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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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子蔡攸率领大军北伐。然而面对行将崩溃的辽国，宋军却屡遭败绩，十月二十九日，宋军高世宣部在业已进入燕京的情况下，犹被辽兵击溃，可怜宋军十万兵马一溃千里，所有粮草辎重尽委尘土。童贯为逃避责任，赶紧暗中派人联络金兵入关进攻燕京，结果引狼入室，金人于十二月三日攻克燕京，使得宋廷在外交上陷入了更大的难堪境地。　　　　
　　　　这时的金人态度倨傲、要挟苛刻自然顺理成章，徽宗为了最后的一点收获也只有委曲忍让。弱者固无外交可言，除了仰人鼻息，实在也无他路可走。经过四五个月艰难的交涉，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宋帝国也在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得到了金人剽掠已尽的一座燕京空城和满目疮痍的蓟、景、檀、顺四州。而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是：原付于契丹的岁币年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燕京税赋年一百万贯，犒军费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均转付于金人；另外，赵良嗣还口头答应借给金军二十万石的军粮。尽管岁币及燕京税款尚不至于马上交付，但金人对犒军费则要求一次付清，二十万石米粮名义上是暂借，其实也是有去无还的事情。不过，帝国在这方面是从来都不把实际利益放在首位的，几座空城虽然浑无意义，但在政治上却有它的价值。天子可以援此自德，政客亦可以借此自利，既然皆大欢喜，谁又去做煞风景之事？所以尽管人人都知道金人今后必将渝盟，但谁也不敢说出口。只有赵良嗣私下里对人说：　　　　
　　　　“此盟约只能保三年而已！”　　　　
　　　　良嗣作为本朝的全权大使，是整个宋金交涉的见证人，最清楚其中的过节与甘苦。但他的这个估计也过于乐观了。帝国君臣共同的毛病是既没有想到金人会最终取得胜利，更没有想到一个新生的弱小政权竟会就此坐大。所以当金人在仅一年多的时间后就寻衅南下时，童贯万分惊诧：“金人初立国，遽敢作如此事？”徽宗天子更是如雷震顶，连呼“不意金人如此”。正是他们的不名事理，断送了帝国的半壁江山。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没有宋廷后来出于对金人的怨望而招降辽国残余势力的违约行动，金人也一定会挥戈南下。这个新兴的夷狄之邦虽然制度未备、政治未精，没有什么高深的理想，可通过掠夺性的侵伐可以获得好处的浅显道理，决定了他们不会因为仁义礼信而裹足不前。事实上，金廷内部的智识之士早就有这个想法，只不过是因为力不暇及而和宋廷暂告缓和而已。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八月，金帝阿骨打殁于军次，其弟吴乞买继位，后庙号“金太宗”。新君甫立的政局和战线过长的态势，也使金廷不得不暂且按下一头，全力对付辽之残余。但徽宗也做得太过分了，竟想到诱降狼狈逃窜的辽天祚帝，甚至许诺待以皇弟之礼、第宅千间、女乐三百余人的优厚条件，这种愚蠢之仁真是莫名其妙。更荒唐的是，天子和当时的主政者王黼想通过捷径来获得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当投降金朝的辽将张觉以平、营、滦三州来降时，竟予以接纳。岂料张觉出城接诏时，金军从天而降，张觉落荒而走，宋廷敕书、诰命尽数落入金人之手。三州既未能得，又徒授金人以“违盟渝约”的把柄，最后还不得不斩张觉首谢罪，什么好处都没捞到。从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三月开始，金人不断挑衅，先是借口二十万石军粮未能克日交齐，鼓动西夏军进攻武、朔二州，后来干脆公开起兵，于该年八月攻下宋军控制下的蔚州。　　　　
　　　　蔚州是山后九州之一，这个九州属于“燕、云”中的“云州地区”，按照宋金初约，原本也是要归于宋廷的。金人占有其中七州后，本就不愿把此战略要地让给宋朝，此时借机吞并蔚州，当然也不会再守前议。蔚州失守，徽宗仍想当然地认为这犹不过是边境争端，又复用退休的童贯前去交涉，同时仍不放弃招纳辽天祚帝的想法，命他见机行事。但辽帝也知道宋廷绝不可恃，没有接受宋朝官家的美意，转投西夏，当他在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二月十九日走到应州新城东六十里时，终于为金将洛索所执。可以想见，辽国的正式灭亡之日，也就是金兵南进之时。经过近八个月的酝酿，金廷上下于这年的十月统一了意见，决意伐宋。此后，金廷开始集结军队，准备粮草，并已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方略。这些消息当然也断断续续地传到了朝廷，但没人把它当作一回事。　　　　
　　　　这时童贯已返回太原，留在大同府交涉山后诸州事宜并兼伺敌情的宋廷使者是马扩。马扩早年即随父马政使金，又参与了交割燕京的谈判，也是帝国的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之一。这一天，马扩突然发现馆驿中供具甚厚，超出了平常款待的标准，非常奇怪。　　　　
　　　　金朝一方的首席谈判萨里穆尔笑道：　　　　
　　　　“这是最后一次招待贵使了！”　　　　
　　　　一语道破天机。　　　　
　　　　　　　　
　　　　同当年的辽师一样，金兵在短短的二十天后就打到了太原。十二月二十一日，另一路金军也已包围了中山府，离东京只有十天的路程。　　　　
　　　　一百多年前那次凄侧惨痛的记忆早已在时间的流逝中消失无痕，健忘的人们哪里还能接受这样的打击！像是在六月盛夏突逢飞雪一般，整个帝国都被这个急变所震惊，就连东京宫城鳞次栉比的流檐飞甍，也似乎为此而颤栗。徽宗在满面惊泪中的下诏罪己、遣一使求和，不过是些可有可无的姿态，朝廷下令召四方勤王之师，自然也是画饼充饥之举。宰执虽日聚都堂，依旧茫然无策，只忙着向各地遣送家属而已。在如此情形下，徽宗最后所能做的，也就是备舟楫装宝货而准备南下了。帝国君臣就如同一群刹那间受惊的雁阵，眼看就要四散而去。　　　　
　　　　太常少卿李纲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二十一日夜里，他来到素相友善的给事中吴敏的府第，郑重提出：只有今上引咎禅位，才能使天下克济赴难。吴敏没有辜负好友的信任，第二天就向徽宗建议效唐明皇故事禅位。二十三日上午，李纲怀揣血疏，在玉华阁恳请官家禅位太子以号召天下。经过几个时辰的犹豫，徽宗在无奈中终于接受了这个选择，装作因忽然中风半身不遂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宣布内禅，由太子即位。这就是后来庙号为“钦宗”的赵恒。他是一位更不幸的皇帝，即位仅一年有余，就与其父一起作了金人的阶下囚而客死异乡。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4节　靖康元年

　　　　钦宗继位六天后就是新年，新君将这一年改元为“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迫于压力，首先严肃处理了以蔡京为首的六大“贼人”，其中蔡京流放，童贯、王黼、朱勔包括蔡京的两个儿子先后处斩，李彦、梁师成赐死。然后任用李纲固守东京，也不再提弃城之事。这两件政治革新多少唤回了一些士气人心，也使得李纲成功地保住了帝国的首都。然而好景不长，当孤军深入的这支金军部队不欲恋战而提出议和时，钦宗马上就改变了初衷，以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和在东京就地搜刮而来的金银数百万两为代价，换取了金兵的撤退。令人悲哀的是，这时陆续而来的各地勤王之师已将近有二十万之众，而围攻东京的金军只不过区区六万人。　　　　
　　　　金人南侵之师兵分两路，分别由完颜宗望、完颜宗翰率领。宗望的名字又译作“斡离不”，是金太祖第二子，时任南进大军的右副元帅；宗翰又译作“粘罕”，是阿骨打的堂兄弟，时为西路军主帅。宗望这一路意在直图东京，因此进军神速。宗翰则由西路经太原包抄而下，意在与东路宗望军合攻东京。由于两路进程有异，此次进攻的目的未能完全实现，宗望撤围东京后，宗翰也回师大同府。八个月后，金廷再度发起攻击，这一次宗望、宗翰两军只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成功地实现了会合，并于十二月初完成了对东京的包围，断绝了四方宋军的来路。金人锋镝尽聚，已是势在必得，当然绝不仅仅满足于三镇之地了，宗翰派人传言，要求划黄河为界。　　　　
　　　　庙堂之上，早已没有死义之士。李纲已被罢知扬州，另一位老资格的将领种师道也不幸病死，剩下的不是贪生怕死因乱谋利之徒，就是浑无韬略自以为是之辈。虽然谋夫众多，发言盈庭，讨论的内容也只有割地请和一端。以此来对付欲壑难填的金人，又济得甚事！李纲招募的河北军已被解散，四川、福建及湖广诸路的勤王兵马也被遣回本路，帝国在军事上已没有任何抵抗力。既不想战，又不能战，钦宗只有按照金人的意思下诏，令黄河以北州县“仰开城门，归于大金”。政府既然放弃了保护百姓的本职，天下黎民自然也就失去了忠于朝廷的必要，天子诏命一出，两河百姓汹涌而起，表示绝不从命。金人无力逐城逐地攻掠，便刻意压迫已在囊中的宋廷。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三十日，在勤王之师一无赴者的情形下，堂堂帝国的天子钦宗终于跪倒在金人的面前，称臣谢罪，表示纳躯听命。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正月九日，钦宗第二次被宗望、宗翰强令至金营后，便一去无回。同时，后宫嫔妃、皇亲国戚、技艺百工、娼优僧道乃至帝国府库和首都东京的一切所有，都成了金人的战利品。　　　　
　　　　最妙的是我们的太上皇徽宗，他本在金人第一次兵临城下时就已跑到江南的镇江府去了，但由于不能割舍贵为天子的滋味，在宗望退兵后的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四月，竟别有用心地回到东京。这一次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不仅未能重坐龙庭，反而被陷危城。钦宗被执后，徽宗在金人索要甚急的情况下，被手下人哄骗出城，也当了金兵的俘虏。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初六，金人废徽、钦二帝。三月初六，册立原太宰张邦昌为帝，建立傀儡政权“大楚”。数天后，金师北还。　　　　
　　　　惟一使人感到安慰的是，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因为不在东京而免遭虎口。五月，时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的康王在离东京不远的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这就是后来的“高宗”。尽管时势仍极度艰难，但不管怎么说，大宋国祚总算是赖以保存了，这是不幸中之万幸。　　　　
　　　　　　　　
　　　　徽、钦二帝最后被迁移到金国腹地的一个偏僻小镇五国城，在夷狄的牢窗下度过了屈辱的余生。　　　　
　　　　同时被掳的皇子皇孙、王公贵戚和后宫妃嫔都随之而沦为亡国之奴。在颠沛流离的迁徙中，不少人即由于不堪饥寒而抛尸野外，其余幸存者则被迫垦田荒外，种莳自给。等而下之者降为奴隶，执炊牧马，菲衣薄食，不到五年，十不存一。最不幸的是女子，无论是王妃帝姬还是宗室妇女、名门闺秀，或沦为奴婢、或选为女乐，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金人的淫具，被奸淫毙命者亦数不胜数。百姓妇女，大多沦为娼妓，在金人的奴役下强颜欢笑，残喘苟延。　　　　
　　　　生活能够改变一切。我们的徽宗从至高无上的天子一落而至阶下囚，使他从一个异想天开的艺术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痛苦、悔恨、无奈和悲伤的体验也使他的诗词一洗铅华，成为血泪心境的真实写照。公元1135年6月17日，徽宗在尝尽了极度的屈辱和伤痛后，郁郁而终，享年五十四岁。钦宗比他的父亲多活了二十六年，于公元1161年逝于五国城。　　　　
　　　　从被俘之日直到客死异乡，徽宗从未放弃过有朝一日能够回归故乡的幻想，然而，他还是带着极大的遗憾告别了人世。兔走旧窟，狐死首丘，徽宗只有在临终时遗命归葬中国，但他的这个最后愿望也没有被金廷所同意。徽宗去世五年后，宋金休战达成协议，金廷虽然特许高宗生母韦太后归国，可并不放还钦宗。在此后的岁月里，钦宗一直希望他能避免像父亲一样的命运，执著地相信他的弟弟能够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直到最后的事实彻底打破了他的美梦。　　　　
　　　　某一种特别的经历足可以改变人的整个一生。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的那两次如履薄冰般的历险，就已经给当时的康王后来的高宗以终生都难以磨灭的惨痛记忆，在后来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我们的第十位天子始终都无法摆脱这个怵心刿目的梦魇。　　　　
　　　　第一次是这一年的元月金人首次围攻东京，其时情形紧急，虽有李纲统领守军力保城池不失，但敌气太锐，我军未集，固不能不和。然而当金使来到阙下邀亲王宰臣赴军前商议时，天子环顾宰执，竟无有对者。李纲请行，哲宗不许，怕他出言不逊惹怒金人。最后，选派李棁奉使。谈判下来，宋廷同意割地赔款，金人要求以亲王、宰相为质。李纲得知后上廷力争，反对增岁币、割三镇，更不同意亲王出使，但在内外恇惧的大势面前，未能被天子接受。　　　　
　　　　此刻，徽宗诸子中年长者只有肃王赵枢和康王赵构两人在京，蹈险入质，二者必有其一，没有其他选择。康王也许是想透了其中道理，于是私谒皇兄哲宗，毅然请行。在他的慷慨英武面前，李棁十分惭愧，不得已打了个圆场道：　　　　
　　　　“金人不过是担心我朝失信，要亲王送他们过河罢了。”　　　　
　　　　康王正色道：“国家有急，死亦何避！”　　　　
　　　　一时闻者悚然。在那一刻，我们未来的天子似乎确实有着一种为国赴难的冲动。临行前，副使张邦昌自度此去凶多吉少，害怕得涕泗交集，康王犹还责备道：“此大丈夫本分，相公不必如此！”初生牛犊的勇气在于阅历的贫乏，而并非是本性刚强，现实马上就能证明这一切。　　　　
　　　　长于深宫的康王赵构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枪林戟阵，第一次面对贪婪狡狯的夷狄之徒，也真正地体会到了敌人的猖狂气势，他无法不从内心里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惧。这种震撼足以摧毁道行匪深者脆弱的防线，凭着年少冲动而意气用事慷慨入质的康王当然未能免俗。当东京守将姚平仲轻率地夜劫金营落败，金人以此呵责恫吓宋廷人质，大有斩之以徇的意思时，康王也显然不能坚持他早先的那种豪迈气概了。不过，与已经是股战而栗、痛哭流涕的张邦昌相比，康王尚还能够自持，没把大宋亲王的颜面尽数丢尽，他倒是有理由为此自豪的。　　　　
　　　　宋廷竟然不顾人质的死活发兵劫营，颇让金人感到意外。宗望由此想到庶出的康王赵构似乎不足为恃，便提出要更换肃王赵枢来营，同时于二月初九放回了康王和张邦昌。我们的康王后来能成为天子并成功地保住了大宋的国祚，或许还是宗望一念之差的结果。倒霉的是肃王，自入为人质后，各地宋兵已渐趋京城，宗望久候西路军不至，眼看三镇也已到手，遂不等宋廷交纳金币数足，引兵北还。肃王也从此一去不回，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殁于五国城。　　　　
　　　　如果说这一次的经历启迪了康王某种想法的话，后来的那次险情则让他感到无比的后怕。靖康元年八月金兵再次南下，起初并不理会宋廷的议和之请，直到攻下真定、中山两府后，在加紧进军的同时，佯示和意，方提出割让黄河以北之地的条件。宗望这时已知道上一次更换人质反而弄巧成拙，因此一开始就准备挟掳康王为质。在这件事中，宋使王云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他听信了宗望的话，派遣从使李裕从真定返回东京传言道：金人已不复求地，但索五辂及上其尊号而已；且须要康王亲自前来，方能达成和好之议。上尊号不过是名义上的顺从，比称臣纳贡要好许多，“五辂”即帝王所乘之车，更乃无足轻重之物，明白人是不难看出金人之心绝非仅此的。但钦宗宁信其真，不信其假，在业已回朝的王云鼓唆下，于十一月诏命康王奉衮冕玉辂，偕中书舍人耿延禧及王云出使河北金营。康王赵构前一次急难赴义的英勇为他自己酿就了恶果，就算他再怎么不情愿，也是在劫难逃。　　　　
　　　　是磁州知府宗泽拯救了康王的性命和大宋国脉。宗泽字汝霖，出身于乡绅之家，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进士及第，此后一直在地方做官，政绩卓著。大约是在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的四五月份，以六十八岁的高龄应诏入京。金兵二次入犯，朝廷本拟由宗泽出使，由于他坚决反对盟赂敌国的抗战态度而罢，改命他出知前线重镇河北磁州。其时太原府已失守，出任河北的官员大都托故不行，在帝国存亡之际，宗泽表现出舍身求义的崇高风范，受诏即日便单骑就道，从者只有十余人。宗泽到任后，真定府亦沦陷于敌手，敌酋宗望又派兵进攻磁州，宗泽身先士卒顽强抵御，成功地击溃了来犯之敌，声威震于河朔。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5节　天意使然

　　　　康王一行人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磁州时，金兵已于七天前渡过黄河。宗泽认为金人绝无议和之意，力劝康王勿行。在他的影响下，磁州民众亦遮道阻谏。康王当然十分犹豫，然君命在身，王云在侧，他也无可奈何。宗泽阻留之意甚坚，最后鼓动愤怒的百姓杀掉了王云，终于使康王北行之事半道而辍。要不是宗泽的坚决，康王必然也像他不幸的父兄一样客死在异国他乡。当十二月初金军长驱直入团团包围住东京后，不仅他本人为此感到万分侥幸，连许多身陷重围的朝官都认为康王能为磁州士民所留，一定是天意使然。　　　　
　　　　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这一年的经历给我们的亲王造成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此以后那位慷慨陈词“为宗社大计，岂应辞避”的康王已经不复存在了，后来的赵构脱胎换骨，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照宗庙次序算来，徽宗诸子中康王排行既末，又是庶出，若不是金人南下掳走二帝，永远也轮不到他入继大宝。也许这两次吉星高照的意义就在于不仅仅使他能够领受到百年难遇的机会，更让他懂得了怎样百般珍惜这个上天所赐的礼物。　　　　
　　　　　　　　
　　　　康王是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二月一日受钦宗密传蜡诏开府于相州，出任河北兵马大元帅的。当时麾下的兵力约有五万，将领有张俊、苗傅、杨沂中、田师中等人，分作五路次第进发。半道上宗泽和信德知府梁扬祖率兵来会，兵势更振。但当东京议和的消息传来，特别是钦宗生怕勤王军来引火烧身，又传密诏诫勿轻动时，康王立即就倒向了元帅府中主和派汪伯彦、耿南仲的一方，转趋东平府。只命宗泽一军取道大名、开德进逼东京。为已成危卵的东京着想，康王投鼠忌器，此际停兵不进也不能算错，但当事态渐趋明朗，和议将成镜花水月的时候，再对金人抱有幻想，那就不仅是十足的胆怯，多少还有点别有用心了。当二帝终于被掳后，河北元帅府也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只有宗泽提军追击，欲从大名府渡河据敌退路邀还二帝，然而势单力薄，未能得志。　　　　
　　　　二帝被囚，东京的帝国政府随之土崩瓦解，康王在痛哭流涕中登上了天子的宝座，这是靖康二年——新帝即位后将这年改元为“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五月初一的事。第一件反映出新一代天子某种心态的行为是他对傀儡张邦昌的态度。金兵北还后，张邦昌显然是出于无奈才归宝避位的，这与他当时出任“大楚”皇帝的情形如出一辙，都是贪生怕死、毫无原则的表现。但即位后的高宗却不仅对他宽宥有加，犹还命其为太保，封同安郡王。很明显，新帝十分同情张邦昌所谓“为人所胁”的不得已做法，从某种角度说，经历过若干变故的高宗甚至很能理解张邦昌的无奈。对此，六月初赶到天子行在应天府的李纲十分不解。　　　　
　　　　“张邦昌僭逆，不得已而自归。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这是什么道理？”李纲语重心长，“陛下欲建中兴之业，而尊僭逆之臣，以此示四方，其谁不解体？！”　　　　
　　　　由此而联系起天子对伪命臣僚一律置而不问的作法，李纲更感到愤懑难捺：　　　　
　　　　“如此，何以励天下士大夫之节？”　　　　
　　　　高宗重用李纲的心情迫切，这使他最后接受了他的规劝，下诏处理了张邦昌和一些接受伪命之臣。不过，其时的不少宰执之臣如中书侍郎黄潜善等却站在邦昌的一边。在国家破败、宗庙涂炭的大是大非面前，竟还不乏为投降者开脱的人，其本身就说明帝国临时政府的立场并不坚定，至少还存在着事迫于危时采取变通从权政策的潜意识。实际上，当天子有意任用李纲之初，就有不少人持反对态度，这些人大都在一开始就力言和议而抵触抗金。例如御史中丞颜岐提出的理由是李纲素为金人所恶，不可大用。从原则上讲，这简直就是站在了敌人的立场上，若以通敌罪论处，都不算过分，但天子不过是将颜氏调离他任而已。　　　　
　　　　就在李纲大力整顿军政的同时，高宗仍不忘遣使赴金营求和，但天子诚恳的通�