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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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批其口，奴颜婢膝，莫此为甚。张康国虽然最终与蔡京分手，但也无力敌之，于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暴疾而亡，死的时候仰天吐舌，显然是中毒的迹象。　　　　
　　　　蔡京以侈靡之道迎合人主，已臻极致。他常常标榜王安石的一句名言“人言不足衅”，把它作为鼓励天子享受太平之养的最佳理由。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蔡京进言倡修大内时，对皇上保证说以目前所积超过五千万的财政实力，供天子广乐备礼，根本就不在话下。政和年间，蔡京从《周易》中找出了理由，这就是“丰亨豫大”，意思是：财多德大，此正帝国之象；德大则无所不容，财多则无所不济，天子又何必以侈华为意？！宰相既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徽宗就没有道理不相信天下是真的太平了，于是制作营筑，大肆挥霍，也便是自然而然之事。结果是累朝所积，扫地而尽。　　　　
　　　　即使撇开原则上的是非不论，蔡京的某些做法也极为荒唐。徽宗即位之初，竟异想天开地要改革币制，蔡京此际正力托绍述之名变更成法，便极力怂恿襄佐。本朝的币制确有不得法的地方，但货币问题至关重大，若无万全之法，不能轻易更张。天子与蔡京等人想当然的轻躁之举结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弊端，不仅没使币制改善，相反更为混乱。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蔡京请求重行方田法，徽宗在几年之间先后数次下诏推行，但正如熙宁时期一样，均田的关键是核定土地等级、区分地区差异，需要以秉公无私的原则和严格细密的方法对主事官吏及具体细则进行监督和制定，以蔡京的水平，去吕惠卿、曾布又何止万里，哪里能做得到！从崇宁三年至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近二十年间方田法虽然屡辍屡行，但一无成效。不过，任何露骨的、变相的、隐含的、直接的敛括却不需要什么技巧，蔡京做这些事情倒是得心应手，熙宁新政的诸多理财措施，被他改头换面以后，全成了地道的掊克求利手段，这恐怕是王安石没有想到的。　　　　
　　　　蔡京第一次入相历时五年，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二月，由于彗出西方、太白昼见的灾异之象，引起群臣的弹劾而罢，然仅一年后再相。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在台谏交论下，被迫退休，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因为彗星复出，在御史的责难中退居杭州。可未过多久，又被召还。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间，再次致仕，再次起复，权势更盛。到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蔡京当国已近十数年，专政日久，遂起公愤，第三次退休致仕。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在亲密党人朱勔的一力援引下，第四次被徽宗起用，此时的蔡京已七十八岁，目昏不能事事，政务悉决于季子蔡絛。徽宗禅位后，在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失去依托的蔡京终于成了众矢之的，为自全计，举室南下。蔡京这一走，众言无忌，交相谴责，迫使继代者钦宗下诏严惩，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七月，蔡京死于贬道，年八十岁。　　　　
　　　　蔡京得以操纵国柄垂二十年，其中的原因很复杂。除了个人因素外，还有一个政治上的问题。帝国百多年的传统本就一向注重分权而治，而台谏合流使言官的势力陡增，更使宰相受到极大的牵制，而令天子得以独揽乾纲。但话又说回来，天子要想遂心所欲，又必须依赖朝廷主要的决策大臣宰相，所以他既要任用得人，还不得不加重宰相的权力。同时，宰相欲思作为，也要想方设法扩大权限。在制度业已形成的情况下，这种加权是通过设立暂行机构实现的，比如神宗时建置“三司条例司”就是一例。蔡京入相伊始，便如法炮制，倡设“讲议司”，除了其本人出任主管“提举”一职外，并揽其党徒吴居厚、王汉之等十余人为僚属，不仅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国用、商旅、赋调、户牧等在它的“讲议”范围之内，帝国事务的各个方方面面也都有所涉及，可以说，一时朝廷法令尽出于斯。尽管讲议司在几年后划归三省，但蔡京已通过这个特别设置获揽大权，为他此后的结党树势集权专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见，某种专门机构的设立总是有它的深意所在，切不能因为其师出有名而掉以轻心。　　　　
　　　　毫无疑问，蔡京的需要其实就是徽宗天子的需要，“丰亨豫大”与其说是蔡京的逢迎蛊惑，无宁说是皇上的内心想法。假如天子并不只限于个人趣味的追求而恬嬉荒惰，犹还把骄奢淫逸的作风引入到政治的范畴内，那就必然会在自覆其位的同时引起国家的败亡。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2节　治理西陲

　　　　“澶渊之盟”后，最大的敌人辽国在将近百年的时间里没有南下，这使帝国得以腾出手来治理西陲。然而仁、神两帝取得的一些胜利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是夏人自攻陷永乐城后，怙胜气骄，不断侵扰。元祐时期，宣仁太后一味固守，许以岁币、和市，司马光等人甚至一度主张放弃熙宁时夺取的熙河之地，这些绥靖政策无形中使西夏的气焰复炽。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至七年（公元1092年），夏兵往复来寇，蹂践杀掠不一而足，朝廷对此一无良策。章惇执政的绍圣、元符时期，在固守的基础上展开了一定的攻势，局面方有所好转。从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至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边帅章楶成功地击退夏人的多次进犯，迫使西夏遣使求和。徽宗时期，欲建不世之功的蔡京模仿神哲二帝用兵河湟的旧事，又极力主张向稍显弱小的吐蕃开战，结果帝国以巨额的财力人力为代价，彻底克灭了河湟一带的吐蕃势力，开拓了西过青海，东至兰、熙、岷州，北接西夏，南毗阶、成州三千余里的疆域。这场胜利虽然辉煌，但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利益，实质上倒是为帝国徒增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外患的减轻并非是本朝国力气势增强的结果，这主要来自于四境夷狄的衰落，特别是两个主要的敌国夏、辽。自得于暂时利益的惰性既能使意志销磨而安于现状，也会带来政治的衰败和力量的分化，最终使他人得享其利。西夏在败于宋朝后彻底归附辽国。而辽国自其道宗皇帝即位后，贵族内部的倾轧日趋严重，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域内各族纷纷揭竿而起。到了徽宗即位后一年，亦即辽国新君天祚帝即位时，原本强大的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一个民族无论其祖业是如何的辉煌灿烂，如果只会守成而不思进取，最终必将被无情的历史所淘汰。夏、辽两国也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辽国统御下的遥远北方的白山黑水之间，居住着一个古老的民族“女真族”。女真的起源虽早，但由于居处绝远，与中原交通不便，一直默默无闻。中国人最早称其为“肃慎氏”，后来又有“挹娄”、“勿吉”、“靺鞨”之称，五代时始称“女真”。很长时间里，女真处在一种相对野蛮的发展程度上，部族之间不相统属，互为残杀，故而制度落后，势力不强。辽朝建立后，对尚未归附的所谓“生女真”发动战争，基本收服了其绝大部分的部族。女真归顺辽国后，因避辽帝耶律宗真之讳，改称“女直”。　　　　
　　　　到十一世纪中叶，女直内部的融合开始完成，其中的一个部落“完颜部”逐渐强盛，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广泛的部落联盟，其酋长乌古迺被辽帝封为“生女直部节度使”。乌古迺与其子劾里钵、颇剌淑在辽的支持下，不断内联外战，逐渐变弱为强。十二世纪初也就是中原宋朝进入徽宗时期，乌古迺次子盈歌出任联盟长，一个新生的女直联盟业已巩固壮大，盈歌统一号令，加强权力，使完颜部为首的部落联盟开始具有对抗辽国的实力。宋徽宗崇宁二年、辽天祚帝乾统三年（公元1103年），盈歌死，劾里钵长子乌雅束继任，又向西面发展，攻克泓忒城，扫清了后方。宋政和三年、辽天庆三年（公元1113年），乌雅束死，弟阿骨打成为新的联盟首领，称“都勃极烈”。完颜阿骨打的出现是女直联盟走向强盛的最终反映。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总是免不了要走向世界，掠夺和扩张不仅能获得土地、物产，同时也能发展和壮大自己，更重要的是能够在无形中吸收新的东西，提高自身的文化。历史的潮流不会因为其过程的残酷而止步不前。　　　　
　　　　阿骨打早就是女直部落中一位深孚众望的军事统帅，在南征北战中立下汗马功劳，具有勇敢的斗志和叛逆精神。这是与新生女直部落的民族性格紧密相关的，奴役和压迫必然带来反抗，女直已经被辽国统治了一百多年，摆脱奴隶地位自是它必然的要求，阿骨打顺应了人心所向，因此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内部的问题一解决，女直的成功就指日可待了。阿骨打即位后，便向辽国表示出强硬的态度，开始为彻底推翻这个压迫者做准备。　　　　
　　　　　　　　
　　　　但我们的宋帝国对这一切并不清楚。朝廷上下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北方的盟国辽国内部似乎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内乱，但说起来这毕竟是与我们无关的事情，与其杞人忧天自寻烦恼，倒不如隔岸观火逍遥自在。　　　　
　　　　当然也有人另有想法，时为枢密院长官的童贯就是其中之一。　　　　
　　　　童贯是个宦官，因善迎人主而被宠信。徽宗任用宵小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重用阉竖，童贯就是其中一例。也许是兴趣上的臭味相投，他与蔡京是莫逆之交，蔡京入相，荐他为西北监军，从此操纵天下兵柄近二十年，位比宰相，权势熏天。人称蔡京为“公相”，称其则为“媪相”。童贯与蔡京主宰着徽宗政治的文武两端，是人们心目中倾覆天下的罪魁祸首。虽然如此，天子却属意有加，命他主持西北战事，因此对西夏、吐蕃的胜利，便归在了童贯的名下。政和初年时的童贯十分得意，竟打起了图辽的主意，向天子请求出使辽国以探听虚实。徽宗同意，遂以祝贺辽帝生辰的名义，命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正使、童贯为副使出访辽国。即使出任副职，以宦官为国使也是有悖大朝风范的事情，可徽宗出于觇伺敌国的考虑，并未顾忌朝野的非议。　　　　
　　　　童贯使辽并未打探到有用的信息，但他回国途中道次辽南京析津府卢沟一地时，却有了一个重大的收获：遇到了一位奇士。　　　　
　　　　此人名叫马植，本是辽之大族，官至光禄卿，但在辽朝的名声不太好。也许是这个原因使他产生了报复心理，在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十一月份的一个黑夜，马植秘密地来到童贯下榻的馆驿，自称有平燕之策，请求童贯接见。童贯与其一谈，大为惊喜。　　　　
　　　　马植此时已俨然是宋国臣子的口吻，他的计策是：女直对辽人恨之入骨，而辽天祚帝又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莱一带涉海而渡，即可联络女直相约攻辽。此计得到童贯的极力赞成，遂易其名为李良嗣，载与俱归，荐于朝廷。　　　　
　　　　从海路上溯径至幽燕之北，这条路线一直就有人走过，并非新鲜之举。建隆年间，就有女直人取此道泛槎而下，至登州卖马，只是在后来渐渐中辍。百余年来，因为该地接壤诸蕃，帝国政府一直严禁商贾舟船取此道北上。因此朝廷讨论下来，都认为轻开此路对中国不利。但徽宗不死心，又单召马植详细询问。马植坚持己见，认为辽国必亡，他对皇上道：　　　　
　　　　“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直得志，事不侔矣。”　　　　
　　　　马植的话从理论上当然不错，他的慷慨陈词也足以打动好大喜功的天子，于是又赐其姓赵氏，正式改其名为赵良嗣。徽宗虽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但无疑却把马植的主意深深地记在了心里。灾祸的种子就这样种下了。　　　　
　　　　从军事上说，这确实是一条妙策，内外夹攻，出其不意，没有比这再好的战略；从原则上讲，收复故疆，吊民伐罪，更是王道的要求。行此大业，不仅能尽雪前耻，尚能建不世之勋，也是天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但若冷静思之，事情却并非这么简单。　　　　
　　　　第一是本朝在西边的胜利并不能表明帝国有能力重开战争。财政上的困难不论，军队的实力也并非如天子想象中那么强大。特别是北边一线，百余年来没有大战的考验，其战斗力实在是要打上一个问号。励精图治整军经武不仅需要清明的政治和仁德天子的感召力，更需要时间和具体策略，以本朝目前的政治军事现状，委实是不能轻举妄动。　　　　
　　　　其次是臣民的心中已彻底放弃了武力强国的幻想而趋向于务实。正如熙宁开边引起激烈非议一样，赵良嗣的建议之所以在一开始就遭到反对，正是这种心理在作怪。若非蔡京的擅权使朝政形成了一言堂的局面，还会遭到更加强烈的反对意见。人心厌战，这是最最主要的抵触力量。　　　　
　　　　另外就是一个道义上的因素。本朝虽然曾经蒙耻于辽国，但自澶渊之盟后，长期的和好已使双方成为实际上的盟国，尽管每年的岁币在心理上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可辽人不再刻意为敌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传统是讲究信义，本朝则更是一个泱泱礼义之邦，如何又能撕毁盟约而做出这等禽兽不齿之举？！从另一方面考虑，谁又能保证女直得志后不生虎狼之心？唇亡齿寒、假道灭虢是立即就能想到的教训，后来不少人坚决否定夹攻之议就有这方面的理由。　　　　
　　　　徽宗显然没有对此事深思熟虑，同童贯一样，天子一开始就为赵良嗣的这条计策兴奋不已。朝议提出的不利因素只是暂时打消了他的想法，并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九月，阿骨打率各部兵共二千五百余人向辽进攻，拔寨掠地，俘获甚众。十一月，辽师反击，在出河店被女直打败，阿骨打乘胜进兵占据辽东。翌年，阿骨打即皇帝位，国号“大金”，建年号曰“收国”。建国伊始，阿骨打即亲自领兵攻占辽国重镇黄龙府。九月，辽天祚帝统领举国主力共十数万来伐，又被金军击溃，天祚帝狼狈而逃。此后的两年中，金军又攻占了辽之东京等地的大片领土，锋芒直逼中京大定府和上京临潢府，辽祚气数已奄奄将尽。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七月左右，辽国东京府苏州地区（今辽宁金县一带）的一些汉人约二百余人为避战乱，乘坐一条大船欲往高丽，不巧遇风，被吹到宋界驼基岛。这些人的到来，使金军攻伐辽国且已打过辽河的消息传到了朝廷。　　　　
　　　　徽宗闻之大喜，急召蔡京、童贯商量，两人建议朝廷派人以买马为名前去访闻虚实。但第一次派去的人因为怕事，到了金人攻下的辽国苏州地界后不敢上岸，转回青州，却谎报女直不纳。经过青州安抚使崔躬直的调查，朝廷发现了他们的渎职欺骗行为，徽宗下令严惩之余，于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八月又派马政、呼延庆两人再往。这时，天子“联金攻辽”的想法已经形成，尽管这个决策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但在蔡京、童贯的坚持下，徽宗终于未能拒绝这个强烈的诱惑。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3节　一语道破天机

　　　　这场交涉进行得十分艰难。往来不便是一个原因，但主要还是双方的主观态度所致。出于对辽国的负疚心理和道义上考虑，朝廷在一开始时采取了极其秘密的方式，事既暧昧，目的性也很不明确。因为名义上是去买马，所以出使人选是两位低级官员，并不负有全权责任。宋金之间从没有外交上的接触，相互之间都不甚了解，这使得金人很不信任马政等人，金国边将对他们百般刁难，使之在十月中旬才见到金帝阿骨打及大臣宗翰等人。金朝于十二月遣李善庆等三人回访时，反而赍带国书及贽见之礼，相形之下，倒比宋朝正规而有礼节。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正月，李善庆等来到东京，双方初步达成了夹攻之议。但宋朝派人与李善庆渡海报聘走到中途时，由于徽宗轻信了辽金之间已成达妥协的情报，下诏令使节人员不必前往，只派呼延庆送李善庆归国。这个轻率的举动引起了金人的不满，也暴露出朝廷对这个重大举动并没有周密的准备和详尽的计划。当然，才疏意广的蔡京、童贯之流也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　　　　
　　　　更大的失误还在后面。到了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事态已经十分明朗，在金兵摧枯拉朽般的攻势下，辽国外战未胜，内难先作，废立叛亡之事相继蜂起，已呈土崩瓦解之态。此时，徽宗仍然躲躲藏藏，不敢明令出师，只是宣密旨于童贯，命他见机图复燕云之地。童贯受命后第一个想到的却不是整军肃武积极备战，而是想依靠外援走一条捷径，于是在这年的二月建议派赵良嗣、王瓌再度赴金商议夹攻。　　　　
　　　　事情紧急而机密，因此天子只是给了两位专使“奉旨面议”的口谕，并不另赍国书，而以一通御笔手诏代之。这道手诏只有简单的几句话：“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原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　　　　
　　　　手诏的文字不仅语意不明，而且逻辑混乱、态度卑弱，在外交上先折了锐气。燕京等既原是汉地，又何谈“若许”两字？双方既是平等协商共图辽国，根本就不能首先示弱而允诺“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这明显反映出天子和主事者既未能审时度势，也并没有彻底洗刷祖宗耻辱的大志，他们只想到燕云一地，并想当然地以为可以用金钱财物来换取。殊不知，被动地接受他人的施舍只能是自掘陷阱。果然，阿骨打与赵良嗣讨论岁币数额时不同意三十万两的数目，他的理由很充分：契丹占有燕京，尔南朝犹与之五十万，今将燕京还与贵朝，如何只给三十万？！良嗣无法自持，只能答应。更糟糕的是，燕云共有十六州，天子在手诏中笼统地只提“燕京并所管州城”，给赵良嗣的谈判造成了极大的被动，金人坚持所议者只是燕京一地，其他不在商讨范围之内，尽管良嗣竭力争取，金人始终不松口。也难怪，金人本不想轻易地将血战而来的长城以南原有汉地尽数归还，这势必在今后的战略攻防上要吃大亏，现在既然你只提燕京，正好顺水推舟。良嗣归来后，朝廷才发现铸成大错，于是赶紧补救，又派马政复赍国书报聘，对要求归还的所谓“五代以后失陷诸州”的燕、云十六州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但已经于事无补。金人的态度强硬，不仅认为平、滦、营三州不属燕京，对原答应的西京大同府也不予承认。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月，金廷派遣哈噜随同马政返报，聘书的主要内容一是要宋朝如约夹攻；二是若欲西京，须再加财币。这场交涉到现在仍无结果，徽宗无法不感到恹恹。　　　　
　　　　此时，帝国内部的情形已经不妙，东南一带的民众苦于“花石纲”之役，纷纷暴动，睦州青溪人方腊揭竿而起，竟成燎原之势。攘外须先安内，这是帝国的一贯原则，于是童贯受命出征方腊，夹攻辽国的准备又被放下。哈噜到京时，徽宗已经不想再如前约，传旨道：鉴于辽人已知海上往还之事，前议已无意义，可谕其使者令归。负责接待金使的国子司业权邦彦闻之大惊，力言不可，天子方收回成命。不过，从天子到大臣都对此犹豫不定，拿不出良策，徽宗只好传令暂留金使，俟童贯回来再议。哈噜等了个把月，童贯仍未得胜班师，只能返国。朝廷不再遣使送归，国书也含糊其辞，只笼统地写了“所有汉地等事，并如初议。俟闻军到西京，以凭夹攻”云云，完全放弃了主动。徽宗天子联金图辽、恢复祖业的想法在原则上是不错的，但以己度人，幻想着金人也能像讲究仁德的中国一样不失仁慈之心，那就是幼稚得可笑了。大臣们显然也未能忠于职责，拿不出得体的措施来应付时局，只是以不能轻开边衅的理由一味反对开战。无事则可自安，这是中国传统中最奇妙的麻醉剂，无疑也是最危险的毒药。　　　　
　　　　这次交涉因为取道海上，后人遂称之为“海上之盟”。盟约的主要内容归纳起来有四点：一是宋金同时攻辽，金兵负责攻取长城以北州县，宋军则攻取燕京；二是灭辽后宋廷须将原给予辽的岁币转予金国，作为交换，长城以南州县归宋管辖；三是双方不得单独纳降；四是不得出兵失期。实际上，由于双方各怀心思，分歧出入很大，加上往还不便，因此达成的盟约并不十分严谨。从宋廷这一方来讲，因为处于被动的地位，也不可能在外交上有过高的要求，所以在最后一度十分消极，甚至产生放弃的想法。　　　　
　　　　　　　　
　　　　谈判桌上的砝码取决于自身的实力和战场上的胜利。从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十一月至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三月，金军进兵神速，已攻占辽国的绝大部分领土。而宋廷方面见到形势有利，这才又想到履行夹攻之约。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辩，徽宗命童贯和蔡京子蔡攸率领大军北伐。然而面对行将崩溃的辽国，宋军却屡遭败绩，十月二十九日，宋军高世宣部在业已进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