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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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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约在1931年10—12月，蒋介石此时对筹备处活动还未闻其事。滕杰等以为蒋介石正处于各方“责难”环境中，“恐不会同意”彼等做法，因此未报告蒋。然而事实证明，滕杰等的担心完全多余。当蒋介石下野返回奉化故里后，约在1932年1月中旬，从他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力行社发起人之一）处，获知了黄埔学生的活动，蒋介石对此表示十分赞赏②。邓文仪立即给在南京的滕杰一封密函，通报了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的赞许使南京黄埔毕业生的活动“更积极进行”。滕杰、贺衷寒、酆悌、康泽等加快了秘密组织的筹组活动，并迅即组成了三个秘密行动小组，以南京为中心，兼及上海、杭州，调动他们所控制的军、警、宪力量，展开了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搜捕和镇压，使“九一八”后高涨的抗日民主活动一度转入低沉。
干国勋详细回忆了力行社成立时的具体细节，他在回忆录中明确提出：1932年3月8日是力行社组织的正式成立日。
根据干国勋的回忆，1932年1月下旬，蒋介石在挤垮孙科内阁，重返南京中枢后，立即召见滕杰、贺衷寒、康泽，听取有关黄埔毕业生秘密联络活动的报告，蒋介石对他们在1931年12月至1932年1月所发挥的“治乱扶危”的“作用”，表示“极为欣慰”。③在这次召见时，滕、贺、康开始面称蒋介石为“领袖”④（对于蒋介石的这次召见，康泽的回忆十分模糊，无参加召见的人员、日期和谈话内容等具体细节）。在这次召见后约月余，蒋介石命邓文仪通知滕杰，从3月4日晚7时起，召集在南京的筹备处全体人员到他陵园官邸举行谈话会。自3月4—6日，由蒋介石亲自主持，谈话会连续开了三晚，参加谈话会的筹备处人员都作了发言，最后一晚，蒋介石发表了竭力鼓吹“安内攘外”的长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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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陈敦正：《复兴社、青白社、蓝衣社》，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73、71页。
② 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载干国勋等著《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74页。
③ 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载干国勋等著《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78页。
④ 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77页；邓元忠：《民主复兴运动在民国史中的意义》，见《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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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3月7日上午，蒋介石又在励志社召集筹备处全体人员，讲“知难行易与致知力行”，随后，出两道题，命与会者选其一作国文一篇，次日再到励志社交卷。3月8日，蒋介石在励志社批阅每篇作文后，主持了秘密组织的宣誓和选举，蒋介石亲自把此组织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①
干国勋关于力行社成立于3月8日的回忆得到邓文仪的印证。邓文仪在《民族复兴记》一文中，回忆力行社的成立日期也是1932年3月8日。②干国勋、邓文仪均系当年发起成立力行社的关键人物，干国勋在力行社成立时，即担任了力行社中央候补干事，在撰写有关力行社回忆录前，曾与在台湾的一些昔日力行社骨干分子经常交谈；邓文仪在30年代初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并在蒋介石与力行社发起者举行谈话时充任记录，了解大量内幕。干、邓有关力行社成立前后活动的回忆自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干国勋、邓文仪的回忆也有很大的缺陷，第一，拿不出确切的佐证资料，证明3月8日确是力行社的成立时间。第二，干国勋、邓文仪在70年代末回忆力行社早期活动时，都届古稀之年，有些具体史实，因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模糊。如干、邓均回忆康泽参加了力行社成立大会，但事实上康泽当时因率记者团赴沪，没有参加成立大会。③除康泽外，邓文仪还误把肖作霖列名在成立大会与会者之列，其时，肖作霖还未参加力行社，肖作霖1933年方加入力行社外围组织复兴社。④所以，尽管干国勋等的回忆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力行社成立前后的复杂情况，但3月8日成立之说证据尚不足。
美国纽约马利斯特学院邓元忠教授（邓文仪之子）对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3月8日的说法持有异议。1981年，邓元忠撰写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初稿》，确定2月29日是力行社成立的准确时间，其依据是蒋介石当天的日记记有和力行社成员谈“力行哲学”的记载，⑤1984年，邓元忠正式出版了《三民主义力行社史》，修正了原来的提法，改而确定力行社成立于3月1日。同年，邓元忠还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释》一文，在谈到力行社活动时，也持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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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87、116—117页。
② 邓文仪：《民族复兴记》，转引自陈敦正《复兴社、青白社、蓝衣社》，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65页。
③ 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37辑，第136、138页。
④ 肖作霖：《复兴社述略》，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11辑，第71页。
⑤ 邓元忠：《民族复兴运动在民国史中的意义》，载《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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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之说。①从邓元忠研究力行社的有关论述所引用的若干资料看，3月1日成立之说，有相当的可靠性，其理由有二：（1）邓元忠因是邓文仪之子的关系，熟识许多国民党大陆时代的党政要人，他在研究力行社历史时，曾多次与其父长谈，并走访了滕杰等原力行社中坚分子，征得了许多重要的口述史料。邓文仪可以在这些口述史的比较、鉴别的基础上，寻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2）邓元忠因其家世身份的缘故，接触了若干台湾迄今尚未开放的档案资料，尤其台湾方面允许邓元忠利用蒋介石未公开的日记等重要资料，邓元忠利用这些便利条件，参考口述史料，兼之受过正规的史学考证方法的训练，较之仅依靠回忆资料得出结论更为可靠。
笔者同意3月1日成立的说法，主要的依据是冷欣的有关回忆能从侧面对3月1日成立之说提供补证。冷欣是黄埔一期毕业生，1932年初正在南京陆军大学读书，但滕杰等在筹组力行社时却把他排除在外，力行社召开成立大会时，冷欣没被通知出席，但他却听到风声赶到会场，然而却被主持会议的蒋介石赶出了会场。②事隔几十年后，冷欣坚持力行社3月1日成立的说法。冷欣声称，力行社3月1日成立，不致有误，因他个人“当日因事，有笔记为证”③。冷欣被撵的插曲反映了当年成立力行社的极端秘密性质，此事不仅给冷欣，而且给当时的与会者均留下深刻印象。干国勋、邓文仪在回忆列举参加力行社成立大会名单时，曾误把不少未参加者列入，唯独没有列入冷欣的名字，而冷欣把这件事记住，也完全在情理之中。所以迄今为止，冷欣提供的这个回忆资料，就成了佐证邓元忠有关力行社成立于3月1日的有说服力的证据。
尽管干国勋、邓文仪和邓元忠在力行社成立日期上看法有异，但综合他们的看法再和黄雍、冷欣的回忆相对照，我们可以确认，至1932年3月初力行社成立时，尚无复兴社组织。由此可以断定，康泽关于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4月的回忆有误，“复兴社成立，是在力行社之前”的说法，不能成立。
二、力行社的组织层构
由于力行社采用秘密组织的方式活动，外界难以了解其组织状况，当年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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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邓元忠：《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释》，载《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84年，第31页。
② 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37辑，第141页。
③ 冷欣曾向陈敦正提供了这个情况的资料，见陈敦正文，载《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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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的重要人物在回忆有关情况时，有的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例如康泽回忆认为，“力行社只有其名，并无组织活动”，“复兴社自始至终就是复兴社”；①还有人当年仅在力行社某一层组织活动，而不清楚力行社全貌，回忆当年活动时，往往以偏概全。因此，数十年来，关于力行社的组织层构，一直众说纷纭。
根据近年台湾陆续披露的新的资料，现在我们可看清力行社各级组织层构的基本面貌。
力行社从组织功能看，有三个层次，依地域、职业分布则有四级，从其组织形态看，还有核心与外围团体之别。
1、“三民主义力行社”为核心层组织，由蒋介石任社长，是决策机构。内设干事会，分设书记、组织、宣传（有时称“训练”）、特务等处，1937年底又加设经济处。力行社内与干事会平行的，还有检查会（亦称“监察会”）。干事会、检查会及各处处长人选，皆由蒋介石亲定。此组织对外严格保密，吸收成员极为严格，须经蒋介石亲自批准。
2、中层组织有二：“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两组织兼决策和执行功能，和力行社同时成立。1932年3月至1933年3月初，两会与力行社干事会合并办公，人员多由力行社干事兼任。“革命军人同志会”自1932年4月起，首先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内，开始吸收会员，因在国民党军队发展组织，引起军队内部矛盾加剧，1933年春，“革命军人同志会”被蒋介石下令撤销，原班人马全部并入力行社内新设的军事处。“革命青年同志会”成立后，最先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内发展组织，1933年后，力行社多以此组织名义吸收骨干分子。该会设有办事机构并有经费供应，此组织一直延续到1938年并入三青团。
3、基层组织即为复兴社，此系力行社第三层组织，担负执行功能。1933年7月，康泽等提议，为扩大力行社效能，应放宽吸收尺度，成立复兴社为第三级组织（康泽回忆中对此未提及）。康泽等的这一提议，经力行社讨论，报蒋介石批准后，复兴社始成立，②1933年8月27日，蒋介石亲自拟定复兴社宗旨，③复兴社成立后，主要在各界中、下层知识分子中吸收成员，复兴社的具体事务则一律由“革命青年同志会”骨干分子在幕后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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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37辑，第149页。
② 见于国勋：《驳斥“中国国民党复兴社组织蓝衣社”一书》，載《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91页。
③ 见邓元忠：《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述》，載《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4年，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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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力行社——革命青年同志会——复兴社，层层密匝，构成了力行社的三个层次。凡力行社成员，即自然为“革命青年同志会”和复兴社成员，而这两个次级组织的负责人皆由力行社骨干担任，但是革命青年同志会成员要加入力行社，则必须经力行社干事会讨论，再报蒋介石核准，经宣誓方能升为力行社成员。复兴社成员要转为革命青年同志会会员，亦需经后者领导会议通过，再分批报蒋介石批准宣誓后，才能升格为革命青年同志会成员。但是，大多数复兴社成员对其上两层组织却绝少知道。
力行社还根据地域和职业的分布情况，密布其基层组织。这主要反映在复兴社的组织系统。在1933年后，为严格保密力行社组织，力行社和革命青年同志会已隐身于复兴社之中，它们的活动也基本由复兴社出面承担。复兴社上承革命青年同志会与力行社，在南京设支社（会），支社（会）下设小组，形成了四级组织。复兴社还在各职业部门也建立了组织，计有军队分会，交通分会（对外以“交通学会”为名活动）、体育小组、新闻小组等，除此以外，复兴社在海外也设立了组织，力行社还根据当时社会的特殊情况，在核心组织之外，分设了一系列的外围组织，作为配合。如忠义救国会、中国文化学会、民族运动委员会、中国童子军励进社、西南青年社等等。
力行社上述外围组织的有关章程均由力行社干事会讨论通过，其成立都经蒋介石亲自批准。这些组织都有日常办事机构和经费供应，从力行社——革命青年同志会——复兴社到各种外围组织，至1938年计有成员约10万人。
以上是力行社组织层构的基本面貌，至于康泽所说（只有复兴社，力行社无活动），可能一是年代久远，撰写回忆录时手边无参考资料；二来在于力行社1933年后的大量活动，皆以复兴社面目出现，易产生混淆；三是康泽本人是当年力行社核心人物，在撰写回忆时对自己活动稍有讳隐，其实，正如干国勋等一再强调的，自始至终，力行社是最高核心决策机构，革命青年同志会是执行推动机构，复兴社“只是点线的奉命行事”。①
长期以来，史学工作者在研究30年代力行社活动时，都深感缺乏档案资料的难度，于是康泽的有关回忆就成了考察力行社活动的最重要的依据，大家一直未对康泽回忆的准确性发生怀疑。现在随着干国勋等回忆的出现，我们始有可能对康泽的回忆进行辨析，并把康、干等回忆互相校订，不仅康泽、干国勋等回忆中的史料价值可以真正呈现，力行社的面目也有可能逐步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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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干国勋：《驳斥“中国国民党法西斯组织蓝衣社”一书》，载《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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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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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①
孙科是中华民国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以政治态度善变而著称。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唯一儿子，青年时代即在美国加入了同盟会。1922年底，孙科被孙中山指定参加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从此正式进入国民党中枢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科历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要职，曾两度担任行政院院长。自1933—1948年底，出任立法院长一职，前后长达16年，是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成员之一。然而，国内史学界对这个民国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至今尚未充分展开研究。本文欲截取孙科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段，探讨1924—1927年孙科政治态度的复杂变化，就大革命时期孙科的政治活动及思想几经转变的过程进行考察，以求揭示孙科的政治态度变化的背景、特征和内在矛盾性，以及这变化与时代潮流的关系。
一、从反对联共到支持“西山会议派”
1917年夏孙科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后回国，担任非常国会及外交部秘书，主要从事为革命政府筹款的工作，从而正式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从1917年起，孙科由廖仲恺推荐，连任三届广州市市长，对推动广州市政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22年下半年起，孙科开始担任负责职务。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主持召开改组国民党会议，指定孙科等9人组成国民党改组案起草委员会。次年10月，孙科被其父派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参加筹备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孙中山在大会上宣布改组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国共合作的局面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同时，它也成为对原先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一批国民党人士的严峻考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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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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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儿子孙科，自然也莫能例外。孙科虽然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并代表临时中央执委会作了关于党的章程草案的报告，但却竭力反对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在孙科看来，容纳共产党后，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将受到威胁；而排拒共产党将不影响国民党实行联俄和扶助农工政策，孙科对联共政策的反对态度受到了孙中山的严厉批评，孙中山划掉了原先拟定的中执委名单中的孙科名字，使他在国民党一大未能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①孙科尽管受到其父的批评，但是他并未改变自己的观点，从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至北伐前夕，孙科反对联共政策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以孙科为中心，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为据点，形成了一个反对国共合作的“太子派”右派集团。孙科在国民党内资历、声望皆不能与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相比，孙中山在世时，孙科并未能担任军政要职。孙科在国民党内之地位，基本上乃是由于孙之特殊身份而造成。孙中山作为国民党最高领袖，他的唯一儿子孙科，也无形中受到各方的另眼看待。孙科在国民党一大后，主持广州市党部的工作，由于国民党当时之势力，仅及广州一隅，因此市党部地位虽低，但在整个党内却有着特殊地位。孙科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自国共合作建立之日起，就公开表示怀疑。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孙科发言反对国共合作，遭到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驳斥。1924年6月1日，孙科和黄季陆联名，攻击共产党员违背国民党党纪，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要求“制裁”共产党的提案。他还劝告廖仲恺，不要轻信共产党人。②由于孙科的特殊身份和他的露骨反共态度，一个以孙科为中心，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为据点的反对国共合作，名叫“南堤俱乐部”的“太子派”在1924年开始形成。属于这个派别，在当时和孙科交往较多的国民党员有吴铁城、傅秉常、马超俊、梁寒操、李文范等，邹鲁、伍朝枢等国民党元老和孙科的关系也比较密切。
第二，孙科积极支持“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开始抬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西山会议派”。孙中山之死，一方面对依赖其父声望扩展自己势力的孙科无疑是一沉重打击；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又使孙科少了一重大限制。孙中山在世，孙科毕竟不能大张旗鼓和其父主张对着干；孙中山病逝，孙科遂可正式实施其反共主张。因此，在一致主张反共的前提下，孙科和“西山会议派”一拍即合。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孙科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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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何香凝：《回忆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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