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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西风凋碧树-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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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
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
——钱惟演（公元？—1033年）
一
中国最鼎盛的朝代大唐帝国于公元906年寿终正寝，代之而起的是无数个割据一方的短命王朝。因中原地区先后有五朝立国，史家遂简称此为“五代”。“五代”之世，持续了五十余年。
日月如惊丸。
也只有经历了无数苦难无数离乱无限悲哀无限凄惨的人才能真正体会时间的意义，因为造物主喜欢将流光的推移放在渐变的法则下进行，使之宛如一条静静的河流一样悄无声息，倏忽之间，沧海桑田，世界已经不再是旧日的光景了。幸运的是，忠臣义士却多出于乱世，面对艰难的世界，他们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最终在难以觉察的晷移寒暑中发现了这条真理。尽管也有一些超凡的智者视若无睹，悲哀的愁人空怀愤懑，但苍白的面容下其实都是心潮难平。看起来乱世也多隐者，然而真正的高人却是无法逍遥世外，无论是箪食陋巷抑或是垂钓江渚，他们皆如同身登蓬莱而遥望齐州，九点烟云中，往往慨然浩叹。所以说，总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决定了乱世是不会长久的，愈是黑暗，期望光明的程度也就愈为炽烈，尽管没有多少人能真正地知道从黑暗到光明的过程需要多么大的代价。
这种感慨却不是书斋里的无病呻吟，从公元906年开始以后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连后来习惯于心平气和不动声色的史官们都常常用“呜呼”两字表达他们对这段黑暗时代的激愤之情，所谓“唐室既衰，五季迭兴，凡易八姓，纷乱天下五十余年”。确实，如果欲节省笔墨而一言以蔽之的话，也没有更好的句子能概括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中国史家自古而来的直笔信条，是严格区分正统与僭伪、王霸与偏安的界限，用到这一场合，便就是把入主中原的五代王朝奉为正朔，但这却丝毫不能掩盖四海之内如火如荼的权欲之斗。五十余年中，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一茬茬自封的僭位的傀儡的皇帝们杀人、剖骨，铜柱炮烙，酒山肉海；芙蓉帐暖，折磨着可怜的妃嫔们柔嫩的胴体；铜雀春深，聆听着战鼓伴奏下的《玉树后庭》。所有的人文伦理和道德信仰都已在博取生存的实用法则下被践踏殆尽。文明已久的中国何曾有过如此荒唐的岁月？天下势乱久必治，是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公元960年，“真命天子”终于降生。
照理，记叙一个新王朝的历史并非一定要把前因后果剖析如缕。但我们对“五代”却不能不提，且把它作为起笔来带出全书，这个用意应该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的意义不久就可以随着叙述的深入而渐渐看出。一个极端荒谬的时代必定会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伴随着矫枉过正的革新，这一浅显的道理恰恰又正是历史演进的不二法则，姑且在这里强调出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让我们还是从小处着眼，从大处着墨。
据说，新朝的出现便就是许多大智大慧的人早就成功地预言到了的。比如，这个季世中有位疯疯癫癫的和尚就曾对人说，尔等渴望太平，若要太平，则须等定光佛出世。说这话的时候，狡黠的眼神让人一见便知其人佯狂欺世的本相来。遗憾的是听者大多是粗鄙的百姓，既不知定光佛是何方神圣，更不知去哪里祈祷真神的降临。听者既漠漠，言者更戚戚，于是无话，和尚收起褡裢，飘然而逝。这一走又是数年。
易代之际常常会有这样的故事流传，它们往往都是一些神秘的寓言，被用来揭示一种不可抗拒的未来，表明将要发生的事情都是上天的注定，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当然这都是当时人或后来者别有用心的臆造，一言蔽之，无非是把世事变化定义为合理的演变而已。这在古代称为“谶”，太平时期尚不多见，但每当革故鼎新之举成为必要时，它们便会纷纷出笼。
大宋朝的开国君主、令人景仰的“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史称“宋太祖”的赵匡胤在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四这一天，那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发生的当时，自己有没有当皇帝的意思，倒是不得而知，但追述已往，这却无疑是他心里存想已久并早就预谋准备的事情。五代是有名的乱世，乱世的特征就在于人人都能取天子而代之。三十四岁的赵匡胤历仕二朝，随着知遇之恩甚重的周世宗南征北战，什么场面没见过？这一套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不过的了。不过，赵匡胤的愿望却很独特，他要的是兵不血刃而手拿到来。这位后来的新朝太祖皇帝在当时确有一般人不能望其项背的优势，一是因为他勇猛善战，功勋卓著，能做到国家辅弼的高位，业已拥有操纵废立的实力；二是他志存高远，苦心孤诣，有着常人所不能有的超然智慧。另外还有一条原因就是他身边有一批肯两肋插刀的部属，尤其重要的是，这些跟着他混饭吃的人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有了赵匡胤的富贵，才有他们的功名利禄。所以，当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指挥使赵匡胤率军出京抵御契丹族入侵，兵次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时，手下的不少人就要他做皇帝。
早在此前，开封城里就有一句民谣在流传，说的就是官为“策点检”的赵匡胤“将为天子”。看来一切早有准备，或者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将都是顺理成章的。但太祖为人仁厚，当然还要点面子，他不愿意落下个乘着少主冲幼而篡夺大宝的恶名，于是很巧妙地喝了几杯酒，略有醉意之后，自去睡觉，事情会有人去处理。其实晚上计议就已结束了，第二天是正月初四，一大早便有人把黄袍披在了太祖身上。
这与九年前的一幕何其相似！那时太祖还是后汉枢密使郭威的部下，当后汉幼主登基时，郭威是顾命大臣之一，手握重兵，独揽大权，与今天太祖的地位相当。也是在率兵御寇兵次途中之际，忽然间诸军将士鼓噪而起，伏拜马前，要郭威做皇帝。郭威当然也表示自己绝不敢当，甚至退居馆驿闭门拒之。可兵士们不依，登墙越室而入，涕泗并下，请为天子。其时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最终有人扯裂黄旗披在了郭威身上，刹那间山呼震地，郭威感极而泣。就是当年的尧荐舜让，大概也没有如许热闹的场面。
太祖的黄袍加身没有做戏做得如此过火，这是因为太祖弟匡义和后来成为新朝第一位贤相的赵普极懂事理，知道怎样控制节奏。不过太祖话说得太妙了，当一切都结束时，太祖说：
罢，就依你们了，你等要贪富贵，如是奈何！
是“你们”而不是“我”，这是太祖“巧妙”之核心所在，所以他在说这话的时候，还由衷地叹了口气。这也是不能不叹的，因为潜台词表示还有话没有说。于是众人齐道，但凭吩咐。太祖便说出一番话来，太祖说，欲立我为天子，须听从我的命令，不然，我是万万不愿做的。千万不能小看太祖的这番言语，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个前提奠定了本朝立国的基础，三百年中，竟就没有发生过拥兵自重、犯上作乱的事情。当然这是后话。太祖既然黄袍加身，理所当然地班师回京，当天即整军从开封仁和门入城，一路秋毫无犯。翌日，在崇元殿行禅代礼，太祖就龙墀北面拜受，此后，由宰相扶升殿，服衮冕，即皇帝位。因新帝初所领节度使在宋州，于是号天下曰“宋”，改元“建隆”，大赦天下。
《尚书》上曾把有文德才艺之古帝王称为“艺祖”，这是对开国皇帝的一种美称。本朝人博古尚文，遂称太祖皇帝为“艺祖”，在另一方面，当然也是出于对太祖的崇敬之心。这和当时人们口语中常把天子称为“官家”的意思一样，“官家”来自于“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的成语，同样表示了一种对皇帝的尊敬之情。确实，太祖皇帝自是与五代如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天子们不能同日而语的，他在很多方面当得起“艺祖”这个称号。这一日禅代大典的重头戏是在殿上宣读禅代诏书，这当然是由饱受古训且文笔精湛的大手笔撰写，一个识时务者翰林承旨陶谷早就拟就了这道诏制。尽管就古有之例来看，这种无可奈何的文字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总的来说这道禅让表还算谦逊平和，也给旧朝留了些面子。以后周幼主柴宗训口气所说的一句“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国命有归”，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活生生的现实。难怪华山隐士陈抟闻宋代周，十分欣喜地说：“天下自此定矣！”
这无疑又是一个善良的谶言，因为天下当然不是一次黄袍加身就能太平了的。但艺祖没辜负天下渴望和平者美好的期望，远交近攻，辅以仁厚爱人之德，先定周境，继平荆湖，灭后蜀，再取南汉、南唐，最后吴越入朝归顺，江南大平。除了北面的北汉、辽以外，差不多也就算得上是天下一统了。不过，这一切将近用了十三年的时间。艺祖陛下完成了这百代功业，竟也就在吴越入朝的那一年，公元976年，驾崩仙逝。御弟匡义（建隆元年太祖即位时改名为“光义”，此际又改名为“炅”）即位，继续太祖未了的事业，在接下的几年里，又收服了江南泉、漳二州十四县，再灭北汉，基本上奠定了本朝的版图。只是连征辽国失败，不得已屈己议和，采取守势。难以预料的是，先知圣人孔子“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话却没能应验，这一守竟就是三百年！
世事虽不是完全不可预料，但天机又岂能处处泄漏。就是华山隐者陈抟，这位推出《先天图》，发明象数之学的有道高人，也未能指明三百年的后事，又何论奔走尘寰的芸芸众生？人们只是沉浸在新朝初政光宅天下的仁明化浴中怡然自得，饮酒赋诗，歌舞逍遥，享受着人文洋溢礼乐雍然的快乐和自豪。夷狄之辈又何惧许多，在文明的感召下远人来归，定将是迟早的事情。这是久乱而重新归一的时代，天德人文便不可阻挡地大放光辉。从太祖皇帝率兵回师开封，在崇元殿即位的那一刻起，这种基调就已经定下了。
人们常说，每一种事物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会显现出一种“气象”，这种气象是从涵养深处孕育而生自然流露的，如同春风化雨一般无处不在。或雄壮高古，或粗俗卑陋，决定着攸化神运的起承转合、成住坏空。本朝的气象如何，虽然目前还不能遽下结论，但经历过五代乱世血淋淋的残酷后，新一代天子必须以仁德去服天下，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新朝的运祚就会像五代的王朝一般短寿而夭。不过，“仁”的力量并非是无往而不胜的，假如没有廓清四合、荡涤天下的雄威，一切仁德便只剩下徒具其表的外衣，好看而不中用。太祖成为天子后就常常不能安然入睡，他不止一次向他的忠直大臣赵普抱怨说，一榻内外，全是他人鼾睡。事实也正是如此，多年的痼疾并不会因为新朝的建立而一旦消亡，更可怕的是，如果矫枉必须过正的话，那就会带来新的问题，它们与此前的病端虽然不尽相同，但所有的疾病性质总是一样的，一切都以最终危及生命而结束。太祖的一生就是在仁与威的矛盾交织中度过的，不幸的是，它也同样会贯穿着本朝历史的始终。
还是回到大宋朝建立的那一天来。那是公元960年正月初五，这一天本是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既无日月星辰之变，也无五行灾异之象，除了任职旧朝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韩通因不从新朝，全家被杀外，由于太祖的严饬，诸如惊犯宫阙、侵凌朝贵及剽掠府库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很平静。细述起来，本朝建立的这一天太祖皇帝自然有许多诏令，就像每一位承受天命的受禅者一样，给前所未有的新朝开辟一种崭新的气象，虽然都是形式上的，但却不能不做。比如内外军士赐赏，贬降者叙复，流配者释放，父母该恩者封赠，以及遣使遍告诸国，诏谕诸镇将帅等等；此后，告祭天地社稷，加官晋爵不等。到了正月十七日，最后一项措施立太庙完成之后，新朝便可以说正式开始了。新朝政令没有提到国都的问题，原因也很简单，本朝受禅于周，自是以周之国都为国都，太祖既然是在崇元殿庭中拜受周禅，那么一切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于是，大宋的国都便就是开封。因其地旧属汴州，又名汴梁，相对于西京洛阳而言，本朝人遂又称之为东京汴梁。
从来都没有哪一个王朝像我大宋帝国，诞生之初，就是衰亡之始。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2节 宗庙社稷
国家首都的意义就如同“宗庙”、“社稷”一样，也是一个原则上的事情，有很大的讲究。
首都常常又称作是“京都”、“京师”。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故曰“京都”；京者大也，师者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故又谓“京师”。汴梁本是唐代的汴州，后梁建为东都，后晋称为东京，本朝因其名，定为国都。于京都置开封府，京畿一路辖有五州四十二县，后虽稍有增损，也有十六县。
从古代“天下九州”的意义上来说，这里是“兖州”之域，春秋时为郑地，战国时为魏都，居于中原要地，是有名的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据说大禹塞荥阳泽开渠以通淮泗，名莨菪渠，就是后来的汴渠。汉时河、汴决坏，汉明帝曾遣使者修治汴渠，隋大业中更令开导，引河水入汴口，名通济渠，再东引入泗，连于淮，至江都宫入于海，亦请之御河，河畔御道植柳，炀帝巡幸，乘龙舟而往江都。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公私漕运商旅轴轳相接。单从汴梁连接着汴渠与通济渠这一点上，就可见其地位之一斑。
帝国中心枢纽的地位，决定了东京汴梁的迅速兴盛。唐之汴州旧城，周回不过二十里一百五十步，本朝太平兴国年间大事扩充，新城周回增至四十八里又二百三十三步，称为国城，又曰罗城，使东京的面积增加了一倍，没过多久，便一跃而成为帝国最大的城市。东京陷落后，它的风华繁盛成为当时无数人心目中的美好追忆，并被发之笔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便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种，人们从中可以看到正史记载里所无法具备的东京的生动形象。
不过，帝国首都却无险可恃。
汴梁自古就是有名的“四战之地”，即所谓四面平坦无险可守而极易遭受攻击。战国时的赵国也是立国于四战之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得已采取一条“全民习兵”的政策，以作抵抗外侮之备，但最终还是被以关中险固之地立国的秦国所败。四战之地虽是兵家必争之要冲，却非帝王之居，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京师乃国家中枢所在，一旦有虞，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大事，銮舆播迁，政令不行，这种灾祸将足以动摇宗庙社稷。
问题还不仅仅在此。本朝从立国那天起，对国家的威胁主要就是来自北方。太祖平复周境虽然未费功夫，但对北汉就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北汉之地在黄河以北，离汴京就只是相隔一河而已，以太祖受禅后的实力，守虽然可以暂无大碍，但立时克服，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太祖立下的国策是“先南后北”，尽管这是条极富谋略的战略，但多少也是出于无奈。更何况北汉之外，还有辽国，夷狄之心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挥戈南下，以汴京平坦开阔四通八达之地，又岂能轻易战守而游刃有余？自太祖时起京城陆续汇集了全国的精锐之师数十万之众，目的就是捍卫京畿，但即使是天险，也有险不足恃的时候，更何况汴京这个根本就无险可守之地！
其实在建国后不久，太祖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完全是一个偶然，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三月初四，太祖西幸洛阳。西京洛阳原本是太祖的出生之地，他在此度过了充满美好回忆的少年时光。不过，皇上自从十二岁离开后，十年仗剑漫游，十年戎马倥偬，君临天下后又日理万机，一直再也没能很好地重游故地。此番亲身体验到西洛山川关河的雄壮，一刹那间大生感慨。太祖想，据此险固之地而立都，则可以不繁冗兵而自固，岂非天赐之便？新朝开国皇帝这时开始后悔自己匆匆建都开封的草率，于是提出迁都。一代雄主发自内心地认为：一迁洛阳，再迁长安，效汉唐故事，应该是绝妙的霸策。可惜的是，从驾的大臣无不反对。首先是起居郎李符上疏不可，太祖不听。祭祀先祖罢，皇上赖着不肯起驾东返，那意思就是想造成既定事实。对此，群臣甚是惊骇，一时无有谏者，但有位不肯服输的大臣再度上言。
这是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他的话说的似乎很实在：东京有汴渠，因而便有了江淮每年数百万斛的漕米，都下数十万兵马仰给于此，陛下留居此地，米从何出？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安固已久，岂能动摇根本？！
那就径迁长安！皇上的主意在那一刻还是坚决的，所以他赌气说出此话。
终于有人叩头了，凡是懦弱无识而又自命效忠的人最后总是会祭出这个法宝。这是晋王赵光义，皇上的御弟、新朝主要的军事统帅，同时也是太祖黄袍加身的始作俑者之一，他的话自然有着相当的分量。晋王以首叩地言辞恳切：陛下，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啊！
太祖沉默了。他明白这件事情一旦错了就无法改正，一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以沉默回答晋王。晋王退下，太祖长叹：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这是太祖第二次长叹了，这一次是英明的太祖陛下为顾全大局而作了一个灾难性的妥协。这件事情的影响是如此的深远，以至于它的是非功过，简直无法评说。新朝的开国皇帝在这件事情上确有远见卓识，可惜的是没能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尽管后来也不断有迁都之议，但都不能付诸实施。
太祖于西幸洛阳七个月后去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二十一日，御弟晋王赵光义出乎意料又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大宝。说出乎意料，是因为历朝历代的继承原则是父丧子代，除非万不得已，没有兄终弟及的道理；但这又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赵光义是新朝的第一功臣，没有他就没有宋家江山，他的仁厚与统御才能更不让于乃兄，在国家初立，外患未平的创制阶段，以他的地位与威望入继大统，当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这多少有点不正常，朝野有些议论和谣言也是事出有因。说起来也是光义有心要当皇帝，否则，有太祖谦虚仁慈的美德在前，即使天子猝死变故突发，朝廷内外一时没有准备而有传位于弟的意向，光义理所当然也还是必须谦让的。
新朝的第二位天子，史称“太宗”。
太祖时期，尚为奠定国统而南征北战，对首都的担心当然显得有些多余。相反，以四战之地取攻防要枢，纵横捭阖，倒有许多战略上的优势。更何况太祖取的是攻势，攻的意义就是在别人的土地上摆开战场，需要以决定性的战略决战一锤定音，于是进退自由的汴梁并非不是一个定都的佳选。可当太宗受挫于辽，国界渐渐确定后，这个问题就开始隐隐约约地严重起来。
太宗的对外国策以“歧沟之战”的失败为标志形成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3节 本朝的统一
本朝的统一方略其实并不显得如何雄大。太祖的意思是南方基本平定后，帝国对北方的目标应该主要就是“燕晋”，“晋”是指太原的北汉，也就是后汉的一股残余势力在黄河以北建立的小朝廷；“燕”则是指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给契丹辽国的幽蓟十六州之地。特别是在辽国统治下的燕蓟，太祖甚至想先以金钱赎买，假如不果，再徐图以武力。太宗即位后首先于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灭掉北汉，这一胜利使得新朝的嗣皇帝开始对立时收复燕蓟产生幻想。平定北汉后没有多久，太宗便要下令乘胜进军。
但是辽兵的威猛给宋军的印象似乎非常深刻，大家都不能忘怀在攻伐北汉的过程中，辽军不时的侧翼进攻给我方造成了多么大的难堪。军中诸将的疑虑与天子的跃跃欲试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下，使得太宗本人也显得犹豫起来。幸好殿前都虞侯——领掌宿卫禁兵的中级军官——崔瀚说得斩钉截铁：
乘此破竹之势，取之易如反掌。机不可失！
太宗大喜，决心遂下。于是，宋朝大兵直趋辽境，进而包围了南京。辽国先后设有五京：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辽之南京在今北京市，公元938年设，是辽国逼视大宋的军事重地。宋军一路报捷，兵临南京城下，逼得辽守军几无生机，差一点就要大功告成。不幸的是，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却久攻不下，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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