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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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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错误，就其军事方面讲，有以下方面：
1，内战之初的自大、轻敌。
2．固守以“保城保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致使兵力分散，被解放军各个消灭。
3．用人看派系，缺少统帅型的将领。
4．严重的军事教条主义。
5．政工工作有名无实，对体制的内耗无从解决，国军既非“党军”，更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
6．保密与情报工作失败。
7．军队内部无凝聚力，到了大失败的1949年10月，蒋介石大声疾呼：“官兵一致，生活一致”；“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②但为时已晚矣。次年5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第四十五师拉夫抢劫，应解散彻办。③然而在大陆时代，却未见他对此类问题的严令制止。
在其政治和经济、社会政策方面：
国民党体制僵化，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④
更重要的是，几十年来，国民党对改善民生福利做得太少，使其得不到底层民众的支持。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是知道并同情底层民众痛苦的，他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有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病贫益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殍在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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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394页。
②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404、405页。
③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九，合北：中正文教基金会，2002年印行，第141页。
④ 余英时：《序》，《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纽约：明镜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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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闻。①
同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残忍者二事，即背长纤上滩与提大锤凿石，令人目睹耳闻，悲伤难忍，如何而使我同胞永免此难，其惟改革社会，发展工业，以提高劳工生活，保护劳工健康而已，战后急务莫过于此也。②
但是，因各种原因，蒋介石并没有将其想法和对底层民众的关心付诸具体有效的社会改良行动，1949年2月1日，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又写道：
为政20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③
1949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实行三民主义……提高人民生活，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专制压迫，……而战，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④。蒋介石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
如果把蒋介石放在更纵深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有着比较浓厚的传统色彩。蒋介石是从帝制时代向宪政民主时代过渡的人物，他出生在1887年，在清朝皇帝制下生活了20多年，伴随他一生的威权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多少都和这种经历有关。蒋介石的主要活动年代在20世纪，这使他的言行都有了若干现代色彩，然而他却保留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思想。蒋介石一生尊奉曾国落，走的也是“理学经世”（理学行动派）的路线。在中年之前，蒋介石暴戾之气很重，他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以后又杀邓演达等。而被他“逼上梁山”的共产党，也被迫拿起了刀，逐渐成为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大无畏的唯物论者”。从中年起，蒋介石开始自我道德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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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上），第306页。
②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上），第364一365页。
③ 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41页。
④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403一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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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反复阅读《中庸》，以后甚至还自撰有“五箴”（曰养天自乐；曰知天自得；曰畏天自修；曰事天自强；日希天自复），以儒家信条自律自奉。①抗战后，蒋介石受到内外因素的强大的制约，许多事，如消灭共产党，他想做而做不成。而中共的军力在八年抗战中已发展壮大成势，解放军早已不是江西瑞金时代和万里长征时代的弱势，尤其在战争中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在短短几年中，就转弱为强，吃掉了对手。
蒋介石比北洋军阀高明的地方是他很早就知道运用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来“复兴”国家，但是他远逊于他的对手中共，他实际上无力创造新叙述，尤其在融合西方价值、创造新概念的方面，他的能力显得十分薄弱。蒋介石在几十年间，说来说去都是“礼义廉耻” ； “四维八德”，“知行合一”；“致良知”，既用之于“剿共”，也用之于“新生活运动”，以后还用于“戡乱”，完全没有注入时代性的新内容，表现出与时代脱节的严重弊病。1949年8月15日，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陷人灭顶之灾，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自强自立之道，莫急于兴学、养廉，而兴学之要，在于穷理致知，实践笃行；养廉首务，在节约勤俭，敦厚朴素；戒浪费，祛消耗；明礼义，重廉耻。”②如此这般，只能称得上是迂腐了。由是观之，在尚力又尚智谋的现实世界，蒋之落伍甚矣。他的军事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本无错误，但怎么可抵抗或消解解放军的“翻身打老蒋”、“诉苦”等的作用呢？
国民党是一个世俗化的党，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世俗化的政权，其军队更是世俗化的，然而国民党的领袖和统帅却是一个信仰上帝的政治家、军事家兼道学家。就其个人角色而言，毛泽东更单纯，他就是一位集中国农民造反传统与列宁主义于一身的革命家、军事家、理论家、宣传家。毛泽东亲率一个列宁主义的党，有一套自洽的、极具吸引力的、通俗化的革命大众主义的解释体系，兼之有强大武装，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加之掌握了精巧的群众运动的动员方式，从而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粮草资源。蒋介石就非常羡慕中共干部没有私产，军队不用发工资，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是很难战胜超凡脱俗的、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共和解放军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失败乃是不可避免的。
蒋介石丢掉大陆，对于他和国民党而言，确是失败了，从那以后．60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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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773页。
②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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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后国共两党从分到合；
大陆也从“阶级论”转变到“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民主义有许多重叠的地方；
蒋介石也从“人民公敌”、“独夫民贼”、“集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之大成”变成了领导抗日和反“台独”的一代爱国者。
再看大陆最近30年的变化和发展，又可以发现，从新的“历史综合”的角度来观察，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两蒋父子的某些概念和作为还是被吸取了过来，例如：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扶持中小民营企业、关心民生、建立一个安和乐利的社会等等，最近30年大陆差不多也是这样。
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国家发展和增进人民福扯，随着历史的演进，在大陆，对蒋介石的评价以后也许还会更高一些，这或许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60年后再回顾当年那场历史巨变的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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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吐露港畔的学术家园①
我听说“大学服务中心”是80年代中期的事了，当时国门初开，有关海外中国研究的讯息开始传入内地的高校，研究生都如饥似渴地读着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类书，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港台阅览室海外赠送交换的书刊中，我第一次知道，在香港有一个叫“大学服务中心”的图书收藏和研究机构，据说那是美国为收集大陆资讯在60年代初创办的，这时虽已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了，但那些资料在介绍这个“中心”时，还多少有些意识形态的色彩，似乎“大学服务中心”不同寻常。
1993年，我对“大学服务中心”的印象突然生动具体起来了，我在南京大学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学生李比特（Pierre F。 landry）多次和我谈起“大学服务中心”。 李比特是法属留尼汪人，当时是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博士候选人，他在南大“中美中心”由我指导作“江苏省干部的结构和来源”的研究，他告诉我，为了完成这个题目，他去香港中文大学许多次，在那儿的“大学服务中心”收集资料； 特别是地方志资料，每次都要待三周甚至更多的时间，于是我知道“大学服务中心”已并入香港中大。李比特只要说起“大学服务中心”，都会向我提到，他在那里得到一个叫Jean的学者的很大的帮助，她英文很好，非常了解学界的情况和学者的需要，他建议我以后如有机会去“大学服务中心”，也应认识Jean。
1998年秋，我第一次应邀来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也是第一次来到“大学服务中心”，我发现这里没有任何神秘色彩，“中心”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是一个收藏丰富，服务周到的学术交流机构。在这里，我结识了熊景明（她就是Jean）、关信基教授，还认识了郭小姐、Karen、Petty、阿梅、唐先生、芬妮、刘小姐等 “中心”的工作人员。在这以后，我每年都会来“中心”，或者是应“中心”之邀来做研究，或是应中大其他单位的邀请访问中大，不管什么名头，只要我去香港或途径香港，我都要来“中心”。无因它由，就是“中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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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中国研究》2005年春季卷（总第1期），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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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难忘，不仅在于它的丰富的收藏，更因为这里的人——他们的热情，周到，细心，使得来访的学者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是一块令学人流连忘返，真正属于学者的“学术家园”。
“中心”的来访学者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中心”，90年代以来，“中心”加强了和内地学者和研究机构的联系，几年前，“大学服务中心”也正式改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中心”的负责人关教授、熊老师，以真诚、友善、热情的态度对待造访的每一个学者，不管是学界享有盛誉的名人，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后学，“中心”选择来访学者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他（她）的研究是否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他的研究是否有真知灼见，而绝非以头衔和“名头”见人待人。“中心”既邀请过秦晖、朱学勤、萧功秦、何清涟、谢泳、金雁、曹锦清、沈志华、徐晓等知名学者；也请过民间研究者胡伯威、刘宗秀；后起的李永刚、葛新斌、陈辉等也曾应邀来做研究。
以后我知道，Jean一直有一个想法，这就是“中心”要尽量为那些在内地边远地区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提供学术交流的机会。正因为有了Jean这个想法，我在“中心”见到了做“青海省贫困地区能源替代研究”的朱华女士，她是她所在的青海省贫困地区研究中心第一个有机会外出学术交流的学者；我也看到专门研究农村女童问题、来自安徽省淮北煤炭学院的青年女教师赵慧芳，显然，如果没有“中心”的支持，她们都难有机会前来香港中大研究。因为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了这种现象：国外、海外的学术机构一般只会把目光投注到少数大城市的名牌大学和研究单位以及知名学者的身上，唯有Jean和关教授别具眼光，“中心”把关心和支持投向内陆，把机会慷慨提供给那些卓有成就，或具有研究潜力而资源又比较缺乏的内陆中青年学者。
“中心”的重要意义在于给来访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广泛交流的、开放多元的平台，在午餐讨论会上，来自相同学科和不同学科的学者聚集一堂，共同分享交流看法。只要能抽出时间，关教授都会主持讨论会，他的谦和、善良和对学术的尊重使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倍感亲切。在另一些情况下，Jean又会邀请在该领域有研究的来访的学者做讨论会的主持人，沈志华和我都曾忝例主持人之位。中大的陈方正、金观涛、刘青峰、刘擎、萧今、苏纪郎、叶汉民、郑会欣等许多教授经常来参加讨论会，香港其它大学的中外学者也会从不同的地方赶来参加讨论会，在会场，我也每次都看到来刘淳、小何等博士生。虽然与会者有时也会就某个问题发生颇为激烈的争论，但在关教授和Jean的智慧幽默的话语中，争论者都会“化干戈为玉帛”，因为大家都知道，发展学术的唯一途径就在于兼容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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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心”，讨论和交流并不限于午餐讨论会，Jean是“中心”讨论的灵魂，当新来访的学者到达“中心”后，她会把客人介绍给已在“中心”的研究同行，在她的影响下，“中心”的来访学者们都会打破学科界限，自然而然的讨论起各种学术问题，先来者也会自觉给新来者各种帮助。小葛——来自华南师大的葛新斌是Jean“任命”的今年（2003）春季来访学人的“班长”，他除了热情为大家服务，没有任何“特权”，每晚小葛都率领我们一行11人沿着雅礼宾馆去山下的大道，散步到吐露港的海边，我们听沈志华聊朝鲜战争，朱华谈青海农村情况， “邱县长”（江西师大的邱新友曾挂职江西某县副县长）说乡民自治，王志筌（河南前《法制世界》副主编，大学毕业后主动去西藏工作八年）说西藏和河南卢氏县那个腐败的杜二旦书记……我们每晚天南海北的神聊虽无主题，但每个人都真切的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和我们社会的弱势群体，都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对社会进步多少有一点帮助，也都由衷的感谢“中心”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好的交流和彼此学习的机会，让我们相聚在“中心”这个如此美妙的“学术共同体”。
“中心”创造的不仅是一种尊重学术的气氛，它更是一块提升人的心灵的人文净土。2003年春SARS肆虐香江，最严重时中文大学宣布停课，诺大的校园一片冷清，在关教授和Jean的带领下，“中心”照常运转，一切如常，来访的学者们依然沉静地在做着研究。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一个周末，Jean在“中心”安排了一次诗歌朗诵会，细心的她特别采撷了校园里几支怒放的野花摆放在桌上，来的人中，不仅有所有“中心”的访问学者，刘淳，小何等一些中大的博士生也都来了。在王志筌朗读了他诗选中的一篇“哀农夫”（他也是诗人，出过一本诗集）后，每一个参加者都朗诵了自己喜爱的诗歌，最后，Jean带着大家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在人们精神低迷的日子里，《满江红》激昂的旋律激励起人们的信心和希望。
“中心”对人的关心和关怀体现在一切方面。当你来到“中心”，你不需为没有港币吃饭而担忧，Jean早已想到，她会事先做好一切财务申请事宜，访客到的当天，阿梅就会带你去校财务处领取生活费的支票并陪你去银行兑换成现金，她也会把涮洗干净的口杯送到你的研究室；当你为使用电脑的事操心时，脾气特好的电脑专家唐先生会立即来帮助你，几分钟内就解决了难题；今春我在使用校园快照时出了麻烦，那机器吃下钱但不吐照片，我随意和秘书郭小姐说起此事，郭小姐很快和快照公司取得联系，一周后我就收到了快照公司寄来的退还25元港币的支票；几年前我来访时被“中心”安排住在“新研宿”的单人公寓，Jean想人之所难，到达的第一天，郭小姐就带着阿梅给我搬来电视机、电话和一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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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品；而Petty和Karen在任何时候都是那么亲切友善，她们永远会不厌其烦的教我如何使用那台“高精尖”的复印机。在Jean的影响下，“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是那么敬业，在他们的身上真正体现了“服务”的精神，而这一切又都是如此自然，看到“中心”一个个如此善良的好人，怎么不让我们这些生活在内地，看惯了衙门办事人员冷脸的学者生出无限的感慨？
由Jean组织的 “中心”每周六的郊游活动也给来访者留下美好难忘的印象。关教授特地买了一辆大的越野面包车做为私用车，为的是为多载一些学者去郊游；萧今也是开一辆面包车，多次专门来雅礼宾馆来接我和其他学者。有一次我不慎扭伤了脚，伤不重还能走，于是Jean就安排当日的活动不去爬山而是去看海，那天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其中有来自武汉，现已六十多岁的胡伯威先生，也有来自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年轻的董瑾，大伙儿三三两两，坐在海边听沈志华讲朝鲜停战问题，那种亲切随意而又充满人与人友善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这几年，“中心”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心”把关注的目光更多集中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基层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研究，去年十月，“中心”主办了内地部分县乡长和“三农”问题研究者的对话。“中心”还有新的举措，这就是为年轻的研究生提供交流和互相切磋的便利，今年年初，来自内地，香港，台湾，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十一国和地区的66个博士生，在“中心”主办的的“当代中国研讨班”上交流论文，分享看法，听说“中心”以后每年都将会举办这样的讨论班。
在“中心”，我又几次见到我过去的学生李比特，他现在改名叫“李磊”，已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了，和过去一样，李磊还是每年来“中心”，为他的新的研究查找资料。
自1998年我第一次来“中心”后，我个人的研究也从“中心”获益很多，我利用“中心”所藏的丰富资料，修改补充了我的书稿，该书于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我又利用“中心”的资料，撰写了有关“鞍钢宪法和鞍钢工人生活”等论文。我在“中心”的体会和收获是如此丰厚，我由衷的感谢’‘中心”，感谢“中心”的所有朋友，感谢在这里相遇的每一位学友。
上个月中旬，我在从台北返回途中再次来到“中心”，景物依旧，只见又一批研究者正在孜孜埋头研究，Jean还是那样忙前忙后，她正在准备“中心”为配合中大成立四十周年而举办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国际研讨会，届时将有来自世界17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聚集“中心”，我为有事不能来参加会议而深感遗憾，在此预祝会议圆满成功！在“中心”，我见到了老朋友，来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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