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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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杨一生的习惯，相信他在70年代后期恢复工作后仍会记日记。人们只能指望这些珍贵的日记将来会有向社会公开的一天。

　　　　笔者长期治史，虽然只能从资料、影视中接触到杨尚昆，但亦可窥见杨尚昆个性之一斑。依笔者观察，杨是一个豁达、宽和、颇有人情味的老同志。他和夫人李伯钊结合于1929年的莫斯科，两人共同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杨对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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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也呵护了一辈子，在其日记中有大量的反映。1979年，杨尚昆在北京偶遇木刻家彦涵，此人抗战时期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工作，是杨的老部下，1957年被打成右派，蒙冤几十年。杨对彦涵说：“当时你为什么不找我呀，我给他们打一个电话说一下就完了嘛。”①彦涵是一介书生，不懂也不会请托，但杨的这番话却透出他关怀下属的性情。

　　　　1996年，杨尚昆已89岁高龄，带领王若飞、秦邦宪等“四八烈士”遗属100余人，专程去延安扫墓。杨尚昆去世后，2001年5月，那些“四八烈士”遗属和其他子弟们也专程护送杨的骨灰回四川潼南老家，只因他们的父母辈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的岁月里，都曾得到过杨的关照。

　　　　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老共产党员，杨尚昆已走完他一生的路。他肯定是一位令世人难忘的人，他留下的这部《日记》，以及现在暂未发表、将来可能问世的文字，将长久被后人所研究和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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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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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七律·有所思》①
　　　　
　　　　
　　　　
　　　　
　　　　古曰：“诗言志”，作为20世纪巨人的毛泽东，他所创作的绝大多数诗篇都与他的政治理想和报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66年6月毛泽东写就的七律《有所思》就是这样一首政治诗篇，它真切地透露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复杂运思。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降临北京。月初的第一天，刚刚改组的《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迅速传向全国。2日，《人民日报》发表支持聂元梓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次日又公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影响所及，北京及几个主要城市的大学首先陷于动荡之中，继北大的陆平、彭佩云被宣布为“反革命黑帮”之后，北京和各地众多大学的书记、校长纷纷倒台。为了取代已“烂掉”的各大学党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主席依照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办法，向各大学和文教单位派出暂行党委职能的工作队。在他看来，这是新一轮的反右运动，只是运动的规模要大大超过1957年②。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都惦记着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③　，同时，他们也不清楚毛泽东对这场新运动的具体想法。但作为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等必须承担起指导运动的责任。

　　　　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对党中央的某些最新重大决策知之有限，这是很不寻常的。半年前的1965年12月上旬，刘少奇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被通知直飞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匆匆赶到上海的刘少奇下榻于锦江宾馆，但毛泽东、林彪均不住此。刘少奇对即将召开的会议内容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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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原名《从“七律·有所思”看“文革”的发动》，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
　　　　②　　参见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的指示》，1966年6月13日。
　　　　③　　参见刘少奇、邓小平于1966年6月30日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稿致毛泽东的信。引自于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7—28页。另参见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载《回首“文革”》（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6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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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向贺龙打听，对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么会知道。①很快，谜底终于揭开，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为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同样的情况几个月后再次重演。1966年3—4月，正当刘少奇偕夫人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于4月20日赶往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等待他的已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②。进入5月，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又命刘少奇在京主持解决“彭罗陆杨”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却由康生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这次历时23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对会议的议程、全会通过的文件，无任何置喙的余地③。6月1日，又是在刘少奇事先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由于对许多重大决策并不知情，刘少奇等急于想了解毛泽东对运动的意见。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前往杭州向毛泽东请示。然而，毛泽东说话却模棱两可，让刘等相机行事。刘少奇对这种情况并不陌生，多年来，经常也是这样。有时，毛泽东会具体指示什么；有时，又深藏不露，说的话上下几千里，全靠刘自己去领会、揣测④　为了确保准确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还是每周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书面汇报工作一次。

　　　　1965年国庆节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在外地长达9个月，为他历次视察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这次视察期间，毛泽东以杭州为基本居住地，来往于上海、南昌、长沙、武汉之间，所思所行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酝酿“文化大革命”。直到6月15日，他才离开杭州，经南昌转往长沙。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在极秘密状态下，住进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后待了11天。据跟随毛泽东住进滴水洞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回忆，在这十余天中，毛泽东“任何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喜欢户外活动的毛泽东这次一反常态，仅让张耀祠等人用轮椅推着离开洞口不过三百米，而他的习惯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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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罗点点：《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199页。
　　　　②　　参见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革”》（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608页。另参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2页。
　　　　③　　参见张化：《刘少奇的悲剧和悲剧中的刘少奇》，载《回首“文革”》（下），第847页。
　　　　④　　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4页。
　　　　⑤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3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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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迹隐秘的毛泽东在滴水洞陷入深深的思考。1966年7月8日，他在武汉给江青写下那封著名的信，可以判断，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在滴水洞形成的。除了这封信外，毛泽东在这段期间有无其他抒发胸臆的文字？对此，外界长期不得而知，直至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人们才知道，毛泽东在1966年6月还写有一首《七律·有所思》，也是谈他对“文革”感受的，只是他未注明写作此诗的地点。

　　　　毛泽东《七律·有所思》全文如下：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细细阅读毛泽东的这首七律，再来看他在1965年前后的思与行，大致可以触摸到他发动“文革”的初衷。作为一位坚定的革命家，毛泽东终生信奉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斗争哲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为此，不倦地领导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毛泽东执著地相信，唯有不间断地推进革命和阶级斗争，才能推动中国的进步，并永葆中国革命的青春。然而1959—1961年的特大经济困难造成严重后果，他个人的领袖威望也因此受到损害。从6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已退入“第二线”，他的同事们虽然继续尊敬他，但过去的某些过激的思路和方法已被悄悄地进行了转换。正是在这时，敏感的毛泽东判定，神州开始“有事”了①。在这几年后，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刘少奇等所做的一切都背离了他的“路线”，“革命”也越来越像是博物馆的某种陈列。1964年2月，毛泽东对来访的金日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1000万人，他计算了一下：在6亿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个。②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又对法国国务部长马尔罗说，“我孤单一人”　③。他断定，革命正在衰退。刘少奇等注重生产、常规、秩序的务实做法，与他永不歇止的革命激情逐渐产生了矛盾，这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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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巴卢库、卡博时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他“已经看出问题了”，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832页注释（1）。
　　　　②　　1964年2月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引自于曹英等著：《特别别墅——红墙以外的红墙》，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68—270页。
　　　　③　　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漓江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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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起他的革命危机感，也促使他萌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念头。

　　　　对于毛泽东的这套思路，刘少奇在主观上还是努力紧跟的。虽然刘倾向于常识理性，但他更知必须维护党的团结。1963年后，刘支持和具体贯彻毛泽东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毛泽东提出要“洗刷几百万”　①，刘迅即部署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刘此举以后又被毛泽东指责为“形左实右”）。他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创造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在那几年，毛泽东、刘少奇在理念上的分歧其实并不明显，可是毛泽东为何对刘少奇的不满与日俱增？

　　　　在中国，毛泽东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创造者。如果仅仅是工作中犯了“错误”，改了错误，重新跟上毛泽东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烦的是，刘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样，毛泽东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而这才是真正“有事”了。1964年12月，刘少奇和毛泽东就“四清”问题发生争论，刘少奇又在毛泽东讲话时打断他的话头，虽然事后刘少奇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但此事在毛泽东眼里，非同小可，是彼“取而代之”意图之流露也。由于毛泽东就是党和革命的化身，怠慢了他，与他发生口角，其实质就是怠慢了革命，这不是什么“尊重”和“不尊重”的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不会作出任何让步的。毛泽东将几年来这些分散的现象加以综合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的话在中国已不管用了，刘少奇等要把自己变成“牌坊”　②。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这一天，他难得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下宴席，请中央领导和一些劳模出席，事先他就准备在这个宴会上给刘少奇等一个突然袭击。据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的回忆，那天毛泽东的女儿希望参加生日宴会，但是遭到主席的拒绝。他对女儿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　③。果然在宴会上，毛泽东严厉斥责中央领导同志，使他们如坐针毡④。1964年末，他又当着其他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⑤。现在他要“反潮流”，要像孙悟空那样，搅它个“周天寒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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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巴卢库、卡博时的谈话。
　　　　②　　参见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华夏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33页。
　　　　③　　当时在场的毛泽东卫士周福明回忆，参见亓莉：《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20页。
　　　　④　　参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433页。
　　　　⑤　　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18页注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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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10月，毛泽东离开让他沉闷的北京①，前往南方“踏芳枝”，所思所虑皆是“反击修正主义”的大事。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放出空气：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②。在毛泽东的想象世界中，违背他意见的“修正主义者”，早已盘根错节，非用大力不能摧毁。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只是一个试探气球，不出所料，彭真果然出面为吴晗讲话。毛泽东不动声色。1966年2月，在武汉东湖，毛泽东与专程前来汇报《二月提纲》的彭真等谈笑风生，彭真等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将大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但是一个月后，毛泽东在杭州彻底否定了《二月提纲》。5月，更挖出“彭罗陆杨定时炸弹”——正所谓“青松怒向苍天发”，毛泽东之发怒挟以雷霆万钧之力，犹如摧枯拉朽，“修正主义者”、“不听话”者，则“败叶纷随碧水驰”。（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好几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　③）

　　　　依毛泽东的逻辑，“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　④，他也一再告诫人民：“敌人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反动派，敌人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除了地富反坏右，如今又增添了一个新品种：“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只是要让这些老百姓眼中的大人物束手就擒，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对于这些，毛泽东从来是高度自信的。不久前，毛泽东在《七律？洪都》中自嘲“鬓雪飞来成废料”，那是揶揄，也是对将其视为“牌坊”的刘少奇等的一种愤怒。毛泽东不仅精神旺盛，身体也极为健康。他像战争年代指挥军事作战那样，精心擘划每一个战术计划。正是在南方，他指示加强军队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保卫工作⑤。1966年初，江青组织召开军队文艺座谈会，用迂回的方式向中央一线领导发起进攻。他让江青去找林彪，随后又三次修改座谈会纪要，并在座谈会纪要上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标题，林彪则将这份文件报给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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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毛泽东在“文革”前经常说：“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胡乔木语），参见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载《回首“文革”》（上），第62页。另据当时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回忆，毛泽东在1966年4月下旬杭州会议期间也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在那儿住，愿到上海来”，参见《回首“文革”》（上），第608页。
　　　　②　　参见罗点点：《红色贵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回忆》，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1月版，第180页。
　　　　③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巴卢库、卡博时的谈话。　
　　　　④　　1966年4月28、29日，毛泽东在杭州对康生、陈伯达说，彭真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阶级斗争，不斗不倒”，参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上），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70页。
　　　　⑤　　1965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领导班子改组。另参见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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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等，经刘的手以中共中央的文件发向全党。刘少奇知道，除了奉命唯谨，别无任何其他选择。

　　　　1966年5月，“彭罗陆杨”倒台后，高级干部在惊吓之余同时又缓了一口气，他们为党中央挖出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感到庆幸，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进入6月，各省纷纷揭露出“三家村”一类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文化、教育厅长，匡亚明、李达等都是在这期间被所在的江苏、湖北省委“挖”出来的。

　　　　下一步的目标是谁呢？或曰：反修防修，深挖修根？只是毛泽东从不喜欢无的放矢，反修防修须有目标，无此具体目标，一切大轰大嗡皆流于形式，现在毛泽东到了下最后决心的关键时刻：是否赶刘少奇下台？

　　　　1970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①但这是事后所言，无从证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他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变化的过程。事实是，1965年1月，在刘少奇向他检讨后，他似乎宽谅了他，尽管可以看到的线索是毛泽东在为倒刘做精心的准备。可是毛泽东的思路又是何等的复杂多变，在做出决定后，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他的一贯风格②，这也是为何他会独自一人长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毛泽东的隐蔽的世界，他的同志们很难猜度，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多少有些领悟③，但他们都不愿也不敢在这微妙敏感的时刻去影响他的决定。毛泽东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少奇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④。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毕恭毕敬，60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少奇编选集，即使在他个人大出风头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也顾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颂毛泽东的同时，也不忘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反对刘少奇的错误。长期在中枢行走的陈伯达，一直在两个主席间走钢丝，生怕稍有闪失，就会坠入万丈深渊。确实，扳倒刘少奇，将是中国政坛上的一场8级大地震，毕竟从1945年中共七大始，刘少奇就一直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可能刘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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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斯诺：《漫长的革命》，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2页。
　　　　②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1849页。
　　　　③　　参见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会上的讲话记录，1971年6月18日，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1832—1833页。
　　　　④　　引自于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总第91期，第39、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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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知道毛泽东对自己有不少意见，但他显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