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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苁稣�策的必然结果。政治从来都是黑白分明的，否定与再否定环环相连无有终日，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严酷，除非矛盾双方在生死相搏中同归于尽，不会有风平浪静的一天。而天地万物生生不已，幻想着这个权与欲的世界有朝一日停止争斗，那实在是痴人说梦。　　　　
　　　　在君门九重、坟墓万里的元祐人士看来，这无疑是一个阴翳横天、层冰塞川的世界；党祸烈于火，苛政猛于虎，眼前的处境就是最好的说明。栖栖惶惶而奔避不暇中，即使能耳冷心灰百不闻，也无法每屈心情入酒杯。在惨淡的人生中，一切失意的哀叹和惆怅都显得无足轻重，虽然苦涩的忧怨境遇能使后人一洒同情之泪，可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严峻的现实已带来一个迫切要求，呼唤着我们这个泱泱帝国的智识之臣抛弃私怨而精诚团结。可贪于安逸、固执己见的作风业已养成，轻易又怎能一旦割舍！　　　　
　　　　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尽管所有的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肇自于王安石的变法，但在实质上，从元祐时起一直到今天，如此风云激荡的政治斗争根本就与王安石无关。王安石的晚年虽然在沉默中度过，但当他在定林寺与人谈经论禅时，对世事沧桑之慨也偶有流露。在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雄杰看来，围绕着新法的斗争，实际上大多出自好于争胜的意气用事，绝大部分人都不免投机取巧闻风转舵，以至于前叛后附，或出或入。　　　　
　　　　安石认为，自议新法以来，始终言不可行者，只有司马光一人；始终言可行者，也只有曾布。这后一句颇耐人寻味。　　　　
　　　　曾布虽也是新法的主要起草人，但至少在敌对方来看，吕惠卿、曾布两人同为王安石的心腹，却有明显的主次差别。实事求是地说，两人在对变法的态度和贡献上，也确实有强弱大小的不同，吕惠卿所起的作用也要超过曾布。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10节　不惜一切手段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曾布接受神宗皇帝的密令而调查“免行钱”实施情况，进而参劾吕嘉问的事情，安石是十分清楚的。正是因为曾布的轻率而导致了曾布、吕惠卿两位变法中坚的进一步交恶，这也是新法阵营中人人皆知的事实。可尽管如此，安石在心目中仍把曾布摆在了很高的位置上，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评价不公，其实内里却自有奥妙，至少从反面证明安石对另一位主要帮手吕惠卿的行为作风确有不满意的地方。在意见冲突、矛盾重重的曾、吕两人中，安石在感情上最终站在了曾布一方，甚至不惜原谅曾布由于冲动而做出的不明智行为。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王安石在最后要把吕惠卿排斥在外，为什么反对派在后来能不断制造出王、吕不和的种种谣言的渊源所在。　　　　
　　　　曾布由于熙宁末期曾遭到吕惠卿的迫害，因而在元祐时期并未受到严重的冲击，出外不久后还京为翰林学士，一直做到知枢密院事。不过，他对司马光废除新法尤其是雇役法还是持反对态度，他曾对司马光道：　　　　
　　　　“雇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吾手，若令自作改易，义不能为！”　　　　
　　　　在绍圣年间，曾布对章惇的复辟举动无疑是大力支持的，但对章惇起复吕惠卿却坚决反对。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十月，曾布就与韩琦的儿子韩忠彦联袂向哲宗进言攻击吕惠卿，不同意吕惠卿入朝，从而迫使惠卿一直在外任职。他与章惇的最大分歧点在于对元祐诸元老大臣的政治评价上，曾布认为追夺赠谥乃至于毁墓仆碑，纯属徒劳无益之举，进而对章惇的专权亦有所不满，这导致了他最后与章惇、蔡卞的决裂。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二月，曾布在一次廷对中向哲宗道：　　　　
　　　　“章惇、蔡汴施行于元祐之人，众论皆谓过当。两人所作所为，分明是报私怨！”　　　　
　　　　政治家若空有原则而没有手腕，便不可能久在其位，因而所做的事情往往半途而废。曾布在几十年走的是一条相对折中的路线，从而保证了他在政治风波中的稳定，这一点他自己也不否认。曾布的处事方针虽然在客观上可以起到诸如王安石、吕惠卿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但一味务实，却无疑要犯原则上的错误。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的正月十二日，年轻的哲宗不幸突患急病，不治身亡。皇太后向氏突遭变故，急得对宰臣大哭：　　　　
　　　　“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哲宗享年仅二十四岁，惟一的一位皇子又不幸早夭。　　　　
　　　　章惇大权在握，说话也一向严厉：“当立母弟简王。”简王赵似是神宗第十三子，元符元年（1098年）封简王，与哲宗为同母所生。　　　　
　　　　太后感叹：“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言下之意，立谁都是一样。　　　　
　　　　章惇道：“以长幼论，则申王当立；以礼律论，则大行皇帝同母弟简王当立。”申王赵佖是神宗第九子，因年长的诸王皆早薨，因此在剩下的五位皇子中年纪最大。　　　　
　　　　太后其实意有所属：“皆神宗子，何必强作区分！以次序论，端王亦可立。”端王赵佶是神宗第十一子。。　　　　
　　　　这下激起了章惇的强烈反对：“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章惇说出这样胆大的话来，曾布当然更为不满，于是大声叱断他的话：“章惇听太后处分！”一下说得章惇默然。太后最后下结论道：　　　　
　　　　“申王有病，不可立；先帝曾说过，端王有福寿，而且有仁孝之德，当立为嗣君。”事情就这样定下了，端王赵佶入继大宝，后来的庙号为“徽宗”。　　　　
　　　　章惇虽然有种种不是，但他此刻却说了一句大有见地的话，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新帝即位后就被贬，辗转飘零，最后死于睦州。而曾布坚持了自己游刃有余的原则，顺理成章地一跃而为时代的新宠，但却为我们的帝国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历史虽然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但个人却足以能改变它的方向，这在曾布如此，在帝国的第八位天子徽宗则更是如此。　　　　
　　　　新帝仍然尚未成年，皇太后向氏又得以像早先的宣仁太后一样垂帘听政，奇妙的是，两位太后在对待熙丰政治的态度上惊人的一致，所采取的做法也十分相像：大权在握，立即就进行翻案。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二月，元祐时曾任知枢密院事的韩忠彦被起用为相，他既是元祐老臣韩琦的儿子，也是曾布和李清臣的好友，作为一位相对超然而出于两党之外的人，主持了对章惇绍圣政治的全盘清理。太后听政虽只有七个月，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元祐旧臣再一次卷土重来，一时间充斥朝廷甚嚣尘上，宣泄着他们久积的怨恨。其结果是为司马光等人全部平反，由此相及，一大批对“绍述神宗”持不见政见的人被陆续提拔，而章惇、蔡卞及其兄蔡京等则被清除出朝。　　　　
　　　　当然，这是与曾布这位新朝辅命大臣的倾向分不开的。此时的曾布，已经完全转向于折中调和的路线。徽宗亲政后，他向新帝建议：既然元祐、绍圣均有所失，何妨以大公至正态度，调和两党？新帝此时十八岁，龙銮宝座的新鲜感自然也使他产生一些革新的精神，于是诏命明年将改元曰“建中靖国”。“建中”，执两端之中也，这个本意当然不坏，但曾布与新天子都没有想到的是，两极混斗怨怨相报，又如何能轻易调停而做到不偏不倚？！曾布使元祐党人重新登台，但彼辈却不会因为他的善良动机而抛弃宿怨。侍御史陈升次第一个把矛头指向曾布，上疏指责他“独擅国权，进用匪人；轻视同僚，威福由己；子弟招权，交通宾客”。一位半年之内先后曾上一百多封抗论奏疏的强硬人物任伯雨，进而反对他的息事宁人方针：“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者，欲二者并用，只能使君子去而小人留。”任伯雨甚至反对更改年号，他认为“建中靖国”用了唐德宗的年号“建中”，而唐德宗正是因为君子小人不分才导致銮驾播迁之灾，因此“不可以不诫”。在这种情况下，曾布不得不展开反击，于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三月将任伯雨调为度支员外郎，同时又采取了一个巧妙手法将另一位元祐分子陈瓘请出了朝外。陈瓘是弹劾章惇、蔡卞最起劲的人，也是提议再次重修《神宗实录》的始作俑者，章惇、曾布都有意招抚他附己，但被陈瓘拒绝。　　　　
　　　　过了不久，我们年轻的天子就意识到，再坚持曾布所谓调停的方针，将会是一个两面都不讨好的事情。十一月，起居郎邓洵武入对，对皇上说了一番话：　　　　
　　　　“陛下今以韩忠彦为相，忠彦乃韩琦之子，韩琦尝论神宗新法之非，于是忠彦更变神宗之法。忠彦为人臣，尚能绍述其父，陛下为天子，如何反不能绍述先帝？”　　　　
　　　　这无疑触到了徽宗的痛处，说得天子默然无语。邓洵武趁热打铁，又进了一道《爱莫助之图》，将元祐、绍圣两方面目前在朝的人列成图表，按官职大小分成宰相、执政、侍从等七类，结果绍圣一方执政官中只有一人，其余每类亦不过三四人；而元祐一方则包括了剩下的所有朝廷官员，达到百余位之多。邓洵武在表中总结道：陛下有绍述先帝之志，然群臣无能助之者，必欲继志述事，则非用蔡京不可。先不论蔡京何许人，值得邓洵武这样推崇，反正从此天子开始有了新的想法已经毫无疑问。第二年，改元“崇宁”，不用说，这是“崇尚熙宁”的意思。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三月十九日，蔡卞的胞兄蔡京被诏命回朝，出任翰林学士承旨、监修国史。　　　　
　　　　　　　　
　　　　蔡京字元长，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进士，在其弟蔡卞之后进入中央政府，官拜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兄弟二人同掌书命，一时朝廷荣之。蔡京早年参与新法很积极，但元祐初司马光秉政后，蔡京却立即卖身投靠。当时，司马光废除新法心情峻急，要求在五天之内将雇役法复为差役，众人无一不认为时间紧迫，可独有蔡京于治下畿县如期完成，博得司马光的由衷赞叹。可这种阴邪无端的投机嘴脸连元祐人士都甚为不齿，台谏纷纷弹劾，结果使他落职出外。绍圣时期章惇复新法，蔡京摇身一变，又成了绍述的急先锋。十年之间玩弄黑白于股掌，使蔡京成了人们心目中见利忘义的典型。徽宗即位，谏官陈瓘就指责他交通内侍，使蔡京罢翰林学士出知江宁府。这给蔡京的打击很大，心中怏快，迁延而不上路。最后御史们又交章论劾，于是朝廷下诏夺其职，命其为“提举洞宵宫”，居于杭州。本朝大臣罢职之后，朝廷常授予此类以道教宫观为名的祠职，但无职事，仅借以食禄。　　　　
　　　　然而一个反复无常的人并非没有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蔡京是个有极大野心的人，他是不可能甘于退隐林下而逍遥余生的，他还没有达到目标，所以仍必须寻找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幸运的是，蔡京有一些特长，他对绘画和书法造诣极高，特别是写得一手好字，深得王羲之笔意，算得上本朝有史以来数一数二的书法大家。这在一般人看来当然算不了什么，但要紧的是，当今官家却是个富于才学的皇帝，他对书画之道同样十分爱好并且精通，蔡京与天子竟存在这样一个共同点，后来发生的一切就不是偶然的了。　　　　
　　　　机会来得十分自然。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左右，宦侍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来到三吴地区为皇上访求古玩字画，在杭州停留了一个月。蔡京是个深知宦官重要性的人，为此他并不顾忌本朝一贯禁止交通内侍的政治准则，他抓住这个机会，与童贯结成了深交，所作书画屏障扇带之属，也由童贯源源不断地送入皇宫。徽宗本就欣赏蔡京的字画，再加上童贯的吹捧和朝中某些蔡京好友如起居郎邓洵武、太学博士范致虚的怂恿，天子逐渐有了非相蔡京不足以有为的想法。于是，一年之内就把他提到翰林学士承旨的位置，不久，升任右仆射。　　　　
　　　　制下之日，徽宗赐坐延和殿，曰：　　　　
　　　　“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至今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以何教之？”　　　　
　　　　蔡京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他立即避席顿首而言：“臣愿尽死效忠！”　　　　
　　　　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正月，蔡京进位左仆射成为首相。从此，蔡京先后四次拜相，成为徽宗在位二十四年的象征。蔡京的成功在于彻底掌握了天子这一神圣的武器，因而屡罢屡起，始终不倒。无智不足以御人，更何况天子？蔡京的天资绝高；他懂得任何一种可以为自己谋利益的手段。在蔡京来说，只要做到两点也就足够，一是铲除异己，一是邀宠固位。他在入相两个月后就奏请徽宗立“元祐党人碑”，将司马光、文彦博等原宰执、待制以上一百二十人定为奸党属于前者，而借熙丰新法为名加重税收，为天子享乐不惜竭泽而渔则属于后者。奸臣一旦能表现出其“奸”，那就是客观的必然恶果，无论元祐还是绍圣之党，抑或是夹缝中求生存的曾布之流，都无法改变这个既成的事实。　　　　
　　　　假如没有几十年的党派混斗，帝国的政治决不会堕落到这样一个地步，这实在是令人英雄气短。人们常说，灭唐祚者非黄巢朱温，亦非藩镇宦竖，实乃牛李朋党之弊。看来，这个悲剧不幸又在本朝重演。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1节　回首妖氛未扫

　　　　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铁锁横江，锦帆冲浪，孙郎良苦。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　　　　
　　　　——朱敦儒（公元1081—1159年）　　　　
　　　　　　　　
　　　　　　　　
　　　　逻辑上的简单推理很能迷惑一些平庸之辈，若干年后，当帝国的第十位天子在“行在”临安城里反思往昔的时候，犹还把王安石变法当作是灾难的源头。朝野舆论也顺理成章地认为，不仅仅几十年来的党同伐异可以归结到王安石的头上，而蔡京的擅权祸国更是新法带来的必然恶果：没有熙宁，何来元祐、绍圣？没有新法的惶惶求利，又何来蔡京的横征暴敛？没有熙宁时的开边寻衅，就更不会有宣和时的起兵勤远、稔祸速乱。这种想法并不奇怪，追究历史有时就是寻找借口，并以此来服务于当今的时势。我们的徽宗和继任者钦宗此际已经落入夷狄之手，正在敌人的魔掌中茹毛饮血，作为继嗣者的新君，总不能把过错推到父兄的身上去，给帝国的伤口再添痛苦。徽宗的悲剧结局使他暂时逃脱了谴责，但一时的幸运却代替不了永远，历史虽然总是以慈悲为怀，但绝非是善恶不分。　　　　
　　　　我们的官家风流俊逸，洒脱不群，他不像是一位天子，而更像是一位艺术家。他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到对艺术的关注上，在构筑典雅巧幽的幻想境界中追求他的人生极致。因此徽宗也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始终把个人放在世界的中心，在他们看来，古往今来上下左右都是一己之化身，我就是宇宙，我的享受也就是天地万物的享受。　　　　
　　　　这或许是由于少年时代的某种因缘机遇所致。早在藩邸时，徽宗就不像其他骄奢的皇子们注重于单纯的感官刺激，他喜欢读书学画，欣赏古器山石，从中感觉到作为一个文人的快乐。即位以后，对艺术的独特感觉更使他的才能发挥得酣畅淋漓，其书法笔势飘逸，意度天成，自号“瘦金体”，犹如冲霄鹤影，掠水燕翎，高迈不凡而又轻盈无迹。徽宗的诗词绘画更具典丽的意境和巧妙的构思，刻划入微而意味隽永。本朝尚文，天子的才艺自然很使一些人惊讶而景仰，不过从原则上讲，天子一味致力于雕虫之道，自是与传统精神背道而驰的。章惇说他“轻佻”，也正是从这一点上着眼。　　　　
　　　　但徽宗却绝非只是轻佻而已，诡异的冲动和独往独来的性格使之每每异想天开。我们的天子找到了最能够刺激他幻想的东西，这就是能通鬼神、能致长生的道教。道教虽自称源于先秦的道家，其实本起于民间，两汉六朝以后渐趋隆盛，丹鼎符箓炼身养性之术，蔚为大观，前唐奉为国教，本朝以来也甚受扶助。礼崇宗教总有政治上的原因，真宗天子大兴“天书”、“祥瑞”之举，无非是想借其神灵之力以达到镇服四海、夸示夷狄的效果。徽宗尊尚道教，当然也有这样的考虑。可他能把道教推奉到第一崇高的地位，却与个人放浪形骸的艺术气质密不可分。徽宗确实从内心里喜欢那些变幻莫测的机巧和呼风唤雨、预言祸福的神秘莫测之术，所以他不仅自诩为真人，更自命为教主，他相信“道君皇帝”也许才是他真正的归宿。于是崇宫观、设道职、搜求经典、任信方士，超越了政治而进入了纯粹的宗教范畴。十几年来，当无可胜数的通妙先生、金门羽客在庙堂之上放言诡诞时，道君皇帝往往感怀沉迷，付之于会心的惊叹。　　　　
　　　　所有的这些归根结蒂都是从一己之心出发的结果。壮年以后的徽宗也好女色，但他的方式却十分极端，每隔三五日御一处女。这或许出自道术上采阴补身的需要，或许是来自于某种猎奇的欲望，但不管怎么说，他在身下柔弱胴体的震颤中获得的肯定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由此激发出一种发泄的愉快。在古代中国，这种行为一向不为人们所诟病，相反到成为精力旺盛、风雅不拘的象征，但徽宗却不满足，作为一朝天子，竟然喜好微服出行于花衢柳巷，在与妓女的耳鬓厮磨中把自己幻想成潇洒的文士。天子的快乐与庶人的快乐兼而有之，这才是人生之美的极高之致，看来徽宗是真正懂得及时行乐的人。因此我们的这位天子十分奇怪焚臂炼骨、舍身求法的佛家教义，由衷地替迷惑于此道的黎民感到悲哀，所以他既兴道，便要排佛。一位狂妄的佛僧胆敢咒骂天子破坏其教，徽宗便把他碎尸万段。　　　　
　　　　　　　　
　　　　玩物丧志往往在不经意之间。　　　　
　　　　帝国的主宰者既享有无上的权利，也担负着崇高的责任，否则便不可能永远贵为天子。徽宗追求自己的旨趣是他的自由，但绝不能因此而弊国凋民。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对器玩花石的嗜好竟会带来这样一个恶果，在他看来，这不仅和王道大业毫无关联，甚至还不失为风雅之趣。然而上有所好，蔡京之流夤缘而进，事情就不会因其平凡细小而不成为祸端。政和初年，皇上不过是对蔡京之子蔡攸开了一个玩笑，就被蔡京紧紧抓住，加紧了从东南一带向徽宗进奉奇花异石的步骤，并由此大开进奉之风。举凡太湖诸石、两浙花竹、湖湘木竹、江南诸果、福建荔子龙眼、两广四川奇花等，越海渡江健步捷走而来，虽万里之遥，三四日即达，异味珍苞，色香不变。所谓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疤，正是此谓。　　　　
　　　　这就是著名的“花石纲”之役。纲者，船队也，政和年间运送花石的船队，每一纲都有数十舟之众。其中，尤以苏州的朱勔最甚。朱勔是苏杭供奉局的首脑，这一专门从事采集贡品的机构设立于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由蔡京父子遥控指挥。朱勔发挥了他长袖善舞的聪明才智，近二十年间，花石船队舳舻相衔于淮、汴，将灵石异草、古玩器木源源不断地送到了东京。天子品评赏鉴，欣会所遇，朱勔中饱私囊，大发横财，换来的是整个东南为之疲敝，天下为之骚然。　　　　
　　　　熙宁以降的理财措施带来了一定的实效，尽管付于辽人的岁币数额不小，但通过边境榷场，帝国从贸易上也获得了很大的收入。兵戈不兴、四境稍宁的太平掩盖了冗官冗兵的积久之弊，这是淫逸产生的客观背景；蔡京把熙宁、元祐之争演变成压制异己和擅权独裁，这是灾难发生的政治因素。缺乏忧怀天下之心的徽宗皇帝，从根子上促成了帝国最后的崩溃。　　　　
　　　　　　　　
　　　　帝国仁厚德懋的风气下竟能产生蔡京这样的人，说起来颇令人悲哀。熙丰以来的党争可谓烈矣，可蔡京打击报复元祐、元符之党，其手段之酷、株连之众，要超过司马光、章惇不知凡几，甚至不惜亲自将打入另册者书碑立石，颁之全国，竟要让他们永世不翻身。蔡京裁定的元祐党人在崇宁初年（公元1102年）已达九十八人，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他再将己所恶者添入党籍，使人数扩大至三百零九人，连章惇、曾布、张商英等绍述主将，竟也因与其不合，被列入奸党之籍。其胞弟蔡卞由于反对任用宦官，也遭到他的诋讦，无奈求去。如果说帝国几十年来的党派争斗多少还是源于政治分歧的话，那么蔡京则完全出于个人利害之计。因此在他的周围形成了地地道道的私家集团，张康国、刘逵、薛昂、林摅、余深等都因奔走其门而得入执政行列，根本谈不上志同道合。薛昂、林摅、余深以至于举家为蔡京避私讳，薛昂有一次不小心误及之，马上就自批其口，奴颜婢膝，莫此为甚。张康国虽然最终与蔡京分手，但也无力敌之，于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暴疾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