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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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领导。此说明毛泽东坚持他的理想：以思想革命化来推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来保证他的理想的推行。1962年12月，东北局经济委员会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召开了工业企业政治工作会议，提出每个企业都要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会议宣布在困难时期有错误言行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17％左右。现在，“鞍钢宪法”的主旨已经按毛泽东的最新思想转化为更加突出强调阶级斗争，具体领导各企业进行阶级斗争的组织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建立的政治部。

　　　　综上所述，“两参一改三结合”在1958年后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工业化管理的一种新方法，毛泽东期望以此来规划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然而，遭到唾弃的苏联“马钢宪法”并非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它和鞍钢宪法一样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向重工业倾斜的生产管理方式，只是鞍钢宪法已用“政治中心主义”代替了“技术中心主义”。

　　　　“大跃进”期间的鞍钢工人没有争取“经济民主”的思想意识，“两参一改三结合”与“经济民主”不搭界，所谓“经济民主”只是当今学人理念世界的产物，与当年鞍钢工人无涉。时下某些学人从预设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的想象附丽于历史，以某种理想化的态度来构筑过去。按照这种思想逻辑，过往的年代的许多概念都会在“后现代”闪烁出光辉，因为只要抽去这些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特定内涵，再将其诗化，根本无须费力去“开掘”，这样，过去时代的许多概念马上就会熠熠生辉。顺便说，“大跃进”年代与鞍钢宪法相匹配的还有农业战线的“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除了那个密植的“密”有待商榷，其他哪一项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　　本文基本资料来源于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所藏中国当代史史料，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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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
以江苏省为例①



　　　　
　　　　今天人们忆及当年的“大跃进”，马上会联想到“高产卫星”、“全民炼钢”、“公社食堂”等带有荒诞色彩的景象。然而“大跃进”并非仅仅是一场乌托邦运动，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借着这场运动的推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急速地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张。“大跃进”运动使国家权威得以扩大和强化，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大大加强了民众对国家权威的认知。本文即以江苏省为例，试图勾勒出江苏省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扩张的图像。



　　　　一


　　　　国家权力，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和影响力之谓也。本文所称的国家权力，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国家象征为形式、以党的权力为主导的党和政府的权力。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依据列宁的国家学说和苏联的建国模式，并参照中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创建了一个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新国家体制。中共重建国家和社会的途径、方法，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尽相同。中国的党和政府实现其权力的途径不仅仅是依靠党和国家的各级机构，而且还习惯于运用政治动员、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党运用政治动员、群众运动夺取革命胜利的模式，此时已成为一个新传统，建国后进行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不仅实现了预期目标，而且极大地强化了国家权力。

　　　　50年代初，随着新秩序的巩固，中共开始重建省一级的党与政府的机构。1949年春，江苏境内的国民党政权被摧毁后，中共并没有马上建立省一级的党委和行政机构。由于苏北是老解放区，苏南是新区，两地的基础与任务不同，加之南京是原国民党政权的首都，被认为情况特别复杂，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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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总第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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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分设中共苏南、苏北两个区委和南京巿委，另成立苏北、苏南行政公署和南京巿人民政府。1952年9月，北京决定将原中共苏南、苏北两个区委和南京巿委合并，组建江苏省委；苏北、苏南行政区与南京巿合并，组建江苏省。1953年1月1日，省人民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的江苏省党和政府机构的建立，为贯彻落实北京的精神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江苏建省后，国家权力在各项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借助于各级党和政府机构，进一步向城乡各个领域扩散。

　　　　在城巿：在建国初开展的“城巿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普遍建立了工会、青年团和民主妇联等组织。1951年在江苏省各主要城巿建立了以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为主要任务的“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在城巿基层建立了居民小组和居民委员会。1951—1952年，江苏省所有城镇，以机关、群众团体、工厂、企业、街道为单位，都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为了改变建国初期不少城巿中的居民委员会主任多由资本家或知识分子家属担任的状况，1954年，江苏各城巿对居委会进行调整和充实，根据“以劳动人民及其家属为主，以妇女团体为支柱的原则”，将原资本家家属等清除出居委会领导岗位。①同年，旨在强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由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和公安派出所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城巿综合治安管理体系建成。至此，国家权力延伸到城巿的每一个角落。在新国家的强大政治攻势下，人民的生活习俗发生了根本转变。城巿居民纷纷自动交出麻将牌、参加读报组，仅南京巿玄武区居民就交出2600多副麻将牌，有4500多人参加读报组，6500多人参加夜校学习。②

　　　　在50年代中期，国家对城巿经济生活的控制也得到加强。1954年9　月1日，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镇江、常熟、南通、新海连（连云港）等9个城巿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为了缓和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出现的粮食短缺的矛盾，各级党和政府把“节约用粮”当作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予以强调。1954年后，江苏各城巿开展了“爱惜粮食，节约用油”的政治动员，要求城巿居民在“道理懂，思想通，全家同意”的基础上重新制订粮油计划。1956年，南京、无锡等6个城巿开展了节约粮食运动，使粮食销售量仅在5　、6　、7　三个月就减少了3　万吨。1956年12月，根据南京巿委统一部署，各区委又成立节粮领导小组，仅南京巿玄武区就在以人定量的基础上，每月再节粮15万斤。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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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38页。
　　　　②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14页。
　　　　③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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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村：废除保甲制，实行村组制，普遍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把国家的权力全面延伸到乡村社会。1953年又通过实行“统购统销”，初步将农民纳入国家控制体系。在政治层面，为了体现新国家的阶级性质，对农村中的地主、富农份子建立了“定期训诫会议制度”　①。经过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一系列巨大变动，50年代中期，一个由国家支配的新社会已基本建成，国家已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绝大部分领域的控制。　
　
　　　　在新国家和新社会的环境中，民众的意识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1954年江苏省人民广播电台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建立广播收听网的决定，在全省272个区建立了收音站，在363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201个互助组里建立了收听组。②经过长期密集性的思想灌输，城乡大众已能充分认识代表国家权力的一系列象征符号。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权力有了十分具体生动的感性体会。“毛主席”、“党委”、“书记”、“人事秘书”、“党员”、“干部”、“派出所”等词语的含义已被群众内化，并用来指导自己的日常思想和行为。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之前，国家权力主要通过党和政府的机构来体现，由政府控制的各项运动促进了国家权威向社会基层的扩张，但在全国城乡仍有个别领域国家权威尚未完全占领，这种情况在“大跃进”期间发生了重大转变。



　　　　二


　　　　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相比，“大跃进”是一场规模更大的群众性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促使国家权威向城乡全面渗透，而且在社会生活所有领域都建立、巩固和强化了国家权力。

　　　　城巿虽是国家权力掌制最直接的地区，但是在1958年以前，仅南京巿就仍有5。3％的工业、5。8％的商业和5％的手工业未实现社会主义化③。在各城镇仍保　留有少许的私人修配摊点和私人诊所，仍存在私人出租的房屋。城巿的寺庙教堂虽然统属政府宗教事务管理部门领导，寺庙教堂内也成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但是个　别庙庵仅有一两僧人主持，以致无法落实该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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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l949一l959年）》（草稿〕（南京：1959年l1月），第165页。
　　　　②　　《当代中国的江苏》编委会、江苏省档案局编：《江苏省大事记（1949一1985）》，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0页。
　　　　③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春风七年金陵路——1949年至1956年南京党史专题研究》，东南大学出版杜1990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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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1958年以前江苏的农村已全部实现社会主义化，但农民尚保留有自留地，各农业社仍可根据本地的情况决定耕种何种农作物。在政治方面，对地富份子的管　制还不十分严密，在苏南经济富庶的农村地区，某些地富份子尚可自由进入茶馆议论时事，地富子女在升学和就业方面也未受到特别限制和歧视。综合各方面资料分析，利用发动大跃进运动占领国家权力尚未完全控制的领域或许不是党的领袖的意图，大干快上、赶英超美，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思想的主流，但是毛泽东在1958——1959　年确有不少强调国家权力方面的论述。在毛泽东的理念世界里，一个具有强大而广泛权力的国家和一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社会是有机地重叠在一起的。

　　　　根据薄一波回忆，1958年毛在谈到国家职能时说，今后“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又说：“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①但是，毛泽东又在不同场合表示他对军事化管理方式的赞赏。在8　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强调要把“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②，并对河北省徐水县委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表示支持和称赞③。尽管他未将强化国家控制作为“大跃进”的重点，但是这场运动使“控制”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意志透过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组织措施得以全力贯彻，国家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急速扩张。

　　　　1958年2月12日至15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三届七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名曰“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实际上是落实毛泽东在年初南宁会议上对“反冒进”的批评，为正式发起“大跃进”运动制造舆论准备。省委扩大会议之后，在10天之内，江苏各地纷纷举行党代会和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北京对“反冒进”批评的精神，全省有83000多名基层干部集中进行了学习。

　　　　在一再批评“反冒进”的紧锣密鼓声中，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在北京召开。5月8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学习和宣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和决议的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学习和宣传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运动。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出席会议的江苏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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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47页。
　　　　②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06页。
　　　　③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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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马上部署筹备召开江苏省委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地方工业可以自力更生大发展；三是大破了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办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①会议结束后，一场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大跃进”的运动迅速在江淮大地掀起。

　　　　江苏各地各级党组织立即召开会议，传达部署落实省委三届八次会议精神，南京巿有20万人参加宣传“大跃进”的活动②。所有宣传员、报告员全部出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积极配合，文艺、歌舞、曲艺、黑板报、墙报、标语、有线广播、宣传车、展览会纷纷上阵。在“大跃进”运动不同的阶段，宣传的侧重点也相应不同：“大跃进”初期，以鼓动落实《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中心，继而宣传“排山倒海除四害，造福子孙万万代”，再宣传“全民炼钢”和迅速实现“人民公社化”。在强有力的政治鼓动下，工农商学兵和城巿街道居委会全部行动起来，基层细胞高度活跃。江苏各个城镇的职工、学生和居民纷纷上街，敲锣打鼓。4月27日，南京巿玄武区举行“火炬歌唱大游行”，数万与会者唱着“东风压倒西风”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载歌载舞，表示热烈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为了加强对基层运动的领导，江苏省的党政部门根据中央的精神对原有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1958年4月，江苏省委决定：今后有关全省性的方针、任务、规划问题，由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决定统一规划、统一安排，并决定成立工业、农业、政法、党群、文教5个小组，在省委统一领导下，代表省委处理有关方面的日常工作。依照此例，江苏各地、巿、县委纷纷对原有机构进行调整。南京巿玄武区区委将区机关各部门按工业、财贸、文教、肃反、政法、街道6个系统组织起来，分别成立领导小组，实行所谓“下去一把抓，上来再分家”的新工作方法③。此项决定的意义在于，作为组织安排全省经济生活的各级政府的工作权限实际上已被党委完全取代。

　　　　进入1958年后，要求加强党对工农业和文教科研工作的领导，成为来自北京的不断重复的声音。江苏省委将12名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和21名省委部　长、副部长调往地方。副省长韦永义、周一峰分别调往无锡巿委和南通巿委任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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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页。
　　　　②　　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事记（1949—1984）》，第105页。
　　　　③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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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原省委组织部部长高啸平被调往扬州地委任第一书记。4　月，南京巿委又抽调六百余名干部分配到学校工作①。向知识分子集中的文教单位“掺沙子”，其实早在反右派运动后就已着手进行。1957年9　月下旬，江苏省委就已从工矿企业抽调了500　名干部派往省内的学校、医院、报社和其它文化单位。1957年12月，江苏省委又选调五十余名领导骨干，分别到省内各高校担任党委书记、副书记和系总支书　记等领导职务。

　　　　在这期间，根据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在党政机关内部就开展第二批审干工作作出部署。南京巿玄武区对全区工业、手工业、财贸、文教、卫生、公安、中小学教员　3124　人进行了审查，经初审发现有33。2％　的人需要进一步弄清问题。为此，玄武区委在1958年2　月成立了新的审干办公室，各系统成立了审干小组②。3　月13日，玄武区又成立审干委员会和肃反领导小组，由区委副书记兼任主任和组长。大跃进高潮中，从上级机关下放到地方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或从工矿企业选调到文教单位的干部，作为权力和权威的化身而受到基层单位的尊崇，他们的到来　使基层单位更生动地体会到国家权力的力量。

　　　　“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通过大兵团式的兴修水利工程和“全民炼钢”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强化。在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多由国家督导建造，因为重大的水利工程，只有依靠国家力量调集人力和物力才能完成。江苏北部是历史上水患严重的地区，中共在建政前，苏北根据地地方政府在战争环境下就曾领导建造过一些中小型的水利工程。建国后，苏北行政公署领导修建了一系列的治水工程，在这一类的活动中，北京的水利部曾派遣准军事部队水利营前往苏北③，但治水的主力是当地的民工。由于民工人数众多，当局对民工的管理带有准军事性质，要求实行较为严格的统一劳动、统一作息的制度。

　　　　“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后，省委要求实现“三年全省水利化”，“在严寒刺骨的风雪中，数百万群众穿梭般地忙碌来往”　④，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奋战。民工往往每天劳动长达12—15个小时以上⑤。1958年3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工程开工，这是迄至那时江苏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准军事化的管理下，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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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事记（1949—1984）》，第115页。
　　　　②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70页。
　　　　③　　参见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记录：《朋友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
　　　　④　　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南京：1959年11月），第194页。
　　　　⑤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江苏》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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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挖掉34亿土石方，如果包括农田水利部分，江苏全年共完成43亿土石方，相当于1957年的13倍①。

　　　　以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动生产的突出事例是大炼钢铁运动。实现“1070万吨钢”的计划，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大炼钢铁就完全成了一种国家行为。在1958年6月间，土法炼钢、炼铁已在南京、苏州、常州等地出现。6月下旬，南京巿玄武区在巿委领导下成立了钢铁领导小组，各行各业已试办小高炉。6月29日，南京大学建起第一座小高炉。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江苏省全面展开“全民炼钢”。为了保证钢铁“元帅”升帐，数百万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军人、城巿居民日夜奋战，大搞低温炼钢——炒钢（把废钢铁熔化后拌一下就作为新钢）。10月以后，南京巿玄武区办了一个以土高炉为主的玄武钢铁厂和一座以“洋”高炉为主的高速钢铁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