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1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睿�在他看来，任何违背于圣训的事情都是一种邪恶，一个正直之士的惟一目标就是向圣人看齐，绝不容许有半点的杂念。因此，程颐其实是个绝对的宗教家，为人严肃而苛刻，在他身上已没有丝毫的人情，有的只是对终极目标的坚定信仰。他平生不喝茶、不观画，亦极少做诗，甚至自己生日也致斋恭肃，不事宴饮。自从主掌天子讲筵后，程颐自感责任重大，夙夜殚精竭虑，惟欲主上德如尧舜，因而既有点性急，更有好多做法不近情理。十几岁的幼君下课后折了一条柳枝，程颐也要板起脸孔告诫道：春天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对此，有一些人认为他不愧为天子导师，但更多的人不以为然。连推荐他的司马光也曾感慨而言道：　　　　
　　　　“人主之所以不欲亲近儒生，就是这种人坏的事！”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8节　无风不起浪

　　　　无风不起浪，苏轼极其讨厌程颐更是大有原因。苏轼此人一直就非同凡响，他出生于相对和熙而富足的四川，接受了各种思想流派的影响，既不乏黄老清静之学，也沾染了纵横机辩之气，同时又喜好佛教、精通禅理，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因此倾向多变而态度不定。苏轼又有极高的文学之才，诗词书画无一不能，情感丰富旷达任性之外，也有些狂傲不拘之气，人生和仕途的蹇困侘傺也并未改变他的这种禀性。苏轼是与程颐截然不同的人，自然无法忍受程颐的迂儒作风，他本就性不忍事，喜好谐谑，连平生最敬重的司马光也敢骂，又何况程颐！苏轼早就指责过程颐言行迂阔，好古不当，有时甚至处处与他对着干。不过，这一次做得太直露了，程颐即使不以为意，也有人会为他抱不平。程氏兄弟虽然无权无势，但他们一直在开馆授徒，传播学说，拥有众多的学生，这同样是一个不容低估的力量。　　　　
　　　　十二月，程颐的门人左司谏朱光庭、右司谏贾易这两位谏官，因为其恩师无端受辱而心不能平，开始围攻苏轼。当然，这件事情本身并不能构成弹劾的理由，他们必须要从严重的政治问题上着手。朱、贾两人着重指出的是苏轼在主持学士院馆职考试时出的一道考题有问题，有讽议朝政之嫌；苏轼对天子之师程颐的不恭作为一个附带的证据也被提了出来。弹劾甚至还指出，苏轼对死去的司马光也有极不负责的言论。苏轼当即上章自辩，表示不能接受这种指责，而他的同乡兼挚友殿中侍御史吕陶上疏，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朱、贾之举明显属于公报私仇，同时对朋党之弊重新抬头表示了忧虑。　　　　
　　　　吕陶的担心不无道理，但他的参与却很不明智。朱、贾是程颐的学生，而吕陶本人是苏轼的同乡，事情的本身就给人以“朋党”之嫌。虽然侍御史王觌特别是元老派人物宰相吕公著、枢密使范纯仁居中作了一些调停，暂时压制住了事态的发展，但苗头一旦出现，就说明事情起于内部，外在的力量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到了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的八九月份，程、苏两派的往复诋讦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人们以地域为名，称程颐一系为“洛党”、苏轼一系为“蜀党”。“朋党”一词毫无避讳地出现在朝野上下的议论当中，固然带有一定的批判意味，但多少表明本朝的政局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是什么样的一个基本态势了。　　　　
　　　　“洛党”、“蜀党”之争的激化促使朝廷的派系进一步明显。王安石一系的新政人士蔡確、章惇等还在继续反抗，与之相对的则有司马光一系，以执政官之一尚书右丞刘挚为首，刘挚这个人很值一提。　　　　
　　　　此公字莘老，永静军东光人，早享大名，王安石初秉政时，搜择人才不遗余力，擢其为中书检正。但仅过月余，刘挚即与安石议论不合。神宗召对，问道：　　　　
　　　　“卿是否从学于安石？安石多次称赞卿器识俱佳。”　　　　
　　　　可刘挚却不买账：“臣东北人，少孤，独不识安石。”　　　　
　　　　刘挚一贯强项，他曾与曾布在司农寺对辩，并要求天子将两人所上奏疏宣示百官，让大家考定是非。刘挚的大胆使其声誉鹊起，逐渐成为司马光一派的栋梁人物。他是河北人，此派遂被其他几方称为“朔党”。朔党人士本就以正统派的面目出现，大多担任政府要职，更是一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在天子冲幼、后宫听政的政治局面下，就是吕公著等元老独立其外而有心调和，也不能有效地阻止这场派系斗争。　　　　
　　　　从表面形式上讲，学统是地域之外形成朋党的另一个要素，程颐一派就属于这样一种性质。学术讲究师承家法，这是源于见解的不同和生存的需要，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使学术走向政治而去争一个正统地位，这就与学术的意义背道而驰了。当年王安石定《三经新义》，以一家之学入居官学，实际上就是一种倒退。程颐的弊病同样在此，单单因为恪守古礼而不近人情，并不至于能引起政治上的反对，可如果坚守正统而排抑他人，就难免怨诟交集。在这场斗争中，程颐是第一个罢职的人，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八月，他被冠以“污下检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的罪名调到国子监。贾易虽然也同时罢知怀州，但不久又重新回朝，取代其师而成为洛党的主将。　　　　
　　　　苏轼的无奈在于遭受到几方面的夹击。洛党之外，新政人士对他自然恨之入骨；司马光一系的实权派中，也有很多人因为他对元祐政治的态度而有所不满。苏轼性格是独立不拘，在他看来，早年是人多附王安石，现在是人多师司马光，所随不同，为随则一。他既然不愿“随”，也只有离开是非之地。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求外任被批准，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后，出外的苏轼曾以退为进展开反击，在朝出任要职的胞弟苏辙也曾一力援引，但仍然未能敌过洛党和朔党的攻势，两度被召回朝廷，又两度被逐。只有程颐还不失聪明，自罢讲筵后一再求归故里，最后以父丧去职后坚辞不入，专心于学问，暂时脱离了风波险恶的政坛。　　　　
　　　　　　　　
　　　　值得一提的是，谏诤之职放弃纠察王过的本分而与御史合流，终于使台谏成为朝廷争讧的绝对主角。“洛党”一方有左右司谏朱光庭、贾易，“蜀党”一方有侍御史吕陶，而朔党则有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右正言刘安世、监察御史张舜民，此辈仗着“言者无罪”的原则而气焰高涨，相互诋毁攻击极尽能事。　　　　
　　　　御史本乃掌纠百官过失，如此倒也罢了，但谏官劾奏百官有恃无恐，说到底是本朝天子的一种策略所致。本朝内重过于前代，若不养言者锐气以折权臣，如何救指鹿为马之患？圣人设过防之计，固乃不得已而为之。太宗将原来的谏官名称左右“补阙”、“拾遗”改为左右“司谏”、“正言”，就已经寓有扩大职能鼓励直言的意思；真宗时别置谏官、御史各六员，增其月俸使其专亲职事，开始使谏官名副其实。仁宗时陈执中为谏官，屡请专门设置谏院的办公机关，这一请求在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得以实现，朝廷下令以原门下省邸宅充谏院，而将门下省搬至右掖门西，这又可以看作是谏垣走向强劲的一个征兆。而真宗、仁宗皇帝都曾下诏允许谏职论奏百官营私舞弊，不断申明台谏具有“防臣僚之不法”的本分，终于使习惯演化成为制度。照旧理，谏垣之职负责纠绳天子，人员应有宰相任命，可天子既然有意改变，便相应地予以更新而设立回避法，仁宗以来，历代都有严敕辅臣不得荐用谏官的事情，遂使谏垣一变而成为宰执的对立面。　　　　
　　　　御史一向有风闻论事的权力，即弹劾时可以略告事人姓名，称“风闻访知”，纵所言不当，或在疑似之间，亦不受词讼之例。渐渐地，谏官也有了这一特权，台谏混一，共同成为人主的耳目，其作用便相当可观。当年石介为阻止夏竦的入相，一夜奔走游说于台谏官之家，以至所乘之马为之疲毙，可见台谏在朝臣心目中的地位。　　　　
　　　　谏职权限的扩大本不是坏事，但允许这种强大的势力成为执政官的专门掣肘而破坏了君相权力的平衡，其害处就十分明显。仁宗嘉祐时的一位宰相刘沆就对台谏滥用权力甚为不满，他对皇帝抱怨说：　　　　
　　　　“自庆历以来，台谏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　　　　
　　　　刘沆是个明白人，他指出的弊端很有道理。但像他这样的宰相却不是很多，此后的大多数宰执大臣一味从“广开言路”的原则上考虑，有意无意地纵容了“议论多于事功”的陋习愈演愈烈。　　　　
　　　　朱光庭、贾易弹劾苏轼之后，吕陶反对，而王岩叟等则赞成，皇太后以两派结党，本有同逐的意思，但吕公著却以为不可。在这位宰相看来，言者无过，朝廷绝不能以言官的得失而降罪。这种规限人主的考虑固是不错，也符合设立谏垣的本意，但台谏沆瀣一气而另立山头，无论如何是不能轻视的。吕公著以为自己有妙方压制朋党之争，其实却无形中助长了这种风气。　　　　
　　　　大约在程、苏起隙的同时，张舜民因为上疏言事不符，被诏罢御史之职，结果引起了一系列强烈的反对，吕陶没有参加营救行动，竟又遭致贾易和另一位御史的弹劾。双方互责朋党乱成一团，在听政的太皇太后看来当然是不成体统，于是一气之下将几位闹得最凶的人罢卸言职，其中既有贾易、吕陶，也有王岩叟、傅尧俞，甚至还有右谏议大夫梁焘，这是刘挚一派的一位核心人物。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八月初二那天，贾易在朝会上攻击苏轼、吕陶结党时，竟把一代元勋文彦博也扯了进去，把这位老臣说成了苏、吕的后台，这下激怒了一向倚重元老的太皇太后，当下要严惩贾易，又是吕公著和了一道稀泥。公著道：　　　　
　　　　“贾易所言颇切直，只是诋毁大臣太甚，止去谏职即可。”　　　　
　　　　诋毁大臣近乎诬蔑，在公著看来还不失切直，这种逻辑很使人纳闷。公著下廷后解释道：　　　　
　　　　“重要的是不能使人主轻视言者。”　　　　
　　　　话是不错，但用错了地方。目前言官们的目标并非是迷惑的天子而是意见分歧的同僚，似乎谈不上人主轻视与否。　　　　
　　　　接下去的几年，朝中依旧是乱哄哄的局面。不过，各种派系也有相对一致的地方，这就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彻底否定和对新政人士的排挤打击。听政的太皇太后凭借着天子祖母的身份临朝，一贯刚愎自用，其专横霸道的作风影响了整个元祐政局。一味更化而否定前朝的结果当然不在具体政治措施的改变上，重要的是带来了士风的进一步颓败。几年来，彼此相斗的手段都显得十分下流，弹劾动辄十数上，用语亦极尽诋毁之能事，吕陶在为苏轼的辩章中所说的“欲加之罪，何所不可”的话，竟成了后来许多事情的一贯手段。甚至捕风捉影上纲上线，也成了人身迫害的常法。神宗末年出任宰相的蔡確，与王安石的关系并不太深，与其说他赞成新法，倒不如说他拥护神宗皇帝来得实际。尽管如此，蔡確仍不免成为新政的代表而遭受一连串打击，最后又由于早年所作的一组诗给人加上“谤讪”之罪，一贬再贬，于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死于荒蛮之地。严格算起来，他是本朝第一位死于政治迫害的宰相，这种不幸无疑与太祖以来宽厚的仁德之风是绝不相容的。尽管有不少人如范纯仁、苏轼十分不忍于蔡確的遭遇，但也并不能改变普遍的复仇情绪。　　　　
　　　　主持政治报复的实力派主要是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四人。特别是刘安世，他是司马光的学生，蒙其恩最深，因此报仇心也最强，时人号其为“殿上虎”，可见其作风之一斑。一个人没有公正的心态，又岂能作出公正的判断？如果事事都免不了激动而掺以个人恩仇，那政治就不成为政治而成了一场决斗。　　　　
　　　　这种气氛很令人无奈。元祐时期一些老资格的大臣有调停之心，但无纠弊之力。前期是文彦博，后期是吕公著和范纯仁，三位老臣曾经一度主持工作，但无一例外地受到实权派的排挤。议论纷纭间，又何暇去做实事？如此只有破坏而无建树的态势，也许从此将成为帝国政治的基本格局。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9节　箭在弦上

　　　　在我们的帝国中，既然存在着天子这一个绝对的砝码，就注定了矛盾永远不可能统一，因为天子是人而非神，他的倾向性是无法抹杀的，这个决定一切的力量失去中立之日，便就是新的一轮风波开始之时。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初三，宣仁太皇太后崩逝，此时的哲宗十九岁，亲政已成定局。　　　　
　　　　十天前，五位执政官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韩忠彦、刘奉世进入崇庆殿后阁，探问病危的太皇太后时，心情都极为沉重，弥留的太后无可奈何的口谕又更使五人忧形于色，隔帘噤默无语。任何一位过去的天子都是祖宗旧法的一部分，全盘否定并没有道义上的理由，整个元祐政治对熙宁、元丰的反正太过激烈了，这是人人心里都十分清楚的事实，因此过去九年的强硬措施随着太后的逝去将面临灰飞烟灭的危险，也是明摆着的事情。国是将变的气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无论是从帝国还是从个人前途着想，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都是他们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同当年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不同，元祐诸人本就十分心虚，此刻显得尤为慌乱似乎不足为奇。　　　　
　　　　吕陶、苏辙、范祖禹、吕希哲开始不断上疏，就太后变改政事的做法给年轻的皇上一一解释，异口同声地说太后更张先帝之政，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于私意；所改之事既是生民所便，所逐之臣亦是天下之恶，社稷因此危而复安，人心因之离而复合，绝不可以为非。他们甚至连将要出现的奸言险语也考虑到了，吕希哲在奏疏中故作轻松地说，游说皇上之言不外乎有三：一是修复神宗法度，二是独揽乾纲，三是复用已往迁谪之人。范祖禹连疏坚请皇上“明析是非，斥远佞人”，要新天子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四人中，吕陶、苏辙是一系，范祖禹曾是司马光的部属，而吕希哲则与二程交往甚密，意见虽有不同，可在这件事上却是相当的一致。　　　　
　　　　但任何预防手段看来都将无济于事。当今天子虽是庶出，但却是已故神宗所立的堂堂正正的储嗣，即使他对专横强项的祖母听政九年不存怨望之心，也无法容忍一个时期以来对父皇治绩的污辱和否定。年轻的嗣君已经长成，不可能再安于傀儡而无所事事，天子无上权威的滋味是一个强大的诱惑和推动力。九年来忍辱负重的新派人士自太后仙逝后就已经开始四出活动，两个月的形势变化极快，甚至连重新起用章惇的呼声也通过一定的渠道上达帝听。朝野上下随之而议论纷纷，但大多数人心怀顾望，都在猜测着皇帝的动向，不敢贸然站出来说话。十月份，除丧听政的皇上第一件做的事情是擢升了几位身边的宦官，执政大臣们以为天子亲政之初先擢内臣，纷纷表示不服。范祖禹又上了一道奏表，这封带着强烈个人情绪的奏疏对熙宁、元丰的非难和谩骂达到了极致。元祐诸臣危言耸听而咄咄逼人，反倒促使年少气盛而带有强烈逆反心理的皇帝更快地走向了他们的对立面。　　　　
　　　　第一个出头的总不免是些风头人物。礼部侍郎杨畏在十二月份首先上疏主张绍述神宗，便成了不少人心目当中又一个恩将仇报的典型。原因是杨畏的升迁得力于首相吕大防，大防是秦人，因独立于洛蜀两党之外，担任了六年的宰相，尽管在某些方面颇招人反感，但也是元祐政治的主力人物之一。杨畏的奏疏声称：神宗变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哲宗接疏立即召见，询以先朝故臣孰可起用，杨畏开列了一长串名单，其中有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追述先朝的第一要务是起用旧人，这几乎成了一条定律，可惜蔡確不幸去世，没有熬到这胜利的一天。新年的二月，李清臣——这位元祐初年因反对尽废新法而被罢职的前执政官——被命为中书侍郎，三月即在进士考试的出题中批判废除新法的不当。苏辙上疏攻击清臣，哲宗龙颜大怒，罢苏辙门下侍郎，出知汝州。此后，吕大防亦被罢相出知永兴军，同时曾布被起用为翰林学士。此时，一位久在朝外而对元祐诸臣切齿痛恨的官员张商英被召为谏职右正言，正是他再次上疏明确建议哲宗重事诛赏，要求皇上尽斥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刘挚、吕大防、梁焘、范祖禹等人，追述神宗盛德大业。　　　　
　　　　四月十二日这天，雨后初霁的京城上空，白虹贯日。此乃精诚感天之兆，机不可失，曾布再次上疏，请复先帝故事，并乞改元以顺天意。哲宗纳之，改元“绍圣”，天子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接着，章惇被重新诏命入相，又一个乾坤倒转的时代终于来临。　　　　
　　　　新时代的突出之处倒不在于恢复了一些元祐时被罢废的新法，因为青苗、雇役等法在不久后虽然被重新颁布执行，但多少都作了些修改，已经不再成为核心问题。哲宗的“绍述”主要体现在理论领域，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在一定意义也是这场拨乱反正之所以得以延续一个较长时间的根本原因，而司马光主持的元祐更化正是忽略了这个环节。重修《神宗正史》是其中之一，宰相章惇、翰林学士曾布都参与其事，但承担主要工作的是蔡卞。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兼学生，他把元祐时期史官挟带个人恩怨而篡改的历史进行了修正，为他的恩师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我们的帝国一贯讲究历史的作用，所谓是非必正，褒贬分明，全在于史官的秉笔直书。蔡卞既然能根据安石留下的亲笔记录核对史实，发现了篡改诬陷的成分，原则上的是非定性便应运而生。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七月，朝廷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等赠谥，贬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人官职不等；十二月，元祐史臣范祖禹、赵彦、黄庭坚，坐诋污降官，吕大防因领衔监修，责无旁逭，亦再遭迁谪。　　　　
　　　　也许是在残酷的斗争中得到磨炼而汲取经验教训的缘故，章惇主持下的政治清洗和人身打击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八月，在追贬司马光等后，章惇即有心再将文彦博以下三十人悉贬岭外，仓促未果；此后几年间，章惇不断将反对新法的人贬官罢职，包括对这场过分的政治报复持不同意见的李清臣和曾布。从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二月开始，章惇制裁元祐旧人的行动达到高潮，再追贬司马光、吕公著、王岩叟，夺赵瞻、傅尧俞赠谥，流贬吕大际、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岭南，谪迁吕陶、朱光庭等近三十余人。最厉害的一招是将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四月至元祐九年亦即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四月十二日十年间之全部章奏汇编成帙，进行严格审查，凡有涉嫌者分别予以处分。特别是辑理了司马光的所有章疏案牍，选官编类置之二府，以为天下后世之戒。最后是在哲宗的第二个年号“元符”年间，先是借口神宗不豫期间的一次谋议废立的旧事，再将文彦博、司马光、刘挚、梁焘等已死之人冠以大逆不道之罪；然后在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的六月，章在蔡卞的建议下，以元祐之道还置其身，命蹇序辰、安惇两人审理当年司马光所设“诉理所”的档案，凡参与诉理者一概摘其姓名编入另册，由此而得罪者达到八百余人。　　　　
　　　　章惇这位为人豪迈而孤傲的新宰相是本朝一位著名相术学者邵雍的学生，与二苏兄弟、曾巩曾布兄弟、吕惠卿、程颐之兄程颢皆为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主持的那次礼部考试的同榜。嘉祐二年这一榜几乎都是四五十年来帝国的风云人物，并在后来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这在本朝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章惇与吕惠卿、曾布略有不同，自为安石所重而进入三司条例司后，虽一直参与了新法的实施，但在熙宁新政中并没有做多少工作。章惇表现出其奇伟绝伦的才华主要是在元丰时期，特别是在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同司马光力辩雇役法不可轻废的那场争论中，显示了强烈的斗争性格，此番作为绍述运动的主力人物登车揽辔，遂不免慨然而有澄清之志。蔡卞则是熙宁年间的进士，他对王安石的感恩戴德促成了对元祐旧党的切齿痛恨，蔡卞为人深谋寡言，富于心计，他能掌握章惇的弱点而要挟利用之，在绍圣党同伐异、陷害异己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话说回来，这也是时势的要求。箭在弦上，不能不发，章惇、蔡卞之流的过激行动既是一个相当长时期以来本朝士人好挟私怨的最终反映，也是哲宗皇帝绍述政策的必然结果。政治从来都是黑白分明的，否定与再否定环环相连无有终日，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