的，他永远定格在38岁，在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倒下，使他没有成为领导干部，这看起来遗憾，其实也没什么，这使得沙飞永远是一位本色的人。1949年前邓拓最大的贡献还不是编《晋察冀日报》，而是在全党首编《毛泽东选集》，可是邓拓如果不编的话，别人肯定也会编。张春桥在这个时期不显山，不露水，没有留下任何个性化的东西。沙飞却留下了大量的东西，他的这种东西是不能复制和取代的。沙飞那些非常著名的照片：《鲁迅先生最后的时刻》、《战斗在古长城》、《白求恩大夫做手术》等等，其意义已经超出了摄影，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最生动的影像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讲，沙飞具有永恒性，他真的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成为一颗在祖国的天空中永远自由飞舞的沙粒”。这就是我对沙飞的一些感想，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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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女性陈琮英①
101岁的陈琮英静悄悄地走了，对今天的国人，她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偌大的中国，还记得这位老太太的，或许只有一些为数不多的老干部和专职搞党史研究的人了，就是在这些人群中，陈琮英也更多是以老革命家任弼时夫人的身份出现的，而她作为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中一位典型的革命女性的形象，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世事的变迁，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模糊和淡忘了。
20世纪的中国共产革命波涛汹涌，众多的女性也投身于革命狂流，在那幅色彩斑斓的女性革命的画卷中，人们熟悉的只是那些身着阴丹士林长衫、剪着齐眉短发、站在人群中疾声呼号的五四新女性，或是手持驳壳短枪、穿着对襟褂子的根据地女区委书记的影像，在这种模式化的图影中，更能说明中国革命之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另一类女革命者就被遮蔽了。
任弼时，这位从五四新思潮中走来，20年代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总书记、中共七大后的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人物，早在少年时代，就由其父安排，与陈琮英结婚，这门婚姻是任父为维系通家之好而为其子指腹为婚的。还在少女时代，在长沙袜厂做工的陈琮英，就不断接济任弼时，帮助他完成学业。而深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任弼时，他对旧传统的反抗，和那个时代的新青年通常采用的决绝方式迥然不同，而是给他的妻子以革命启蒙，把她带上革命道路。这两位青梅竹马的爱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不离不弃，成为那种终生相守的革命伴侣。
中国共产革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来，何为革命？和传统观念、传统制度彻底决裂之行动也。20年代的那些激进革命青年，秉救国济世之宏志，怀义无反顾之决心，脱离旧家庭，脱离旧学校，或乘舟沿江而下，或束装奔向南国，离家别妇，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此，家乡的一切都慢慢遥远。在烽火革命路上，共同的理想又把一对对革命男女组合成新的革命伴侣，几十年后革命成功，当年的青年红花白马，凯旋荣归故里时，旧时屋下端坐着的那位，早已是青丝变白发，成为旧制度的牺牲品。这种情况，非单纯人为因素所致，多为客观环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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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财经》，2003年第12期；《党史博览》2004年第2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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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不仅存在于军人中，在革命文化人中也很普遍。
陈琮英由任弼时带领，早在大革命时期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那紧张的岁月中，任弼时和她辗转于上海、汉口、广州，1926年11月，任弼时还将陈琮英带往共产主义的麦加——莫斯科，一位思想激越、背景为莫斯科东方大学大学生的共青团总书记，和他的指腹为婚的妻子，一同出席少共国际第六次执委大会，这或许会使今天的青年人感到意外，但在当时，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30年代初的中共领导人博古，他的革命伴侣刘群先就是无锡纱厂的女工，刘群先也曾和博古同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在革命的20年代，劳工神圣和五四反传统并行不悖，人们既能看到像谢冰滢那样的北伐军中的英姿飒爽的知识女兵，也能发现端坐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课堂里的前上海纱厂的女工，于是就出现这样的景观：一个职业革命家和他的童工出身的妻子，并排站在莫斯科的红场上。
近代以来，风雨如磐，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群——“女革命党”。自“鉴湖女侠”秋瑾以降，这条脉络经何香凝等，一直到了向警予才连接上，女革命党也转换为女共产党员。在这张长长的名单中，既有人们熟悉的革命烈士杨开慧、何宝珍等，也有著名的女革命家蔡畅、邓颖超、杨之华、康克清、刘瑛、李伯钊、钱瑛、曾志、帅孟奇、陈少敏、陆璀、陈修良，还有朱端绶、夏娘娘、邓六金、王定国、陶承等一大批隐身在镁光灯后的革命女性，陈琮英就是其中之一。
丁玲说过，女性如果认定她的革命信仰和爱情，可能比男性还坚强，她举例说，在30年代的国民党监狱中，女共产党员很少叛变。1931年的春夏之间，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凶险万分的非常时期，继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6月22日，总书记向忠发也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第二天，由周恩来派往向忠发家工作的陈琮英，怀抱着出生刚一百天的女儿被捕入狱。就在中共中央调动一切关系营救向忠发时，这位党的总书记竟主动向国民党当局投降，并向陈琮英劝降说，你什么都可讲，不要瞒了。在这危急的关头，陈琮英机智应对，表现出过人的胆识（陈琮英虽于1926年就参加革命工作，但是入党却在1932年），半年后被党营救出狱。80年代间，一时出现“向忠发没有叛变”的言说，陈琮英以当事人的身份写出文章，为当年的这桩重大事件作出历史的见证。1931年夏的经历，在陈琮英并非第一次，1928年10月，任弼时在芜湖附近的南陵县被捕，陈琮英背着孩子，从上海赶到长沙，动用一切社会关系，千里救夫，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任弼时获得自由。
如果把这批20年代投身共产革命的女性，和1937年后参加革命、投奔延安的那些人数更多的女性进行比较，她们的身上别有一种气质和精神风貌：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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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容，目光远大而恢弘。不管她们是来自于五四，还是来自于乡村和纱厂，她们都经历了革命最艰难的岁月，在“苏维埃十年”（1927—1937年），她们的身影出没于上海的狭窄的弄堂、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柳克斯大厦、赣南的泥泞小道和漫漫长征路上。她们既是革命的弄潮儿，也是革命原有意义的执着的信奉者，她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老革命”，对她们而言，没有什么事儿没经历过，无论是对敌斗争的血雨腥风，还是革命营垒内部的风霜雪剑，革命的艰难曲折，使得她们比后来者对革命，对人生，有更深的体悟，她们的性格和经历各异，但待人接物，为人处世，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真诚和豁达，于是，人们尊称她们为“大姐”。
陈琮英又是幸运的，她有一个始终爱她的丈夫。在中央苏区，在湘赣，在长征路上，她一直和任弼时并肩在一起。1938—1940年，任弼时带着她，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了两年。1940年，她又和丈夫及周恩来夫妇等一同回到了延安。而另一些和陈琮英有着类似革命经历的女同志，也是在抗战后从延安去了莫斯科，例如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最后都消失在寒冷广袤的俄罗斯大地，而没能回到她们眷恋的祖国。贺子珍总算返回国内，但身体和精神都受到很大的伤害。刘群先、金维映等一批滞留在俄罗斯失踪的女同志，其命运之坎坷和不幸，令人不胜唏嘘。
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像陈琮英这样的女同志，多数都不为世人所知，代表党的妇女形象出现在公众场合的，也就是两个半人：蔡畅、邓颖超，那“半个”则是王明的夫人——孟庆澍。蔡畅，作为接替王明之职的中央妇委书记，她主要在根据地从事妇女界的领导工作，40年代后期，又频频代表中国解放区妇女，出席在苏联和中东欧国家举行的国际民主妇女大会；邓颖超，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活跃在武汉、重庆，做着包括联络各界妇女的党的统战工作；孟庆澍在武汉和重庆做的工作和邓颖超类似，她曾经随王明返回延安，作为仅有的几个女性代表，出席了著名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当王明调任延安中国女大校长后，孟庆澍也来到女大工作，以后，随着她的丈夫一起渐渐从公众视线中消失。
更多的女青年则活跃在女大、抗大、鲁艺、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在宝塔山下，在延水河畔，歌咏、戏剧、大合唱此起彼伏，她们把青春、理想主义和革命的罗曼蒂克带到延安这座革命的斯巴达城邦，这就是风华正茂的丁雪松、韦君宜一代人，其中也有江青和叶群。在她们的前面，仍是那些“大姐”。从莫斯科回国的陈琮英继续做任弼时的机要秘书，此一阶段，有“党的骆驼”之称的任弼时承担着极其繁重的领导责任，这位中央秘书长，实际上是党的“总管家”，陈琮英协助丈夫，做的就是事关全党的信息收集和整理的工作。在江西时期，类似的工作曾有两个大姐担任，这就是邓颖超和刘英，在长征中，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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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直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行动，在她们的手中，掌握着党和军队的最核心的机密，因而没有被编入由女同志和老干部组成的“休养连”。陈琮英担负的任弼时机要秘书的职责，一直到1950年任弼时去世。同年，陈琮英被任命为中央机要局处长，这也是她革命几十年担任的最高和最后的职务。
陈琮英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当年参加革命时的那种理想主义精神，随着革命的不断前进，理想终于演变为制度，随之自然而来的是差序、礼仪和规范，这既是整合秩序之必需，也对革命者保持理想境界构成了新的考验。人们目光所见，既有朱德、康克清劳作于屋前菜园，也有武装战士结队千里为江青采办美味黄河鳇鱼之举。进城后，论物质条件，与往昔相比，何如霄壤之别？在某些人那儿，则更有了排场、鲜花、欢呼。然而，陈琮英还是继续她的简单的生活。1950年后，陈琮英一边抚育她的子女，一边继续默默做她的那份工作，没有镁光灯，更没有前呼后拥。
任弼时，一个品行高洁的革命者，以他的奋斗的一生，完美地诠释着革命和革命者的意义；他的夫人——陈琮英，则以自己的坚毅和朴实，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体现着她丈夫的美德，如今带着那个革命时代的所有光华，静悄悄地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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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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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 ①
20世纪90年代后，海内外某些学人似乎有一种新的研究趋向，这就是主张重新发掘过去时代的某些“积极价值”，再配之以其他新的思想资源，用于指导当今的中国改革。崔之元认为，“鞍钢宪法”即是体现了“以广大劳动人民取代少数经济政治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的“经济民主”的重要范例。在读到这些论述时，我是颇为惊讶的。我对这些学人提出上述判断的事实基础是否确切有不小的疑问，我认为彼等将某些概念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剥离开来，再赋予这些概念以“政治正确性”的判断，已和当年的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对“鞍钢宪法”的新诠释就是一个突出事例。
一
谈起“鞍钢宪法”，人们自然就联想到那个“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从60年代初开始，“鞍钢宪法”已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紧紧联系在一起，然而“两参一改三结合”并非由鞍钢首创，早在1958年“大跃进”初起阶段，鞍钢以外的其他城市的若干企业就已经初步“创造”出这个经验，并于1958年12月形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正式表述。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把鞍钢在“大跃进”期间实行的以政治挂帅为核心内容的一套做法誉为“鞍钢宪法”，这才使得鞍钢获得“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发明权，从而被认为是毛泽东找到了一条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的批示使“鞍钢宪法”声名远扬，但那几个最先发明“两参一改”的企业则早已被人们遗忘。今天研究“鞍钢宪法”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海内外学者又何尝知道，在他们的书斋，生命力持久的“两参一改”，当年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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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4月号总第58期《评论》（第2辑）转载，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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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一个百余人的公私合营的济南小厂——成记面粉厂最先创造出来的。当时该厂还有另外一项创造——由老工人王学锐制成的小麦脱皮机的经验，与“两参一改”合称为“两项经验”。
由济南成记面粉厂最先产生的“两参一改”，原先主要是一个精简干部、提高生产效率的措施。成记面粉厂原有干部、职工共138人，开展“两参一改”后，取消了所有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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